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路军原始战报看黄土岭战斗最初的历史记录
黄土岭战斗结束了，最初——在黄土岭战斗只是发生在雁宿崖、黄土岭的两场同日军的战斗，而不是成为“黄土岭大捷”之前，是如何评价这场同日军的战斗的？我们可以从八路军最初上报的原始战报中找到答案。
战报，作为最原始的记载战斗情况的史料，被称为“战斗通报”或“战后通报”。战报不同于“战斗详报”，这二者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1938年以后，逐步走上正规化管理规程的晋察冀八路军，按太行八路军总部的规定在每次战斗之后，主力部队以团为单位，地方部队以支队（相当于“副团”级别）为单位，向军分区（正规部队向旅一级）的作战科通报（汇报）自己的当日所发生战斗的战果及损失。此战斗后的通报简称为“战报”。
接到战斗部队的战斗通报（当日无战事或没有参加战斗的部队可不必通报），军分区（或旅）的作战科要向更上级部门的职能部门通报，比如在晋察冀军区，各军分区作战科要向司令部二科——即军区作战科通报（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参谋处下设四个科，分别经管机要、作战、侦察、训练四大事宜）。晋察冀军区作战科汇总后，再向太行八路军总部作战处通报。
这就是八路军原始战报的形成渠道。
一线主力团和游击支队向军分区作战科通报，军分区作战科再向上级作战科通报，都属于例行公事的“职务行为”，每次战斗之后军分区作战科长就有权征集作战部队的资料后向上级职能部门发出通报，发之前只要向顶头负责的参谋长报告一声即可，不必由更高一级的领导出面。
军分区参谋长之下，原本是对应晋察冀军区，也应设参谋处的，职能是分管一分区司令部下设的四个科室：机要、作战、侦察、训练。但是看杨成武军事文选，一分区司令部参谋长以下并没有设置参谋处这个机构，反倒是杨成武在督促各主力团设置参谋处这个机构。
1939年以后的一分区主力团，基本上都设置了“参谋处”这个机构，作为团直五个机构之一（另四个机构：政治处、副官处、供给处、卫生处）。1942年以后晋察冀整军改革，大团改为小团，但一分区主力团仅取消“副官处”这一个机构，其余还都保留了下来。
发表和上报“战报”的职能机构是作战科。
对晋察冀第一军分区来说，1937年11月成立军分区机关时还没有设作战科这个机构，一分区前后两任参谋长熊伯涛、黄寿发都处于刚“脱盲”的文化程度，能够在识字的参谋的帮助下看懂文件，下达命令，在命令或电报上签字，但不能自己形成文字文件，所以，当时所有战果统计和损失统计均由杨成武秘书陈子端负责收集。
1938年后开始设立军分区作战科，第一任作战科长红军干部胡克仁，文盲扫盲出身，可以签字，粗看文件，但不能执笔写出文字文件；第二任作战科长就是李青川，科班军校出身，作战科一下子“鸟枪换炮”，走上了正轨。可惜好景不长，李青川上任作战科长，正是晋察冀八路军走入低谷的1942年，于是一分区八路军再没有打过“像样”的大仗。
1944年以后，晋察冀成立二级军区统管原各军分区指挥的主力部队，各军分区的作战科继续存在已没有必要，由作战科主抓的战报制度也走向消亡，不复存在。当战报制度还存在的时候，但凡战斗通报中的重要战斗，都要有战斗详报向上面详细报告。这个制度来自于红军时期，由此进入战报的更高阶段——战斗详报。
与作战科长就有权发出战斗通报不同，战斗详报必须由负责指挥作战的军分区最高领导司令员、副司令员和参谋长联合署名才行。如果属政治方面的内容，要采取某项政策或决策，发布告、告示，或者提拔、处分某些干部，都要由军分区政委及政治部主任联合署名才行。
此举动称为“集体领导”原则。
因为是“原始战报”，战斗通报中的许多内容是不准确的，在《战斗详报》阶段经过了进一步数字核实，内容比起《战报》准确了许多，但依然不会是完全准确，还是会有不准确的地方。
至今所见到的《杨成武军事文选》中的一分区战斗详报，最初的几篇是作为写给晋察冀军区的《战斗简报》来写的，执笔人钟蛟蟠，1938年的一分区宣传科科长，1939年提拔为晋察冀军区宣传部副部长。也就是说，最初的《战斗详报》是“司政不分”（司令部和政治部工作不分家），均由宣传科进行执笔。
“司政不分”的显著特点，是把军事战斗和政治工作都放在一起，原因是每次战斗后把各团各营的“好人好事”，立功表彰都汇总上来了，当作战斗简报来宣传。
比如，好事方面，营长黄寿发、肖思明指挥果断、灵活，取得战果。黄寿发受表扬，在于“冯家沟伏击战”打敌出其不意，缴获甚多。肖思明受表扬，在于独立团二营占领涞源县城之后，留下一个连与营长季光顺驻守县城，副营长肖思明带三个连直取易县紫荆关。拿下紫荆关后，留下一个连防守，两个连直取下易县县城。
杨成武没有提到的是，肖思明的此做法是陈正湘出计指挥的。
还比如，不好的方面，干部中贪污腐化堕落，甚至丧失阶级立场的典型，如易太、钟洪桂、黄玉祥等等；骄傲自大，不求进步的典型林必元、杨上堃、陈绪南等等；曾宝堂占领了灵丘，两天不来报告；罗发明袭击蔚县，四天不来报告；连长邹方迪北宫口撤兵中庄，不通知北口的部队，使北口部队险些被日军合围消灭；连长邱会魁作战麻痹，被敌袭击……
不知道细心的人注意到没有：凡被杨成武在战斗详报中严厉批评过的各级指挥员，清一色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最后都被调离出一分区部队。
在一分区战斗详报中，“批评”占有很大的比重，我认为这是杨成武最大的长处，对部队和干部要求很高，标准很高，定下了很高的提升空间。知其不足，才有所弥补。
我总结了一下杨成武批评的内容，涵盖范围很广：比如，闲谈中的泄密问题，尤其电话中泄密，成为一大害；战场上得胜后发洋财，抢东西，不去追击歼灭逃跑的日军，找理由借送伤员下来偷偷溜下战场等等。
1938年6月写一分区《抗战一年来战斗与工作的检阅》一文时，据说改由陈子端执笔，从此“司政分家”，政治部不再过问战斗战果方面的事情。这些报告，“剪报”、“总结”等等，以后统一归纳为《战斗详报》，刊载于《抗战三年来一分区各个战斗详报概报》一书。
那些大量汇集到八路军总部的战斗通报到哪里去了？
《八路军军政杂志》，是记载并留存八路军原始战报的主要地方，也是研究八路军战史的基本史料刊物。既然是“杂志”，该刊物就可能是一份“档案记录”，而不可避免带有令姜克实教授不大信任的“宣传”的一面。
查阅八路军原始战报及原始档案的最佳地方
为了向国民党政府，也为了向全中国表示自己没有“游而不击”，并且“战果累累”，是《八路军军政杂志》刊载这些战报的主要原因。当然，正因为这些原始战报都未经核实，其中出现战果夸大的谬误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一卷十二期上，刊载着1939年11月晋察冀军区有关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上报的原始战报，但其中许多内容、包括时间上都是不准确的。如果不加分辨地引用上述战报的内容，会与真实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内容产生矛盾冲突。
我这次专门谈谈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最初战报雏形，即原始战报的内容。
有关雁宿崖战斗，在最初的战报中记载为：
“三日，涞源敌约千余，分三路向走马驿银坊进攻，第一路约五百余于拂晓进至三岔口，与我××团主力激战终日，将敌完全歼灭，计毙其过村大佐（注：原文如此）及炮兵中尉各一名，生擒日兵九名（内翻译官一名）其余均被击毙。缴获重炮二门，轻炮四门，掷弹筒八个，重机枪五挺，轻机枪十挺，步枪二百二十余支，无线电二架，马五百余匹，其他战利品甚多。”
“三日”，时间上是对的，雁宿崖战斗发生的那一天11月3日。
日军（应包括跟随日军一起过来的伪军及察南伪官吏）数量“五百余”，不是后来说的“六百”。
日军头目辻村，错记为“过村”，这是文化不高的八路军方面不认识“辻”这个字所造成的。战报中辻村大佐被击毙，前后误传了几十年，这是信息不通所造成的，直到前不久才被纠正过来。
在缴获的战利品中，这几门炮并没有被拉回来，我反复查找一分区的原始记录，没有雁宿崖战斗后拉回炮的文字记载。一门炮都没有。如果日军炮兵撤离时是把炮闩插上才走的，当时几近文盲的八路军是不懂得怎样把炮闩打开，才能把炮拖走的。
拖不动这几门炮的八路军只能把这几门炮破坏掉，然后就地掩埋。
“马五百余匹”，准确地说应该是驮运着物资的“骡马驮子”五百余乘。据一分区记载，雁宿崖战斗结束后，这些凡有民夫主人的骡马均被发放给原主人，释放回去，但黄土岭战斗有些民夫及骡马又被日伪抓来，继续使用。
雁宿崖战斗的其余缴获的战利品没有争议。
谈完雁宿崖战斗，再来看战报中记述的黄土岭战斗。战报中记载为：
“九日（注：原文如此），涞源、唐县、完县之敌，不下五千，自三日起分向完县易县间山地进犯。当涞源之敌南犯至三岔口时，即被我大部歼灭；（见三日电）后敌又以千余继续进攻，亦被我痛击，该敌不支向银坊等地退窜，复被我包围于上庄子附近，激战三昼夜，至九日晨残敌企图突围未逞；另一部敌七百余来援，抵黄土岭附近又被我击退。综合以上连日战斗（除三日缴获外），计又毙敌八百余，缴获轻机枪二挺，步枪三十余支，战马三百七十余匹，其他军用品甚多。敌酋阿部中将，亦于此役为我击毙。”
这可能是最初的有关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原始记录。
雁宿崖战斗，最初一分区字记的记载是“三岔口战斗”，因为这场战斗的发生地在三岔口，结束在雁宿崖，即主要战场在雁宿崖，所以最后被称为雁宿崖战斗。
黄土岭战斗，战斗的发生地在黄土岭村，既一团二营在黄土岭村接手阻击日军的进攻为战斗的开始，但战斗的主战场在上庄子至寨头之间，一分区最初的战斗详报记载为“三岔口战斗和黄土岭战斗”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以后来“雁宿崖战斗”的称呼逻辑来看，黄土岭战斗也应该被改称为“上庄子战斗”才对。
这个战报中有关黄土岭战斗的时间和整个过程都记述混乱。
这段战报开头的“九日”毫无道理，因为这个时间在黄土岭战斗之后，而战报文中的意思，很明显在谈黄土岭战斗的起因。仔细看后面文中的意思，这才发现，原来是这个战报似乎是把黄土岭战斗的结束时间给搞错了，错记为“九日”。
为了与这个“九日”的时间相符，战报中把黄土岭战斗的发生时间“七日”，然后“激战三昼夜”，正好是“九日”。不知道这个“九日”是谁上报给晋察冀军区，又上报给太行的八路军总部的。是黄土岭战斗的最高指挥机构一分区司令部吗？
黄土岭战斗，“七日”开战，至“八日”，参战八路军已陆续撤走。走在最后的一分区一团也于“八日下午四时”，撤离黄土岭战场，“九日”那天，黄土岭战场上已无一个八路军，不知道这个“激战三昼夜”是怎么出来的？
除了时间上，黄土岭的战斗过程也前后矛盾。
黄土岭战斗，是日军从雁宿崖村出发，进攻八路军占领的司各庄。防守司各庄的一分区一团三营没有死战，且战且走，退至黄土岭村，又转交给防守黄土岭村的一团二营，八路军一方这才稍微加大了抵抗日军进攻的力度。
所谓“黄土岭战斗”就此开始。
但防守黄土岭村的一团二营依旧没有在原地死战，而是且战且退，向背后的教场村、上庄子，一步步向寨头村退去。二营的目的，是将进攻的日军引进教场村、上庄子至寨头之间的低洼地，以便占据高处的八路军居高临下，消灭日军。
阿部规秀就是在教场村外靠近上庄子的一处独立院落被迫击炮打死的。
但是这个清晰的过程，在这个战报中被记载为进攻的日军“被我痛击，该敌不支向银坊等地退窜，复被我包围于上庄子附近”。黄土岭战斗打响，银坊在黄土岭的大南边，上庄子在黄土岭的东边，日军如果向银坊退窜，应该是向南跑才对，不应该跑到距银坊越来越远的上庄子去。
再往下看：“九日晨残敌企图突围未逞；另一部敌七百余来援，抵黄土岭附近又被我击退”。
黄土岭战斗，这个战报中记载的日军究竟有多少人？
开始是：雁宿崖战斗后，“敌又以千余继续进攻”，“激战三昼夜”后，“九日晨残敌企图突围未逞；另一部敌七百余来援”，这两股日军前后相加，总计一千七百余人。
但此时的实际情况是，黄土岭已无八路军存在，日军“突围未逞”，是被谁阻挡了呢？“另一部敌七百余来援，抵黄土岭附近又被我击退”，如何得知，被谁击退？
这个战报的混乱，就在于此。还没有完。
且看黄土岭战果如何？
战报中记述：“综合以上连日战斗（除三日缴获外），计又毙敌八百余，缴获轻机枪二挺，步枪三十余支，战马三百七十余匹，其他军用品甚多。敌酋阿部中将，亦于此役为我击毙。”
这是一场“缴获微薄”的战斗，在八路军每战都很重视的武器弹药方面缴获甚微。没有缴获到武器弹药的主要原因是最后打扫黄土岭战场的不是八路军，而是日军。
在这段原始战报中，原来是没有“敌酋阿部中将，亦于此役为我击毙”这段话的。在黄土岭战斗结束的十几天之后，日军公布了阿部规秀的死亡消息，于是这段提示阿部规秀死亡的话被加在这个战报的后面。
黄土岭战斗结束后，黄土岭一带的八路军与日军的战斗停止了吗？在这个战报上看来是没有，涞源县雁宿崖、黄土岭一带的战斗还在继续。
“十日，杨家庄之敌约六百余，北犯黄土岭，被我××支队阻击于三岔口附近一带，激战数小时，毙伤敌百余名。”
“十一日，司各庄之敌二百余，向燕宿岭以东山地进犯，被我×支队阻击，计毙敌三十余，获军用品一部。”
上面记录的十日、十一日这两场战斗，都发生在涞源县境内，黄土岭、雁宿崖附近。其中雁宿崖被错记为“燕宿岭”。而一分区在涞源县只有一个支队，就是被称为“三支队”和“曾支队”的涞源支队。
而这两场战斗纯属子虚乌有，在实际中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不知道是怎么报上去的？
一分区当时有两种支队，一种是地方游击支队，隶属于当地县委、县政府，在本地作战，不出境作战，比如涞源支队。还有一种是规模较大的“特设支队”，比如在一分区《战斗详报》中被称为“独立支队”，又被称为“五支队”的赵玉昆支队，指挥调动上隶属于一分区司令部，下设两个主力团，所以可以在一分区管辖的六个县内运动作战。
如果按照这个战报中的记录，“十日”和“十一日”两天，在一分区境内，起码在涞源县雁宿崖、黄土岭地区，都依然在发生着战斗。但是根据《一分区史》和《一分区大事记》，以及《一分区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中的记载，“十日”和“十一日”两天，一分区管辖的涞源县境内没有任何战事发生。
11月8日，黄土岭战斗结束后的一分区涞源县无任何战事发生
一分区在“十日”那一天的日志记载中：
“10日，军区令第3团1个营向玉皇沟门警戒，我以第26团1个营进至刘家台向杨家台警戒。
是日，金坡日军步兵400余名、骑兵100余名向西进攻，经过大良岗进占宝石。第1团移至至苑岗、杜岗、上下群场，第2团移至川里，第3团移至山南，特务营移至甘河净，特务团返回原防地。”
看到没有：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发生战斗。
而在“十一日”那天：
1939年11月10日-11日两天，涞源县并未发生过战斗，易县11日发生战斗的墨斗店和宝石
“11日，完县、唐县进犯之日军会合。这时宝石、煤斗店、寨坨、黄土岭、司各庄各地完全为日军占领，共有日军约2600人。我军分区特务营1个连及第25团、第1团各一部与宝石、煤斗店之日军战斗1天，敌我都无进退。”
发生战斗的地点都在易县境内。
紧接着：
“12日，满城日军200余人进占土门，石头村亦到日军200余人，煤斗店、宝石日军向桑岗、苑岗进攻，占领桑岗、杜岗等地。这时，第1军分区东西南北的日军均出动了，形成了包围会攻的态势，同时日军飞机不断在各地侦察、投弹，尤其注意南北管头、桑岗、杜岗之线。我们预料日军的会攻目标可能是南北管头，企图向军分区腹地进行一次大‘扫荡’，以实现桑木师团长肃清满城以北地区的计划。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时日军处内线，我处外线，日军受了很大的损失；现在的局势转变成我处内线，日军处外线，这时只有脱离日军的包围转到外线，以少数部队与日军接触求得杀伤日军，并寻有利的时机，消灭与打击日军。”
1939年11月12日，黄土岭战斗三天后一分区机关及主力隐蔽地点
一分区部队彻底脱离了这一地区，转移到唐县、完县的结合部地区隐蔽。
战报出错，并非八路军要有意“捏造军情”，而在于当时的八路军大部分是文盲的军队，即使提拔起来从事管理工作的干部也是文化实在太低，形成文字的能力太差，许多战报都是口头形成的。
查当时1939年底的一分区司令部三位职能部门的科长，其中，只有机要科长刘子进达到了小学高小至初中的文化，算是个“文化人”，其余两位科长，作战科长胡克仁、侦察情报科长袁彪，都是“扫盲”出身，勉强看得懂文字，但不能形成文字。
每次战后，各主力团、游击支队通过电话，对作战科一通叫喊（电话通话质量不好，声音衰减很大），作战科长只记住了几个主要数字，其余记录本本上的文字很少，符号很多。军分区作战科长再对晋察冀军区作战科一通喊叫，把战报汇报上去，就成为眼前这个样子，出错是难免的。
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被我质疑并挑出许多不符合实际的差错，其实这些战报中的差错在当年是可以避免的。
1942年初，一分区作战科长更换为国民党军校出身的李青川，李青川私下里对他手下的一个参谋杨浩说：作战科从此有了文字的历史……
口头文件的一大特点，是每次战报的内容都会有所不同；而形成了文字文件，就可以“有案底可查”，战报的准确性加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