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研究所想到的
我从2009年到今天，2017年，对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研究前后加起来，总计有八年多时间，顶上了华北抗战的全部时间，写出的研究文字大概也有十来万字了吧？有时你自认为研究得很透彻了，但实际上差得远呢，许多战斗的细节问题你知之不多，在质疑面前你还要再下努力，继续深钻。
这就是做学问，这点埋头在旧纸堆里沥出真相的精神还是要有的。
说到深钻，就不能不提到姜克实教授。很多人，基本上都是出自大陆的“红二代”，对姜教授质疑八路军的举动恨之入骨，大骂“汉奸”。其实正是姜教授的质疑，才推动了对中国几场战斗的深入研究，其中就包括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说句实在话，理应当感谢姜教授才对，骂人不是做学问，代替不了讲理。
在研究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过程中，时间长了，总会有一些想法，这一次我就谈谈我这些想法。当然，不完全都是想法，也是对现在这几篇有关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专题研究的小结，算是做一个综述。
作为中国大陆的抗战史研究者，与姜克实教授相反，我一直都是从八路军的角度和史料方面去进行研究的。我不熟悉的或不擅长的方面，比如日军方面的情况如何，我就基本上不去涉及。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无法去研究你不知道而且不清楚的东西。
在中国大陆，基本上有四个方面在从事中国抗战史的研究。一个是解放军的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研究对象是解放军，即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历史；第二个是社科院近代所，应该在革命史部分，在从事抗战的专题研究，他们还办了一家中国唯一的抗战研究刊物；第三个是各高校的近代史或革命史专职教授，这些人是姜教授的同行，但没有一个人达到了姜教授这样的研究水平，从质疑精神到研究成果都不行，也就是说，如果姜克实教授在中国大陆从事史学教学和研究，将是高华那样的一个“另类”；第四个，最后一个研究群体是中国民间，当然以萨苏先生为首。
无可非议，萨苏是中国大陆民间研究抗战史的领军人物，功不可没。我就是在萨苏先生的“忽悠”下，走上中国抗战史研究这条路的。
中国的民间抗战研究大都出自“红二代”和“国二代”，即那些坚持抗战的那些老兵中有点文化底子的后裔，这也是他们从事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动力。但由于中国民间这个研究群体基本上都不具史学专业的素养，所以研究的水准很低，研究成果中的漏洞很大，很容易继续受到质疑。
还要说明的是，“红二代”和“国二代”中的许多人，对抗战这段历史似知非知，你看看由他们支持拍摄的那些“走了调的”抗战影视片就知道了。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连从事抗战史研究的意义都不知道，浑浑噩噩的一无所知，又不思进取，中国的抗战史学研究有时就是被这些“抗战史盲”给引入歧途的。
1939年11月发生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起因和过程其实并不复杂：雁宿崖、黄土岭都在河北省涞源县，一个多山缺水的贫困地区，今天，2017年的年末也是如此。由于战争年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们的父母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居住过多年，我对涞源县，包括对涞水县、易县、满城县、房山县、门头沟等周边地域并不陌生。
时至今日，我们家每周必吃一次的“豆角焖面”，就来自涞源县的地方传统饭食。我不知道这道涞源县传统饭食的原名叫什么？我也做了点改良，做这道主食与蔬菜一体的饭食使用的是鸡大腿肉，比“红肉”更健康的“白肉”；而且把这道“豆角焖面”中原有的土豆给去掉了，原因是土豆虽然与豆角“很搭”，但土豆与面条似乎“不搭”，口感不对。
抗战初期，涞源县原本是师团部在石家庄的日军110师团的管辖区域。1937年10月自从杨成武带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进入到涞源县，成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此后的抗战八年，一分区管辖区域几次变更，但涞源县始终都是一分区辖区，而且八路军从此再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
涞源县在杨成武的生命中有着里程碑般的非凡作用，杨成武在这里住了七年多时间，涞源县也是杨成武走向一生辉煌的一个起点。
抗战初期几乎整个1938-1939的一年半时间，一分区八路军的交战对手是日军110师团所属部队，基本上都是联队部在保定的110师团所属110联队。即姜克实教授所在的日本南九州地区的冈山步兵联队。
可能是深感到“鞭长莫及”的缘故，根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北支治安战》和《驻蒙军战史》的记载，1939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即日本人所说的“北支那派遣军”，打算卸掉涞源县这个包袱。于是，“主要以地形上的理由，将其划归驻蒙军的作战地区”来管辖，华北日军把这个沉重的包袱扔给了张家口驻蒙日军。而张家口驻蒙日军又把涞源县的管辖权交给了独立第2混成旅团，旅团长是年已52岁的阿部规秀少将。
1939年这一年，阿部规秀的八路军对手，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年25岁，已经有了九年红军正规部队的战斗经历。
不久前，阿部规秀刚从隶属于110师团指挥的第1独立混成旅团长平调到第2独立混成旅团任职。日军第1独立混成旅团的管辖区域在河北省南部至河南省北部一线，地理区域叫“冀南豫北”地区，对手是原西北军的国民党杂牌军孙殿英、石友三等部队。总计十几万人，十倍于阿部规秀的这个旅团。
处于绝对弱势的阿部规秀采取了“敌手不战”的相持战术，同时成功分化了这些一线杂牌军与国民党政府、与八路军之间的关系，使处于强势的中国军队无心，也无力与日军交战，暗中纷纷与日军交好。再以后，在阿部规秀走后但阿部规秀谋略的延续下，这些中国杂牌军纷纷能从暗处走向公开，干脆投靠了日本军队。
来到张家口的阿部规秀，在接手110师团的涞源县新管区之后，提出《日本驻蒙军独立第2旅团1939年度第三期治安肃正计划》，打算从1939年到10月到1940年的3月，用六个月时间来清理辖区内的八路军——当然主要是一分区八路军，也包括新成立的平西挺进军。
可你不想想？110师团在一年半时间都没能做到的事，你阿部规秀有何大能耐，在半年内就做到呢？就像半个多世纪后的“要想富，先修路”一样，当年是“剿八路，先修路”，但八路军岂能让你从容修路？
你刚修不久，在蔚县境内，一分区八路军就派出两个营，千来人的部队，连夜把你的修路大队给打掉了，叫你修不成。这就是黄寿发带领部队打的“麻田岭战斗”，《杨成武回忆录》和一分区军史中错记为“摩天岭战斗”。
平心而论，考察中国大陆的抗日战争历史，当年日军所采取的许多措施，都具有前瞻性的杰出步骤。我看到过北京沦陷期间日本人为北京未来的发展所做的规划，保护北京的古迹建筑和老市区，另辟北京的新市区，考虑得周全细致。不像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中国开发商，拆掉真古迹建筑，再建一些假古迹建筑，这一拆一建，开发商及有关官员到手了大笔利润，当年日本虽然搞侵略，但没腐败到这个地步。
还比如抗战期间日本人在涞源县建石棉矿、在易县地势较高的紫荆关建水电站，中国在半个多世纪后才搞的“改革开放”，日本人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先行了一步。当时处在战争的环境中，中日之间互为敌手，“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于是紫荆关水电站刚建起来，就被八路军给炸掉了。放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你不是在破坏“引进外资和外国的先进技术”吗？
今天修建起来的张家口至涞源县的公路也是这样。沟通南北的“张石公路”，连接着张家口到石家庄之间的大片地区，就连八路军多次阻击白石口日军的涞源县鼻子岭也修建了隧道。可几乎没有人能想到，这也是几十年前日军的梦想：将张家口的日军混成第2旅团同石家庄日军110师团连接在一起。晋察冀领导人最怕的就是这一点会真正实现，于是聂荣臻指示杨成武，一定要毫不拖延地打掉日军的修路大队。
当年只要有八路军在，张家口向南直通到涞源县的山区公路就休想修通。
“想修路，先要打八路”，搞清楚这个道理的阿部规秀，先是派出自己的部下辻村宪吉，兵分三路去打八路。想不到八路军集中了六千人的兵力，在一个叫“雁宿崖”的地方把日军最主要的一路——辻村宪吉亲自带领的那一路给打掉了。
气急之下，阿部规秀亲自出马，去找打掉了辻村宪吉的这股八路军拼命。可能正因为操之过急，阿部规秀把自己的命给丢了，占据着军事优势的52岁的一个老军人，结果死在了一个处于弱势的25岁年轻军人的手里。
如果阿部规秀用兵谨慎，不急于寻求八路军主力进行决战，他很有可能活到战后。
阿部规秀的死带有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
分析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这两场战斗之间的差距是明显的，雁宿崖战斗的成功和黄土岭战斗的不成功，都是由各自的鲜明特点所决定的。
雁宿崖战斗，八路军方面具有明显的“蓄谋性”，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而日军辻村宪吉却浑然不觉。辻村从涞源县城一出动，实际上胜负已定。不仅如此，八路军出动的兵力在日军兵力的十倍以上，具有绝对的压倒优势；而且八路军占有地形的优势，居高临下，以逸待劳，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日军方面有什么呢？
日军与八路军相比，步兵训练有素，且炮兵火力强大，弹药充足，如果日军的步兵与炮兵联手打阵地战，八路军虽有十倍的兵力优势，但未必能占到日军的便宜。可这些优势尚未发挥出来，八路军已到了眼前，没有步兵保护的炮兵只能弃炮而逃；而没有炮兵的火力支持，日军步兵的优势被大大削减，最后只有被消灭的下场。
黄土岭战斗未能全歼日军，杨成武、陈正湘道出了诸多原因，比如黄土岭日军比雁宿崖日军要过于强大，而八路军方面协调不够，等等。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的客观情况，但绝对不是不可克服的实际困难，黄土岭战斗未能成功歼敌，事后以上述这些原因作为理由，可以，但不是绝对的，因为在黄土岭战场上，八路军不是没有取胜的可能。
所以最熟悉黄土岭战场情况的陈正湘在事后感叹曰：如果不是有的部队过早退出战斗，本来是可以全歼这股敌人的。
由此看来，未能全歼黄土岭日军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日军太强”，也不在于己方的“协调不够”，只要有时间，八路军歼敌的斗争意志坚决，不在中途打退堂鼓，强敌可以打成弱敌，己方也可以相互协调，关键的问题看来在于“时间不够”。随着日军援军的逼近，黄土岭战场原本占优势的八路军不得不逐个撤退，全歼日军成为了泡影。
追问一下：老天给没给八路军全歼日军的机会？如果没给，那不怨天也不怨地，只怨没有“天时”，老天没给这个机会。
但这个机会老天的确给了，给了哪一天？11月6日这一天。
阿部规秀11月5日早上从涞源县城出发，一路没有遇见大的阻碍，5日下午到达了雁宿崖。
打掉阿部规秀日军的历史机遇就摆在了八路军面前。
从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来看，当时打阿部规秀日军，有上策、中策、下策三个时间选择。
上策，当然是11月5日那一天。阿部规秀刚到雁宿崖，以逸待劳的八路军早就埋伏在两边的山上，居高临下再接再厉。疲惫不堪的阿部规秀一路急行，好不容易赶到了雁宿崖，却没有预料到八路军竟然敢虎嘴拔毛，在原地等着他，一定会被打个猝不及防。
之所以5日那天没有打，主要原因是八路军没有准备好要打，即使前线陈正湘自己想打，但上面也没有下命令要他打。
要想在5日阿部规秀一到雁宿崖就开打，一点战机都不错过，一个先决条件是情报的及时和可靠性，帮助八路军指挥员先行决策。而这个先决条件当时还没有具备。
现在不少有关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文章，大谈八路军情报员冀诚在涞源县城的情报收集，及时传递到一分区司令部。实际上这个情报的质量并不高。
我曾有撰文多次谈到抗战时期的一分区情报来源，基本上都在伪保长、伪军小队长以下，很难搞到更高层次的情报。
八路军如果想在5日开打阿部规秀，一定要搞清楚阿部规秀随行日军的实力状况，特别要搞清楚阿部规秀的后续还有没有日军？涞源县境的周边日军分布状况，有没有可能在阿部规秀被打后迅速来救？这些所需要的内容当时都不具备。
由于到手情报的欠缺，用兵一向谨慎的陈正湘在仔细观察来到雁宿崖的日军之后，确定了日军的数量不大，确定了来到雁宿崖的日军没有后续部队，确定了雁宿崖-黄土岭周边没有日军在活动，陈正湘这才下定了要在原地“再打一仗”的决心。
5日给来到雁宿崖的日军一夜休息时间，此时还有中策，6日那一天。看后来杨成武的打算，确实准备在6日那一天打响的。但由于当时落后的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二团联系不到，特务团又赶不到，剩下的一团、三团、二十五团不敢单独打，于是又白白浪费掉一天，日军继续在休整，同时在熟悉雁宿崖-黄土岭的周边地形。
5日、6日都白白浪费过去，最后只剩下7日这一天，在时间上已成为下策。
实际上，这一天的全面战斗在下午3点才全面打响，11月的天气，到5点多已开始天黑，因为八路军居多数，怕误伤自己人，只能停止攻击。于是成为下策中的下策——下下策。
黄土岭战斗的八路军主力一团连续四五天都在作战，难以得到很好的休息，此时已成为疲惫之师。
“那几天，黄土岭一带阴雨连绵，山梁上根本没有遮蔽物，同志们的衣服全都湿透了，鞋子也被水泡掉了底。”
“部队因连日奋战，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伤员也逐渐增多。”
三团、二团，没有像一团那样几天来脚步不停，但战斗决心不如一团。特务团是刚组建的部队，这是头一次作战，还在磨合期之中。只有一个生力军二十五团，可惜交战不久就被调走。所以，黄土岭战斗打成“夹生”，其实早在意料之中。
1939年11月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在解放后的半个多世纪时间里只有宣传，却没有展开细致的研究。也正因为由于主要目的是用于宣传，所以有人会觉得夸大一些战斗成果、编造一些战斗过程没有关系，反正只要“抗战打鬼子”这个政治基调没有错就行了。
编造的太多了，结果哪些是真话、哪些是假话都分不清了，以至于一旦某些海外学者，比如姜克实教授，搬进日军的史料进行质疑，那些八路军战绩的宣传者没有一个能站出来应辨，只能装聋作哑，假作不知。
宣传代替不了历史研究，正如蒙昧代替不了科学，当对方用科学来进攻你的时候，虽然你自认为是“正义的一方”，但你没有反驳的武器，只能以失败告终。几十年前那场中日战争，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军始终是中国战场上强势的一方。
这样的局面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再一次出现，日军的史料依旧在中国大陆的抗战史学领域耀武扬威，中国的官方史学界竟莫有能与之敌者。
这也是中国大陆几十年来“以宣传代替研究”出现的重大恶果。
介入到雁宿崖、黄土岭战斗题材的中国抗战影视剧，也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既有十分符合历史真实场景的四集电视连续剧《黄土岭1939》；也有内容十分不着调的抗战电影《诱狼》和《杨成武猛攻东团堡》。
搞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求真”。追寻历史的真相，追求历史的真实性，而不被那些人为的或非人为的历史假象所蒙蔽。就像今天的建筑开发商用大批的假古董建筑来代替真古董建筑一样，许多“伪历史”代替了原来真实的历史。
你比较一下我上面所说的三部抗战影视剧就知道了。
由于八路军方面留至今天的历史档案严重不足，就只能靠大量的当事者的回忆录来弥补。个人的成部头回忆录和《星火燎原》上刊登的单篇回忆文章，都要阅读。还有很多抗战老干部晚年自己撰写的回忆录，因为属自费刊印，躲过了编辑审查和删减的厄运，留下了许多更真实的内容。
阅读回忆录，见其文章如见其人，你可以清楚知道一个人的秉性和道德素养如何。
一部回忆录或回忆文章的准确与否，分为“无意的”或“有意的”两种情况。
年事已高，年代已远，记忆不清，属“无意的”的一面。明知不对，却根据自身的需要有意“记错”，就属于“有意造假”。我所说的，见其文章如见其人，就是这个意思。老实人写回忆录，一定也是老老实实，不会编造。不老实的人平日里就撒谎成性，到写回忆录的时候，能有多少话是真的？
根据人品来读回忆录，决定其“取舍”各占多少？这就是“不可不信，但不可全信”的出发点。
我以前多次强调过，一个政党和政治团体的政治路线，与其道德水准如何是不同步的。所以，同样有道德水准很高的人自愿选择自己的政治道路，同时也挡不住道德水准很低的人选择同样的政治道路。
说白了，共产党里有着道德水准不同的好人和坏人，同样，国民党里也有道德水准不同的好人和坏人。日本军队里也是如此，由于日本社会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均远高于中国社会，可能遴选标准还会更严格一些。一个在任人唯亲的个人提拔传统的共产党里或国民党里，可以很容易爬到高层领导位置的坏人，可能在有着严格晋升制度的日本军队中就很难如愿以偿。这就是有没有“制度”的不同。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日双方的研究结果差距之大，这个分歧是很难弥补调和的。
请原谅，我把始终坚持日军史料观点的中国学者也归到“日方”一边，是因为他们坚定不移地持日军史料的观点，第一，战斗结果上：认为八路军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消灭日军“没有如自己宣扬的那么多”；第二，战斗过程中：认为最后的日军阵地并没有被八路军攻克，始终控制在日军手里。
在中国的古代成语中，将对话双方没有共同出发点的对话称之为“鸡同鸭讲”。有关雁宿崖、黄土岭的中日战果的争辩就属于“鸡同鸭讲”。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再无休止的争论下去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明白人果断中止双方之间的争辩，没有意义。与其争论下去，还不如做各自的研究，让历史作最后的评判。
否定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的八路军战果，几乎等于在掘中共的祖坟，对中共具有毁灭性的政治批判意义。
八路军是中共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而晋察冀八路军又是中共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一个重要成果。否定了发生在1939年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八路军所取的重要成果，第一，可以暴露出中共在抗战中欺骗民众、欺骗国民政府的欺骗嘴脸；第二，进一步揭露八路军“游而不击”的假抗日伎俩；第三，还可以显露出八路军是一群战斗力低下的乌合之众，几千上万的八路军损失惨重，竟然只打死日军不足百人。
可别小看了这个抗战史的争论。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
不知道中国大陆的抗战史学界，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