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赵文隆回忆录中的一分区抗战部分
承蒙一位热心朋友的推荐，我看到了《检察官的生涯》这本曾经的一分区老兵赵文隆晚年撰写的回忆录。
我搜了一下，有两个版本
记不得哪一年了（前年？），八一厂有人曾尝试着再次开拍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于是在易县的西陵——满清的皇陵举行隆重的开机仪式。
我记得当时听说后，感到很纳闷：因为抗战期间西陵及周边地区一直在日伪政权的控制之下，从未成为过一分区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在满清皇陵为拍摄抗日烈士的电影搞开机仪式，这未免有点“不搭界”的感觉——本来应该拜地藏菩萨，结果却拜了阎王爷。
自满清易县西陵被划为清室皇陵目的以后，这个地区一直都享有朝廷赋予的特殊政策，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都是如此。住在西陵范围内的人甚至连“易县人”都不是，他们来自关外和北京的旗人护陵部队之中，标准的东北旗人，即满族人，祖辈就是干“护陵”这个营生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从专门为皇室亲族服务的大清内务府拿饷银的，活到老，干到死，子孙后代再续接上，没有退休一说。
自满清雍正以后西陵在易县建立后，他们携家带口搬到西陵居住，但头顶上没有地方官吏的管辖，他们只为一个最高的主子服务——大清皇帝。抗战期间也是如此。西陵的护陵队四百多人，相当一个营的兵力，只招收居住在陵区的满族子弟，由在东北的“满洲国”供给护陵队武器弹药。
说西陵从未成为过抗日根据地，但西陵的满族子弟中却有人参加了抗日军队，其代表人物是“二赵”：赵鹏飞和今天要介绍的这个赵文隆。
赵鹏飞不用多介绍了，在一分区的地方政府中名声很响，一直担任易县北部家乡一带的党政工作。1940年以后，一分区易县支队（张琴南为支队长）曾经通过赵鹏飞与西陵的满族人护陵队私下里达成协议：八路军不攻打护陵队，不骚扰陵区的满族人；护陵队则在私下里供给八路军武器弹药，掩护八路军地方干部和伤病员。
1942年，一分区在自己的管辖地区六个县之外，又专门将狼牙山北的易县北部地区和涞水县南部地区合并起来，成立了一个“龙华县”，由赵鹏飞担任县长。赵鹏飞最后的职务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在《百度百科》赵鹏飞栏目的介绍中：
赵鹏飞，1920年2月1日出生，满族。河北省易县里仁庄村人。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参加八路军工作团，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历任易县大良岗区区长，定兴县、龙华县县长。解放战争期间，任冀察行署实业科科长，察哈尔省政府实业厅副厅长，冀热察行署农林厅、实业厅厅长。新中国成立前夕，任北平市建设局副局长。1950年4月任北京市公营企业公司经理。1953年3月任北京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9月任彭真同志办公室主任，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10月任北京市城建委主任。1960年6月任北京市副市长。1963年1月任国家房产管理局局长，后兼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第一副秘书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1973年3月恢复工作，任北京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副组长、市建委主任。粉碎“四人帮”以后，任北京市委常委。1978年5月任北京市委书记、市政协主席、北京市第一副市长。1979年他参与设立市人大常委会，任市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3年3月任北京市第八、九届人大常委会主任。1996年12月离休。他是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三大代表。其夫人为崔月英。赵鹏飞于2005年1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抗战时期的一分区干部，在北京市政府任职的有两个最知名人物，其一是赵鹏飞，另一个是万一。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人物是赵文隆。在《百度百科》赵文隆栏目的介绍中：
赵文隆（1920.10～2005.10），男，满族，直隶（今河北）易县西陵满族自治乡龙里华村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河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原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原中共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成员，中央批准享受省长级医疗待遇离休干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应该是巧合吧？赵鹏飞和赵文隆都在同一年去世，2005年，杨成武去世的第二年。另一个一分区老兵周自为也在这一年去世。
在赵文隆抗战时期的履历中，他1938年1月至1945年9月历任晋察冀边区一分区医院党支部书记、副指导员、指导员，易县支队政治处主任。
我根据他在抗战时期的回忆录解读一下，其中有些内容是很重要的。
为了能清楚辨认，赵文隆的回忆录原话用“仿宋体”，我的解读文字用“宋体”。
我1920年11月出生在离皇陵不远的华盖山下的一个小村庄里。这里居住的全是清朝守护陵寝的官兵和家属，即所谓的“八旗子弟”。
赵文隆家所在村子，西陵镇龙里华村，华盖山脚下
我接触八路军是在1937年的9月。同乡赵鹏飞（原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同志那时是中学生，和我有同一想法。
在1938年1 月我即正式参加了八路军，那时我才17岁。先是在易县地方工作团工作，宣传抗日，进行募兵和筹粮筹款。
杨成武带领一分区八路军进入易县的时间较晚，1939年1月。在此之前易县本地人参加八路军，大致上分为三个渠道：
一是狼牙山东南，是孟阁臣“七路军”或“晋察冀第六军分区”控制的地盘，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本地青年，基本上都是经孟阁臣部队的渠道加入进一分区八路军的。这部分人最多，代表人物是后来的山西省军区政委苏国柱。
狼牙山以东或易县东部地区，是赵玉昆“十路军”或“河北农民游击军三总队”控制的地盘，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易县本地人，基本上都是经赵玉昆部队加入进一分区八路军的。代表人物是后来的海军航空兵副司令员姚雪森。
易县北部、西北、西部、西南地区的青年，可以直接加入一分区八路军；其中的青年学生，大都加入到方国华为团长的一分区八路军地方工作团。代表人是杨成武的夫人赵志珍、邓华的夫人李玉枝（方国华夫人李玉环，及李玉峰三姐妹），还有齐尧、胡雪琛、胡敏英姐妹，当然也包括眼前这位赵文隆。
方国华（1904～1984）安徽省贵池县人，1929年从国民党军哗变过来，参加红军。长征后的方国华先后任独立团地方工作团团长，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时担任一分区三团政治处主任。1940年初跟随三团政委袁升平、一团长陈正湘一起去了晋察冀军区，以后担任军区教导团政委。解放战争中方国华担任十九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方国华任华北军区军政大学干部总队政委、解放军军训部干部处长、公安部队干部部副部长、河北省军区副政委。方国华1955年授衔少将，1984年在天津去世。
不久，便被介绍到晋察冀第一军分区教导队。军分区司令员是杨成武，教导队队长是林丙元，政委是肖光华，他们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教导队里华北人很少，只有我们十几个青年。这是培养连排干部的地方，不是自己想像的学校，每日的功课都是军事、政治，训练要求极其严格。每天东方刚发白，嘹亮的起床号就吹响了，三分钟内必须把背包打好，背上枪和手榴弹赶到操场。早操大部分是跑步，一般30华里，不管刮风、下雨、下雪，从不停止。早操过后是早餐，那时粮食很缺，早餐一律是稠粥，滚热的粥必须在五分钟内喝完，然后上课。军事课为步兵操典，教官是当过东北军的军官。
回想起来令人难忘的是班长马志超，他是河南南阳地区人，编竹篓的手工业工人，四十多岁，中等身材，是1931年的老红军。他枪法高超，在训练打靶时200米内百发百中；他对敌人毫不留情，对群众非常憨厚热情。他像对待小弟弟一样对待我。因为那时生活极其困难，没有鞋子穿，他手把手地教我编草鞋；行军时帮我背枪；一有空就给我讲革命故事和革命道理。不久就晋升为营长、副团长职务。教导队一般不参加打仗，只有在有重要任务时才投入战斗。1939年秋季，在黄土岭烟熏崖山口阻击敌人时，教导队配合主力毙伤日军几百人，后来听说日本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阿部归秀中将也在这次战役中被击毙了。
教导队是一分区培养部队班排长的短训班，队长林必元，从独立团连长出来的红军长征干部，以后又回一团担任一营长（接替调走的曾保堂），在大龙华战斗中立有战功（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赞扬一营政治教导员邓经伟和营长林必元“是两员猛将”）。在一分区年总结和战报中，杨成武对这个林必元的带兵有所批评。1939年8月雨季战斗结束后，晋察冀军区派晨光、马青山、朱利等一批军事干部来到一分区，林必元随即被调走（一营长职务被李德才取代、教导队长职务被晨光取代）。教导队政委肖光华，独立团连指导员出来的红军长征干部，以后也被调走，同林必元一样下落不明。
教导队班长马志超不详，但“不久就晋升为营长、副团长”的应该不是马志超，指的是林必元。
大龙华战斗前，三团在涞源县银坊“整军”，目的是“清理赵侗余党”。
麻田岭战斗前，一团在易县南界安“整军”，对严重违反军纪的几个营级干部进行整肃，此会名曰“反不良倾向”，由杨成武、袁升平主持。我疑似几个失踪的营级干部都与此会有关——他们受到了军纪的严惩。
医院先驻在山西省灵丘上庄，随后又搬到了河北省涞源县东马庄村。我的伤口痊愈之后，被组织分配到医院的第二卫生所任文书。
1939年冬，为了应付敌人的“扫荡”，医院化整为零。我和卫生所的一位副所长带着一部分伤病员，隐蔽在阜平县老爷岭的深山里。1939年冬季，第二卫生所在易县落车村集中。
灵丘县水堡镇上庄
涞源县东马庄
阜平县老爷岭
易县小洛车村
赵文隆负伤痊愈后，被留在一分区卫生部工作。上述一分区卫生部的这个医院即休养所经历的四个地点，我都找到了。但个别地方要介绍一下：“灵丘上庄”，灵丘至少有三个“上庄”，一分区卫生部这个休养所在哪一个上庄呢？更有可能在水堡的上庄，距黄土岭前线更近一些。
有一天夜里，我正在熟睡，党支部委员杨士彪突然把我叫醒，神密地对我说：“快起来跟我走！有重要事情。”我一听，觉得奇怪，为什么这样突然、紧急？马上起床跟杨士彪出去。当时明月当空，繁星点点，夜深人静。当我跟他走到一个院子的大门口时，杨士彪告诉我：“医院易苗政委要找你谈话。”这时我心里七上八下，显得特别紧张。进屋后易苗政委让我坐下，很严肃地对我说：“我这次来，是专门为了解决你们卫生所医生李延山的问题的。今天晚上准备逮捕他，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汉奸。你是个有力的证人，应如实地汇报李延山的情况。”我听后非常吃惊，沉思片刻，觉得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决不能顺着领导的意图说话。卫生所本来只有李延山一个医生，如果含冤被捕正法，谁给这些伤病员看病？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何况他是冤枉的。当我汇报到李延山的表现是好的、决不是汉奸时，易苗政委追问：“为什么你们卫生所的伤病员在他的治疗下死了近二百人？”我又如实地向他说：“第一伤病员死得多，主要是因为瘟疫蔓延，大部分都是死于伤寒、痢疾，这主要是无药造成的。第二，李延山虽是地主出身，但他的所作所为不是汉奸。比如司令员杨成武同志的爱人赵志珍生孩子时，就是李延山的爱人陈霞晖接生的，如果他是坏人，难道他会放过杨司令的爱人和孩子？至于李延山和所长于克昌是同乡的问题，但关系一般，何况于克昌虽然在阎锡山部队当过军医，但他的抗日信念是坚定的，工作也很积极，此人为人耿直，根本不是汉奸。”由于我当时思想单纯，提供的证据有理有据，领导非常相信，所以起了很大的作用。李延山、于克昌没被逮捕，也没被撤职，后来，这件事被杨士彪传了出去，许多同志对我如实反映情况非常赞赏，特别是第二卫生所的同志齐声称赞我这个19岁的青年纯朴、善良，敢于说真话。
时隔不久，我奉命任第二卫生所党支部书记，后又调到一分区司令部，任党支部书记、副指导员，走向了新的战斗生活。
这个回忆录的真实之处，在于他提到了两个一分区抗战期间的真实景象：一个是内部肃反的严酷性；另一个是1943年一分区八路军叛变之风达到高潮。
抗战时期，一分区前后经历过几次肃反时期：1938年底至1939年底对“赵侗余党”进行的几次肃反；1939年初消灭孟阁臣部队后进行的对孟阁臣分子的内部清理；1940年夏天赵玉昆叛变后对赵玉昆旧部的肃反清理。这还不包括一分区内部对“反不良倾向”、反贪污腐化的几次内部清理。
仅是对“赵侗余党”的清理，前后就进行过三次，由于原赵侗五支队干部战士主要集中在三团，所以这三次清理主要在三团进行的：1938年底至1939年初第一次；1939年4-5月第二次，结果连当时进行的“大龙华战斗”打援行动都未能参加；1939年11月第三次，正是雁宿崖战斗期间，三团长纪亭榭被停职调回，送延安学习。
最严酷性在于：每一次清理，都会带有一次“秘密处决”行动，由一分区政治部锄奸科执行。一分区政治部有一个培养基层政工干部即连指导员的“青年股”，由解放后担任北京市卫戍区副司令的红军干部潘永堤任股长。但凡在基层部队中被看上准备培养为连指导员的青年干部，都被送到这个青年股学习。
很多人不知道，为了考验这个青年股成员（当年统一称为“干事”）的忠诚性，这个股的所有成员必须参加锄奸科的每一次行刑活动和收尸掩埋活动。这在《高粮回忆录》中有如实记载（书中记述为“练胆量”）。
青年股的股长潘永堤，和这个股的青年干事之一的王栋，以后都在三团，跟高粮在一起，分别担任三团侦察连连长和连指导员。
赵文隆回忆录中提到的这位一分区卫生部医生“李延山”的资料不详，李延山的夫人也是医生，北京同仁医院出来的妇产科医生，《杨成武回忆录》中记为“陈露辉”，也许是化名，也许是记错了。
据回忆，一分区卫生部医生的死亡比例也是很高的：“有一次日军四十多架飞机轰炸一分区司令部所在地，一分区医院的一名杨医生被炸死。后分区司令员吩咐安葬了杨医生。”
另一位于克昌(1907-)，山西省灵丘县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医生、所长、卫生队长、副处长、副院长、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八分院副院长、分院长。解放战争期间任察哈尔军区独四旅卫生处长。晚年的情况不详。
我近年来曾看到有两则寻人启事，都与一分区卫生部有关：
今天是七七事变记念日。我百感交集。我父冯毅，山西灵丘县落水河村人，1937年底和表兄现永参加丘会魁领导的八路军灵丘支队，38年元月6日选派到一分区卫生部学医。历任一分区后方医院护士、护士长、医助、军医，绥蒙军区医院所长等职，解放初期任绥东专署卫生科（处）长兼绥东专暑医院院长。五十年代后一直在地方基层医院工作。他生前回忆中有白求恩大夫逝世情况，有狼牙山五壮士感人事迹。还有他的上级和同事张杰、王道建、于克昌、李艳山，王友贤、魏生，冯文卿、赵芬、李玉茹、李长溪、李建国、李球、杨秉行等等老前辈。我希望能与前辈的后人联系，共同传承八路军精神！我的联系方式：15849436306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纪委冯泽凯。如您或知情者看到此文，与我联系为盼！
王明武：我今年89岁。1937年，我在任丘参加革命，随后来到阜平县饶山关（音），改编到115师晋察冀1分区特务营。我要找的老战友有侯福宗（曾在天津公安局工作）、刘鲍志（曾在郑州市棉纺厂工作）、张兰发（曾在石家庄市军械学院医院工作）、王广泰（曾在某空军医院工作）、康连保（曾在野战独四旅工作）、贡福祥和闫福祥（1945年8月，打完涞水一战后失去消息）、于克昌（曾任晋察冀野战独四旅卫生处长）、陈永来（曾在晋察冀第一军分区3团工作）、朱庆祥（曾在晋察冀第一军分区第三所工作）、张杰（曾任北京军区卫生部长）、尤吉平（曾在保定卫生局工作）。我想找他们唠唠家常、聊聊天。希望以上老战友或其家属与我联系。
最后还要说一句，当年战争年代的肃反是很严峻的，李延山、陈霞晖夫妇的结局都不得而知。再赶上一次肃反，他们夫妇被当作敌特分子，“组织里”如果没有人说他们的好话，结局可想而知。
我有幸跟一分区卫生部老部长张杰和几名医生都交谈过，知道抗战时期一分区卫生部的伤病员死亡率是很高的。尤其一分区老宣传科长钱丹辉对我说的：在卫生部住过的许多村子，都会有几座集体的新坟。
但是将伤病员的高死亡率归罪于出身不好的医生，将其秘密肃反，我却是第一次知道。
我在1942年夏天，由晋察冀一分区司令部调到二区队当指导员。区队部驻在易县西北的一个小山沟——孟庄。二区队原有三个连，遭受损失后现在只有一个连一百多人。区队长王凤翔是一位教书出身的老同志，作战经验不足。特别是部队受挫不久，在当时的情况下，固定地点驻军是极不适当的，王凤翔同志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孟庄是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偏僻小山村，因为地处敌占区的边缘，房舍未被烧光，群众对汉奸日寇虽然非常痛恨，但对八路军的抗战必胜的宣传不少人持怀疑态度，个别人被日伪军收买成了内奸。
1942年9月间的一个夜晚，战士照常原地放哨。那天大地是静悄悄的，只有秋风阵阵，村边的小河流水潺潺。这时，大家已经睡熟了，突然砰砰几声枪响撕破寂静的夜空，惊醒了酣睡的干部战士。当我们感到有情况时，敌人已冲进村内。我们打算冲出村西找退路，不料有两个便衣战士和敌人撞了个对面，机警的战士马上向敌佯称：“八路军就在前面，快追！快追！”这些愚蠢的敌人误认为是自己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向前追去。有个便衣战士向王凤翔同志说：“快想办法！”我见此情况，立即拉住王凤翔同志向敌人来的方向跑去，并让战士准备了手榴弹，打算以死相拼。正好敌人已追过我军驻地，我们迅速转道上山，敌人扑空之后又转回来，对我们穷追不舍，从半夜追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时，也没见我们的踪影。回头看看不见追踪的敌人，我们认为已经把敌人甩掉了，于是就在一个小山坡上召集部队休息，整理武器军装，就着溪水吃剩下的干粮。我和王凤翔同志在一块大石头上摊开地图，计划着尽快把部队转移到安全地带。突然，天空响起嗡嗡的飞机马达声，两架敌机像饿鹰一样，从东南方向向山头直扑过来，围着山头盘旋。
就在这时，发现右侧山头上有十几个敌人向我方移动，我一看情况不妙，急忙召集部队。
王凤翔同志也立即下达战斗命令：“监视左右两侧，准备投入战斗。”
敌机转了两圈之后，立刻投下了几枚炸弹，轰轰的爆炸声响彻山谷。接着发现右边山坡上的敌人在迅速抢占山头高地，敌众我寡，我们必须马上控制制高点，如果我们强占成功，就可以利用这险要地形击溃进攻之敌，待机使部队安全转移。简单战斗动员之后，就展开了一场激烈争夺战，枪声、炮声震动着幽静的山谷，我部虽然人数不多，但因地形对我有利，敌人不敢贸然对我强攻。一直坚持到日落西山时，我们终于脱险了。当我们走上山顶时，只见山下火光冲天，浓烟四起，爆炸声不绝于耳，显然是无恶不作的日军野兽在烧、杀、抢。我们偶然间发现一个用木棍搭起的窝铺，附近有几个群众，不言而喻，这是逃出来的难民。经询问，这里已是涞水县境内，离西部解放区涞水县大河南村很近，离山西省已经不远。农民向我们哭诉了他们的遭遇。一位农民说他儿子也是八路军，已经牺牲，儿媳回家下落不明，现在只剩下一个小孙孙。另一个老太太说她儿子被敌人绑走了，现在生死不明，儿媳即将分娩，吃没吃的喝没喝的，房子也被烧毁。这些群众有的哭泣，有的痛骂汉奸和日军的暴行。看到这种情况我深为同情，忽然想起在山上不远的坡地上还有一些没刨的红薯地，我就让他们趁太阳没落快去挖些红薯充饥，并向他们宣传日军必败、中国必胜的道理，鼓励他们坚持就是胜利。
我在的第二区队编为军分区三十四团第四连，我初任四连指导员，后任连长，驻防在河北省涞水县大树台村，警戒涞源县东团堡的日军。
1942年，日本侵略军对解放区进行了秋季“大扫荡”之后，我军进入非常艰苦的阶段。一是部队减员之后无力补充；二是弹药奇缺；三是武器落后，更谈不上通讯装备了。这种情况很难进行大规模战斗。尤其是减员严重，只好一再缩编。我在的二区队宣布撤销并入三十四团，不久三十四团又改为二区队，下属仅有四个连。我所在的连队又编入易县支队，其支队名为三个连，实际人数还不足二百人。
抗战时期的二区队诞生地易县忙庄
二区队的前身是“易涞支队”，初建时三个连三百多人，后缩减为一个连一百多人，被编进三十四团。不到一年，三十四团被撤销，全团编为新的二区队，区队长马辉、区队政委黄连秋、区队政治处主任郑秀煜、副主任张迺更。
文中的“孟庄”应该是“忙庄”，第一个二区队诞生地。
二区队第一任区队长王凤翔，甘肃省正宁县红军，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政治部干事。马辉担任新任区队长后，王凤祥调任易定徐支队政委、保满支队代支队长，以后改任一分区司令部副股长、冀察军区后勤部军械科科长、察哈尔军区司令部警管科科长、68军司令部军务科科长等职。1955年至1957年，先后任志愿军司令部装备计划处处长、司令部军务处处长，被授予上校军衔。1958年转业地方工作，任天津市供电局副局长、党总支书记。1983年离休。
此文中“我所在的连队又编入易县支队，其支队名为三个连，实际人数还不足二百人”，值得一提。赵文隆编进的易县支队，是一团缩编后新成立的一个地方游击队，支队长是原一团三营长张英辉，一团缩编后把他“安置”在几乎专门是为他成立的易县支队。这个易县支队有三个连，一个是原一分区司令部直属侦察连，此时“王小二过年”，只剩下五六十人被安置在这里；一个是原一团裁编下来的人员；最后一个是赵文隆带过来的这个连。
这一段与张英辉成为短暂上下级关系的经历，想不到在后来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9年赵文隆蒙冤，被下放河南劳改。文革后期他来北京上访，“在那个时候，在京的老战友有的非常同情我，也有些看我告状无望，表现冷淡。”
赵文隆是易县“山北”，即狼牙山北边的人，山北抗战的知名人物首推赵鹏飞。其余赵文隆共事过的一分区老兵，无非卫生部、二区队、易县支队的某些干部，他能够去寻求帮助的人也都集中在这个小圈子里。有人热情，也有人给他冷脸子看，在人世间，人分五等，都是很正常的。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找到一原北京军区炮兵司令部队司令张英辉同志。他是个老红军，也是我的老领导。我把受迫害的情况向他诉说后，他同情地对我说：‘我认识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我给他写封信，你去找他。’我就拿着他给郭玉峰的信又到了中央组织部接待站。这次接待我的人看我手持郭玉峰部长老战友写来的信，态度马上就变了，热情地对我说：‘既然是郭部长的老战友给郭部长的信，他会重视的，你回去等着吧。’”
张英辉，1913年出生于江西兴国，1930年参加红军。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2000年10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抗日战争时期，张英辉先后担任独立团排长、一分区一团三营十连连长兼政治指导员、一团三营营长，易县支队支队长，冀中军区二十四团团长。
我专门撰文评论过《张英辉回忆录》，感兴趣的人可找来一读。
一分区专职摄影干事刘峰拍摄的两张张英辉抗战中在一分区的照片
张英辉写信的这位当时的中组部部长郭玉峰，1938年一团赴冀中作战时参加的八路军，以后跟随黄作珍从一团来到二团，所以跟连长兼连指导员的张英辉很早就认识。郭玉峰也参加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当时是个排长，战后晋升为连指导员，跟徐信一样。谁想到文革中竟然高升到中组部部长。
由于各方面困难越来越大，有些人抗战必胜的信念动摇了。敌人趁机瓦解我军，在我连驻地也不时看见日军的宣传品和小“慰问品”，如丝织的日本姑娘像，大肆鼓吹“中日同文同种”、“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的传单，富士山的风景画片，还有饼干等。汉奸特务分子也在加紧秘密活动。不少地方的党支部不敢积极活动，个别人甚至堕落为内奸。后来，在一团调延安后接一团防务的易县支队，下设三个连、一个侦察排，我任二连指导员，连长叫杜斌，是陕北老红军。一连连长姓李，指导员姓陈，他们都是易县支队的骨干。李连长、陈指导员都是老红军，但缺乏作战经验。起初我对他们印象很好，不久觉得他们活动呆板，政治嗅觉比较差。果然后来他们在对敌斗争中上当受骗，导致全连覆没。李连长、陈指导员二人也经不考验而叛变投敌，危及全支队的安全。这件事回忆起来教训深刻。
事情经过是这样：由于粮食困难，一连被迫向敌人占领的紫荆关一带活动，他们的活动情况很快被内奸掌握了。有一天，在村里吃饭时，这个内奸以党员名义对他们打了绝对安全的保票。一连在这个村大吃大喝，还给李、陈找了女人作陪，进行色情引诱。这个狡猾的内奸向李、陈谎报了许多敌人情况，什么日军头目叫什么、汉奸叫什么、那里的敌军有多少人、日军换防情况、日军和汉奸怎么不合作等。他还假编了一套怎么能把汉奸争取过来，消灭日军的谎言。李连长、陈指导员二人听后信以为真，连连称赞这个内奸有见解、有胆量。这个内奸取得信任之后，答应给一连搞几千斤粮食。李、陈万万没想到，就在他们去取粮食的夜间，全连被敌人包围，除个别战士突围外，其余全部被敌人歼灭。李连长、陈指导员二人被俘，后接着叛变，把易县支队的内幕全部向敌人告了密，还对易县支队散发了劝降书，并带着敌人多次对易县支队进行猖狂进攻，对易县支队构成了重大威胁。不久，我连杜斌连长带一个排活动时，被这伙叛徒发觉，在薄荷崖村被围，突围中杜斌连长中弹身亡。现在想起这位老红军，好战友仍无限思念。
易县支队受到巨大挫折之后，元气大伤。一连无法恢复战斗力，三连是区小队组编的，谈不上作战能力，而且第一次战斗即受到打击，指导员和一名排长被俘。全支队的主要战斗力量就落在我带的二连身上，二连的连长、指导员全由我一个担任。
1944年冬天，伪军纷纷投降和瓦解，解放区的面积成倍扩大，生产和建设发展很快。当美军攻占冲绳岛后，日军战败已成定局。由于解放区的扩大和巩固，兵源的增加，部队进行了扩充增编。当时杨成武同志已升任冀中军区司令员，部队增编时我被任命为易县支队政治处营级主任。
易县支队是地方游击队编制，归易县县委领导。当时“易县县委书记兼县支队政委的周小舟”。
1942年开始，1943年达到高峰的一分区叛变之风，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如果放在今天，不知道叛变的人会增加多少？以往的中共“正能量”史学著作，对这些大批叛变的现状是避而不谈的。
赵文隆这一段的宝贵之处，是如实描写了1943年以后的抗战后期一分区叛变之风，在基层游击支队，不敢说成“燎原之势”也令人堪忧。尤其是那些营连级干部的叛变，更是令人感叹惋惜。如果再坚持一年半时间，他们就会是“抗日英雄”。
当时能有几个人会预见到抗战的胜利呢？
处于低谷状态的晋察冀八路军，开始改变斗争策略，深入敌后。
赵文隆因为是满族人，受组织派遣，在此后，1944年，以乡邻关系潜回东北，搞地下活动，从此离开了一分区。在离开根据地， “快到县城时遇到了杀人不眨眼的铁杆汉奸乔黑子。后来乔黑子在我军攻打小后山庙战斗中被击毙。”
有关八路军在抗战胜利后攻打小后山庙的战斗，在姚雪森书中有详细描写。
与赵文隆同时，当时一分区与赵文隆同时，有许多人都奉命被派到日伪统治区搞地下工作。比如万一、薛世聪等许多人。
赵文隆离开一分区后的内容不评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