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的程子华简要评传
1949年的程子华，时任东北野战军十三兵团司令员、北平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
1949年1月31日进入北平的东北野战军部队，都是隶属程子华的十三兵团四十一军部队
在我手头已经收集整理出的几个晋察冀历史专题中，原本只是为了在专题研究中做个参考，不准备拿出来的。其中，一个是程子华问题，另一个是解放战争中的晋察冀土改问题；当然还有上一篇有关龙应台的话题。还有以后要谈到的北方民族和伪军问题。
这几个专题，由于涉及的问题敏感，我格外持慎重态度。此外，在晋察冀战争史的研究上面，几乎全中国的研究者，都是持“伟光正”歌颂式的研究方式，像我这样扒皮挖根一究到底式的研究方式，恐怕是绝无仅有。这也是我格外慎重的主要原因。
这一次谈程子华问题，我早在半年以前，去年的六七月间就开始了。至于谈的是不是客观并准确？对这一问题挖掘的是不是彻底？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研究晋察冀八年抗战时，1943年8月以后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二把手的程子华不容忽视。因为有同聂荣臻的矛盾搅在里面，所以研究程子华问题，一是要客观、二是要实事求是，并且褒贬用词、言语深浅也十分慎重。还有一个，是客观史料的分析整理，你绝对不能回避当时的历史背景。你回避历史背景不谈，就看不出什么名堂；你一伸入挖掘出当时的历史背景，问题一下就暴露出来了。
还有一个土改问题，尤其是晋察冀土改，有刘少奇的定性，“晋察冀土改先右后左”，所以是板上钉钉，成为了历史铁案。你此时拿出来翻扯这个历史问题，是不是要跟党和党的领袖唱对台戏呀？我多次谈土改，但从没能深入谈这个土改问题，原因就在于此。
这一次只谈程子华。
1943年8月上任的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程子华，在晋察冀中央分局书记彭真、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到延安后，程子华同志任晋察冀中央分局代理分局书记、代理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成为领导晋察冀坚持敌后抗战的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
1945年的9月聂荣臻从延安回到晋察冀之后，当时还在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二把手的程子华，执意跟随被任命为东北局书记的彭真去了东北。1945年10月，程子华被东北局任命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冀热辽-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程子华为什么不留在他工作多年、且已经十分熟悉的晋察冀地区工作，而非要去陌生的东北？
我今天就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考察程子华参加革命后的历史背景，我们看到了几个极为富有内涵的“历史的巧合”。
程子华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入党，1927年初考入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红军时期，程子华原本在中央苏区任职，1934年6月，被派到鄂豫晥根据地，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军组建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任军团政委，同时担任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
红军时期的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与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
程子华1934年6月来到鄂豫皖苏区的时候，鄂豫皖正处在大肃反的非常时期。此时，鄂豫皖根据地已经经历了几次大肃反，这几次大肃反之残酷，杀人之随意，远甚于中央苏区的肃反，丝毫不亚于夏曦在洪湖根据地搞的肃反。如果都推在张国焘、沈泽民身上，也尚可能接受。因为在程子华到来之前，以及在程子华带领红二十五军离开之后，张国焘一直都在“肃反杀人”，即使在长征的途中也不间断。张国焘堪比张献忠再世。
但随即，离开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来到陕甘根据地，在陕甘根据地进行的“极左”肃反，作为最高政治军事领导人的程子华就推不开干系了。当时，由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共同组成的红十五军团，程子华是最高领导。而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七军联手，将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一干领导人包括习仲勋在内，全部拘押，准备杀害，红二十六军排以上干部四百多人已被活埋残杀，说此刻发生得如此重大事端红二十五军政委兼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丝毫不知、没有任何责任，就明显说不过去。
起码，他是有权干预如此肃反扩大化，有权制止杀害这么多陕甘基层干部的。但他能够制止却没有制止，制止在陕甘地区这一肃反扩大化的，是当时长征来到陕甘根据地的中央红军。就是说，如果不是碰巧！中央红军长征来到陕甘根据地，刘志丹等这些红二十六军和陕甘根据地领导人都将被杀害。
1982年的习仲勋与程子华的再次相会，有谁会想到1935年那段肃反往事
因为当时中央红军刚到达陕甘地区，立足未稳，要借助先期到达陕甘的红十五军团站稳脚跟，所以从未对这次陕甘肃反扩大化的责任人进行过深入追究。被杀害的人也就算了，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说是“合该倒霉”。相比较起来，陕甘肃反中被杀害的无辜良善还算是少的，夏曦搞的洪湖肃反、张国焘搞的鄂豫皖肃反和长征途中的肃反，被杀害的红军将士数以万计，你陕甘肃反不过才杀了四百多无辜，比起来是不是轻的？
史料记载：当时，毛泽东和彭德怀到红十五军团驻地看望军团领导。为了向中央红军学习，军团领导请求毛泽东，由中央红军派一些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不久，毛泽东找宋时轮谈话，要他出任红十五军团作战科长，协助参谋长主管部队作战。
刘志丹真正被平反是在直罗镇战役结束后，当时，毛泽东对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等人说：“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宋时轮恢复党籍的问题，也是这个时候解决的，经研究，由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和钱钧介绍，宋时轮再次入党。
红二十六军被肃反，领导人和各级军队干部大批被抓，被杀害，导致红二十六军基层士兵大批逃亡回家。以后刘志到被平反后重组建陕甘红军，这些昔日的红二十六军逃兵经动员再次参加红军，于是组建了新的红二十八军。
史料上记载：1935年12月，由陕甘红军和当地游击队统编后组建红二十八军（迄今见到的史料，都记载为“陕北红军和当地游击队统编后组建红二十八军”，错，应该是“陕甘红军”）。辖3个团，共1200多人，步枪670支，轻机枪5挺。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江华。
1936年红军东征，刘志丹在山西前线牺牲后，这支部队由宋时轮接任军长。1937年2月，红二十八军编入援西军；8月，编入八路军第120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团长宋时轮（最近的史料揭示：当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因为贺龙的部队人数太少，于是经习仲勋做工作，红二十八军被编进贺龙的部队）。
1937年底，贺龙一二〇师在杨成武独立团之后东进山西的雁北地区；1938年的4-5月间，宋时轮带领的这个团来到平西，与邓华带领的部队合编在一起，以后又成为肖克挺进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改编为平西挺进军九团。
我斗胆分析，1938年春，贺龙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单独放宋时轮团东进平西地区，跟宋时轮带领的这支部队不是贺龙二方面军的传统部队有关；1939年1月曾任一二〇师副师长的肖克来到晋察冀，2月来到平西地区，组建挺进军，但始终对宋时轮这支部队指挥不顺，最后撤销宋时轮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调离挺进军。
宋时轮走了，但他当初带来的那批陕甘子弟留在了平西，这就是挺进军九团。九团老兵马永臣（晚年以“马咏晨”为笔名写回忆）回忆，九团最初成立时，有兵力三千五百多人。
1943年，延安在国民党军的包围下形势吃紧，于是开始调晋察冀主力回到延安。晋察冀被调回的第一支部队就是原挺进军九团——此时是晋察冀军区第十一军分区九团。作为第一支部队调回的理由很简单：这个团是陕甘籍老兵组成的。1943年调回时，原一千七百多的陕甘老兵，此时九团全部人员才八百多。平西地委又凑了一百多平西子弟，将九团凑足到千人，回到了延安。
九团的陕甘老兵晚年写回忆录，把这一切来龙去脉都写了进去，他们知道我在研究平西历史，于是把这本未曾公开出版的私人回忆录赠给了我。于是我知道了“陕甘”红军与“陕北”红军有什么不同？这些陕甘红军对曾经发生过的陕甘肃反的真实态度；以及这些红二十八军陕甘红军在平西抗战的故事。
当宋时轮、肖克先后来到晋察冀到时候，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中央决定派程子华到冀中军区任政委。1939年1月，他深入敌后到冀中军区工作，接替王平，担任冀中军区政委，后兼冀中区党委书记。
可能有与此同时发生的一件事情，被许多人所忽视。这就是，1939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北方分局，北方分局的委员是彭真（担任书记）、关向应、聂荣臻、程子华。也就是说，程子华一开始的政治起点就高于贺龙和肖克。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成立。图为分局委员（左起）程子华、彭真、关向应、聂荣臻
注意：程子华到冀中军区之后，随即，一件件历史冤案也随即发生：冀中军区发生了肃反扩大化，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熊大缜、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革命引路人李晓初，还有1937年抗战爆发时在冀中拉起河北农民游击军大旗的几位领导人，均被捕并被杀害。当时在冀中参加抗战的来自平津的许多知识分子干部均被关押，受到拷问并被杀害。
如果不是从延安回到晋察冀的彭真，以及来到冀中的贺龙出手相救，这些知识分子干部最后的下场也不乐观。最后，有一百多知识分子干部被释放，但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被杀害？
接连在冀中发生了这一系列悲剧，同三年多前在陕甘根据地发生的肃反扩大化何其相似。陕甘肃反扩大化，他是当时的一把手，与他无关；现在冀中肃反又扩大化，他依旧是当时的冀中一把手、冀中军区政委、冀中区党委书记，你还说他对这些肃反扩大化丝毫不知、与他无关、毫无责任吗？显然，在他的身边、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杀害了这么多无辜的同志，他一无所知，从道理上也说不过去。起码，他也应该负有对肃反扩大化“失察”的领导责任。
程子华在冀中当了三年半时间的最高领导，计1939年、1940年、1941年全年，1942年半年。1942年日本鬼子对冀中地区的“五一大扫荡”开始，由于事发突然，日军的力量过于强大，冀中八路军全无防备，很快，冀中抗日根据地全部沦陷。
现在人们、特别是冀中子弟谈发生在1942年夏天的“五一大扫荡”，基本上都是以“精神”来掩盖当时的“失误”。即，以冀中八路军的英勇精神来掩盖当时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对日军大扫荡的准备不足和应对失误。
我以前分析过，抗战时期的晋察冀、冀中和平西挺进军这三支八路军的军事实体，是当时中国小农经济的管理方式，分散来管理的；而日本华北方面军的管理方式，体现着日本现代工业国家的管理方式，有机协调成为一个相互紧密关联的整体。
1942年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之前，挺进军已经在三个月前合并到晋察冀军区，而冀中方面，敌工部门已经搜集到日军即将开始大扫荡的种种情报。但这些情报大都被忽视了，冀中军区有关机构没有做好提前准备，这就是后来冀中的干部所提到的：“该走的时候没走。”结果日军的大扫荡开始之后，冀中党委及冀中军区领导机关都被合围在包围圈里面，只能仓促寻找突破口以突出日军布置的重围。
据史料记载，1942年的6月12日，冀中领导机关大队夜渡唐诃、滹沱河，从冀中突围到冀南，进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算是彻底脱离了冀中“五一大扫荡”这个险境。突围后的冀中领导机关以后转移到一分区根据地境内，在满城县与完县结合部地区收拢从冀中突围出来的机构和干部。这个景象一直持续到1943年7月，冀中领导机构也像挺进军一样被撤销，合并到晋察冀领导机构为止。
冀中领导机关既然无暇旁顾，只能顾及自身的安危，冀中地方各军分区当然就只能自己顾自己了。于是就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五一大扫荡”从平津之间的十分区开始，十分区已经沦陷，以一条大清河为界，河北边十分区政委帅容率机关大队向西突围，司令员周彪、参谋长刘秉彦率主力团掩护，同日军打得不可开交；但一河之隔的南边，炊烟袅袅、鸡鸣狗不吠，全无一点战争硝烟的和平景象。
我感叹日军中的知华人士，将中国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性格摸得十分透彻，他们可以放心扫荡冀中，全然不顾及身后的冀西山区的晋察冀八路军会倾力来救。他们也可以放心在冀中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扫荡当地的八路军，不会顾及身后出现其他地区的八路军偷袭他们。
故事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讲的：原冀中军区政委、冀中党委书记程子华1943年8月被任命为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在晋察冀中央分局书记彭真、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离开晋察冀到延安后，程子华同志任晋察冀中央分局代理分局书记、代理军区政委；1944年春天在肖克离开晋察冀到延安后，程子华同时兼任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代政委，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成为包括冀中在内的，晋察冀坚持敌后抗战的最高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
1942年冀中沦陷后，合并到晋察冀军区的程子华和肖克同聂荣臻在一起
现在的晋察冀抗战史提到这一历史时期，只是简单的说到：程子华“领导粉碎了日寇对晋察冀的3个月大扫荡，坚持和扩大了敌后武装斗争，冲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巩固、扩大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实际上程子华的功绩不止于此。
1941年、1943年，日军两次对冀西山区的晋察冀展开大扫荡（1942年扫荡冀中），大扫荡的规模都可以称得上是“前所未有”。
1941年是六十六天大扫荡，仅以我比较熟悉的一分区为例，杨成武先是万年冰隐蔽，接着梯子沟突围；一分区涌现出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同时，一分区也损失惨重，我计算这一年大扫荡中一分区四个主力团折损的兵力不下一千余人（有史料说这一年晋察冀拨付给一分区的子弹七万发因保管不善，被日军缴获，我未能找到一分区方面的史料记载，故不做评论）。
1943年的形势更加严峻，晋察冀八路军在这两年中折损的人员、武器、弹药均得不到补充，且冀中这个粮仓沦陷后，冀西山区八路军的吃粮穿衣都成问题。这一年夏秋，日军开始三个月大扫荡，又称百日大扫荡。这一次晋察冀反扫荡是在程子华、肖克的领导下完成的，从我比较熟悉的一分区来看，四个主力团受损失的程度要小于1941年反扫荡。
1944年，如果不将那一年春天召开的晋察冀中央局党委（揭批聂荣臻的）扩大会议算进去的话，晋察冀起码完成了两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一是那一年春天的全晋察冀召开的英模会议；二是秋天，9-10月开始的晋察冀军事机构改革，成立了四个二级军区。这两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都是在程子华主持晋察冀全面工作时发生的。
1945年晋察冀大反攻，也是在程子华主持晋察冀工作时完成的，仅一个攻占了张家口的意义就非同小可，这使得从延安奔赴东北的路途中有了一个作用非凡的落脚点。以后中共能执掌东北战场大局，张家口作为这盘棋局中的一个“眼”，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程子华在晋察冀的工作照：1945年，晋察冀部分将领欢送美军观察组回国：程子华、唐延杰、耿飚
故事再次回到我们的一开始：1945年的9月聂荣臻从延安回到晋察冀之后，当时晋察冀军区第二把手的程子华，执意跟随被任命为东北局书记的彭真去了东北。1945年10月，程子华被东北局任命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冀热辽-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这里面有两个关节点：
第一，聂荣臻在延安被“七大”后的中央任命为晋察冀第一把手（原晋察冀一把手彭真调往东北），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策的结果。中央看到：作为晋察冀最初的创建人，聂荣臻有着不可缺少的决定作用，所以依旧用聂荣臻来执掌晋察冀大局。
第二，聂荣臻回到张家口后程子华调往东北，应该是程子华的山西老乡彭真在刘少奇那里决策的结果。当时毛泽东去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刘少奇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作为刘少奇系统的第一干将，彭真的意见举足轻重。
或者说，如果没有山西老乡彭真的帮助，程子华想脱离开晋察冀是不容易的，但他继续留在晋察冀，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
都曾在晋察冀工作过的三个山西老乡：薄一波、彭真、程子华
归属到东北的程子华，其实距过去熟悉的晋察冀并不远，他一直在冀东、辽西地区担负着党政军的第一把手工作，在这方面，他过去关系较好的老战友肖克、刘道生也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
1945年9月程子华立足冀热辽地区时（那时冀热察地区还没有并入），这个地区只有中央派到东北解放区被阻留在冀东辽西的部队三万余人。
而到了1947年的8月，冀热察地区脱离晋察冀，与冀热辽合并，成立冀察热辽解放区的时候，这一地区有主力部队二十万人，编为东北野战军的第八、第九、第十一这三个纵队，计五个独立师、两个骑兵师、一个炮兵旅，总兵力几乎与晋察冀相当。
程子华在这一时期的工作有没有瑕疵？当然有。而且与老毛病有关。
1948年，在程子华担任一把手、中共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冀热察辽地区，由于土改运动伤及面太大，于是发生了像1938年那样的地区民众的串联及暴动，其中不乏陈怀初那样的受党教育多年的军政干部。冀热察辽军区不得不出动正在前线作战的军队回头来镇压，其结果玉石皆焚，又伤及到更多的无辜群众。
你可以把暴动和叛乱推给当地阶级斗争的激烈、当地阶级敌人的凶残和狡诈、当地地主还乡团的残酷反扑，你难道就不能反思一下当时冀热察辽执行的政策有什么偏差呢？
我不是说当时发生在冀热察辽的这些“极左”杀人政策的推行，一直是程子华主持并决策的，与他有推卸不开的主要干系。但退一步讲，凡在他担任最高领导人的时期发生了这些数不清的冤案，他承担对土改运动过左的“失察”、对地方产生暴乱的“失控”的领导责任应该是跑不了的。
在程子华自己的回忆录中，推行这些极左杀人政策的主谋是高岗：“我认为冀察热辽的土地改革工作，自‘五·四指示’到第一次党代会前这一时间，基本上是正常的。可是1947年秋后，‘左’的东西逐渐抬头，一些地区出现了侵犯中农的错误缺点。这年冬天，高岗到热河检查土改工作，他不仅不纠正‘左’的错误缺点，反而说热河的土改工作右了，他提出了热河的富农都是封建的，并推广了他领导的热中地区工作团搞的‘老牛赶山’典型经验，在冀察热辽分区的群众日报上头版刊载。……实质上是重复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时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的错误。”
在高岗推行这些极左杀人政策的半年之后，1948年的夏天，共产党在土改中失去民心的恶果开始显现，冀东部分区域的老百姓以一种极其愚昧的方式发起了民间暴动。好在此时，晋察冀野战军三支主力部队：三纵、四纵，和二纵的四旅，为了策应即将开始的辽沈战役到冀东活动，这使得程子华的冀热察辽部队可以放心腾出手来，迅速平息了这场民间暴动。
在程子华的回忆里：“我军攻占隆化城后，接中央军委命令，为破坏敌人的平绥铁路和北宁铁路，以利我东北和晋察冀战争形势，命令晋察冀杨罗耿兵团和冀察热辽程子华所部在冀东会师，有力打击敌军。……这一行动开始了辽沈战役的序幕战。”
在当时二纵四旅十二团营教导员姚雪森的书中“在，不在”一节中，比较详细的记载了冀热察辽地区，主要是冀东民间暴乱的整个过程。这一冀东民众因土改而发生的暴乱事件在程子华回忆录中只字未提。
对冀东非常熟悉的萨苏也没有提到这一暴动过程。
1949年11月辽沈战役刚一结束，林彪带领的东北野战军迅速秘密进关，处在冀热察辽前沿的程子华兵团最先到达晋察冀野战军同傅作义国民党军激战的张家口前线。这些来自东北地区“狗皮帽子”生力军的出现，对一向凶悍的傅作义嫡系部队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傅作义军顿时乱了阵脚。当时傅作义军决定放弃张家口西遁，就是因为他们虽不惧怕交战三年的老对手晋察冀共军，但是对武器装备精良的东北野战军心存畏惧。
此时已是12月的严寒季节，一身整齐冬装的东北野战军战斗力旺盛，而此时的晋察冀共军，因半年多前鄂友三骑兵旅偷袭冀中，几个晋察冀被服厂均被焚毁，使得晋察冀部队无冬衣可换，一个个衣衫褴褛，许多人连棉帽都没有，戴单帽作战。尤其北岳军区组建的晋察冀野战军一纵，由于是自己解决供给问题，北岳军区又处在最贫穷地区，所以一纵部队的衣衫最为破旧。被傅作义部队称为“叫花子部队”。
12月21日，华北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四纵首长在宣化见面。左起：李志民华北三兵团二纵政委、吴克华东北野战军四纵司令员、杨成武华北三兵团司令员、莫文骅东北野战军四纵队政委、李天焕华北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这个四纵，隶属程子华兵团，也是以后成为北平警备司令部卫戍部队的第四十一军
这是1948年12月底前，消灭张家口突围的傅作义军队后，围追国民党军的东北野战军四十一军向成功担任阻击任务的华北野战军一纵敬献锦旗的合影，照片上，衣装破旧的“叫花子部队”的华北野战军一纵同衣装整齐的东北野战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就是这一支“叫花子部队”，在杨成武指挥下坚守在傅作义张家口守军西逃的大路上，和六纵一起坚守不让，最后程子华部队赶到，全歼了五万多西逃不成的张家口守军。
十一个月前还是程子华冀热察辽部队一员的团政委陈怀初，投奔国民党军后此时跟随国民党二线部队的保安司令部一起撤退，半途中遇到共军的截击，陈怀初主动率领自己的部下——基本上都是这一年来土改运动的受害者，从共军跑过来的——坚决抵抗。当他在弹尽之时，看到远处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草绿色军装，他知道大势已去，东北野战军赶到了，他于是举枪自杀，当然不是为“党国”殉职，他是与一年前在土改中不幸惨死的亲人团聚去了。
1949年解放军围困北平傅作义军队的时候，程子华兵团负责北平的西北方向，兵团司令部设在颐和园北宫门外面的青龙桥。当时的东北野战军第十三兵团，相当部分是前晋察冀划归给东北野战军的部队，司令员程子华、政治委员肖华（未到职）莫文骅；第一副司令员李天佑、第二副司令员彭明治、副司令员黄永胜；副政治委员吴法宪、参谋长彭明治、黄志勇、曾国华；政治部主任刘道生。
在解放军即将接管北平的前夕，1949年的1月27日，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特意从良乡赶到北宫门外青龙桥十三兵团部拜访。第二天上午，叶剑英在颐和园后山坡向十三兵团部份团以上干部讲话之后，在颐和园听鹂馆宴请这些团以上干部，随同叶剑英一起到来的北平纠察总队团以上干部作陪。
叶剑英的这次十三兵团之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搞好进北平之后这两个部队之间的团结问题。解放天津，东北野战军在天津只听“自己的首长”，晋察冀领导干部，比如市委书记黄敬说话没人听，还要天津市军管会主任、来自东北野战军的黄克诚出面说话才行。来自晋察冀的天津纠察总队干部战士在执勤时被东北野战军某些军人暴打，事后又拒不道歉认错，此事一直告到了中央军委。最后还是黄克诚出面，还有曾在晋察冀长期工作过的邓华、袁升平担任着军级干部，这才缓和了晋察冀部队与东北野战军之间的矛盾。
叶剑英这一次十三兵团之行，就是为了防止这一类矛盾再次出现。何况这一次北平市委、北平市军管会、北平纠察总队，都是由晋察冀干部和部队所组成的。我想，中央军委这一次指定由原晋察冀干部和部队占相当数量的程子华兵团来组建北平警备司令部，也是预先考虑到了晋察冀和东北野战军的团结问题。
在叶剑英宴请的这次听鹂馆宴会上，程子华对在场的十三兵团四十一军团以上干部说：我就来自晋察冀，刘道生主任也来自晋察冀，你们对晋察冀领导干部不尊重，就是对我和刘主任不尊重……
四十一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四纵，胶东出来的老八路部队，在东北战场上的锦州战役中以“地上有苹果不吃”而闻名，号称当时东北野战军部队中军纪最好的一支部队。
1949年1月30日，解放军和平开进北平，十三兵团以属下第四十一军为核心，在西四报子胡同筹建北平警备司令部。当时聂荣臻任平津卫戍司令员，薄一波任政委，叶剑英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彭真任北平市委第一书记。程子华任北平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彭明治、吴克华任副司令，莫文骅任副政委，刘道生任政治部主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警备司令部布告
由于和平接收北平的工作圆满完成，北平市区的二十多万国民党军、上万名国民党宪兵、特务被清理干净，程子华的北平警备司令部在1949年的4月被撤销。在北平市民的欢送下，十三兵团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纵览程子华战争年代，红军长征，先期到达陕北，奠定了中国红军的落脚之地，此乃盖世奇功，意义非凡；抗战期间，程子华在冀中、晋察冀功绩非凡；解放战争，程子华在冀热茶辽地区战功卓著；此时，和平接收北平，程子华同样功不可没。
小结战争年代的程子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虽有失误，但瑕不掩瑜，是不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