1941年晋察冀军区反扫荡报告分析——历史的回顾
这一次是对1941年《晋察冀军区反扫荡战役总结》分析研究的最后一部分，做一个整体的回顾。我对这份晋察冀抗战历史文件的分析研究，还带有另一层感情的色彩：前后在我这里出没的一分区子弟数十人，他们的父母基本上都是1941年一分区反扫荡的参加者——当然全都在八路军一方。
我曾逐一分析过这些人的父母，他们有的跟着杨成武大队，比如蔺柳杞、刘寿鹏；有的跟在政治部大队里，经历过狼牙山突围和双峰村遇险，比如朱利、齐尧、杨蔚华；还有的跟邱蔚的一团团部在一起，比如郑旭煜；还有的跟着一团去了阜平，比如彭澎；还有的和卢星文带领的一分区卫生部大队在一起，狼牙山突围后隐蔽在小村桑岗，比如王磊夫妇；正因为这许多人的不同经历，使我能全面了解一分区八路军在1941年大扫荡中的全部故事。
华北抗战八年，日军对晋察冀八路军进行的全面大扫荡实际上有三次：1941年专门对冀西山区进行的大扫荡；1942年专门对冀中地区进行的“五一大扫荡”；1943年主要对晋察冀北岳地区进行的大扫荡。
这连续三年的三次大扫荡，每一次日军都占据上风，使得处于极度劣势的晋察冀八路军几乎没有招架还手之力，只能四散隐蔽躲藏。
1941年日军大扫荡的结果，导致晋察冀八路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1942年初挺进军因存在的问题突出而被撤销，合并进晋察冀。
1942年日军大扫荡的结果，导致冀中八路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最后冀中抗日根据地全部沦陷，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构被撤销，合并进晋察冀。此时虽然“三国归晋”，在领导指挥权上晋察冀形成了一个总体，但在下面还是各军分区单独在小打小闹，各干各的，中国社会小农经济的特点一览无遗，难以抵挡大工业基础上的华北日军的一体化军事结构。
1943年日军大扫荡的结果，晋察冀及一分区腹地全部被日伪军占领不说，还被修建了炮楼，要永久驻扎下去。同时，1943年日军大扫荡还是晋察冀八路军、包括一分区八路军减员最多、牺牲最多、叛变最多的一次大扫荡。
毫无疑问，从1941年开始，日军连续三年对晋察冀八路军大扫荡的起因，来自于1940年的华北八路军百团大战。在百团大战中认识到八路军才是自己主要敌人的华北日军，在第二年1941年、第三年1942年、第四年1943年，对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扫荡。
日军这三次的大扫荡，特别是1941年第一次大扫荡，主要对象是山西、河北两省。山西省大扫荡主要针对太行八路军及其抗日根据地，河北省大扫荡主要针对晋察冀八路军及其抗日根据地。而日军最初出动的师团、旅团虽然有几个，但基本主力还是师团部驻扎在太原的日军第26师团和师团部驻扎在石家庄的日军第110师团。扫荡中日军消灭八路军指挥机关和八路军主力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削弱并消耗了大量的八路军有生力量和宝贵资源。
1941年大扫荡，8月13日，华北日军最先在山西省的五台县、灵丘县用兵，从西向东、从北向南，首先向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和第四军分区展开扫荡。日军的目的，是对晋察冀党政军领导机关聚集的阜平县造成很大的压力，然后吸引各军分区八路军主力部队前去救援，以便在阜平县沙河一带与武器装备简陋的八路军进行决战，日军110师团利用平汉线铁路调兵的便利条件，从定州经唐县向阜平县包抄，最后对晋察冀八路军主力“聚而歼之”。
当然日军的打算落空了。晋察冀八路军的党政军领导机关近万人悄悄转移，晋察冀八路军约四万主力部队规避不战，避开了日军进攻的锋芒，使日军的作战计划不战而废。1941年的9月6日以后，日军远道而来协助进攻晋察冀的部队陆续返回，只留下一直在山西的日军26师团和一直在河北的日军110师团，对晋察冀各军分区实行重点进攻。
在日军10月10日开始全面撤离，17日彻底撤离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后，晋察冀军区拿出了这份给八路军总部、也是给延安党中央的这个《晋察冀军区反扫荡战役总结》。
在这份报告中，晋察冀八路军领导人已经清楚看出给自己造成最大减员损失的要害，阵亡只占五分之一，负伤只占到六分之一，而失联和逃亡占到了五分之二，比阵亡多出一倍，这是一个不小的比例。尤其在机关、后勤、地方党政干部为主的非战斗人员当中，被俘、失联和逃亡的人员要占到阵亡人员的几乎五倍左右，这几乎是一个“可怕的比例”了说明这部分人中的斗志——斗争意志微薄，许多人到了一触即垮的地步。
作为一个以“打仗”为基本职能的军队来说，“阵亡”并不可怕，有时“阵亡”甚至能达到激励斗志的作用。而“逃亡”就不同了，它是军队的腐蚀剂，对前途和胜利丧失信心，对军队斗志会起到瓦解的作用。
怎么扭转军队的八路军战士们减少失联和逃亡呢？当然光靠严格的军纪不行，主要还要靠八路军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因为来自红军的八路军首先是一支政治的军队。
此时，一件活生生的现实思想教育的典型出现在晋察冀八路军面前，这就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在反扫荡中产生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
或者换句话说，1941年大扫荡留给八路军及中共军队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遗产，就是“狼牙山五壮士”这个英雄集体的出现。
从半个多世纪以来，直至最近，无数反共、亲日、反八路军、反对抗日的分子都要极力污蔑、诋毁、推翻“狼牙山五壮士”来看，“狼牙山五壮士”的确代表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当晋察冀军区领导在上交这个《晋察冀军区反扫荡战役总结》的时候，当时转移到唐县、曲阳县隐蔽的晋察冀军区领导已经从老百姓口中，听说到了在狼牙山上有几名八路军战士与日军战斗了一天之后，弹尽路绝，他们最后英勇不屈，宁可跳崖牺牲也不当日伪军的俘虏。
这个来自老百姓中间的口碑传递，使不大了解这其中全部情况的晋察冀军区领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迅速与杨成武联系（不知道是电报还是埋藏在地下的电话飞线）：查明此事情后速报军区。
而当9月25日那天，“狼牙山五壮士”英雄事迹产生的时候，杨成武大队在完县-唐县交界的花塔山陷入日军的重围之中，正在极力脱离险境。两天后，从梯子沟突围脱险后回到了狼牙山九连山的杨成武，与晋察冀军区接上了头。杨成武立即根据晋察冀军区领导的指示，派出新任一分区宣传科长钱丹辉，去了解五壮士跳崖的经过并写出纪要。
接受命令的钱丹辉先去老君堂，找到还在养病的一团长邱蔚，了解事情的整体情况。邱蔚当时只讲了一个大概，即狼牙山突围时，他安排七连担任掩护任务，进一步详情就不清楚了。钱丹辉接着再去桑岗村卫生院，从狼牙山突围脱险后的一分区卫生部，在副部长卢星文的带领下就隐蔽在这里。五壮士跳崖后侥幸生还的葛振林、宋学义此时也正在这里治疗养伤。
老君堂也是9月24日夜间狼牙山突围的指挥部
钱丹辉凭借着桑岗村头那几座新坟找到了卫生部
由于当时从狼牙山突围的七连隐蔽在老君堂以东沙岭村不远的蚕姑坨一带，还没有归队；去阜平的老一团也没有回来，所以钱丹辉无法采访七连的领导。
钱丹辉从桑岗村采访葛振林、宋学义回来，将这份情况纪要写出，由杨成武上报给晋察冀军区领导，再报给延安。从一分区一团这五名战士宁可跳崖，牺牲自己，也不做俘虏的英勇不屈的事迹上，聂荣臻看到了教育部队的大好题材，“狼牙山五壮士”（最初叫“五勇士”）就这样产生了。
以后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列入为重要宣传内容，派记者调查采访，派摄影师拍照，都是在这以后发生的事情，都是在钱丹辉纪要报告的基础上开始的。如果说，是晋察冀八路军和延安的宣传，使世人知道了“狼牙山五壮士”；而使晋察冀八路军和延安知道“狼牙山五壮士”的，却是钱丹辉。
1941年大扫荡半年后拍摄的，所有在场人都是1941年大扫荡的幸存者，红圈中的人就是钱丹辉
直至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人们对1941年日军晋察冀大扫荡中的聂荣臻、杨成武的印象都淡化了，对这个第一个宣传“狼牙山五壮士”事迹的钱丹辉更是一无所知，可是对“狼牙山五壮士”的印象却日益加深，永不磨灭。这就是“英雄”与“领导”的区别。“领导”可以忘却，“英雄”却可以世代相传，永志不忘。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当年侵华的日本军人当中，也会有正直的人，他们对舍身挽救自己民族的英雄也怀有崇敬之心。“侵华”属国家政治行为，作为个人，难以左右；但“正直”属个人道德行为，可以与生俱有，终身相随。只有在精神领域具有高尚品质的日本人，才会对保卫自己祖国牺牲的中国人抱有崇敬之心。
日军高层军官为中国牺牲者立碑鞠躬，这是一般中国人想不到的
日本人笔下的五壮士幸存者：《“狼牙山五壮士”》（负伤生还的两英雄：葛振林（右）、宋学义，1941年，李途摄）八路軍と新四軍の二軍を整備した。1941年８月，5兵士は，河北省の山野で日本兵を駆逐した英雄として賞賛された。この先頭で活躍した八路軍兵士5名のうち3名は死亡し、生還したのはこの写真の2名のみ。
我再举一个现实中的人物实例。
几天前，2018年1月26日晚上，日本各电视台播放了一条滚动新闻：自民党の元衆議院議員で、党の幹事長や官房長官などを歴任した野中広務氏が２６日午後、京都市内の病院で亡くなりました。９２歳でした。
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野中广务病逝于京都，享年92岁。野中是日本政界眼中的亲中派，野中对日本在二战中侵略角色的反思，希望日本能向中国、韩国道歉。1998年，野中成了自民党首位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干事长。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决定将钓鱼岛“国有化”，引发中日间的争议。已退休多年的野中广务，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发生这种事，身为日本人我觉得可耻，向中国人民道歉。”他说，如果钓鱼岛的纷争要解决，他会建议中日双方设立共同特别财团，一起出资开发，共享周边资源。
日本有这样亲中勇气和远见的政治家的确少见。
1941年日军大扫荡的四年之后，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国的抗战取得了胜利。
可能有很多人却不知道，在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在中日战争的这个中国大陆的战场上，日军仍是强势的一方，占据上风；中国军队处于弱势，居于下风。宣布投降的日本军队仍然占据着中国大陆最富饶、工商业最发达、人口密度最大的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为日本占领军效力的伪官吏、伪职员、伪军，远远超过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甚至超过了国民党军队及官员。
由于当年这样的强弱势力量对比，也由于当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一触即发，双方都在极力争取第三方势力——即日伪势力的加入以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当年对出卖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汉奸”行径的清算只走了个过场，没有从根本上、从思想上进行彻底地清算。
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以诬蔑、诋毁抗日英雄为代表性的亲日、媚日的行径再一次抬头，搅乱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和人们的思想价值观，是毫不奇怪的。
前不久，由于“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案”开庭，自愿担任“狼牙山五壮士”一方的律师王文华等人，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饱尝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在一张张麻木不仁、爱搭不理的面孔中四处游走，艰难取证，终于尝到了今天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到底什么是“什么东西”。就是讨好上司，升官发财，他们还会关心你什么“狼牙山五壮士名誉”如何吗？
我不知道王文华等人的悟性如何？我不知道一切关心“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案”的旁观者悟性如何？假如悟性好的话，就会清醒地预见到在未来这后面可能会发生的一切：
当有朝一日中共这个摩天大厦将倾的时候，“更无一个是男儿”的场面也将会在中国出现。
一个民族，只要存在一天，就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英雄。哪一个民族能没有自己的民族英雄呢？一旦自己的这个民族精神和民族英雄没有了，这个民族也就不存在了。但要大力提倡这个崇尚独立自由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英雄，只有在外敌入侵，严重威胁到这个民族的生存才有意义。在和平时期过分提倡这个民族精神和民族英雄，就很可能走向“狭隘民族主义”，走到了一切“排外”的极端。
比如，前几天在日本成田机场发生的事件，实际上只是航空公司与旅客之间发生的普通民事纠纷，与历史矛盾、国家大义、民族情结毫无关系。如果硬要被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还唱起国歌，就绝对是民族主义的反面教材。
一个日本研究生毕业的日本人自愿选择了在中国定居，一住就是近十八年，他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人具有很强的包容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也是某些封闭保守的岛国民族所不具有的民族长处。
重新回顾1941年的《晋察冀军区反扫荡战役总结》，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并不是为了掀起民族仇恨。所以研究抗战史，我更多的是研究晋察冀八路军的内部发展，其次才是研究中日之间战争过程的细节部分。
实际上，今天严重干扰中国发展的大敌、严重威胁中华民族生存和黎民百姓幸福生活的大敌，不在国外，而在国内。用障眼法鼓吹“与境外反动势力相勾结”，暗地里鼓动老百姓上街游行反对某个国家，以避开人们关注的视线，把这个国家和民族堕入万劫不复的苦海之中，变成一小撮盗国贼的钱包和奴隶，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