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1年春天一分区八路军的军事集训谈起（下）
1941年春天一分区的军事集训都在易县境内，一团在易县东边的界安、林泉、东西步乐村一带；三团的新兵在易县西部的东西武家庄子、口头村一带。据说集训结束，最后是黄寿发、李青川验收检查，只有两项检查不合格，要留下继续集训。这两个不合格，一个是三团的新兵训练，春耕结束之后才到来的新兵，训练时间太短，连射击、投弹基本要领都未能掌握；还有一个就是教导队的老兵刺杀集训，连刺杀教官段廷起都摇头说不。
一分区两个主力团集训，不能没有掩护部队，杨成武将三个主力团的侦察连调出，单独成立了一个分区直属侦察营，由麻田岭战斗、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晋东南战斗、涞灵战役中都表现出色的一团三营长张英辉指挥。在此之前，张英辉一度接任马辉当营长的分区直属特务营营长，特务营组建为三十四团，张英辉改任侦察营营长。
1940年12月，日军对百团大战的报复性大扫荡期间，平西发生民间叛乱，军事实力较弱的挺进军应接不暇。聂荣臻闻讯，急电杨成武率一分区主力前去救援，当时正天降大雪，出兵不利，连扫荡的日军都撤兵走了。杨成武带领一分区主力冒大雪急行，直奔涞水，在过拒马河时，拒马河尚未上冻，一分区部队来不及脱裤，趟水过河，上岸后裤子被冻成厚厚的冰壳。
镇压平西野三坡民间叛乱的，挺进军动用的是九团，挺进军当时只有这一个团。七团远征平北时损失惨重，部队被打散了，此时正在休整，没有回来。引起平西民变的大规模征集新兵，就是为受损失惨重的七团准备的。为此，人口本来就稀少的涞水县山区根据地（人口较稠密的富裕地区被日伪统治着），还是拼力组建了一个“涞水新兵营”。
一分区部队也参与了平西镇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杨成武没有让一分区部队普遍介入，据说，主要参与镇压叛乱的只有分区直属特务营。我曾深究当时特务营的营长是否已更换为张英辉，但看到一份当时的平西老百姓后来移居天津，在晚年写的家庭回忆，证实特务营平叛时的营长还是马辉。也因为直接领导平西的平叛，马辉在平西老百姓中留下了很大的名声。
平西平叛回来，马辉升任二十五团副团长，张英辉接任短暂的特务营营长职务。此时为保障一分区主力团集训，张英辉就任分区直属侦察营营长，驻扎在易县东部地区。三个侦察连一字排开，二十五团侦察连在自己熟悉的霍山一带；三团侦察连在自己熟悉的塘湖一带；一团侦察连在自己较为熟悉的东楼山一带，四外派出便衣，侦察敌情。
1940年9月，根据涞灵战役的原作战计划，在结束了涞源战场的战斗之后，一分区的一团和三团还应该相互配合，进入灵丘战场在雁北五分区司令员兼政委邓华的指挥下继续战斗。但东团堡战斗使得三团损失过大，残存下来的三团失去了战斗力，没有能力再继续参加灵丘作战，只能提前从涞源战场返回到易县狼牙山根据地。
三团虽然受到重创，但一分区狼牙山根据地的南大门不能无人防守，于是将三团剩余人员编为一个营，三营，由新上任的三团长肖应棠带领，驻扎在满城县刘家台，为狼牙山的南大门把关。从刘家台以西，就是一分区的腹地，遍布着包括一分区、冀中军区、晋察冀军区在内的后方医院。从涞源战场返回的杨成武，曾多次到满城县西部的后方医院探望伤员。
据曾经陪同过杨成武视察伤员的一分区卫生部军医王蕾、陈姨夫妇对我讲，杨成武在检查东团堡战斗八路军的伤亡状况时，发现遭日军冷兵器杀伤——即拚刺刀过程中的八路军伤亡较大。而且，据军医介绍，被子弹击中后还能有大约半数得以生还，但在刺刀肉搏下生还的人数几乎没有几个。因为刺刀的伤亡大都在要害处，八路军当时治愈刺刀伤害的手术技术和医药几乎没有。
杨成武于是找一分区刺杀教官段廷起谈话，问能不能以教导队这些作战骨干为培养对象，把八路军的刺杀技术搞上去。段廷起是在东北军讲武堂跟着日本教官学“东洋刺”出来的，以后以他的身材高大和武功底子，曾多次打败过日本教官，在东北军内小有名气。据说，段廷起回答杨成武，以他多年来的实战经验，对这些农民出身的战士练刺杀并不看好，认为在短期集中突击训练之后，很难在刺杀技术上战胜日本兵，如果另想办法可能还有点希望。
什么办法？段廷起讲起了二十九军的大刀队，从1933年的喜峰口抗战到1937年的北平卢沟桥抗战，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在对日军的刺刀战中打出了赫赫威名。尤其在1935年，二十九军特聘北平、天津一带享有大名的武术名家李尧臣，创建了专克日军刺刀战的短兵肉搏战技能“北极刀法”和“北极刀”。一时间，二十九军下属各团营连都建起了自己的大刀队。
看到杨成武感兴趣，段廷起招呼来了二十九军出身的胡尚义，一起向杨成武介绍二十九军对日军的大刀战。杨成武是厚道人，也是实在人，我猜想杨成武听了后起码很大程度上寄予希望，认为真的用大刀可以战胜日军的刺刀。
我记得曾看到过一篇史料的记载，记不清出自哪里了，杨成武要供给部下面的兵工厂，按照胡尚义提供的“北极刀”的式样，比河北人常见的大刀略薄、略窄，但要长出近半尺左右，打造了几十把介乎于马刀和大刀之间的“北极刀”。
可让谁来教呢？从二十九军过来的胡尚义吗？据说胡尚义推荐，咱一分区训练科就有这么一个人，别看是学生出身，在二十九军也只是个时间不到一个月的学兵。但这小子有点武术根底，在二十九军跟那些老参谋正经八百学过“北极刀法”。让这小子来教好了。
我向老人打听过，有人说：“教过，但没教成。教导队这些人没有一个学出来的。”细想起来，这个过程本身就有点曲折的意思。一分区教导队原本是打算办一个几十人的老兵集训队，由分区刺杀教官段廷起教授刺杀，当然是“东洋刺”技法。
职业军人和资深教官出身的段廷起，是教东北军讲武堂学员出来的，日本教官的真传。而眼前这帮祖辈手拿锄头的人，现在改拿枪杆子，要跟你段廷起学完了，再回到部队向新兵传授，然后跟小日本鬼子真刀真枪的较量一番。段廷起打心眼里不大看好这个结局，但又不好直接拒绝推却，我猜想，于是他就忽悠耍大刀可以战胜日军的刺刀。
但当时杨成武也是“病急乱投医”，只要能战胜日军的刺刀，管它是什么呢？这个几十人的老兵教导队于是就从练刺杀改为耍大刀。那个傻乎乎的新参谋被两个资深的老参谋举荐出来，实际上是把他推到了前台，自己卸去了责任。其实，让一个文化教员出身的学生去教老兵们耍大刀，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大靠谱的事情，但确实也是当时的“无奈之举”。
细分析一下，日军的三八枪加上刺刀，长度至少在160公分以上；而中国的传统大刀，长度一般都在二尺、6-70公分左右，手握部分在内；所谓的“北极刀”不过是一千年前“唐刀”的翻版，即使加长，也不过三尺100到110公分。武林界有句老话：“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大刀比步枪短了一截，所以对耍大刀的人在技术上有更高的要求。
如果你身材高大，又有武术根底，战场上耍大刀去对付日军的刺刀，可能还有致胜的长处。但对于那些祖辈手拿锄头刚穿上军装的农民来说，要他们对日军的刺刀去耍大刀，谁胜谁负就说不准了。反之，一个日军老兵的形成，一般都有一年左右的训练过程；后期的日军新兵，至少也要有几个月的训练过程，在训练时间和技术强度上都要优于八路军。
这与八路军新兵几个月的训练过程的内容和质量都是不一样的。
我接着往后讲，以后回过头来再细谈上面的这个问题，谈谈日军和八路军的士兵（不是军官）训练有什么不同。一分区教导队的这个“大刀集训队”，由于一场突发事件而提前结束了集体训练，无疾而终。
前面介绍过，1941年5月1日，一分区在易县北娄山举行了一团部队的大检阅，一团原本是一分区在易县东部的唯一警戒部队。在一团集中训练期间，包括进行大检阅时刻，一团的直属侦察连就驻扎在东楼山村，警戒保定、满城县、特别是大王店据点的日伪军对易县狼牙山南腹地进行骚扰。集训、大检阅都圆满完成，我猜是这个侦察连马虎了，放松了警惕。
八路军在北娄山大检阅的消息很难保密，马上传到了日军的耳朵里。两天后的5月3日，阴历四月初八，一团警戒在东楼山（我曾问易县本地人，为什么北、南、西三个娄山村都是“娄”，而唯独东楼山是“楼”？他说，他也不清楚，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的侦察连，以及当时在东楼山的定兴县委、县政府、县支队，被日伪军三千多人偷袭包围。
这一次日伪军的偷袭因为有熟悉定兴县、易县本地情况的汉奸引路，日伪军夜间出发，黎明时赶到东楼山。措手不及的八路军及地方县领导机关损失惨重，仅侦察连至少一个排及县委书记都被俘。消息传来，处在易县前沿的一团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在教导队学习的战斗骨干也立即重返部队，无论是大刀还是刺杀训练均被停止。担任教学的参谋也返回机关。
我前面介绍过，1940年底，杨成武根据东团堡战斗之后的一分区主力部队的现状，在分区作战科之外，首创又建立了“作战训练科”这个机构，科长李青川。这个科配备的几个参谋，基本上都是有着国民党军校资历的旧军官，专门从事部队基层干部战士的军事训练工作。我查了一下，“作战训练科”这个机构，其它各军分区都不曾建立，为杨成武独创。
这个独立机构仅存在了一年多点时间，1942年2月，随着原一分区作战科科长红军干部胡克仁被调往雁北，担任六团团参谋长，杨成武将一分区作战科与作战训练科合并，科长李青川。这又是先行一步的光辉范例。1944年10月，晋察冀军区成立了下属的四个二级军区，军区司令部系统的第一科，就是将作战科与训练科职能合在一起的“作战教育科”。
这一步，杨成武早在两年半以前的1942年初就预见到了，换句话说，他比那些晋察冀军队领导干部早走了两年多时间。
1940年底建立起来的一分区作战训练科，曾经配备了几名水平不低的参谋，在科长李青川的带领下从事整个一分区的部队训练工作。到了五年后的1945年，这几个参谋先后牺牲、叛变或下落不明，结果，只剩下了科长李青川和那个学生出身的参谋。最终，他们二人被放进了由抗大二分校一大队合并到一分区后组建起来的一分区教导队。
这个新的一分区教导队刚建立起来的时候，一千多人，队长唐凯，红军四方面军出身的湖北佬；政委龙道权，红军一方面军出身的江西老表，以后在一分区任三团团政委、军分区副政委、一分区部队组建的主力旅政委；政治部主任沈图，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的浙江人。这个教导队成立后由于易县大部分沦陷，所以一直在涞源县与二十团相互配合作战。
1944年春天一分区整风以后，一分区教导队随即由杨成武做了调整，队长唐凯调走，晨光任新队长。1939年9月，原在延安陕北公学主教军事的主任教员晨光调到晋察冀，原计划被派到一分区的赵玉昆支队任参谋长，但被杨成武改任为一分区教导队队长。现在约五年时间过去，晨光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继续担任分区教导队队长。
教导队政委朱利，1939年9月跟晨光同一批被派到一分区的晋察冀干部，原计划也是被派到赵玉昆支队任政治部主任的，但被杨成武改派到一团任政治处主任。1940年底一团领导班子改组后，朱利先后担任一分区政治部机关总支书记（1941年大扫荡，就是朱利带领一分区政治部那些文职机关干部突围的）、分区卫生部政委、老教导队政委。
有意思的是，当抗大二分校一大队合并到一分区的时候，最初是以一个无编制团的身份在涞源县作战的，团长唐凯、团政委龙道权，以后晋察冀军区明确了身份，编为一分区教导队。但当时一分区还有一个老教导队，队长马青山，曾任一团团参谋长；团政委朱利，曾任一团团政治处主任。这就是说，两个教导队同时存在。
1944年以后，两个教导队合并在一起，抗大二分校一大队组建的教导队队长唐凯调走、政委龙道权改任三团团政委，只留下了教导队政治处主任沈图。也去考虑到“资历”的问题，于是晨光再次回到教导队任队长。原教导队长马青山离去，另行安排。1944年底，被任命为冀中军区的司令员杨成武走马上任，离开一分区，到了冀中。马青山跟着去了冀中。
晨光接任教导队队长，教导队副队长李青川、原分区作战科科长；以后朱利调动，不再担任教导队政委，在政治上一窍不通的李青川被任命为教导队政委。教导队下设三个大队，原抗大二分校过来的学员、原一分区老教导队留下的学员、为大反攻新征集参军的晋察冀边区学生各组建为一个大队。那些原在1941年一分区训练科时期的参谋中，只有一个学生参谋还在，此时被任命为大队教导员。
1944年底，这个一分区教导队被新成立的冀察军区接收，改称为冀察军区教导队，依旧是下设三个营级大队的团级机构，人员（即学员）也有所减少，总人员约近八百人，毕业的人员都下了部队；但辅助人员（即留用的老兵及伤残军人）却有所增加。据说，仅前二十团团政委史进前在二十团奉调到察南蔚县时，将留下的数十名二十团伤残老兵都带到涞水县，交教导队“抚养”。
抗战年间，从一分区教导队到冀察军区教导队，作为非直接作战部队，部队生活相对稳定一些，所以历来有收容资深老兵及伤残老兵作为辅助工作人员的惯例。一分区卫生部、供给部也收容了不少伤残老兵，把这些人给养起来。冀察军区教导大队以后发展到冀察军校、华北步兵学校，这些被收容的老兵越积越多，难以跟随部队一起行动。
1947年12月，当冀察军校改编的察哈尔军校奉命走出涞水到冀中的时候，曾有部分老兵被当时担任察哈尔军校副政委的罗胜旺（曾任老一团总支书记、保满支队副政委）动员留在了涞水。1948年12月，华北步兵学校奉命改编为平津纠察总队，进城执行城市纠察和执勤任务，又有部分老兵，被当时的步兵学校政治部副主任郑旭煜说服动员，留在了相对富裕的河北省晋县安家落户。
话题回到1945年12月，从张家口改驻在宣化大校场的司令部、政治部、宣化警备司令部，从宣化大校场的原日军兵营发现了许多原日军独立混成2旅团教导队驻扎时留下的教学资料。这些日文资料，有些是日本大本营颁发的，有些是这个独立混成2旅团自己组织人撰写的，按其职责范围，应该是日军教导队用来培训日本陆军士官和考核的内容。
按照当年日本陆军士官的任命和提升条例，日军中够年资的上等兵被任命为伍长，伍长晋升为军曹，军曹晋升为曹长，都必须统一经过教导队的集训和考核，考核成功者才被任命或晋升。日军教导队对每一级的集训和考核，都设置了不同的学习和训练内容。这与专门培养班排长的八路军教导队有所区别。
正好，当时冀察军区正准备将自己的军区教导队改编为以培养连级干部为主的军政干部学校，但又苦于无教材可用，发现的这批日军教导队教材，正好可以翻译过来用于参考。于是，冀察军区政治部出面，从同在宣化的察哈尔省委、省政府属下的《察哈尔日报社》，借调了一名日文翻译过来，翻译这些日文教材。
这个日文翻译就是我的母亲。
几十年后，母亲对我谈起往事，说当时冀察军校的主要干部，都有意将这些日文教材纳入自己的教学内容，但又都扭扭捏捏，不直接说出口。只有一个外号“大炮”的教导员，直截了当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既然是白手起家，没有别的教材，为什么不能以这些教材为内容进行改写呢？日本人做得比我们好，当然可以作我们的老师。这没什么可丢人的。”
母亲说，这个外号“大炮”的教导员就是俺家老爹。
母亲还说，在她翻译的这些日本陆军士官的教材中，日本陆军对一个战斗小组、一个战斗班、一个战斗小队的火力配备、人员配备、物资配备都有着明确的规定。学习并记住这些军事规定，也就同时学会了打仗。日军士官虽然还处于“士兵”的等级，但一名伍长对指挥一个战斗小组、一名军曹对指挥一个战斗班、一名曹长对辅助军官指挥一个战斗小队，均有明确的训练及考核内容，培训素质上要高于同级的八路军。
讲到这里就会发现：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差距差在哪里？真的是中国人不如日本人吗？不是。中国人比日本人，差在受教育的程度远不及日本人，绝大多数由文盲、半文盲组成的八路军，在军事技能上的培训和学习，拒敌于自己的对手日军。其他因吃不饱饭在体能上、在战斗经验上、在士气上弱于日军，都是可以弥补的。果然，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多次与留在中国大陆的日军交手，最终是解放军占据上风，全歼了日军。
在这以后（您别笑话）的很长时间，冀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对自己连级干部的培养，很多教学内容出自日军士官班排级规模的军事教材。刺杀技术的教学也是这样，将原日军的“东洋刺”技术全部引进了过来。还记得那个原来在一分区教“耍大刀”的学生参谋吗？现在也改教“东洋刺”了。冀察军区的一个教学重点就是刺杀技术。以后解放军在国内战场上的“肉搏战”屡屡战胜国民党军，日军的“东洋刺”立功不小。
在河北省拍摄的《晋察冀边区》的历史片中，意外发现了冀察军校1946年5月练刺杀的镜头
引进日军的管理条例，在其他部门也有事例。比如一分区部队组建的二纵四旅，旅长肖应棠夫人在冀察军区总医院当医生，后方医院与一线作战部队的伤员救治严重脱节。自从大批原日军医务人员被接纳进来之后，日方人员援引日军医务条例，说明必须组建起战地医疗队，随作战部队一起行动的必要性。于是肖应棠夫人领导的医疗队常驻在四旅，这在八年抗战的八路军时期是几乎不可能想到的。
最后说一句题外话，我曾经在多年里，从浩瀚的日军史料中翻找当年陆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教导队编写的教材，以便重新唤起母亲的记忆，但至今都未能找到。也许当年留在宣化的那些教材都属于“绝版”。
最后提一句，在很多时候，只要你将个人的命运投身进自己国家的命运，“国事”与“家世”就会紧密交织在一起，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将我写的这些东西统称为《战争烽火年代的家国往事》，道理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