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1年春天一分区八路军的军事集训谈起（上）
1940年9月东团堡战斗结束的几个月后，1941年春天，杨成武曾打算在一分区八路军中建立一个能克日军刺刀战的“大刀队”，但未能成功。讲述这一过程的文字较多，我分成上下两部分来讲。
我实话实说，您别笑话，不忙的时候，我也会看看讲述日本历史的书籍和电视节目。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方面，日本人做得一点不差，由于人家没有要掖着藏着隐瞒不让说出来的东西，所以常常比我们中国人还要认真。
但日本侵华战争（姜克史教授口中的“日中战争”）中确实有大量“掖着藏着隐瞒不让说出来的东西”，许多日军的历史档案被彻底销毁了，你根本无从查清历史的原貌。很钦佩日本的NHK广播公司的电视台，揭露了许多被严密封杀的侵华战争中的历史真相。
中日两国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战争，并非从近代满清后期才开始的，而是爆发于中国唐朝接近中期的公元663年。但与近代爆发的中日战争类似，也是因为朝鲜地区的内乱战争引起的，当时朝鲜地区分为相互间打打杀杀的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
公元660年，处于强势而且亲日的百济攻打新罗，亲中的新罗向当时的大唐王朝求援。大唐派出强大的军队援助新罗，主要军队从陆路吸引高句丽的注意力，同时从水路派兵，抄后路一举攻占百济。百济向日本求援，日本派出援兵，同百济合兵与大唐军队决战。
这一战在公元663年爆发，史称“白江口之战”（白村江の戦い），结果是日军大败，溃逃回国。唐军660年灭掉百济，668年灭掉高句丽，这两国的朝鲜战争难民逃到日本定居，被称作“渡来人”；而一些唐军俘虏被这两国败军带到日本，也定居下来，称作“唐人”。
日本史学家只称赞来自朝鲜半岛的“渡来人”，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唐人”忽略不计，但无论是“渡来人”还是“唐人”，都对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日本历史学家总结这第一次中日战争中日军战败的经验，归纳为三个原因：
第一个，大唐当时已是中央集权制国家，可以用举国之力与日作战；日本人则属于分散的番邦制度，远达不到“集国家之力”。
第二个，大唐已有较高的军事谋略和战争艺术，指挥调度有方；日本人作战则凭一时之勇，即敢打敢冲的“匹夫之勇”，毫无谋略，其最后不能不败。
第三个，大唐当时已有“专业化”或“职业化”的军队，训练有素；日本则是平时务农，打仗时临时招募，训练不足，达不到“职业军人”的程度。
从此，日本人知道，“打仗勇敢”并不是战争能取胜的唯一条件，更不是决定性条件。以后日本在“渡来人”，这些亡国的朝鲜人的帮助下，初步建立起统一国家的雏形，专门用于战争的“职业军人”，即“武士阶层”也逐步形成。
为什么要提到这一段历史？
因为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景象恰好颠倒了过来：日本作为高度中央集权化的国家，侵入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中国；日本军队有规划明确的战争谋略，中国军人只能凭个人之勇；日本军队训练有素，中国军队临时从农民中动员招募，缺乏训练。中国军队不居于劣势，不断后退，反倒是不正常的。
现在书归正传，谈中国抗战。八年晋察冀抗战，有许多都像狼牙山上修建御敌工事一样，主观愿望是好的，也付出了许多努力，但最后未必能收到较好的实际效果。这样的事例其实有不少，东团堡战斗结束后杨成武打算在一分区通过大练兵，东山再起，就是一例。
故事还是从东团堡战斗谈起。前些天的一个晚上，电视台（记不清是哪个电视台）又在播放抗战电影《杨成武强攻东团堡》。我介绍过，这部有革命传统内容的抗日神剧，是借用了真实的历史战斗加进了不曾发生过的故事内容，并没有如实反映当时的历史原貌。所以，这部电影看热闹可以，但不要当成晋察冀抗战史上真实的历史情节。
真实的东团堡战斗，战场上的实际指挥者是三团长邱蔚，这与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战场上的实际指挥者是一团长陈正湘属同一个道理。杨成武在距东团堡十来里地的长城烽火台指挥部，通过电话遥控指挥攻打涞源县城、三甲村据点、东团堡据点三个战场。杨成武的指挥部距前两个战场较近，距东团堡战场最远，所以无法扔下那两个战场亲临东团堡战场。
杨成武亲自拟定的涞灵战役作战计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阶段由杨成武亲自指挥，在涞源县境内作战；后阶段由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邓华指挥，在灵丘县境内作战，所以总称为“涞灵战役”。但实际上杨成武指挥的涞源作战不顺，涞源县城未能打下，东团堡战斗损失巨大；所以，邓华指挥的灵丘作战还没完成，日军已开始了大扫荡，不得不提前结束。
东团堡战斗，三团长邱蔚与杨成武的战斗决心高度保持一致，都认为此战必须全歼日军，取得战果，不惜花费任何代价，包括人员的伤亡和弹药的损耗。
由于涞灵战役之前，杨成武已经遵从聂荣臻的指示，将分区炮连全部交给了晋察冀军区，所以涞源战场上未能全面使用炮兵，是一分区部队遭受到重大伤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还由于八路军一方是“以短击长”，以自己不熟悉也不擅长的攻坚战攻打在坚固据点后面隐蔽的日军，所以三团人员的损失最大。包括一分区在内，晋察冀八路军至今都没有公布东团堡战斗中八路军一方准确的死伤数字。但是从当年“东团堡战斗结束后，三团余下的人员已编不满一个营”来看，损失是惨重的，至少两千多人的三团“三折其二”。
正因为东团堡战斗的几位指挥员与杨成武的战斗决心高度一致，不惜一切代价打下了东团堡据点，所以在战后，三团几乎所有主要指挥员都得到了晋升。原三团长邱蔚调任更加重要的一团担任团长；原副团长肖应棠升任团长；原一营长赖庆尧升任副团长；原二营长郭延龄调延安学习炮兵；原三营长（电影中的三营长牺牲了）陈宗坤升任二十团团长。
从另一方面说，三团的两位团长和三位营长都得到晋升和调离，跟三团基本的战斗骨干都打光了，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没有兵了，要那许多的干部有什么用？只好晋升或调离。唯一在当时没有得到晋升的三团团政委王建中，两年多后的1943年晋升为一分区政治部主任，也就是说，凡指挥过东团堡战斗的主要三团领导人都得到了晋升。
除了晋升三团的主要干部，杨成武还做出一项重要决策：一分区机关及各部队，都要尽其所能支援三团，帮助三团尽快恢复主力团作用。我介绍过：一团营教导员郑三生为首，一批战斗骨干支援三团；机关政治部，以青年股股长潘永堤为首，几个政治部干事都到了三团；司令部这边，作战科、侦察科也挤出几个参谋先后支援到三团，俺家老爹是其中一个。
由于三团的干部战士临时由几方面凑成，相互间都还不熟悉，偶尔有事故发生。在高粮的回忆录中，团部一个刚派到三团的参谋晚间外出，夜宿老乡家，黎明前返回团部。团部村口的执勤哨兵问起口令，回答时听见耳生，怕是敌人偷袭，随即就开了枪，将这个参谋打死。团长肖应棠闻讯赶到后，说了声：“可惜。”
郑三生从一团带到三团的战士当中，有同宋学义一样的河南兵，晋东南战斗后一起从山西带过来的。一分区八路军当中原本是没有河南人的，这也在易县、满城县的民兵骨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分区组织五千人到冀中运粮，三团沿平汉线铁路担任掩护任务。满城县一位民兵骨干过铁路时，听见哨兵河南口音，以为是伪军，将他杀害，事后才知道杀错了。
东团堡战斗中，三团的人员牺牲，除了在“攻坚战”中被枪法较好、子弹充足的日军打中之外，几次日军突然反击出现的近距离肉搏战，擅长于刺杀技术的日军也给了不擅长于刺杀的八路军以较大的杀伤。有时日军一个突然反扑，处于攻坚战中的八路军措手不及，只能被迫以自己不大擅长的刺刀肉搏战回应日军。常常，四五个八路军战士端着刺刀拼杀一个日本兵，但最后倒下的却都是人数居于优势的八路军战士。
当然，这跟东团堡驻守的日军士兵都是作战技能——特别是刺杀技能优秀、战场经验丰富的士官老兵有很大的关系。刺杀给八路军带来的伤害要高于枪伤，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被口径较小的日军三八枪子弹击中，你也许还会有生存的希望。只要不击中要害，很多“贯通”枪伤都是可以活下来的，顶多“穿一个眼”。但你一旦被刺刀刺中，是很难活下来的，因为刺刀造成的撕裂伤害要远远大于枪伤的伤害。
所以刺杀训练不足的八路军战士在面对同日军的短兵相接时，往往对面对面的厮杀产生畏惧，一分区专门教授刺杀的教官段廷起说，这种畏惧，对手是能感觉出来的。日本兵也会有，往往用大声喊叫来掩饰自己心中的畏惧。但你越是畏缩不前，日本兵就越发主动凶狠；你主动发狠，一脸凶相，日本兵反倒心存畏惧。这也是短兵相接的心理战吧？
杨成武认为，今后，打攻坚战可以避免，知己所短，以后扬长避短，不去攻打日军坚固的炮楼据点就是了。但与日军的近距离的肉搏战却是不可避免的，敌我双方接触，最后总会有“刺刀见红”的那一时刻，双方要面对面厮杀。短兵相接，除了“狭路相逢勇者胜”，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刺杀技艺，“艺高人胆大”，“技不如人要吃亏”。
东团堡战斗之后的1941年春天，一分区不得不再次从易满涞根据地征集适龄成年人参加八路军。据说，那一年的新兵全部都给了恢复中的三团。当时的三团，杨成武将余下的三团所有幸存老兵集中在一起，组建为三营，团长肖应棠率领团部及还有战斗力的三营，驻扎在满城县刘家台，为一分区把守南大门。
而那些新募集的新兵到来之后，都留在了易县，集中在易县距南北管头村不远的东西武家庄子，组建三团的一营、二营。因为当时分区教导队驻扎在南管头村，可以就近帮助训练三团的新兵。杨成武指示参谋长黄寿发，不仅要抓紧训练这些新兵，还要在南管头村的分区教导队培训老兵中的战斗骨干，把同日本兵短兵相接时的刺杀技术给搞上去。
我翻阅一分区史，杨成武是非常重视包括新老兵在内的军事技能训练的，只要不打仗，从来都把部队的军事训练放在首位。1938年12月在涞源县走马驿搞军政素质训练，但由于出兵打易县孟阁臣，没有搞完就草草结束。杨成武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没完成的事情。1939年春天，杨成武指示部队继续1938年底未完成的军政训练，搞部队大练兵。
看当年老兵的回忆：1939年初的“军事训练很正规，项目挺多，有射击、投弹刺杀、翻越障碍、单、双杠、过浪桥、天桥等。政治教育主要由各连指导员讲政治课”。1940年春天也是如此，大搞部队军事训练，在这一年的5月，一分区又增添了新内容“连以上干部短期集训班”，训练队长李青川，当时任一分区作战科队训股股长，讲述最基础的指挥技能。
上面简要介绍了1939、1940年春天的两次军事训练，我现在正要讲的是1941年春天，东团堡战斗结束半年后这一次的军事集训。
此时，1940年底-1941年初的一分区八路军，在司令部系统下面，除了红军干部胡克仁为科长的作战科，还增设了一个以国民党正牌军校出身的李青川为科长的作战训练科。《杨成武回忆录》中，也称这个科为“教育科”。这个称谓也没有错，因为自1944年晋察冀设立二级军区之后，司令部系统的第一科就是“作战教育科”，将过去的“作战科”与“训练科”合并在一起。
一分区作训科，除了科长李青川出自军校，科里的几个参谋也大都有军校资历。有的参谋跟李青川一样，在一分区主力团担任过副营长，其余也有一直在司令部当参谋、在军校担任教官的，虽然经历过不少战斗，但没有多少指挥部队作战的实战经验。这个科唯一没有军校资历的是一个学生参军的干部，在平西担任过挺进报编辑、挺进军司令部参谋，到一分区后因为曾有过“从文化教员向武化教员转变”的领导评价，所以被调到训练科来训练部队。
一分区八路军有一个专职培养几个主力团班排长的职能机构，就是一分区教导队，也归司令部参谋长直接领导。但教导队主要负责召集和组织管理，在训练授课上面，还需要训练科的那几位参谋来担任教官。其中担任刺杀教官的叫段廷起，教授班排战术技能的教官叫胡尚义，这两个人的名字在《杨成武回忆录》中都提起过，值得一谈。
段廷起出身东北军，有讲武堂的资历，因刺杀技术全面，又有武术根底，所以一直都担任刺杀教官。那位狼牙山棋盘陀道观当过直隶部队营长的李圆忠，段廷起与他交手对刺，取得胜利，在《杨成武回忆录》中有专门描写。在电影《杨成武强攻东团堡》的片段中，把与李圆忠的刺杀对拼安到了杨成武的身上，为一大败笔。
杨成武不是赳赳武夫，不擅长刺杀，他没必要、也不可能出那个风头。
胡尚义出自二十九军，据传是军部参谋处负责军务的参谋之一。二十九军撤离河北，他没有跟着一起走，半途中留在了保定附近的赵玉昆部队，继续在支队参谋处当参谋，训练部队走上正规化。赵玉昆叛变，原支队被撤销，胡尚义被调到一分区司令部作战训练科，担任连级部队指挥技能方面的教学，说白了，就是专门培养连长指挥技能的军事教官。
1941年大扫荡中，胡尚义在大新开沟被杨成武任命为分区直属侦察连代理连长，在梯子沟突围时担任掩护任务而牺牲。在顺平县教育局干部冀玉泽的《梯子沟突围》一文中，胡尚义被错记为“红军干部”、“三连连长”，其实胡尚义像当时分区直属警卫连连长吴炎、作训科长李青川一样，出身国民党军队，牺牲时连党员都不是。杨成武不拘一格善用人才，用人不疑，这些前国民党军的老部下都舍得在关键时刻为杨成武拚命。
段廷起的下落不明，看姚雪森的书，三团团部参谋处有一个与他名字相似的参谋。当年一分区司令部作战科的参谋，被调到主力团里当参谋的有好几个。在分区司令部当参谋，属营级干部；到团里当参谋，就改为连级干部待遇，为此，曾有个姓李的参谋因干部待遇下降而叛变投敌。一分区政治部干事魏巍有专门文章写过这方面的故事。
看来，段廷起应该去了三团，但他以后是牺牲了、调走了，还是跑掉了，结局不详。
1941年春天的一分区军事训练，分区主抓的只有一团、三团两个团。当时一分区所辖的四个主力团中，除去一团和三团，还有二十五团和新建立的小团三十四团。其余二十六团被二分区留住，不再回来；晋察冀军区从三分区新调入二十团归一分区指挥，驻扎地涞源县银坊，1940年以前是三团的驻地。但分区作训科只直接抓了一团和三团的军事训练。
分工上，新兵由各团组建新兵连（营）集中训练，分区训练科派参谋检查监督。班排长一级的战斗骨干，由分区教导队出面组织，训练科派教官担任教学授课任务。由于一分区文职干部较多，杨成武特别强调，那些像石坚一样被提拔为分区政治部文职干部的青年学生，也要接受军事训练，从射击、投弹、刺杀都要学，还要学连排班部队的指挥管理。
有关1941年春天的军事训练过程，曾经的一分区宣传科干部、后来的天津市人大副主任石坚有专门回忆，在天津的晚报上刊载。在文章中，他对亲自负责干部军事训练的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有文字好评，多次亲临训练现场严格监督，不让他们在训练中偷懒，我认为是符合实际的。
1941年春天的军事集训，作训科长李青川最擅长的“操练”，即部队检阅时使用的“分列式”也在其内，是集训的重点，由李青川本人现场督练。但参加李青川亲自“操练”的部队只有一支，就是几个月前、1940年底新改组领导班子后的一团。因为三团主要是新募集来的新兵，操练还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不像一团，几乎都由老兵组成。
1941年春天的部队军事集训，在5月1日那天正式结束，只有三团新募集来的新兵和杨成武亲自指示建立的教导队刺杀队还在继续训练，不能停止。在结束那天，杨成武在北娄山村旁的柿树林中的空地上，检阅了一团的部队分列式操练。一分区专职摄影干事刘峰为这次检阅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影像。
1941年春季大练兵，一团全部检验合格，结束时进行了全团大阅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