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晋察冀姚村战斗的前后故事
这一部分也属于“内控文章”，原本是不准备对外的。
姚村，具体地点在河北省定兴县靠近易县的地方。抗战期间，定兴县属一分区管辖的六个县之一，但因为这个地方靠近易县县城，所以姚村一直在日伪军的控制范围之内，1945年8月后才得到解放。
姚村的地理位置及姚村战斗开始前的部队驻地
姚村这个地方在解放战争中前后有两次成为国共双方激战的战场。姚村似乎与晋察冀共军不大对付，这两次战斗，一次发生在1947年2月，是共军占优势而未能歼敌；另一次发生在一年之后的1948年2月，是国军并不占太大优势但共军却吃了亏。
我现在要讲的是1947年2月的那次战斗。
两天前，朋友发来一篇文章：《红军破译科长曹祥仁》（时代文献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破译科长》），书中的主角曹祥仁，红军时期就搞侦听破译工作，功勋卓著，解放战争初期一度在晋察冀军区工作。因为晋察冀军区首长未能重视他的情报，遗失掉战机，最终，满肚子委屈的曹祥仁愤而离去，去了东北，受到东北军区最高首长林彪的高度重视。
1961年7月17日，毛泽东与曹祥仁（右三）等人在杭州合影
我恰好对这一战斗有所研究，所以这一次专门谈谈这次战斗。
这篇文章中有关晋察冀的部分全文如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曹祥仁此时调到晋察冀根据地，主持军区二局的组建和运作。1946年6月，国共内战爆发。二局侦听敌人密报，向军区提供可靠情报，但由于对敌人战斗力估计不足，战术运用不当，一开始仗就没有打好，陷入被动。
9月下旬，军区主力投入保卫张家口的战斗，十多天时间，歼敌1万多人。此时，蒋介石将张家口划归傅作义管辖，调动了傅作义的积极性。二局及时侦听到这个情报。接着，二局发现平绥路西段傅作义的骑四师等部的电台联络突然出现了静默状态。对于侦听工作来说，截获敌报是情报，发现对方突然静默也是情报。根据多年情报判断的经验，曹祥仁向军区首长报告，敌可能用骑兵部队迂回包抄袭击我军。但是，“首长不信，竟然反问：‘你怎么知道的？’曹祥仁一再坚持，甚至发生争执，但仍未引起上级重视”。
曹祥仁的判断不幸言中，晋察冀军区部队仓促应战，作战失利。
10月，战后总结教训，军区领导承认：“对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思想，在战役指导上和战术指挥上均存在问题。”但问题仍然存在。
1947年2月17日，军区三纵、四纵对姚村敌第九十四军发起总攻。二局侦得敌人两个师将增援姚村，遂向军区领导作了报告。前指司令员同时接到了前线地面侦察报告，说敌人已经突围，于是决定停止围攻，改为追击。曹祥仁和彭富九都报告，电台侦听证实敌人没有跑，他们接连发出SOS求援电报，已无斗志，再坚持一下就能把敌人解决，敌人的援兵赶不到。但对方的答复竟然是：“地面侦察说跑了，你们整天坐在房子里知道什么！”《破译科长》记载：“曹祥仁火冒三丈，说：不会当司令就让别人当嘛！最后双方都气得摔了电话。”
结果，煮熟的鸭子飞了。彭富九说：“为这个，二局的同志火了，因为在空中抓住敌人一个情报很不容易。”
看来，抓住情报和运用情报之间，还有一个互相信任、磨合和正确运用的过程。一旦获得情报，如何判断和决策就成了胜败的关键。
接连的窝囊仗，令曹祥仁萌生去意，要求到东北战场去。军区首长用军区副参谋长兼军区情报处处长的职务都没留住曹祥仁，最终还是放他走了。
此战发生在1947年的2月，这次战斗在《耿飚回忆录》中也有记载：
敌人在保南失败后，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急于想翻本，便把罪恶的目光转向保北。他们乘我军主力南下之机，于二月六日蠢然进犯易县。为了诱敌深入，便于围歼，我军主动撤离易县，向西南方向退却。敌九十四军进人易县西南的塘湖，五十三军则进到姚村策应。由于敌人两个军猥集一起，因此我们原定在塘湖地区歼敌的计划就无法实现。
为了开拓新的战机，我第二纵队（欠第四旅）和第四纵队的第十一旅，迅即向团城、漕河、徐水一线出击，以便调动敌五十三军回援，从而孤立敌九十四军。果然，十六日凌晨，敌五十三军回援徐水，九十四军主力同时退到姚村和附进村庄。于是，我们便决心歼灭姚村及其周围的敌军。
十六日二十三时，我军各部队进入战斗，经过三个小时激战，歼敌两个营，敌军主力两个师的五个团全部龟缩到姚村顽抗。
十七日拂晓，我们重新调整了部署，准备在黄昏时集中主力围歼敌人。但是，由于有的部队战场观察不确实，把敌军向姚村收缩误认为是向铁路沿线撤退，因而擅自撤围，向铁路方向发起了追击，致使预定的进攻无法实施。同时，由于我们的决心下得太迟，各部队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调整、部署。所以这个围歼计划未能实现。
十八日凌晨，我们获悉敌二十二师和独立九十五旅已向姚村增援；并将于拂晓后派飞机来轰炸，以掩护九十四军东撤。我立即将这敌情向聂司令员汇报，他找了肖克、罗瑞卿同志一起分析、研究，我们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恋战，将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凌晨四时，聂司令员果断地下令撤退。
这一战在《杨成武回忆录》下册中有更加详细的叙述，因为杨成武是这一次未成功歼灭战的最高指挥员：
……我主力南下扫除保定以南守备薄弱的敌军据点，第四纵队等部攻占新乐、望都、定县，歼灭守敌。我三纵进至方顺桥以北，二纵队进至阳城镇。这时，敌人企图趁我主力南移，又向易县发起进攻。二月六日，敌第九十四军和第十六军二十二师，从涞水向易县进攻，第五十三军在徐水、固城一线策应。为了寻机歼敌，我军主动撤离易县，军区命令第二纵队出击徐水、固城一线，迫敌五十三军和敌二十二师东转，从而孤立了进至易县姚村地区的敌九十四军。歼灭姚村之敌的有利战机，终于出现了！
这是一次打大歼灭战的机会。可惜，发生了失误，战机稍纵即逝。假若这一仗打好了，将会对战局的态势产生很大的影响。
当敌第九十四军五个团孤立于姚村一带时，聂司令员抓住战机，命令我们三纵队、四纵队（欠十一旅，注：已改调为三纵的九旅）歼灭该敌，命令第二纵队到徐水地区阻援。聂司令员叫我统一指挥三、四两个纵队的行动。
有了打大歼灭战的机会，军心大为振奋。因为这一段时间总是敌人出动，我们应战，我们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此间，我们正在积极寻求战机，争取打一个打歼灭战，把敌人打痛，以此来改变被动、僵持的局面。当时我想，一定要用我们的积极行动调动敌人，而不是被敌人所牵动，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打它几个大歼灭战。我们把易县暂时让给敌人，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受命后，我们采取夜行军，强行七十里，乘夜将敌人包围。尔后的外围战斗也进行得很顺利，我九旅在姚村以西的黄山歼敌一个团，把姚村团团包围起来，计划次日夜发起总攻。夜战是我所长，为敌所短，五个旅包围敌人五个团，是三比一，兵力对比占绝对优势，胜券在握。
黄昏，我们正要发起总攻的时候，忽然接到报告说：敌人弃城东逃，四纵的两个旅和三纵队的七旅，已追击逃敌去了，只剩下了八旅、九旅。我立即电询聂司令员，回电说，姚村之敌没跑，十五分钟前他们还在发电报。可是，我们的部队撒出去了，一时无法收拢，折腾了大半夜，还集中不起来，贻误了战机！这时，敌二十二师和独立第九十五旅已增援至姚村附近的烟台一带，情况发生了不利于我的变化，我们只好停止攻击，撤出战斗。
失去这次战机，实在可惜！
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在耿飚和杨成武的回忆录中，这个当时在晋察冀军区二局任情报处处长的曹祥仁只字都没有被提到。
《杨成武回忆录》同其他那些老将军回忆录相比较，大部分都是真实可信的，只是在某些地方表述的不完全，比如在时间上、情节上还有含糊不清的地方，值得挖掘或者应该做一些更深层次的解读。
姚村战斗，为什么是杨成武指挥而不是别人？我这一次就讲讲姚村战斗前后发生的背景故事。
要想全面了解这一次围歼敌军不成的战例，还要从晋察冀与晋绥共军联合发起的大同、集宁战役失利讲起。
1946年8月打响的大同、集宁战役，因为9月13日集宁战场的失利，大同战场上担任主攻的杨成武于9月16日被迫撤围大同，转移到杨成武最熟悉的易县地区。但杨成武本人并没有跟三纵一起回到易县，而是接到聂司令的电报，与随行人员分乘两辆汽车，一大一小，从大同先回到张家口，去见聂荣臻接受任务。当他们到达张家口的时候，已经是9月16日的深夜了。
为什么聂司令要单独招杨成武前去接受任务？
因为在大约一年前的1945年10月，绥远战役即将开始之际，聂荣臻已报请中央批准，杨成武带领的冀中纵队（当时还不叫三纵），作为军区机动部队，直属晋察冀军区领导，杨成去本人不再兼任冀中军区司令员一职。
当时杨成武到达张家口所见到的，由于大同、集宁战役的失败，张家口党政军机关已经开始在深夜里用筹集到的胶轮大车和毛驴驮子，将重要文件和物资进行提前撤离。白天转移，一是怕影响到社会，民心不稳；二是怕敌机轰炸，造成人员和物资损失。
这一夜聂司令同杨成武的交谈，在《杨成武回忆录》的下册中有所记载，但更多更详尽的内容，杨成武在八十年代多次向一分区有关老干部细谈过。这次交谈的重点，是大同、集宁战场的失利摸清或正确估量到傅作义军队的战斗力问题，以此为前提，关系到张家口是坚守还是放弃的这个问题。
当时聂司令已经下了决心，准备弃守张家口，把这个城市当作包袱丢给国民党军。只是由于在晋察冀军区领导层内诸多的反对派，比如郭天民等领导，高喊要坚守张家口，所以聂司令只能拉同意自己观点的同盟军，杨成武自然成为最主要的人物。
杨成武在回忆录中提到，在西线大同、集宁战场失利后，聂司令曾亲自到东线怀来战场视察，一个是肖克、罗瑞卿的东线晋察冀部队，准备阻击从冀东方向过来的国民党军李文兵团；另一个是在怀来县设置阵地布防的郭天民二纵部队，准备阻击从北平方向过来的国民党军。
众所周知，保卫张家口战役打响后，东线战场赢得了胜利：郭天民的二纵两个旅成功阻挡了从北平方向过来的国民党军；肖克、罗瑞卿的东线部队在马刨泉一带反击，包围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一个机械化团。
9月16日那一次杨成武面见聂荣臻，接受的任务是杨成武这个三纵不参加张家口保卫战，而是向南，“由我率六个旅（计三纵八旅、独立第一旅、独立第二旅、独立第四旅、独立第七旅、独立第八旅），在王平率领的冀晋军区部队的配合下，于平汉线保北地区开辟另一战场，分散敌人的兵力，掩护我主力的侧翼，保证主力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后，南下紫荆关，转移到平汉线作战”。
我以前评论过，有关杨成武同聂荣臻的这一次彻夜谈话十分重要，在以前，杨成武同聂荣臻之间仅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在这次谈话之后，两个人除了过去良好的上下级关系之外，还有了一层坚定的“同盟者”关系。杨成武对聂荣臻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坚决支持。实际上在一年前，聂荣臻报请中央将杨成武纵队划归为晋察冀军区直属纵队，就已经凸显了聂荣臻同杨成武的特殊良好关系。
在亲身经历了1943-1944年在延安“七大”晋察冀代表团中的被围攻批判，聂荣臻深切感受到什么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建立自己不会背叛，也不会“反戈一击”的基本力量是何等的重要性。据我们以后看到的，除了杨成武，跟杨成武关系最近的李志民，还有跟杨成武不对付的王平、陈正湘等人，都属于聂荣臻的忠实班底。那个在延安为了维护聂荣真名声险些跳起来动手打架的纪亭榭，不过是聂荣臻这个小圈子中最底层的一个。
返回平汉线保北地区的杨成武，把司令部放在易县县城，补充了几千俘虏兵，共歼敌一万三千多人，史称“保北大捷”。
第一次保北战役后，晋察冀共军从张家口、宣化撤退，紧接着是有关晋察冀的一件大事，10月22日，晋察冀中央局召开的涞源会议（《杨成武回忆录》中说的是“军区召开的”涞源会议），罗瑞卿做出了《关于张垣失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定》。
会后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各纵队由两个旅扩充至三个旅，动员了数万群众参军，各纵队兵力都得到了补充。12月间，撤销了野战军的指挥机构，由晋察冀军区直接指挥原野战军各个纵队。第一纵队奉军委命令归还晋冀鲁豫军区建制，其司令员杨得志留在晋察冀任二纵队司令员、李志民任二纵队政委（原二纵司令员兼政委郭天民被免职）。
郭天民被免去一切职务，几乎在晋察冀无立锥之地，说意外，也不意外。
1944年10月，晋察冀军区在程子华主持下，按照肖克提出的改革设想，对晋察冀军区原有机构进行改革，设置了四个二级军区。到一年后的1945年9月中旬聂荣臻回到晋察冀之后，截至到涞源会议召开之前，程子华当时设置的这四个二级军区司令员，已经四去其三：冀热察军区司令李运昌带部队去了东北；杨成武作为晋察冀军区机动纵队的司令卸去原冀中军区司令员一职；冀晋军区司令员赵尔陆将冀晋纵队交陈正湘带领，自己想到东北去，结果被留在北平军调部；也就是说，只有一个郭天民，既兼着二纵司令员和政委职务，又把着原来的冀察军区司令员职务不放。
这也难怪，冀察军区的地盘很好，也很关键：张家口、宣化都在冀察军区管辖的地盘上，人力、财力资源就更不用说了。冀察军区组建的二纵又是晋察冀军区最能打仗的一支劲旅，郭天民怎么肯撒手呢？你既然不主动撒手，就剥夺你的一切职务，彻底夺权。郭天民霎时间一垮到底，干坐了半年多的冷板凳，直到1947年6月刘少奇、朱德带领的中央工作班子来到晋察冀为止。
涞源会议过后，国民党美式装备的九十四军进犯易县，杨成武打响第二次保北战役，歼敌两千人。如果说，1946年9月的第一次保北战役，主要打得是国民党杂牌军和地方守备部队；1946年11月初的第二次保北战役，打得是国民党美式装备的部队。
第二次保北战役，杨成武在易县指挥的是三个旅：三纵八旅、独立第四旅、独立第八旅。此时，在怀来县担任过阻击任务的二纵两个旅还在收拢打散的部队，没有回来。否则，第二次保北战役将会出现二纵的身影。
关于二纵在怀来阻击战的撤退，我略说一句。给郭天民赢得“郭铜墙”称号的怀来阻击战打得十分残酷，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处在一线的各连同营部之间的联系都被切断，营部也直接成了前线。所以，当张家口、宣化决定弃守，二纵的怀来阻击战宣告结束，二纵通知四旅、五旅准备撤下部队转移的时候，撤退的命令只能通知到营一级机构，营部通向前沿连的道路均被国民党军切断。
所以，转移的只是营以上和二线部队，一线的各连无法通知，只能放弃。
这个情景在当时任二纵四旅十二团营教导员的姚雪森的书中有详细的记载。
大家是不是对这一景象有些熟悉？对，冯小刚的战争电影《集结号》。
只不过处在怀来阻击战一线的前沿各连不像电影《集结号》那样都牺牲了，当时前线打得乱成了一锅粥，背后共军大踏步撤退，国民党进攻部队蜂拥追击，原本在前沿的共军连队得以趁乱转移出来，返回部队。
有朋友跟我说，冯小刚的父亲是傅作义军队的军官，1949年北平和平起义过来的。冯小刚的《集结号》是不是采用了晋察冀国共内战的共军实例？但总之我认为是真实可信的。有时共军放弃一线连队也是迫不得已之举。
怀来县阻击战往南就是延庆县、门头沟、涿鹿县、涞水县，这些地方都是山区，也是冀察军区的“老巢”所在地。从怀来阻击战前线撤下来的四旅、五旅在这里与撤退下来的冀察军区会合，并停留了一段时间，用来收拢和休整部队。
还有一件小事，发生在易县杨成武三纵阻击国民党九十四军战斗之前，不能不说。
临战之前，对手是国民党武装良好的正规军，所以要格外重视。在杨成武集结部队的时候，注意：这三个旅，三纵八旅、独立第四旅、独立第八旅，“我一看，发现有一个旅的旅长和政委没有到，部队是副旅长和副政委带来的。大敌当前，主官不上前线，这是不能允许的。”
下面，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讲了两大页（将近三页）道理并举例之后，接着话题一转，又回到这里，“当前，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考验：如何战胜美械装备的第九十四军。那时，我们再三思索，觉得这两位旅级干部都是老同志，经过严峻的考验，对革命是有功的，但在这个时候必须严明军纪。军区首长给了他们必要的处分。我有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
杨成武在回忆录中没有点名，我也没必要在这里非点名不可。
其实我只要介绍一下这三个旅的旅长和旅政委，大家一下子就会猜到。
三纵八旅，组建时旅长兼旅政委王道邦，以后旅长易耀彩、旅政委王道邦、副旅长宋玉琳。王道邦、宋玉琳不用说了，都出自杨成武独立团和一分区，可以说是杨成武小圈子的亲信。易耀彩来自察哈尔军区参谋长，将原冀晋十一旅通过察哈尔军区这个“中介”带到三纵有重大功劳，所以被接替王道邦担任八旅旅长。
独立第四旅是冀察军区组建的，旅长马辉、旅政委黄连秋，都是杨成武独立团和一分区时期的老部下，杨成武一手提拔起来的，对杨成武从来是言听计从。
唯独独立第八旅是杨成武离开以后的冀中军区组建的，旅长徐德操、旅政委李致远。徐德操原本有在一分区工作一年半以上的经历，如果当时建立下良好关系，现在就都是“哥们”，没的说。可偏偏在一分区那段工作经历使徐德操与杨成武班底树敌结怨，现在格外难于处事。
中国有句老话：“不是冤家不聚头。”我想说他们是自由散漫，倒不至于；大敌当前不放在心上？也属于不着调的帽子，他们只是不愿意直面相对老对头杨成武而已。可你想到没有？晋察冀巴掌大点地方，老资格的旅以上干部就这几十个人，都属于低头不见抬头见之列，你再不高兴，也要去面见上司，这可是自古以来的官场规矩。你即使心里再不痛快，也要坦然面对现实，可惜徐德操未能做到，再一次让杨成武抓住了小辫子。
杨成武回忆录中所提到的“军区处分”，应该是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而不是孙毅当司令的冀中军区。1942-43年徐德操在一分区得罪了杨成武；1943-44年在延安又得罪了聂荣臻，此时还留在晋察冀的徐德操，每一步都要格外小心，不要被对方抓住短处。
第二次保北战役之后，原冀晋军区十一旅正式编入三纵的序列，改番号为三纵九旅。此时，参加怀来县马刨泉反击战的三纵七旅也返回到易县，杨成武三纵正式拥有七、八、九这三个旅。
这个改编为三纵九旅的前四纵十一旅，原本是冀晋军区的老部队，杨成武从当时的四纵司令员陈正湘那里借过来的。这中间又走了个“手续”，先是改名为察哈尔军区独立十一旅，之后被察哈尔军区参谋长易耀彩带到了三纵。因为冀中部队组建的三纵基本上都是从游击队集中后组建起来的，在大同战斗中三纵担任主攻任务，使得部队受损失不小，三纵实力大受影响，不得已，杨成武从陈正湘四纵讨来这个旅加强自己三纵的战斗力。四纵出现的这个旅的空当，以后有张家口教导旅过来补上，成为新的四纵十一旅。
顺便说一句，这个旅加进三纵使得杨成武倍受晋察冀那些老冤家们的尖酸讽刺挖苦，好像四纵司令员陈正湘受了很大的委屈。实际上陈正湘很快就离开四纵，到二纵接替杨得志的司令员职务。
再接着谈。
1946年的12月底，晋察冀军区机关进驻完县南腰山村。此时得悉从保定南面的望都到石家庄以北的正定之250里铁路线上敌人兵力空虚，只有保安第五总队侯加墉部6个团把守。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等决定组织保南战役。
这是姚村战斗的前奏。
1947年1月20日，阴历除夕前夕（那一年除夕21日，春节22日），四纵队十旅、十一旅和独一旅在风雪弥漫之中向保定南面平汉路各据点发起进攻，打了准备过年的国民党军一个冷不防。看到战果的聂荣臻命令四纵主力继续南下，攻克定县城，全歼侯如墉部，控制平汉线保（定）石（家庄）段。28日，四纵攻克定县，部分敌人出西门逃窜，一部在城郊被歼，一部在阳城地区被二纵歼灭。
保南战役，四纵十一旅攻克定县，拉开姚村战斗序幕
保南战役中，晋察冀共军接连攻克望都、新乐、定县三座县城及其周围的据点，歼敌8200多人，使冀晋和冀中两个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1月29日，毛泽东致电晋察冀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黄敬：“（一）连续攻克望都、新乐、定县，歼灭侯如墉等部，甚慰。望对指战员予以嘉奖。（二）你们已在平汉线取得主动，望在今年上半年用围城打援各个歼灭之方法，将平汉线上蒋系各军基本解决，以便下半年主力转入平绥线，解决傅作义。”
此时，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孙连仲见晋察冀共军主力在保定以南地区，于是以九十四军和十六军第二十二师于2月6日从涞水进攻易县。
我们所说的姚村战斗就此拉开帷幕。
8日，二纵主动撤离易县城，南下塘湖地区（四旅在易县中高村与敌相望）。国军九十四军追至塘湖害怕被歼，向东退至涞水。同时敌五十三军进至姚村进行策应。为了设法将五十三军东调，孤立并求歼九十四军，二纵（欠第四旅，留在易县中高村）和四纵十一旅向平汉线固城至漕河段出击，一举攻克徐水东站，并围攻徐水县城。
二纵五旅和四纵十一旅再攻下徐水车站，调动敌五十三军回援
15日，敌五十三军回援徐水。九十四军5个团也东退至姚村一带，战机形成。晋察冀军区调三、四纵队（欠第十一旅）和二纵队四旅围攻姚村。晋察冀部队5个旅，包围了姚村地区的九十四军军部和它率领的5个团，兵力是三比一，占绝对优势。但在17日发动总攻前，四纵队和三纵队七旅观察失误，判断敌军东窜，未查明情况即擅自撤围，分路实施追击，以致错过战机。
2月18日，敌第二十二师和独立九十五旅增援姚村，聂荣臻与萧克、罗瑞卿研究后，决定撤围姚村。已经到嘴的肉不得不放弃。随后军区机关由冀西转移到冀中安国县。
2月21日，毛泽东来电对前段作战情况进行了批评，指出：“你们最近时期在保（定）、易（县）间的争夺战，是在被动情况下进行的，故打不出好仗。”毛泽东指示：“今后行动应学习陈粟、刘邓、陈谢三区大踏步进退，完全主动作战的方针。你们部队休整若干天后，请考虑是否可以打第三军。其目的不在占地而在歼灭顽伪有生力量，并吸引保定以北之敌南下，利于第二步歼击之。”“总之，大踏步进退，不拘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完全主动作战，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调动敌人各个击破。”
在晋察冀战史上，并没有留下曹祥仁的记载，只有晋察冀军区二局局长彭富九回忆这次战斗时说：姚村战斗，电活上报告，敌人跑了。聂司令员问我，我说，敌人肯定没跑，敌人的电台还在工作，正在发出“SOS”紧急呼救信号，向北平求援：“姚村被围，火速增援，非常危险！”但前面部队都去追“逃敌”去了，天快亮了，已经追出去很远。为这个，二局的同志火了。因为在空中抓住敌人一个情报很不容易。
曹祥仁汇报监听结果，不受信任反而被军区领导再三盘问，这个再三盘问曹祥仁的军区领导应该就是聂荣臻。因为当时晋察冀野战军编制被取消，重大战役均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统一指挥。姚村战斗，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设在完县（今顺平县）的南腰村，距前线一县之隔。但政工干部指挥战斗，拖泥带水了许多，没有果断拍板的干脆利落，曹祥仁在姚村战斗后愤而离去，也是看出晋察冀这些军队在聂司令指挥下不会有大的发展。
一个打大歼灭战的机会眼睁睁地失去了。究其原因，主观上，部队指战员对大兵团作战还生疏；客观上敌人各部相距太近，机械化部队增援又快，战机稍纵即逝。失去这次歼灭战的机会是十分可惜的。参加姚村战斗的两个纵队的指挥员杨成武、胡耀邦（四纵队政委），一直到几十年后相遇时，谈起那次战斗，还感到惋惜。
姚村战斗的四个月之后，1947年6月，朱德来到了晋察冀考察指导军务工作。朱德也看出了聂荣臻并非指挥大战的合适人选。于是在朱老总提议下，晋察冀又恢复了野战军编制，晋察冀野战军由从晋冀鲁豫过来的杨得志指挥，这才有了以后晋察冀的大步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