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姚村战斗前后的琐碎故事
上一次讲的是姚村战斗发生的主脉络，讲的是大势、即大事；今天讲姚村战斗前后发生的一些琐碎小事，属细节部分。这部分原本也属于不打算对外的一些往事，现在和盘托出，因为涉及到一些有关一分区、平西、察哈尔军区、二纵、三纵之间的矛盾纠纷，我对其中的某些内容做了一些遮掩和弱化处理。
好像在两年前或一年多前，我第一次讲到蔺柳杞在1947年的春节过后，奉当时二纵新任政委李志民的命令，到涞水县的察哈尔军区卫生部要一些医生，目的是二纵打算兴建自己的纵队医院。我曾分析说，李志民为二纵要医务人员的目的，是为了一场即将开始的大战。我举例说出了发生在四月初的正太战役。
但实际上，按照当时的现实战局来看，这场大战原本应该指的是即将打响、并且有二纵的四旅担任主攻的姚村战斗。但因为姚村战斗未能完成，杨成武准备的四旅这个生力军未能使用上，所以蔺柳杞去察哈尔军区卫生部要医务人员，只能是为正太战役做准备的。当然，这一次李志民托付给他的使命未能完成，蔺柳杞在此时更名为察哈尔军区的卫生部碰了钉子，当时卫生部的负责人把他给碰了回来。
当天晚上，当年这位卫生部部长张杰的孩子给我打来电话，提出反对意见。他说，蔺柳杞这次涞水之行的史实应该不对，他对蔺柳杞当时是否去了涞水表示怀疑。因为按照他父亲的脾气性格和所作所为，绝不会拒绝来自一分区老同志的要求。
我记得我当时回答说：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绝不敢肆意编造，如果发生了，就一定可以在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字中找到根据。果然，蔺柳杞本人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谈到了这次涞水之行，也谈到了他认为的，这次涞水之行的使命之所以未能完成的原因——本位主义在作怪。
后来张杰的孩子再来电话说，既然蔺柳杞本人留下了文字，那就是说确有此事。他不再争论了，承认了历史事实的存在。
实际上，张杰的孩子并没有说错，张部长的确是对来者的求助从不拒绝，不管你的身份高低；同时，我也没有写错，蔺柳杞涞水之行的确碰了钉子，僵在那里。
事实上，蔺柳杞当初去涞水李各庄的时候，他当时见到的察哈尔军区卫生部领导，并不是卫生部老部长张杰，而是别人，所以他留在涞水，一直等张杰回来。
张杰当时去哪里了？蔺柳杞当时见到的又是谁呢？蔺柳杞这次涞水之行，不会是空穴来风，同时发生了许多故事在里面，这一次我就讲讲这些在背后发生的历史故事。
在蔺柳杞从易县的中高村动身来涞水县之前，正是1947年的1月底-2月初，1947年的春节刚过去几天。由于大年三十四纵十旅、十一旅在保南对国民党军据点突然发动的攻势，造成了姚村战斗开始前的敌我双方形势变化的转化过程。
杨成武1946年9月16日从大同战场撤退后，将自己最熟悉的易县作为了自己的落脚点，三纵司令部就设在抗战八年他从未去过的易县县城里。此时作为晋察冀军区直接管辖的机动纵队，他已不再兼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军区司令员由孙毅担任，所以他回到冀中可以，但不大合适，因为给他的战斗地点是“平汉线铁路”。
众所周知，平汉线铁路以东，是一马平川的冀中平原；以西，是被称作“冀西山区”的抗日老根据地，抗战八年期间鬼子兵都奈何不得。杨成武把自己的三纵司令部放在自己非常熟悉的易县，势在必然，毫不意外。此时，在杨成武掌管的三纵下面的两个旅——七旅和八旅里面，七旅被肖克和罗瑞卿带走，去指挥冀东战场，以后参加了马刨泉战斗（周自为就是在那场战斗中负重伤的）；杨成武身边只有八旅留了下来。
临阵之将，不可无兵。这就是杨成武开口向陈正湘借四纵一个旅的背景情况。
以后从怀来战场上撤退下来的也回到易县，杨成武把易县县城交给了四旅，然后带着他晋察冀军区临时为他拼凑起来的五个独立旅，去了保南一带。当时国共内战早期的共军编制，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直属的部队只有二纵、三纵、四纵和一个晋冀鲁豫部队组成的一纵，其余各独立旅的所有权和管辖权都在各二级军区，是临时调拨给杨成武指挥的。
姚村战斗的前奏，是国民党九十四军从涞水县城进攻易县县城，按照晋察冀军区的部署，四旅主动放弃县城，往南退到中高村一带，在这里与占领了易县县城的九十四军对峙。
此时，1947年的春节刚过去不久，蔺柳杞就是在这个时间，从中高村接受李志民的使命奔向涞水去的。蔺柳杞前脚刚走不久，国民党九十四军就占领了二纵四旅根据晋察冀军区的安排主动放弃的中高村和塘湖，蔺柳琦欲归无路，所以李志民给在涞水县的蔺柳杞放话说：不急，你留在那里。
杨成武指挥的姚村战斗，现在战史上普遍的说法是“晋察冀共军五个旅对国民党军五个团”，这不大准确。因为杨成武除了指挥三纵三个旅和四纵两个旅，他还留下了一个备用的生力军，这就是他一手创建的老部队二纵四旅。当时并被没有明确四旅也参加由他指挥参加攻击姚村战斗，否则现在战史上就会记录为“六个旅”，而不是“五个旅”。
我分析一下，当时杨成武最大的心愿，是将这支他一手带起来的老部队留在他手下。事实上他也的确这样做了。记得姚村战斗之前进攻徐水车站调动敌军驰援吗？杨成武让二纵的五旅与四纵十一旅配合作战，而惟独把四旅留了下来，目的是让四旅参加对姚村的战斗，给四旅留一口“肥肉”。九十四军这五个美械装备的团一旦被消灭，四旅总会到到一个团的美械装备。可惜这一仗未能打成。
派蔺柳杞到涞水县的李志民，当时刚刚到二纵上任，在这之前，他是辅佐杨成武的三纵政委，同杨成武私人之间的良好关系非同一般。当时派他到二纵接任纵队政委，一是聂司令的极度信任，二是他与杨成武的良好关系，三是他在1943年曾任一分区副政委，熟悉一分区部队组建的四旅这支老部队和主要干部。
李志民当时派蔺柳杞去涞水县要医务人员，是因为在他离开三纵的时候，原冀察军区卫生部部长张杰正带了一批医务人员，其中以技术精湛的日本医务人员为多，来到三纵帮助建立纵队医院。杨成武亲自出面接待，足以见杨成武对这些医务人员到来的重视。
张杰亲自带队前来，是由于杨成武的一个电话，召之即来。而杨成武的这个电话，却出自一位马刨泉战斗中身负重伤的副团长周自为。此原委在《杨成武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述。
周自为1939年从延安来到一分区，同行人是晨光和韦统泰，来到晋察冀军区后，同马青山、朱利一起调往一分区，原本这是晋察冀军区配属给赵玉昆三总队的一套领导班子，但是来到一分区之后，发现杨成武已经先下手了，将赵玉昆原来的“三总队”改编为赵侗部队使用过的“五支队”编制，用一分区干部控制了这个五支队。所以来自晋察冀军区的这批干部另作他用。
在这批1939年秋天来到一分区的这批干部中，周自为是几乎惟一一个从没下过基层部队就被留在司令部的干部。他从见习参谋干起，一直在杨成武身边，几乎是杨成武专用的私人参谋。1942年李青川接替作战科长的时候，他被提升为股长，可以不受李青川调动而直接向杨成武负责。1944年底他是被杨成武亲自挑选为带到冀中的干部之一，到冀中军区后被任命为作战科副科长（科长高存信）。
抗战胜利后大反攻，冀中组建野战主力部队杨成武纵队，他改任团参谋长，这就是后来三纵的七旅二十团，团长张行忠，也是杨成武从一分区带过去的抗大二分校红军干部。
周自为在张家口保卫战的马刨泉一战中负了重伤，腹股沟被弹片击中。当时幸好还有汽车，马上就近送到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冀察军区在前线的野战医院救治。冀中纵队当时只有卫生队医院，医疗条件连抗战时期的一分区都不如。但这个野战医院动手术抢救的医生是技术较差的中国八路军医生，当时只是积极处理了伤口，进行了止血缝合，紧接着就被用汽车送往后方，即杨成武设在保南完县的三纵后方医院。到医院后，打开伤口一检查，原来被缝合上的伤口已经形成了血管栓塞，局部坏死，此时要保住性命，非要截肢不可。
后来周自为说，日本医生都是正规学出来的，知道血管是不能被缝合死的，还必须接通血管才行。半途出家的中国医生就不懂这个道理，一看见流血就要止血缝合，结果血管被堵死了，形成局部坏死，不得不截肢。当年有些八路军伤员就是这样牺牲或残废的，因为八路军医院的医药缺乏，医术也很低，截肢治愈率很低，很多伤员都因截肢后的感染失去了性命。
周自为面临被截肢的危险，他一直跟随的老上司杨成武自然不会坐视不顾。这也是杨成武多年来人情味最浓，也是他最得人心的地方。杨成武一看三纵自己没有办法，当即给冀察军区卫生部部长张杰打去电话，要张杰带技术高超的日本医生来三纵支援。杨成武当时还有个打算：要张杰多带些医务人员过来，帮助完善三纵的后方医院。
老领导发话，张杰有什么说的？张杰几乎一生留下来的好名声就是“有求必应”。当时冀察军区正在群龙无首之际，郭天民被撤职，刘道生一去不回，冀察军区与张家口卫戍司令部合并建立察哈尔军区的文件尚未执行。张杰当即带一批日本医务人员前往完县三纵后方医院，跟他一起前来的日本医生安达仁给周自为做了血管接通手术，周自为的腿保住了。
那一次同行的有许多人，连同不多的警卫战士，总共一百多人的一个大队。跟张杰同行的还有一位不可缺少的相关人物，就是周自为的湖北小同乡杨浩。有关杨浩这一次探视受伤住院的周自为，我在以前讲过这段故事。在1942-1943年一分区最困难的历史时期，周自为、彭澎、杨浩这三个湖北小同乡当时在私下里有个约定：万一这三个人中间哪一个遭遇不幸，幸存的人有责任收拾不幸者的遗骸妥善安葬，并报知给他在湖北老家的亲人知道。
这三个湖北小同乡的家都在我们湖北那个县城西的方圆几里地之内，相互都有着拐着弯的亲戚关系。在1946年底退出张家口、宣化的那段日子，三个人中的彭澎跟着刘道生去了冀热察，生死不知；眼下周自为又身负重伤，生死难卜，不能不去看望。于是杨浩正好跟着张杰的卫生部队伍，一起去了完县一带的三纵后方医院。
晋察冀战争年代一直在一起的三个湖北老乡
1949年冬天在北京故宫
临行之前，跟杨浩私交不错的冀察军区供给处主任湖南红军干部乔新松，从张家口带回来的库存罐头中挑了两三个“壮实个大的”，给杨浩带去。想不到见面后打开罐头，这第一个竟然是黄豆罐头。黄豆罐头也就罢了，但闻起来臭烘烘的，都变质了，于是只能弃之不吃。更想不到的是，这臭哄哄的黄豆罐头气味飘散出去，竟引来几个当时在医院工作的日本护士，问明不要后，当即讨了过去，欢笑着飞跑回去。很长时间后杨浩他们才知道，这黄豆罐头原来并不是坏了，而是日本人的传统美食“纳豆”。
张杰在三纵后方医院的这一行程被写进《杨成武回忆录》的解放战争部分。不过杨成武回忆录中写得比较含糊，只提到了张杰是“军区卫生部长张杰”，没有说清是哪个军区？其实是跟三纵没有任何隶属关系的原冀察军区卫生部。
杨成武对周自为有救命之恩，提拔之恩，周自为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文革中杨成武蒙冤入狱，关押了六年多时间，牵连到周自为也被关押七年时间。
故事讲到这里，有必要讲一下冀察军区卫生部以及卫生部三位领导的故事，这三位领导都是红军干部。
在姚雪森的书中，也有很多篇幅提到冀察军区时期的卫生部及医院。
1945年的8月底-9月初，占领了张家口的冀察军区部队，优先瓜分在张家口的原日军和日本人的各种资源。冀察军区卫生部捷足先登，抢先占据了原驻蒙日军的陆军医院，这个医院的全部医务人员、医疗设备和药品，都成为冀察军区卫生部的囊中之物。
当时冀察军区卫生部控制的张家口日籍医务人员，除了军人身份的日籍人员，还有非军人身份的日籍人员。比如抢救了周自为性命的安达仁医生就是一个，他不仅医术高超，而且秉承日本人认真负责的特性，在解放军医疗系统服务了许多年时间。
平心而论，在利用日本军事专家和医务人员方面，晋察冀做的远不如东北解放区。1946年初，占据东北的民主联军一纸征集令，将包括军人、平民在内的三万多日籍人员征进共军部队，仅次于在东北解放军中效力的四万多朝鲜人。
李振军后来服务的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是使用日本人最多的一个军，在四十七军全军的日本人不下数千人。1949年第四野战军进关，在途经河北省的时候，许多军下达命令，在各军的日本人不得在河北省境内讲日语，以防激起老百姓的愤恨。因为抗战期间日本军队对河北省的老百姓祸害得最厉害。四野南下，在湖北建立许多随军医院，有时百来人的一所小医院，甚至一多半都是日本人。
对比之下，晋察冀对日本医务技术人员的利用就微不足道，我估计能有千来人吧？
幸亏冀察军区卫生部动手早，把张家口日本陆军医院的人员都留了下来，如果晚一步，这些人也途径北平回国了。1945年9月，刚从延安回到晋察冀的陈正湘夫妇来到张家口，当即去拜访冀察军区卫生部接管的这座医院的院长，原一分区卫生部副部长卢星文。陈正湘的夫人康捷原来是一分区卫生部医生，在卢星文手下工作，现在，陈正湘想为自己的夫人找这家条件很好的医院落脚。
此事记载在陈正湘的回忆录中。那一次陈正湘夫妇在卢星文的带领下参观了这座医院，以后便没有了下文。为什么？因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部来到了张家口，他们把冀察军区卫生部“请”到了宣化，自己占据了张家口这座原日军陆军医院，这就是后来存在许多年的晋察冀军区卫生部总医院——“白求恩和平医院”。
冀察军区卫生部从张家口向宣化搬家的过程，在姚雪森的书中亦有记载。
迁到了宣化的冀察军区卫生部，临离开张家口之前与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做了个切割：原日军陆军医院接收过来的日籍医务人员，大部分都留给了晋察冀军区医院，但部分医术高超的专家被冀察军区卫生部带走，去了宣化。在宣化大校场的一角原本建有几幢两层小楼，冀察军区卫生部总医院就设在那里，相邻的几幢小楼居住着几位首长家眷，这些首长夫人、以郭天民夫人为首，都是冀察军区卫生部总医院的医生。
当年有资格，也有实力称为“总医院”的，怕只有晋察冀军区总医院和冀察军区总医院两家。
在姚雪森的笔下，每到闲暇时分，可以经常看见这些首长夫人们坐在自家小楼前的葡萄架下面打牌，成为一景。那些喜欢在首长和首长夫人面前扭来扭曲的小女子们，此时成为接近首长夫人的最佳时间。
现在谈冀察军区卫生部的三位红军干部领导人。
冀察军区的卫生部部长张杰，安徽省萧县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5年入党，当过独立团以前的红一师卫生部长，独立团卫生队长，独立一师卫生部长，一分区卫生部长，1944年10月冀察军区成立后，张部长带领一分区卫生部全部过去（原有的几个休养所大都被带走，一分区仅留下一个），于是被任命为冀察军区卫生部长。1946年底冀察军区改为察哈尔军区后，张杰没有留任察哈尔军区卫生部部长，而是改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巡视团一团主任，常驻二纵。以后，张杰在杨成武担任兵团司令的二十兵团后勤部担任副部长兼卫生部长。建国后，任公安部队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卫生部长，华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公安军后勤部副部长，第二炮兵后勤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改革开放之初，日本医生安达仁曾来华访问，那一次张杰招待吃饭，畅谈许久，陪同去见昔日老友。在天津任警备区副司令的周自为特地买了天津特产“十八街大麻花”，送给他的救命恩人。我没见到这位日本医生，但却听到过昔日的张部长亲口为我讲述了许多战争往事。今天回想起来，张部长讲述时显得对那段战争历史的十分娴熟，我还夸他的记忆非凡，原来是刚接待过日本友人回顾了那段历史的缘故。
冀察军区卫生部第二位领导人是政委李真，江西省永新县人，1930年加入团，1933年入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是跟着六军团加入到贺龙部队，1938年跟随一二〇师来到晋察冀的，以后留在了冀中。李真先后任冀中军区特务团卫生队队长，冀中人民自卫军卫生部政治委员，冀中军区警备旅卫生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来到冀西山区，他改任三分区卫生部长。由于三分区不隶属冀察军区，所以他1945年底通过冀察军区卫生部的另一位领导人才调到冀察军区卫生部，来到后先后担任副政委、政委。
1946年底察哈尔军区建立后，大大缩小了的卫生部用不了这许多人，于是李真退出了卫生部，改任察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杰的孩子说，李真不愿在卫生部工作的这个要求跟张杰商量过，张杰帮助他调离卫生部的）。以后，他跟着从冀晋军区过来的独立十一旅去了三纵，十一旅改编为三纵九旅，他任九旅政治部主任，十九兵团六十三军一八八师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军事学院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军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政委，工程兵政委，总后勤部副政委。1955年李真被授予少将军衔。
李真担任防化兵政委期间，恰逢文革前后。据说，文革后防化兵主任张迺更恢复工作后向中央军委控告：政委李真在文革中勾结造反派参与了对他的迫害，并且有文革中的文字和照片为证。张迺更1992年去世后，此事不了了之。
这冀察军区卫生部领导中的最后一个人，最为关键。他跟杨浩因为同属挺进军系统，又都是湖北佬，所以很早就认识，关系不差。1940年程世才还担任挺进军参谋长的时候，曾搞了一个“小湖北帮”的同乡圈子，曾任冀察军校政委的王志廉、还有杨浩和他，都在其内。这个人后来跟老彭家夫妇都结下了很近的关系，而且这个友谊保持了终身。他们都是湖北彭姓，老太太就在他手下工作，一起从冀察军区、察哈尔军区到北岳军区，从没分开过。文革前这个人调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彭澎任这个医科院的军代表，两个人又在一起。
这个人叫彭方复，湖北兴国（今阳新）人。我在上一节介绍的那位监听专家曹祥仁，还有晋察冀的王平，都是湖北阳新人。彭方复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入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六军团师卫生部部长、军团卫生部副部长，李真调进冀察军区卫生部，就是因这层关系先找的他。抗战期间他跟着肖克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担任挺进军卫生部部长。当然挺进军卫生部的规模比起一分区卫生部要小了许多，这就是为什么冀察军区卫生部建立后，从一分区过来的张杰担任部长，他虽然资历更老，但只能担任副部长。
彭方复将军
彭方复书法
1942年挺进军被撤销，前挺进军参谋长徐德操还有傻乎乎的杨浩来到一分区的时候，前卫生部长彭方复跟着老上司肖克去了晋察冀军区，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巡视团主任、医务科科长。1944年任冀察军区成立后，他又回到熟悉的平西，任冀察军区卫生部副部长。
1946年底察哈尔军区建立后，张杰不再担任部长，改为虚职，即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巡视团一团主任，彭方复任察哈尔军区卫生部部长，所以，1947年初蔺柳杞来到涞水县李各庄见到的，不是原部长张杰，而是新任部长彭方复。
张杰在察哈尔军区建立后被免去原卫生部部长职务，是不是与擅自将卫生部包括日籍医生在内的医疗资源转给杨成武三纵有关？还是因为过去同郭天民、刘道生关系走得太近有关？老人们没提及过，我也没查到过有关史料，故不敢乱猜。但冀察军区改察哈尔军区之初，一度关系搞得很紧张，查郭、刘团伙什么的。牛树才、钱丹辉、洪璞、彭澎等干部从冀热察回来后，都给了一个“讲清楚”的时间，实际上就是组织审查。
冀察军校，上面一度派罗胜旺过来当军校副政委。罗胜旺也是红一师和独立团过来的红军干部，1940年底朱遵斌当团政委时候被集体免职的一团领导班子，他当时名叫“罗家旺”，是总支书记，被郑秀煜接替。1944年接替郑秀煜担任保满支队副政委（政委是满城县委书记兼任）。解放后转业在上海。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宣化的一分区干部兴起一股“改名”之风，杨德才改杨卓、郑秀煜改郑旭煜、罗家旺改罗胜旺、马汉三改石坚等等，都在这一时间。我听到过传闻，一分区抗战胜利后的改名之风的兴风作浪者是蔺柳杞，因为只有他有这个“嗜好”，喜欢鼓动他人改名。但我在文字史料中一直没能抓住凭据，暂且留作疑案。
罗胜旺来到冀察军校，据说一度搞过“清查”，他是一分区干部，是不是对一分区干部从宽，对那些抗战胜利时起义的人员从严，详情不知。我知道的，在清查期间曾发生了几个人趁夜蒙头暴打校长李青川一事，被打的李青川自己也稀里糊涂，满肚子狐疑，是因为对起义留用的干部太苛刻？还是因为“清查”的事宜得罪了人？他自己也不清楚。李青川被打时，杨浩不在，去了三纵还是二纵，反正不在家，只知道杨浩回来后，看到罗胜旺说什么也不留在军校了，一再要求离开军校，去了山西雁北地区。
1947年底，察哈尔军区再一次转机，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做出战略部署，将察哈尔军区所有干部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原二纵政治部主任向仲华带领，带出涞水山区，组建六纵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向仲华改任六纵政委，六纵司令员是曾任过冀察军区副司令的文年生。察哈尔军区另一部分人与冀晋军区合并，成立晋察冀军区下属的两大军区之一北岳军区（统管冀西山区，另一个是统管冀中地区的冀中军区）。
由冀察军校改编的察哈尔军校，一度被向仲华改编成六纵随营学校，但很快晋察冀军区下达命令，调往河北省晋县，今天的晋州，与冀南迁过来的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合并，组建华北步兵学校。以后才知道，当时晋察冀军区及野战军领导干部集中在晋州，召开由朱德主持的攻占石家庄经验总结会，会后，朱德为晋察冀军区提出了成立华北步兵学校的建议。
彭方复，包括洪璞、彭澎、刘峰等人，都去了北岳军区，彭方复就任北岳军区卫生部部长，以后是第二十兵团后勤部副部长，参加了平津等战役。建国后，彭方复历任中央军委卫生部处长、东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国防科委后勤部部长、国防科委顾问。彭方复1955年授衔大校，1961年晋为少将。
看这弯子绕的，把许多脑子不大够使的人给绕糊涂了吧？
故事再回到一开始讲的正题：1947年初的河北省易县的二纵，亲眼看到张杰带队来到三纵，帮助三纵建纵队医院，来到二纵的李志民一看，这二纵到底与冀察军区卫生部的关系要更进一步，二纵已经把医院建在了旅上，四旅在塘湖有了自己的后方医院。
等到李志民再一细问，这才知道这些医务人员并不属于二纵及四旅，二纵当时和三纵一样，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卫生部系统，这些医务人员其实原冀察军区卫生部医院的一些医务人员，以四旅旅长肖应棠夫人为首，从内战开始候就一直跟随四旅一起行动的。
次详情在姚雪森书中有细致叙述。
李志民这个人办事比较公道，口碑很好。当时他想，既然四旅办起了后方医院，为什么不能再多要些人过来，二纵也办起一座后方医院呢？把平西组建的五旅也给捎上。将来二纵走南闯北四处打仗，身边没个医院怎么能行？
李志民不知道的是，平西组建起来的五旅不用他来发愁。自然会有人关照。当初冀察卫生部一建立起来，自然的平衡机制已经产生：部长张杰主要关照的是一分区利益；副部长彭方复来自平西挺进军，自然更多的关照平西部队组建的五旅。
这蔺柳杞奉李志民要求，向冀察军区卫生部索要医务人员，彭方复一看，你四旅已经搞走了一块，部长张杰又给在三纵的杨成武搞走了一大块，剩下的这块留在平西，你现在又来惦记，我岂能给你？
这就是蔺柳杞书中，抱怨“本位主义”作祟的背景，蔺柳杞其实也是误解彭方复了，这就是体现公正原则的“均衡利益”。最后这个矛盾怎么解决的？据我所知，姚村战斗之后，占据上风的共军暂时赢得一段和平时间。那一次，李志民、向仲华、郑旭煜几个领导干部都去了平西涞水县，同察哈尔军区卫生部协商的结果，要他们再让出点资源，最后，肖应棠夫人为首的那部分原冀察军区总医院医务人员不再回去，二纵成立了隶属自己的纵队后方医院。
那一次二纵这几个各级政治部领导人都齐聚到涞水县干什么去了？他们根据晋察冀军区的统一部署，由于自大同、集宁战役；保卫张家口战役；三次保北、保南战役之后，晋察冀野战军的一线基层指挥人员损失很大，为加快培养自己纵队的基层干部，于是晋察冀军区要求在野战军各纵队成立随营学校。
最初成立随营学校，领导层非常重视，当时曾有个规定：由纵队副职军事领导或旅级干部兼任校长、纵队副政委或旅政委兼任随营学校政委。而随营学校配备的专职副校长和副政委从事专门的学校管理工作。
比如三纵，三纵队随营学校校长宋玉琳（旅长）兼，政委李呈瑞（旅政委）兼，副校长张行忠（团长），副政委王耀华，陈继德（都是团政委）；教育长周自为（副团长）。政治部主任陈英（三纵组织科长）。
四纵随营学校的规格最高：四纵副司令唐子安兼校长，四纵政委胡耀邦兼校政委（石家庄战役后团政委刘福接任四纵随营学校政委）；常务副校长罗立斌（石家庄战役后朱遵斌接任四纵随营学校校长，曾任冀察军校副校长、晋察冀军区警卫团副团长的邹新民任副校长）。
二纵的情况特殊一些，二纵随营学校隶属于二纵政治部管辖（冀察军校隶属于冀察军区政治部），所以成立之初，二纵队随营学校校长和校政委暂空，副校长和副政委都由纵队政治部主任向仲华推荐，副校长吕展，当时是二纵参谋处长（代表平西部队）；副政委陈亚夫（代表一分区部队），当时是四旅政治部副主任。
二纵随营学校的开办仪式上，二纵政治部主任向仲华对他推荐的随营学校主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吕展、副政委陈亚夫，做了一通简短的介绍和美誉之词。李青川代表冀察军校改编的察哈尔军校致辞；杨浩受托，讲了军校教育的基本课程设置，大体上分为军事、政治、文化三块。当时刚上任的通讯干事莫堤和民运干事冯志贤（吕展夫人）也在现场，二纵很快就参加了晋察冀军区发起的正太战役。
正太战役以后，正太战役中立有战功的一些班长战斗骨干被保送进随营学校，这时二纵随营学校的第一批学员，攻打正定县城立下特等功的王儒就是这一批进入随营学校的。接着杨得志调走，陈正湘调来，又谈起随营学校校长和政委的人选，李志民发话说：我看，干脆不要再找什么校长和校政委了，就由他们二人来干吧。
抗战时期的各个小山头汇集到一起，难免会出现一些团结上的问题。这也是小农经济时期的人的特点。再以后，陈亚夫同吕展之间的团结出了点问题；而在地方土改，部队搞“三查三整”期间，郑旭煜在四旅也出了点问题（详情见姚雪森的书），于是向仲华再次出面，将郑旭煜与陈亚夫的职务和工作对调。这是后话了。
二十多年后的一天，吕展蒙冤还关在狱中，已经关了几年时间。吕展夫人冯志贤为了打探消息，拉着莫堤去拜访刚上任副总长的战争年代的老领导向仲华。
推荐吕展担任二纵随营学校校长的向仲华
吕展被抓被关，出自“贺龙要搞二月兵变”这个莫须有的冤案，这个专案由中央最高层经管，不是向仲华这样的执行者可以过问的。看到向仲华面露难色，莫堤开了句玩笑：当初，你挑选吕展任随营学校的校长，是看他是个好人才选他的。他要是坏人，你还能选他吗？
向仲华听了一愣，紧接着哈哈大笑：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谁敢给一个人的后来打保票？再说吕展的这个案子不是他一个人的案子，是个大案要案，直通着上面，周总理直接抓的。我就是吃了豹子胆，有天大的胆子，我有权过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