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对待阵亡者的态度是不同的
不知有多少人注意到了，1940年1月，日军新任驻涞源县守备队的部队长小柴，写信给一分区最高指挥员杨成武，询问两个月前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日军阵亡者遗骸的掩埋地点和数目，以及俘虏的情况。据记载，这封信由中间人递交给杨成武，在一分区八路军方面得到的是一片哄笑声。
八路军方面的哄笑不在乎是：这小鬼子，终于被我们打疼了，写信来告饶了。据说，杨成武让他的老秘书、曾任蔚县中学语文老师的陈子端执笔，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回信，谴责日本军的侵略行径。至于小柴信中的要求回答了没有？我认为只给了一些原则性的回答，实质性的回答没有，因为答案连杨成武自己也不知道。
查：小柴俊男，日本千叶县人，生于明治27（1894）年1月4日，大1914年出生的杨成武整整二十岁。大正5年（1916年）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第28期士官候补生。因为没有考上陆军大学，因此提升很慢，1925年才是大尉，1940年8月1日，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三个月前，调任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4大队长，中佐军衔。
1940年9月百团大战后期，在涞灵战役中他属下的东团堡守备队被全歼，小柴写下《大日本皇军驻东团堡守备队长恨歌》，诗歌后面自署：部队长陆军中佐从五位勋三等 小柴俊男。但东团堡日军守备队的惨败没有影响到他的晋升，1941年8月对狼牙山大扫荡的开始时间，47岁的小柴晋升为步兵大佐。
1942年12月，小柴调离涞源县，担任日军第40师团第236联队联队长，与国民党军队在鄂西作战。此后，小柴所属的第40师团参加了在1944年5-8月长沙-衡阳会战，编入新成立的第20军。1945年1、2月参加打通粤汉线南段作战，最后在南昌以南三江口附近接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至芜湖缴械投降；战后为养家糊口，51岁的退役陆军大佐小柴在国民金融公库当了一名公务员。
据记载，小柴俊男的儿子非常出色，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小柴昌俊。2006年5月22日，八十高龄的小柴昌俊教授到清华访问，并在主楼以中微子天体物理学研究的历史和近期发展为课题作了精彩的学术演讲。此时，他父亲的八路军老对手杨成武去世刚刚两年。从年龄计算，小柴昌俊这位物理学教授比杨成武小十二岁。
小柴任日军部队长驻守在涞源县，为1940、1941整整两年。日军控制着下北头以北的涞源县大部分地区，下北头至插箭岭一带为双方军队武力相持的游击区，插箭岭以南的小部分地区才为八路军控制的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一方在涞源县的常设机构和常驻军队：涞源县委以梁正中为首，涞源支队以曾雍雅为首，常驻地点为走马驿以北的五门村。1940年以前，一分区八路军常驻涞源县的部队是以银坊为常驻地的三团，1940年三团改驻易县塘湖，一分区将骑兵营和炮兵连上交给晋察冀军区后，晋察冀军区拨给二十团作为交换，二十团成为涞源县常驻部队，一直到1944年11月被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调离到蔚县。
小柴接手日军涞源守备队部队长后，由于找到的日军尸体与日军的实际损失差距较大，核对不上，所以，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结束后的一两个月间，先是堤纠大队、然后是小柴大队，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在当地进行了挖地三尺式的搜索，希望能发现八路军埋尸的“集体大坑”，当然也寄希望于八路军俘虏了大批日军。
在这一切努力都无果之下，不得已，小柴向杨成武写出了求助信，想不到被政工干部出身的杨成武给上了堂“日本侵略中国为不义之战”的政治课。
当时的一分区政治部干事蔺柳杞，在二十年后创作了长篇抗战小说《长城烽烟》，书中对小柴的来信和当时一分区八路军干部的众生相有出色的描写。
但哄笑之后，就是冷静，冷静才会使人深思，哄笑只是肤浅的表现。不知道有人在这之后、哪怕几十年之后，对这封小柴的来信有没有进行深刻的反思？
八路军哄笑，这小鬼子真怪，人都死了，他还没完，在那里上心。咱八路军就没这个，人一死，埋了就算了，没人再纠缠下去。被俘就更没人问了。
有没有人想到，日军方面由大队长亲自出面，不顾八路军方面会出现的耻笑，也要写信一问究竟。这正是出于对死者、那些为你国家战死者们的尊重，这与你参加的是不是侵略战争、是不是正义战争没有关系。但与你战死者的遗骸是不是能最终回家、与亲人团聚，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也就是说，小拆写信向八路军求助，并没有把个人荣辱放在心上，而是把阵亡日本士兵遗骸的去向、被俘日本士兵的情况放在心上，从这一点来看，小柴俊男的确是一个关心日本士兵的“好官”。
日本士兵拥有很强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这与日本社会大肆鼓励和表彰日本军人为国捐躯的国策是分不开的。当大批的中国抗战老兵被人遗忘，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时候，由日本政府抚恤并享受“天皇恩给”的日本老兵，却可以免受饥寒的威胁，这就是两国社会制度的截然不同。
精神层面，涞源县日本军的总部在张家口，日军刚占领张家口不久，就在张家口日军兵营附近修建了“慰灵塔”及神社，以安慰战死者的灵魂。今天这个地方，原址不变，只是拆掉了圆形的“慰灵塔”及神社，改建为方形纪念塔的“察哈尔烈士陵园”。日本人为战死者建“慰灵塔”，是虚的，战死者的遗骸都被送回了日本安葬，与亲人团聚。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最初的战死者是在火化之后，捡几块骨灰送回家去。以后随着战事的激烈发展，日本兵的战死者越来越多，特别是战局对日军不利，日军被迫大步后撤，后撤的日军无法对战死者火化，于是就剁下战死者的一只手，带回家去。发展到最后，日军成千上万地战死，剁手不行了，就改为剁下手指。
那些在东南亚、太平洋诸岛上战死的上万日本兵怎么办？这些战死者连剁下自己手指与亲人团聚的荣幸都无法享受，于是战后，大批日本战死者的亲属到昔日的战场凭吊祭扫。尤其东南亚的缅甸、泰国，以及一些太平洋小岛，都成为日本人凭吊的重点地区。有些地区日本人甚至出资建起了神社，以悼念死者。
日本这些凭吊战死者亲属的行动，得到了日本历届政府的大力支持，在美国占领日本关岛的战役中，日军的战死者人数将近两万，十几倍于美军的战死者。以后的数十年间虽然关岛一直用作美军的军事基地，但美军仍出于人道并尊重日本人的民俗习惯，在关岛为这些战死者修建了日本神社，用于参拜纪念日军的战死者。
如果在“牢记阶级仇，不忘民族恨”的中国大陆，这是不可想象的吧？
现在看八路军方面。小柴这封信的一个月后，1940年2月，晋察冀军区建立起自己的烈士陵园，竖立的第一块墓碑，是在雁宿崖战斗中为伤员动手术的白求恩医生。又过了两年，1942年的2月，杨成武一分区决定在狼牙山上修建“狼牙山五壮士纪念碑”，同时在北娄山村修建“一分区八路军烈士墓地”，这就是今天的“北娄山烈士陵园”。
八路军修建的烈士陵园和纪念塔，都是实的，烈士的遗害就埋葬在纪念塔周围的墓地里。抗战八年，一分区八路军的牺牲者至少有四五千人，分别被安葬在易县、涞源县、满城县、定兴县、徐水县、蔚县、灵丘县、广灵县及平西的许多地区。如果再加上解放战争三年一分区八路军组建的部队所牺牲的干部战士，那至少有上万人了吧？
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只有易县将分散在易县各地的烈士遗骸一千余具集中到一起，统一安葬在北娄山烈士陵园。但由于体制的原因，在涞源县东团堡及其它县的许多一分区八路军抗战烈士遗骸都没有被集中安葬在一分区烈士墓地。
抗战时期日本与中国的不同，除了发达的军国主义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区别，还在于日本民间及社会有较强烈的宗教意识，神道教、佛教、基督教综合制约着日本人的思维意识，起码占多数的日本民众由于有宗教意识的束缚，一举一动而不敢“僭越”。而中国只有少数人信仰宗教，多数人只尊崇权力和金钱带来的实际利益，其它什么都不相信。
也许，这种信仰上的差别，也决定了各自对于自己一方战死者的态度。中国自古以来，“一将功成万骨枯”，有几个身居高位的将军们还记得当年一起并肩战斗、为国流血牺牲的英雄将士？
所以，我们再回头看这位涞源县日军部队长小柴，宁可被八路军笑骂，也要追寻那些战死者的遗骸，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悟到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