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涞水之战后的四旅、五旅二纵“分家”
1948年5月华北军区建立，将原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联为一体。华北军区下属成立了三个野战兵团，其中，第一兵团由在山西的徐向前兵团组成；第二兵团的前身就是原晋察冀野战军，杨得志司令员、罗瑞卿政委、耿飚参谋长组成；第三兵团是晋察冀新建野战兵团，由原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委杨成武负责——司令员兼政委。
这一次单讲华北二兵团。既然华北二兵团是由原晋察冀野战军组建的，组成原晋察冀野战军的老部队，是二纵、三纵、四纵三个纵队。但为什么华北二兵团并没有“二纵”这只老部队，而只有二纵的一部分，四旅这一个旅与三纵、四纵一起组建华北第二兵团？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这就要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1月的涞水之战谈起。
涞水战役的过程并不复杂。1947年12月27—29日，晋察冀野战军先以二纵、三纵、四纵及一纵和地方武装一部，对北平至保定、北平至南口铁路线展开破袭战。诸位还记得1940年彭德怀指挥的华北百团大战吗？就是从石太铁路的破袭战开始的。
这一次解放战争的破袭战，其中，三纵附2个山炮连破击高碑店——良乡铁路；四纵破击高碑店——徐水段；二纵破击徐水——保定段；一纵破击北平——南口段，破袭战的目的是诱敌来救援，发现战机后歼敌一部。所以破袭战开始，晋察冀军区下属的北岳军区、冀中军区，以及冀热察、冀热辽几个军区一起出动，刚建立不久的六纵为预备队。
国民党军方面，新上任的傅作义华北剿总实行“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作战方针，集中94军、16军、暂三军、骑12旅从北平出动，企图打通平保线。要强调一下的是这个隶属于傅作义察哈尔嫡系部队的骑12旅，旅长鄂友三，1948年的4月，鄂友三独自带领这个旅闯进冀中解放区腹地，一直打到冀中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间县黑马村。
国民党军这三个军一个旅出动后，首先攻击在定兴一带活动的四纵。由于傅作义军队实力雄厚，攻击凶猛，四纵抵挡不住，从定兴的平原地区退到满城的山区，以图休整。但国民党军毫不放松，一路再追击到满城，以图彻底围歼四纵。由于连续作战，伤亡惨重，四纵不得不于1月10日脱离与国民党军的接触，于1月11日转向大清河北。
当四纵倍受傅军攻击的时候，1948年1月7日，晋察冀野战军以六纵佯攻保定，迫使傅作义急调3个军和1个师来援，缓解四纵的压力。1月11日四纵主力大部队被迫离开地理位置太靠近保定的满城战场后，晋察冀野战军为继续调动和分散国民党军主力，决定由三纵攻击满城县、易县以北的涞水县城。
11日晚，三纵七旅和八旅一部对涞水城发起攻击。三纵的一号主力八旅在城东拒马河西岸阻援，九旅位城东南之西义安、庄瞳地区担任预备队；一纵、二纵在涞水县城东、城南地区阻援，以保障三纵翼侧安全。当夜，国民党军傅作义系的第35军军部率所属两大主力师新编第32师和第101师，由保定乘汽车驰援涞水。
12日拂晓，新编第32师乘大雾由高碑店西涉拒马河，于下午攻占庄瞳，被三纵九旅迅速包围。同时，第35军军部及第101师亦被一纵、二纵所阻。据此，杨得志、罗瑞卿决心集中兵力攻歼来援之第35军主力。入夜，三纵调整部署，将八旅主力、七旅一部及纵队山炮营由涞水县城周至庄瞳，会同九旅攻歼新编第32师。
13日5时，围攻庄瞳之部队在20分钟炮火急袭后，乘势突入村内，展开巷战和白刃战。至9时，将新编第32师全歼。与此同时，一纵在温辛庄歼灭第35军军部800余人；二纵在武村、高洛地区歼灭第101师一部。注意，这是“共军一方的军史记载”，国军方面的记载与此相反，新编32师并未被全歼，只是受到了沉重打击，而共军方面的损失远大于国军。
据悉，涞水一战后，晋察冀野战军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损失重大。尤其新建立的一纵，损失最大，涞水战后失去了短时间再战的能力。兵员你可以及时补充，但干部和作战骨干的补充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涞水战役于1948年1月刚结束，在朱德的提议下，晋察冀军区在河北省晋县，朱总司令刚开完会的原址紧急成立步兵学校，以解决一线野战军部队的基层干部的缺失问题。
战斗中，四纵、三纵都出现了部队失误，但二纵的情况似乎更严重一些。
涞水战役打响后的第二天一早，1月12日早上6点，国民党101师2个团从定兴县城出发，经田侯村向二纵五旅把守的吴村、高洛进攻。前哨部队101师骑兵连于8点钟进到吴村南300米，被二纵五旅十四团的守军二连发现，但他们认为是友邻部队，麻痹大意，被打了个措手不及。101师见守军没有防备，以骑兵向正面突击，另二路分别向左右两翼迂回夹击包抄，切断守军退路。
面对突然袭击，十四团一营副营长雷自德、二连长张明堂惊慌失措，放弃抵抗，带着部队就跑，跑得慢的几十名战士被俘，丢掉了吴村这个防守阵地。五旅知道吴村失守后，命令十五团集结南北大位，十三团集结于富位，准备反击夺回吴村。
此时，占领了吴村的101师没有停步，派出一部沿吴村向高洛前进。二纵发现敌情后，五旅十四团二营正在南高洛构筑工事，吴村失守后，四连副连长正在高洛村东南构筑前沿工事，部队刚展开，吴村二连已撤到南高洛。四连副认为是从吴村撤下来的都是自己人，跟踪追击的101师趁机冒充解放军，靠近后一举进攻高洛村。
五旅看到敌军来势凶猛，一个营难以防守高洛，于是错误命令十四团二营撤出南高洛。吴村、高洛接连失守。发现犯了错误，接着要夺回被放弃的阵地，五旅以十三团2个营、十五团2个营、十四团1个营，总共7个营的优势兵力猛攻吴村，经2小时激战，到中午12点，打不动了，形成对峙。
此时五旅旅长马龙发现已无兵可派，于是报纵队调来兄弟部队四旅前来增援。第二次进攻以十五团2个营，十三团2个营、四旅十一团（团长黎光已经更换为齐景武、团政委刘克宽、团政治处主任王栋）三个营，依旧是七个营，于12日下午4时发起总攻。每次进攻前都是炮火掩护，密集炮火轰击，一直到整个晚上，但多次进攻，每次都失败了。
导致二纵五旅折戟的吴村、高洛村战斗
由于进攻中损失重大，尸横遍野，四旅、五旅的进攻受挫，部队失去战斗意愿。到101师主动撤退时，上级命令五旅追击，十四团甚至不愿再出兵追击。而追击的十五团派了四个连，渡过拒马河后，遇到101师伏兵袭击和反冲击，没能讨到一点便宜不说，最后还损兵折将，退回吴村。
吴村、高洛战斗，二纵碰上35军头号主力101师，特别是五旅，牺牲重大。虽然担架队奋力搬运尸体，抢救伤员，由于撤退匆忙，牺牲人员太多，仍有大量尸体未能及时搬运，遗留下大量尸体。五旅是平西组建的部队，核心根据地就是门头沟和涞水，这一次在家门口打仗，却表现得如此差劲，令纵队领导和晋察冀野战军领导都大失所望。
涞水战役结束后，二纵政委李志民将五旅集中在平西房山，进行战斗总结。会上，五旅个别团级干部受到李志民的严厉批评，并受到撤职和记过等处分。从这次会议留下来的直观记载来看，主持这次会议的二纵政委李志民充分表现出自己“强硬”的一面，会议上李志民声色俱厉对有关责任人展开批评，态度之严厉，前所未有。
二纵战后总结中：“官兵们有的没有上级命令擅自撤退，有的令其攻击不动，有的攻击时跑两步就卧倒，只要敌炮、机枪一打就垮下来。甚至敌一个班反冲击，也往下退，缺乏与敌拼刺刀的革命精神。如13团1营长令其部队冲击时，部队不动，经好长时间动员才冲。五旅十五团，一夜攻了7次，部队伤亡很大，当得知吴村守军是101师时，更加信心不足，右倾悲观，怕自己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打进去解决不了战斗，结果不积极，不负责任，无组织地攻了几次。有的攻到村边，被敌反冲击，一垮而下，拦也拦不住，发谣风乱跑。有的跑到急救室，有的就在战场上隐蔽起来，干部也不掌握部队。该团3连配属3营时，指挥不动。十四团六连连长孟庆村也是这样，当其率一个排被敌反冲击，没有上级命令就擅自往防空洞里跑，而叫通信员去给2、3排传令撤退，另部队与部队之间也互相观望，你攻我也攻，你不攻我也不攻，有的看着友邻攻到一定程度，自己也攻一下，如友邻受挫折则自己不动。纪律松弛，没有积极主动的歼敌思想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十三团、十四团、十五团都有此种现象。”
当五旅被集中在房山进行战后总结的时候，1948年的2月，三纵、四纵都在进行战后休整。由于伤亡惨重，武器丢的太多，败的太惨，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采取严厉手段，战后进行了大规模处罚，纵队在进行“三查”、“三整”的同时，于二月二日至六日，在纵队党委的主持下，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大会，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同志亲临参加，并作了战术思想和战斗作风的报告。大会就吴村、高洛战斗未能全歼敌人的问题作了认真地检查与处理。
五旅和十四团的主要领导同志在会上进行了检讨，到会同志也就此问题联系自己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对此战斗明确了十四团领导应负主要责任的问题。为了记取教训教育干部，经上级党委批准，给予五旅旅长马龙、政委李水清记大过处分，十四团团长雷育龙、政委李学昌以行政降职处分，雷降为副团长，并撤消其党委书记的职务，李降为副政委。强调一下，老的晋察冀野战军三个纵队九个旅，只有五旅作了检讨。
五旅表现不佳的这三个团，以前都是响当当的英雄部队。十三团的前身是挺进军七团，根子可以追踪到邓华带过去的一分区老三团；十四团的前身是一分区二十团，原三分区部队，1941年初划归到一分区，是一分区用骑兵营和炮兵连换过来的；十五团的资历浅一些，前身是1944年建立的平西十一军分区四十四团，第一任团长就是现在受处分的雷雨龙。
有人会问，你写大白字了吧？明明“雷育龙”，你写成“雷雨龙”，没错，最初在平西的时候，就叫“雷雨龙”，不知什么时候写成了“雷育龙”。雷雨龙是“平西土著”，自己拉队伍起家的，就像狼牙山一分区的赵玉昆和宋学飞，关键时看你跟谁站在一起。
在平西的门头沟、房山、涞水县，有几支占山为王的“土著队伍”，据说“拉杆子起家”的历史可以从明末算起。满清至民国的三百年间，这个地方隶属于“宛平县”管辖，县太爷也拿他们没有办法，索性不去管它。其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就是“野三坡”。
抗战八年期间，这些土著武装一直未隶属于八路军，但也从未投靠过日伪政权。1947年国民党最势大的时候，这些人被“招安”，都有个什么团长、旅长的头衔。1949年初看到共产党得势，这些“历史形成的山大王”纷纷表示“起义”，所以抗战时期就投奔八路军的雷雨龙是其中表现最好的一位。
平西有关雷雨龙的传说有一些，但未知真假。据说，当初平西八路军劝说雷雨龙归顺过来，雷雨龙问：你们八路军敌后抗战，劳苦功高，国民政府给你们每月多少钱？我带着几百人过去，能拿到多少钱？
劝说的人（是谁我未能查到），如实相告：蒋委员长一分钱都不给我们，我们抗战，全凭爱国，一分钱都没有。雷雨龙一听，拍案大叫：我就听你这句实话。如果给钱，老子就不过去了，一分钱没有，老子偏要参加八路军。
此事的出处在平西组建四十四团之后，郭天民到来，了解团长雷雨龙情况（一说是在绥远战役之前，二纵在柴沟堡整编冀察野战纵队各团时），有人将雷雨龙此事告知郭天民。郭天民一听，大喜，雷雨龙“雨中之龙”，见识不低，团长就是他了。郭天民进张家口之后，自任张家口卫戍司令，任命四十四团为张家口卫戍司令部直属纠察队。原张家口卫戍司令易耀彩，原易耀彩任命的张家口纠察队——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均“靠边站”。
跟雷雨龙一起受处分的十四团团政委李学昌也值得一提。李学昌原本是一分区抗战干部，一分区政治部青年股（股长红军干部潘永堤）培养出来的连指导员。如果按一个团十个连队来计算，一分区几个主力团及各游击支队总计需要连指导员和中队指导员六七十人，起码有半数指导员出自这个青年股。高粮也是其中的一个。李学昌很长时间在满城县的三团任连指导员，当时在三团任连指导员的还有高粮（高良玉）、王栋。
1944年9月，原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被任命为冀中军区司令员，临走前改组一分区领导班子，原三团长肖应棠接任一分区司令员，原三团团政委龙道权上任一分区副政委（一分区政委由一地委书记兼任）。三团新任领导班子，原三团团参谋长郑三生接任三团长，原保满支队副政委郑秀煜接任三团团政委。原三团副团长黎光被任命为涞源支队支队长；五连指导员高粮被调到涞源县任涞源支队的副政委。
高粮在途经一分区政治部的时候，看到晋察冀军区摄影科培训摄影人员的通知，他放弃去涞源支队担任领导职务，坚决要去学摄影，而当时代替高粮到涞源支队任副政委的就是这位李学昌。在百度上“李学昌”的条目中：
李学昌（1919~2011），男，河北省保定市新城县（现为高碑店市）高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原副司令员、副参谋长，海军北海舰队原副参谋长，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原司令员、政委，副兵团职离休干部。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曾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李学昌2011年3月16日在山东青岛逝世，享年92岁。
五旅是一支英雄部队。1945年8月五旅在平西建立后，最初叫七旅，隶属于郭天民野战纵队，开门红打得最好的一仗，就是1945年9月消灭马占山骑兵的柴沟堡、渡口堡战斗。由于当时平西部队驻在房山，距张家口较近，先一步赶到张家口，不等从大兴、涿县赶来的一分区部队，平西八路军独自开打，把冀中八路军主力都未能阻挡住的马占山彻底击垮。
1946年的10月，五旅和四旅一起的怀来阻击战，把来自北平南口的国民党军牢牢阻挡在怀来东边，休想靠近张家口，为当时的二纵司令郭天民赢得“郭铜墙”的美称。以后打正定、打徐水，五旅都表现出色，屡次受到表彰嘉奖，华北军区最著名的大功臣王儒就出自五旅的正定战斗。唯独这一次，在家门口的涞水一战中表现不佳——小河沟里翻了船。
五旅这一次表现最差的十四团，前身曾是一分区长期驻守在涞源县的第二十团，团政陈宗坤、团政委史进前。二十团在抗战期间就有过令人遗憾的“失常”表现。1943年春，一百五十多日伪军到二十团驻地涞源县银坊扫荡，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情，一百多敌人就敢深入到抗日根据地腹地，根本就没把二十团放在眼里，真是欺负人欺负到家了。
二十团团长陈宗坤是员虎将，难以咽下这口气，向杨成武请示要消灭掉这股敌人。二十团当时六个连编制，千余人，起码六倍于敌人。为了保险起见，陈宗坤向自己的老部队三团（两年前他曾任三团三营长）借出一个连，高粮连配合作战。结果呢，七个连，一千二百来人，竟然消灭不了这一百五十余敌人，结果，只消灭敌人约半数，放跑了其余的半数。
此战的结果传到一分区司令部及其他各团，得到的是一片骂声，五年后的1948年的涞水之战，已经是五旅十四团的前二十团依旧如此，只能说“继续遗憾”。由于五旅的如此表现，1948年3月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察南作战，四旅从二纵里被单独调出来，脱离开二纵，同三纵、四纵一起进军察南，五旅及二纵被留了下来。
据说，由于这次涞水作战的不良影响，二纵里有人曾表示怕和傅作义部队作战，被上级得知，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于1948年2月23日亲自发电给聂肖、（聂荣臻、肖克）杨罗（杨得志、罗瑞卿）说：“此次行动（察南、绥东战役）是一年多来主力部队第一次远出行动。你们必须克服干部中怕远出，怕山地战，怕到人稀粮少地区作战，以及怕傅作义等项错误思想。”（《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资料选编》157页。）
1948年3月，三纵、四纵及二纵的四旅进军察南，以后组建为华北二兵团。二纵被留了下来进行整顿，以后被编进杨成武的华北三兵团，但四旅的位置仍一直被保留着。直到1948年底参加解放张家口战役，二纵依然给四旅留一席之地。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编制，二纵被编为解放军六十七军，五旅这才填补上四旅留下的空缺，成为六十七军一九九师。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的受阅步兵方队，就是这个出自平西的一九九师。
六十七军一九九师组成的步兵方队走过天安门广场
六十七军的一位老人（55年上校）去世，留下不少过去的史料，他的子女把这些史料转交给我，供我研究使用。我想，还是实话实说，打了败仗没什么可丢人的，隐瞒事实真相，把败仗描绘成胜仗才是最丢人的。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
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