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的涞源支队
1939年11月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都发生在涞源县境内，而参战的八路军大都属于“越境作战”，从邻近的易县、唐县等地赶过来的。而属于涞源县境内的部队有两支，一支是以银坊为团部驻地的一分区主力三团；另一支是以走马驿为支队部驻地的涞源支队。
三团，特别是涞源支队，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起着不可忽视、也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这一次专门谈谈当时被称作“三支队”和“曾支队”的涞源支队。
作为军分区的主力团，三团的指挥上司是一分区司令部。1939年11月黄土岭战斗结束后，银坊成为日军的首要打击目标无法再继续驻扎，三团转移到易县的塘湖地区，一团的东面。1940年以后，一分区用骑兵营和炮工连（炮兵、工兵混合连）交换过来的二十团来到一分区，从此驻扎在涞源的银坊，一直到1944年冬天调到察南蔚县。
作为涞源县的地方部队，涞源支队的指挥上司是涞源县委。但每逢重大战事，由于涞源县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涞源县地方武装涞源支队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所以常常是杨成武司令员亲自指挥。
抗战八年的涞源支队前后成立过五届，都是一分区司令部直接任命的支队长。
1937年10月，占领了广灵、灵丘、涞源、蔚县的独立团，分别成立了第一至第四共四个地方游击支队，涞源支队按照“排行”是“老三”，所以被称作“三支队”。第一任涞源支队的支队长是独立团的作战参谋（一参谋）肖应棠。1938年初，肖应棠带领第一届涞源支队四百余人全体加入到邱蔚、肖峰重新组建的一分区三团，当时叫“三大队”，肖应棠担任由涞源支队组建的三团三营的营长。
肖应棠走后，曾任独立团二参谋，即侦察参谋的马辉，从独立团特务连的连长调到涞源支队，组建第二届涞源支队。1938年5月，马辉带领第二届涞源支队四百余人加入到一团，马辉改任一团三营长。马辉走后，涞源支队有几个月没有重新组建，直到1939年1月，一分区在杨成武带领下占领了易县。
由于一分区占领易县后重新划分了管辖区域，原属于山西雁北地区的广灵、灵丘二县被划出一分区管辖范围，在这之前被一分区任命为广灵县长的曾雍雅“下岗”，回到一分区，被杨成武任命为涞源支队第三任支队长。
1939年2月，上任后的曾雍雅组建第三届涞源支队，下设相当于连或中队的五个大队，总计四百多人。人们习惯上还将涞源支队成为“三支队”或“曾支队”，但实际上，涞源县此时已经成为一分区六个管辖县中的“老大”，涞源支队在一分区司令部游击支队的序列中为“一支队”，而不是“三支队”。
曾雍雅干了一年多时间，1940年底，百团大战的涞灵战役结束后，一分区以马辉特务营和曾雍雅涞源支队为骨干组建主力三十四团。三十四团的团长熊奎，以前的一分区一团副团长，黄土岭战斗后为战斗失利担责，调任易定徐支队的支队长，这一次担任三十四团团长。三十四团团政委黄连秋，前一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前特务营营长马辉调任二十五团副团长；前涞源支队支队长曾雍雅接任熊奎担任过的易定徐支队的支队长。
组建三十四团之后的涞源支队，还留下一个四五十人的骨干队伍，作为保卫涞源县委的基本武装，全部由担任着涞源县基层民兵骨干的基干组成。这个“小涞源支队”，在1941年夏秋季大扫荡中杨成武隐蔽在涞源县起了关键的向导作用。我后面还要谈到。
1942年，晋察冀所属部队都缩编改制，大团改为小团，缩减下来的部队骨干将地方游击支队组建为地区队。这样，有着一支队番号的涞源支队组建为一区队，很多一分区老兵仍习惯称之为涞源支队，这是第四届涞源支队。一区队由来自二十五团的齐景武任区队长，涞源县委书记梁正中任政委，二十五团营教导员张培信任副政委。全区队共有三百来人，主要的战斗骨干都来自精简下来的二十五团。
在《涞源县抗战史》里，记载涞源支队改编的一区队只有两百多人，比我在这里公布的数字要少，这是怎么回事？
1942年初，一分区部队改制，成立仅一年的三十四团由于战斗减员，而兵源枯竭又补充不上，于是改编为二区队，也叫“龙华支队”，隶属于新成立的龙华县委，有成员八百余人，是各区队中实力最强的一个。二区队管辖地域是一分区新成立的龙华县，狼牙山以北的易县地区和部分涞水县地区。龙华县县长赵鹏飞，退下去之前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三十四团被撤销编制，也由于一区队的人员太少，还要抽出人员成立武工队，人员就更显得不足。在二区队，原先加入三十四团的一些涞源籍干部战士听说了此事，于是要求回到涞源县工作。经请示分区同意，马辉担任二区队区队长、黄连秋担任区队政委的时候，将百余名原涞源籍干部战士调回一区队。
以前，并没有明确涞源支队的政委都是谁？直到1942年，第一次明确了各县游击支队，由县委书记兼任支队政委，雷打不动，一分区只委派支队长和支队副政委。作为老资格的涞源县县委书记，梁正中自1939年就担任涞源支队的政委，所以当时的涞源支队也被称为“曾雍雅、梁正中支队”，但自1942年以后一支队（区队）干部战士的日常政治工作由副政委负责。
1944年初一分区整风之后，一分区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重新调整，取消区队编制，恢复游击支队。原一分区三团副团长黎光调任涞源支队新任支队长，原三团连指导员高粮被任命为涞源支队新任支队副政委（要求去学摄影没有到任），这是第五届涞源支队。
涞源支队，是一分区管辖的六个县成立的四个游击支队中名副其实的“老大”。由一分区直接任命的这五任涞源支队的支队长，资历级别都相当高，其中，第一任、第二任、第三任、第五任支队长肖应棠、马辉、曾雍雅、黎光，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1955年授衔的少将；只有第四任支队长齐景武是抗战干部，1955年授衔上校。
肖应棠1945年以后担任由一分区部队组成的野战旅的旅长；马辉1945年以后担任由冀察军区组建的独立旅的旅长；曾雍雅1944年冬跟一批一分区干部一起去了冀东；黎光1945年以后担任由原一分区二十五团组建的六旅十七团（以后改为四旅十一团）的团长。1947年春，黎光升任五旅副旅长，齐景武接任黎光的团长职务。
涞源支队政委梁正中，原本是搞党政工作的地方干部，在抗战期间二十团驻扎在涞源县的几年当中，二十团团长陈宗坤同涞源县委书记梁正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5年抗战胜利后，打下张家口、宣化的冀察军区决定成立察北军分区，陈宗坤被任命为察北军分区司令员。经陈宗坤介绍并动员，梁正中从此改做军队工作，担任察北军分区政委。1955年梁正中授衔大校，一直在北京军区后勤部工作。
涞源支队不仅是一支属于涞源县的地方游击支队，还是一分区主力团的后备军。涞源支对作为一个县委领导的游击队，前后五届，鼎盛时（肖应棠、马辉、曾雍雅时期）达到三四百人，最弱时（齐景武、黎光时期）两百多人。一分区主力一团、三团、二十团、二十五团、三十四团，都先后从涞源支队中抽取了大量的战斗骨干，有时甚至是全盘端走。
涞源县还是一分区唯一的一个实行征兵制的县。一分区管辖的其余五个县由于情况特殊，都无法实行征兵，所以为一分区主力团征集新兵员的担子都压在了涞源县的身上。
原则上，涞源支队作为地方部队，主要职能是在县委的领导下在涞源县境内作战的，但在特殊的情况下，也会到境外作战。
我举两个事例。
一个是1939年5月的一分区一团为主力攻打易县易涞公路上的大龙华据点。这场战斗因为一团长陈正湘当时患病，正在康捷医生的陪伴下养病（几个月后的10月份，雁宿崖战斗之前结婚），所以这场战斗由杨成武亲自指挥。在有着众多主力部队参战的情况下，杨成武特地调曾雍雅的涞源支队过去，作为“奇兵”。
涞源支队在大龙华战斗中的“奇兵”作用，几乎任何一分区史料都未曾提及过，我随后再细讲。
1941年夏秋，日军对晋察冀实行史无前例的大扫荡，在杨成武突破日军在易县狼牙山的重围过程中，杨成武将涞源县的二十团和涞源支队都调到易县狼牙山脚下，一起行动。此时的涞源支队在半年前已合并进三十四团，剩下的不足四五十人，都是担负着涞源县各级县区机构的职务而无法脱身的基层干部。
杨成武带着二十团和涞源支队一起突围，说明他最终的目的是隐蔽在他十分熟悉的涞源县境内，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果然，当杨成武向北接近到易涞公路时一个大掉头，又向西直奔涞源县而去。行进中，只见二十团声势浩大地直奔银坊，而杨成武大队在涞源支队的引导下，已经在半途中悄悄拐了个弯，隐蔽下来。
我这一次谈涞源支队，主要是谈涞源支队在雁宿崖、黄土岭中的重要作用。这个时候的涞源支队是在第三任支队长曾雍雅的领导之下。
1958年，在杨成武那篇《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发表的几乎同时，曾雍雅也写了一篇回忆录《给敌人“带路”》，发表在《星火燎原》三十卷系列04·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专辑上面。
不是这种版本
是这种版本,我收集了精装、简装的几个版本
杨成武那篇文章在先，曾雍雅的回忆文章在后，这个顺序十分重要，这揭示了曾雍雅的主要思路来源于署名杨成武的这篇文章。
记忆好的人应该还记得，我在前面介绍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有关亲历者的回忆时，其中并没有介绍曾雍雅的这篇文章。这是因为，我介绍的是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的战场情况，而涞源支队并没有参战雁宿崖、黄土岭的主战场的战斗。当时涞源支队在雁宿崖战斗时起到的是“带路”的作用，将日军带到，即完成任务，雁宿崖战场并没有参战，雁宿崖战斗有那三个主力团已经就足够了。而黄土岭战斗，涞源支队并没有过来，而是在三岔口以西的地方，另有任务，没有到黄土岭这边来。
但是在曾雍雅《给敌人“带路”》这篇回忆文章中，写的是“双带路”，既为雁宿崖战斗的日军“带路”，又为黄土岭战斗的日军“带路”。这就好像“空城计”唱了一遍没有过瘾，于是又原样唱了一遍重复版的“空城计”。
但如果仔细看曾雍雅的《“带路”》这篇文章，前部分雁宿崖“带路”就写得有声有色，读了后如身历其境，而后面部分的黄土岭“带路”就逊色了许多。但如文章中曾雍雅本人说，雁宿崖“带路”是涞源支队的五大队干的，他没有参加；而黄土岭“带路”是他亲自带涞源支队两个大队干的，他应该是亲历者，感受最深才对，怎么反不如雁宿崖的“带路”绘声绘色？
请读者们不要被这个“大队”给迷惑了，以为一个大队有好几百人。涞源支队的下面号称“大队”，来源于肖锋为支队长的广灵支队，那是唬弄鬼子和外人的，以为几个大队组成的一个支队有千多人。曾雍雅接手涞源支队，把肖锋在广灵支队的那一套做法原样搬了过来。涞源支队总计四百余人，分为五个大队，你想一个大队能有多少人呢？
众所周知，我把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有关回忆分为“一手”和“二手”的资料两种，其中只有“一手”资料属亲历者的现场回忆，我称之为“陈正湘类型”；“二手”的资料以“听说”为多，比起“一手”资料在准确性方面差了一些。
那好，涞源支队为雁宿崖战斗的日军“带路”，没有异议，几乎所有“一手”的亲历者和“二手”的旁观者都一致赞同。
问题就出在涞源支队到底有没有为黄土岭的日军“带路”？
谁都知道，黄土岭战斗消灭阿部规秀，是一件天大的功劳，足以使一个参战的军人青史留名。于是有许多当年的八路军都力图将“打死阿部规秀”算在自己的头上。而把阿部规秀日军引进黄土岭战场，是能否将阿部规秀消灭的前提和关键，到底是谁把阿部规秀引到了黄土岭战场，这个问题不可能不产生争论。
在迄今看到的所有亲历者的“一手”回忆中，以陈正湘为首，包括一团、三团的有关回忆，均不见提到涞源支队。
特别是：阿部规秀日军不存在“带路”的问题，这些日军是明白无误地直奔雁宿崖而来的，不管你“带不带路”，这些日军都要过来。来的目的：一是要为雁宿崖战斗中死去的日军“收尸”，二是要找八路军主力“报仇”。这两个目的只能在雁宿崖完成。
为什么某些写回忆录的老同志就看不到这一点呢？以为你不去“带路”，阿部规秀日军就会到别处去？这怎么可能？
我在以前评论过，署名杨成武的1958年的那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在许多基本内容上是含糊不清的，尤其“狼诱子”把阿部规秀引进了黄土岭的说法误人子弟，造成了以后出现的历史谬误。
在这篇署名杨成武的文章之后，以后蔺柳杞写《黄土岭战地旧景》，曾雍雅写《给敌人“带路”》，八十年代一分区一些老干部写《大事记》，都抬出了黄土岭“狼诱子”的故事，直到前不久那部《诱狼》的抗战电影，整个把历史真相给遮盖住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分区大事记》，在雁宿崖战斗和黄土岭战斗的表述中均有错误
当然，杨成武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选择了正确的提法：“狼诱子”的作用只存在于雁宿崖战斗。
在同一部的解放军回忆录刊物《星火燎原》上面，对同一场战斗的回忆和评价，在军队高层领导人的回忆中出现相互矛盾的说法，那么，到底以谁的回忆内容为准？或者是谁的回忆内容更接近战场的真实情况？
这就成为研究者必须要下力气进行实际分析和评判的一件困难工作。
我们再深究下去追问：在11月3日雁宿崖战斗的前一天，11月2日，一分区在南管头司令部召开过一次雁宿崖战斗指挥员的全体会议。雁宿崖战斗之所以能打好，各部门配合得好，跟这次全体指挥员会议有很大关系。
在这次会议上，杨成武向曾雍雅提出，要涞源支队派出部分兵力，担任把辻村宪吉引到雁宿崖的“狼诱子”任务。
杨成武为什么选定涞源支队作为“狼诱子”？这源于涞源支队在雁宿崖战斗几个月前参加的一场战斗，这就是我上面讲到、但没有讲完的大龙华战斗。
1939年5月的大龙华战斗，杨成武亲自指挥，黄寿发亲临前线抵近侦察，这都是前所未有过的举动。在抵近侦察时黄寿发看到，日军大龙华据点有四百多人，武器弹药充足，尤其防守日军的警惕性很高，一发现有可疑现象就会马上射击，所以要发起攻击的八路军是很难靠近的，即使冒着日军的炮火靠近也会损失惨重。
黄寿发向杨成武汇报后建议说，是不是要主攻的一团换上便衣，进行偷袭？杨成武听到这个建议后灵机一动，立即吩咐黄寿发把曾雍雅新组建不久的涞源支队调来，参加大龙华战斗。
为什么调涞源支队，因为这是当时，1939年5月一分区唯一的一个有战斗力的地方游击支队，其余几个游击支队还不具备涞源支队的应战能力。
涞源支队到达易县，杨成武要他们去大龙华，造成一个“要攻打”大龙华据点的声势，黄寿发在一边补充：不是真打，是假打。
曾雍雅带支队过去，远远看见几百人的杂色衣服，大龙华据点的日伪军马上就开了枪，还开了几炮。涞源支队经历过枪声，但从未经历过炮声，一听见炮响就乱了套，四处乱跑，急得曾雍雅大叫：快点回来……
大龙华战斗，一分区前线指挥部几次前移，设在东杜岗村。听到涞源支队在前线阵脚大乱，引得大龙华据点的日伪军大笑，杨成武也哈哈大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再以后，大龙华据点的日伪军知道包围据点的是一群“土共”，以后土共再向据点开枪，日伪军最初还击，到后来，干脆懒得搭理你们了，到最后涞源支队的两三次袭扰，日伪军竟然麻痹到再也不还击了。
杨成武一看，时机到了，立即吩咐担任主攻的一团一营，在一团副团长熊招来指挥下，一营长林必元带人悄悄摸过去，打了日伪军一个冷不防。等到大龙华的日伪军发现据点外面的那群“土共”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老八路，再想还击，已来不及了。一团以很小的伤亡打下了大龙华据点。
战后杨成武特地表扬涞源支队：经历过大战斗，涞源支队 “不怕日军的炮轰了”，被日军炮轰六十余炮弹，部队没乱。
11月2日南管头一分区司令部的会议上，杨成武重提此事，要涞源支队再充当一回“土共”，以弱示人，把日军引到雁宿崖来。
雁宿崖战斗为什么对日军要“引”，为敌人“带路”？
是因为当时日军三路扫荡，一路是水堡，奔灵丘去的；一路是走马驿，奔涞源支队去的；最主要的一路直奔银坊，找三团去的。八路军要打的，是银坊这一路日军。雁宿崖在通向银坊道路的旁门左道上，你不去引，日军就直奔银坊去了。
所以雁宿崖战斗必须要引，给敌人“带路”，把原本要到银坊的日军引到雁宿崖来。
所以在战后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中，记载着：“游击第3支队一部在三岔口、张家坟一线向白石口、鼻子岭侦察警戒，如发现日军，以诱敌为任务，节节抗击，引其进至张家坟以北地区，以便全歼。”
这是有坚定确凿的史料支持的。
黄土岭战斗就不同了，日军在雁宿崖吃的亏，他去别的地方干吗？还要奔雁宿崖而来，所以无需引路，敌人自来。
涞源支队接受雁宿崖诱敌的任务，是在11月2日的南管头司令部会议上，杨成武当面下达的作战命令。但黄土岭战斗之前，杨成武再没有召开这样的指挥员会议，时间上来不及，阿部规秀日军已经到了。黄土岭前线只能靠一团长陈正湘根据敌情来指挥调度。但实际上，陈正湘在黄土岭战场上只能指挥他当团长的一团和归他指挥的二十五团，他无权指挥当时在黄土岭的三团和二团。
一团的两个连和二十五团的一个营出现在白石口，同阿部规秀日军接火，显然是根据陈正湘的命令。
那么，在《为敌人“带路”》中自称的涞源支队在白石口打得这么热闹，根据的是谁的命令呢？为什么从不见陈正湘和一团、三团的其他参战者提及呢？
陈正湘在几十年间前后不止一次谈黄土岭战斗，但从未提到过涞源支队也参加了黄土岭战斗。陈正湘是十分谨慎谦虚的人，如果涞源支队真的参战黄土岭，陈正湘不会不提到。
在《给敌人“带路”》的文章中：“游击第三支队的任务，主要是疲惫、消耗敌人，诱敌至黄土岭、寨坨一带，以便主力部队围歼之。”
问题就在于：是谁给涞源支队或曾本人下达的这个作战命令？无论杨成武还是陈正湘，均不见提到过这个作战命令。
黄土岭战斗发生在11月7日。
在《给敌人“带路”》中记载着：“七日，阴雨绵绵，黄土岭、寨坨一带群峰被阴云雨幕覆盖着。阿部规秀不知天外有天，仍傲气十足，妄想抓住八路军一举歼灭。于拂晓后，率领所部继续东进，当其主力在第三支队的迎击下，于十二时进到上庄子，先头部队已到达寨坨附近时，我主力部队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特务团及二十五团，还有第三支队的四个大队，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将其团团包围……”
这段“史无前例”的黄土岭战斗场面，我原段落摘抄，无一字更改删减。
我们迄今所看到的现实版的黄土岭战场：午时十二时，首先打响的是一团和二十五团；下午三时，全面打响，三团和二团也参加进来；特务团稍晚，在日军向三团阵地反扑时加入进来。但没有一个字记录涞源支队也参加了战斗。
讲到这里明白了吧？不管上面这段回忆录谈得如何精彩，可惜仅是一个人的孤证，至今都没能找到涞源支队参战黄土岭的史料或回忆。得不到证明的回忆，等于没有。如果上面这段话是真的，在历史上真实地发生过（我希望是真的），那些黄土岭参战的亲历者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提到过呢？
那好，你们这些亲历者不提，不等于没有，一分区发布的战报、战斗详报总该提到了吧？可惜依然没有提到，一个字都没有提到。
雁宿崖战斗结束后、黄土岭战斗之前涞源支队的位置，其实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中谈的很清楚：“第715团1个营与曾支队一部积极向涞源、北石佛、插箭岭活动，以牵制日军，并侦察敌情随时报告。”
黄土岭战斗前涞源支队所在的位置
这是一分区司令部给曾支队在黄土岭战斗中的任务定的调子，注意：并没有“诱敌”的任务。
“5日，日军继续前进，16时进至张家坟、西流水、雁宿崖宿营，先头部队进至司各庄以西1公里处。据查，日军约1500余名，民夫300余名。我主力仍集结待机，只有第1团一部与日军周旋。”《战斗详报》
很明确：没有别的第二支部队与日军周旋。
在曾文《给敌人“带路”》的回忆录中，曾有一段5日那天曾支队在白石口到鼻子岭之间的“激烈战斗”，令人叹为观止。这段“激烈战斗”中“敌人一片片地倒下去”，“敌人连续冲了三四次”的战斗场面虽然精彩，但我没有摘录，因为根据一分区战斗详报的调查记载，5日那天在阿部规秀来到雁宿崖的一路上并没有发生“激烈战斗”。
到了第二天，“6日，……第1团1个营在黄土岭正面扰击，无论如何不让日军占领该地；2个营迂回到黄土岭西北，由北向南出击……日军以全力向黄土岭猛冲，天已昏黑不便决战，我遂改变计划，令第1团撤退，第3团停止出击。”《战斗详报》
在同一天：“6日，日军主力仍在黄土岭，一部进占上下台。我第1 、第3团仍与日军保持接触，第2团于当晚进到张家坟、西流水村附近集结，曾支队进到辛庄、三岔口向鼻子岭侦察警戒……”《战斗详报》
黄土岭战斗中涞源支队所在的位置
注意到了吗？只有主力一团在战斗，涞源支队的任务是侦察警戒，不是战斗。而且，涞源支队的侦察警戒地点与黄土岭主战场相去甚远。
但涞源支队的侦察警戒位置的确非常重要，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之前，上碾盘村和新庄（战斗详报中的“辛庄”）都是三团三营的前哨驻扎地，就是以鼻子岭为依托，居高临下观察白石口一带的日军动向。这个地方今天修建了著名的鼻子岭隧道以连接高速公路。
黄土岭战斗，依靠了涞源支队的侦察警戒，黄土岭战场才会无后顾之忧。
《战斗详报》中记载：“7日晚，曾支队报告，日军从蔚县开涞源汽车17辆，我们估计日军必有增援。8日上午，第1团报告，三岔口方面出现枪炮声，断定是日军增援部队与在三岔口方面担任警戒的曾支队接触。”
三岔口响枪，说明增援的日军已到达三岔口，为什么曾支队没有及时报告？而要靠远在黄土岭战场的一团来判断？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电话情报站所在的上下台村就在三岔口背后，日军到达三岔口，曾支队无力阻挡，只能边打边撤，上下台村随即被日军占领，电话站也随之中断。
其实黄土岭战场最需要的，是8日凌晨，曾支队在远离黄土岭的鼻子岭打上一仗，延缓增援日军到达黄土岭的时间。
可惜，5日那场不存在的鼻子岭战斗，对黄土岭战场无关紧要，而8日凌晨如果在鼻子岭打上一仗，对黄土岭战场至关重要。
可惜没打。
至此，在这幅《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所记录的黄土岭战斗的全貌图中，可以清楚看到涞源支队的前后位置和具体作用。可以肯定地得出结论：黄土岭战斗中，曾支队“狼诱子”的诱敌作用是不存在的，曾支队也并没有参战黄土岭战斗，但曾支队的侦察警戒作用同样是重要的。
黄土岭战斗之前和之中的涞源支队所在位置——从插箭岭到鼻子岭
曾支队是黄土岭参战八路军撤退的司号员。
黄土岭最早撤退的三团、二团，应该是根据“7日晚，曾支队报告，日军从蔚县开涞源汽车17辆，我们估计日军必有增援”这条情报选择了撤退；然后是三岔口曾支队同日军援军交火的枪声，给距三岔口最近的一二〇师特务团通风报信，使特务团能毫发无伤地退出黄土岭战场；距三岔口最远、黄土岭战场最东端的陈正湘，也是根据三岔口方向传来的枪声敲响了警钟，使他警惕敌援军的到达。
即使没有在黄土岭主战场参战，涞源支队同样是好样的，为黄土岭战斗立下功勋。
我很早以前就评价过：一部回忆录，能有六七十的可信度，就是一部不错的回忆录了。所以读《星火燎原》这部系列革命回忆录，不可不信，但也不能全信。
这一次就谈到这里。
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是不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