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从涞水之战中的一件小事谈起
我们所探讨的某一段历史，既有可以登上大雅之堂的正史，也有不足以登上大雅之堂的野史。正史展现了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和主体进程，野史则揭示了历史发展中的某些历史片断和非主流事件。但野史像正史一样，同样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史实，查之有据，不是随意编造出来的。
如果说，我上一次讲的是涞水之战的正史过程，那这一次，将要从涞水之战中的一件小事翻翻一段历史的旧账。
在防守吴村（战史中也有写作“武村”的，但真实的地名是“吴村”）、南高洛村（战史中简化为“高洛”，省掉了“南”）的战斗中表现不佳的五旅十四团，以及赶来支援参战的四旅十一团，都曾有过同一个人担任团长。涞水战役时，这个人就在预备队的二纵六旅，担任旅长盛治华的副旅长职务。
这个人就是在北京军区很长寿的红军干部黎光。黎光跟杨成武同岁，都是1914年生人，杨成武2004年去世，九十高龄；黎光2018年去世，百岁零四。
当时为什么要将黎光从四旅十一团团长调往二纵六旅任副旅长，因为黎光原本不是平汉路以西的晋察冀干部，而是平汉路以东的冀中八路军干部。而二纵的四旅来自狼牙山一分区，五旅来自平西地区，只有这个六旅就是由冀中子弟兵组成的。清风店战役的前期，在当时黎光指挥的十一团的战斗中，因干部战士伤亡太大，被上告到二纵领导那里。
黎光被留在一分区，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黎光原本是冀中军区的干部，跟平汉线铁路西边的晋察冀关系不大。1942年初，由于整个冀察冀实行来自延安的“精兵简政”方针，黎光在冀西山区率先实行冀中八路军主力团“大团改小团”的编制改革。这改编出来的第一个团，就是冀中十分区二十九团，由黎光担任这个团的团长。
可惜冀中八路军的主力改编刚刚起步，日军的大扫荡就开始了，这就是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由于夹在北京、天津之间，今天北京东南“雄安新区”的那个地方，所以冀中十分区第一个沦陷。在中央的批准下，十分区司令员周彪率主力向西突围，过平汉线铁路进入晋察冀；而十分区政委帅荣带领十分区政治部机关，在十分区教导队、十分区将警卫连，以及黎光带领的二十九团的掩护下，向西南过平汉线铁路，到达狼牙山一分区。
十分区这段从冀中突围到一分区的经历，我有专文讲述过了，此时不再重复。在一分区，冀中党委和冀中军区接到中央的命令，要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带领冀中军区主力八路军去晋西北，接受贺龙的领导，吕正操改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原冀中党委书记程子华一手制定的“打回老家去”的计划，由于他本人被任命为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委而宣告停止执行。
1947年6月来到晋察冀的朱德，由于当年没有“打回老家去”而群情激愤，朱德曾找许多干部谈话，深入调查没有及时“打回老家去”的根本原因。最后，朱德得出“没有军队实力”是无法打回去的主要原因。
冀中八路军主力要远去晋绥，其中就包括黎光的这个二十九团。这一时间，恰好赶上一分区主力团在参谋长徐德操的指挥下实行“改制”，从原本拥有十三四个连队的大团改为只有六七个连队的小团。“改制”的命令来自晋察冀军区，具有同一性、强制性，但实力雄厚的一分区部队打心眼里不愿意改。怎么办好？于是徐德操出面，上报晋察冀军区，把二十九团团长黎光给留了下来。
但你留下黎光，人家冀中军区几个主力团去晋绥，无形中少了一个团长，怎么解决？于是将当时的三团副团长赖庆尧、以后改名“兴中”，做了个调换，赖庆尧担任团长去了晋绥。留下来的黎光由团长改变为副团长，人家能愿意吗？于是就牵扯到一桩历史的遗案，1942年初，挺进军被撤销编制的时候，也有人这样“忽悠”挺进军参谋长徐德操的。
挺进军这个机构，跟冀中军区平级，比起晋察冀军区低了半格，但要高出各军分区一个等级。也就是说，挺进军司令员到晋察冀军区，被授予晋察冀军区副司令职务，而挺进军参谋长要下到各军分区，应该被授予军分区司令员职务，徐德操的前任挺进军参谋长程世才就是这样。但当时徐德操被调到一分区，依旧担任参谋长，是不是被降级使用了？
据说，徐德操在调动之初，有晋察冀领导人向他保证，调任军分区参谋长只是权宜之计，时间不会太长，以后会升任副司令，再进一步都有可能。这位领导人是谁？可能还不止一个，强行考证出来没有意义。1942年初，徐德操身边惟一的一位“大参谋”，兼任秘书的参谋，解放初期曾说过，徐德操这个人太好“轻信”，相信首长的许诺一定会兑现。
但实际上由于客观形势的复杂性，首长当初的许诺很难兑现。
我猜想这位黎光也遇到跟徐德操一样的情况，被领导的“许诺”给当真了。我还猜想，这位忽悠黎光的领导人，很可能就是徐德操，他过高乐观估计了自己的前程，所以轻易给黎光许诺。黎光留下来后，被任命为一分区三团副团长兼团参谋长，以后让出了团参谋长的位置，给从营长提升上来的郑三生。
当时没有任何人能想到，以后接任三团长职务的并不是副团长黎光，而是团参谋长郑三生。
郑三生从下级变为上级，黎光从上级变为下级，今后的工作不大好做，所以黎光被调出三团，担任涞源支队的支队长。涞源支队的政委由涞源县委书记梁正光兼任，副政委先是三团连指导员高粮，高粮要求去学摄影而未能上任，于是更换为三团的另一个连指导员李学昌。连指导员与副团长并不在同一个干部层次上，所以李学昌对黎光恭敬有加，给未来创造了机遇。
以后，黎光找到当时的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一通“痛说革命家史”，诉说自己在一分区的委屈。于是，郭天民在调到察南的原一分区二十团上打主意，将原团长陈宗坤提升为察南军分区副司令员，空出二十团团长的位置给了黎光。此时的二十团，已经是不足千人，只有八九百人的小团，但也远远好过只有两三百人的涞源支队。
黎光到涞水县李各庄的冀察军区司令部“上访”期间，就与冀察军区——原一分区教导大队住在一起，所以很长时间，黎光的“痛说”成为教导大队小青年的谈笑对象。
1945年8月的日本投降，给了黎光一次难得的机遇，当时处于游击状态的二十团被黎光带领着正四处转悠，听到张家口方向的枪声响成一团，那是詹大南、段苏权带领的平北军分区十团、四十团，正借着苏军的余威在“解放张家口”。黎光抱着“趁乱捞一把，发点洋财”的打算，把二十团带了过去。
这一下歪打正着，正赶上冀察军区参谋长易耀彩因手头无兵而发愁呢，看见黎光带部队到来，喜出望外。于是易耀彩带领的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冀察军区警卫营，加上黎光带领的二十团，一路从南向北杀进张家口，正好与从东向西杀进张家口的平北两个团在火车站会合。未接到作战命令而果断参加张家口的解放，成为黎光在郭天民面前最耀眼的一件大功劳。
打下张家口之后的另一场大战役，就是晋察冀军区与晋绥军区联手打傅作义的绥远战役。此战开始之前，郭天民在柴沟堡整合冀察野战纵队，主力就是一分区部队（那时还不叫“四旅”，而叫“六旅”）和平西部队（那时也不叫“五旅”，叫“七旅”）。黎光所在的察南二十团也不例外，1945年10月，二十团被编为冀察纵队第9旅第25团；再以后，1946年7月编入郭天民纵队7旅第20团，1946年3月改称5旅14团。
当然二十团的这一系列变化，再也与黎光没有半点关系，由于解放张家口的战斗，他被郭天民看作是一员虎将，重新回到一分区部队组成的主力旅。
在柴沟堡组建郭天民野战纵队的时候，一分区组建的六旅十七团团长黄伯峰、团政委邓经纬不知何故，双双被撤换下来。空缺的团长一职怎么办？郭天民正好把虎将黎光派了过去。于是，黎光任六旅十七团团长，团政委刘克宽，跟黎光一样，也来自冀中十分区，曾任十分区的营教导员，被留在了一分区，在任命为团政委之前，曾任一分区组织科长。
据一分区老干部介绍，提拔刘克宽之前，原本还有一个李振军，是组织科长的第一候选人。但李振军因1942年“五一大扫荡”中在冀中的被俘问题，在一分区整风中未能通过，所以组织科长由第二候选人刘克宽接任。刘克宽被提升为团政委，李振军接任组织科长，李振军被任命为团政委，是1946年的事情，比刘克宽晚了近一年。
以后，刘克宽成为四旅的后身六十五军一九三师的师政委，八十年代成为六十五军军政委。
1981年9月17日，观看“步兵师坚固阵地防御战斗”实兵演习，邓小平与65军政治委员刘克宽握手
别看都是团长和团政委，红军干部和抗战干部的职务几乎一样，但解后1955年的授衔上看出了差距。当年红军资历的三个团长：十团团长郑三生、十一团团长黎光、十二团团长杨森，包括旅长肖应棠和旅政委龙道权，都授衔少将；唯一“进步慢点”的十团团政委郑旭煜也是红军资历，首先大校，六十年代少将；其余抗战干部的团长、团政委如接替黎光团长职务的齐景武，几个团政委刘克宽、李振军，包括李学昌，都是上校军衔。
因为十七团的班子是仓促组成的，团部还没有配备参谋干事，就上了绥远战场。刚接任十七团团长的黎光，在绥远战役中出了一大差错。他不识地图，五年后上军事学院，才学会了看地图，但当时不会，身边又没有参谋指点。一次十七团受命占领一个县城，围歼傅作义部队，但黎光带领的十七团走岔道了，耽误了一天的时间，全团受累不说，还遗失了战机。
李学昌的高碑店同乡、二十六团老战友刘峰，1945年绥远战役期间跟一分区部队一起行动，拍摄了大量宝贵的战场照片。
刘峰留下的原照片说明：这是傅匪的骑兵在绥郊外二十里大山上边给我们当了俘虏，这是六旅龙政委正在给这批刚从战场下来的俘虏解说我们的政策
也许是看到十七团领导班子的文化偏低，十七团从绥远作战回来，短暂驻扎在柴沟堡，郭天民又从冀察军区派来了一位十七团团政治处主任王栋。王栋是从冀察军区政治部组织科干事调上来的，跟高粮、李学昌一样，都是从三团连指导员出来的，跟黎光是老相识，而且私交不错。接替王栋干事工作的就是姚雪森。
据说，黎光是员虎将，但不知道爱惜兵力。这个十七团的前身是一分区二十五团，宋学飞担任了多年团长，这个团基本上都是易县子弟组成的。宋学飞担任团长的几年间，据说前后不过折损百余人，但黎光上任两年来，前后折损千余人，在易县子弟中反响很大。
特别是在清风店战役前的大清河战斗、保北保南战斗，十七团——此时已经是四旅十一团，一些干部和易县子弟联名上告到二纵，于是临阵换将，将一分区干部齐景武换来，取代黎光。黎光以升迁的名义，先于两个大功团的团长郑三生、杨森，被任命为盛治华的六旅副旅长。分析一下，黎光无非是“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到了1947年的后半年，由于解放区的土改和大量被俘的国民党军，晋察冀军队的伤亡补充已不成问题。
以旅长盛治华、副旅长黎光名义颁发的二纵六旅受奖证书
此时还发生了一件事情，不容忽视。1947年打下石家庄之后，晋察冀野战军三个纵队有一次休整总结的阶段，大批战斗骨干和战斗功臣以培养营连排干部的名义被吸收进各纵队的随营学校。1948年2月后华北步兵学校建立，这几个随营学校都被合并到步兵学校。大批战斗骨干和战斗功臣的缺失，也使一线部队的战斗力受到影响。
五旅十四团在涞水之战的吴村、高洛村战斗中吃紧，调四旅十一团前去支援，是一个巧合吧？因为在三个月前的清风店战役中，四旅的另两个团十团、十二团都被评为“大功团”，唯独十一团空白。此时调十一团上去，也是给十一团一个立功的机会吧？但打仗，要的是“一鼓作气”，五旅把仗打夹生了，要四旅过去，四旅没有尽全力攻击，有一定原因。
据说，从四旅调兵是二纵副司令韩伟打给旅长肖应棠的电话，但不是用“下命令”的方式，而是用“商量”的方式，说是五旅旅长马龙的要求。四旅旅长肖应棠来到十一团，虽然是正式下达作战命令，但临了补充了一句，要团长齐景武“灵活指挥”，不能像前任团长黎光那样，不管一切为了拿下阵地要全团不顾损失往前冲，“我们还有自己的作战任务”。
众所周知，此时的十一团，大部分都是翻身农民和俘虏兵组成的新兵，战斗力不如以前，所以很难达到预期的战斗力。但有一弊就有一利，十一团损失很小，不影响涞水之战后，十一团跟随四旅远征察南绥东，如果损失太大，伤了元气，以后的战斗就成了问题。战后，十一团人员损失很小，马上归队，脱离开战场。
如果黎光还在担任十一团团长，战斗中亲自到前线督战，那战斗还能是这样的解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