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位历史学者的写作经历谈起
古语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每个人，除非是目中无人的自大狂，都会找到自己效仿的对象。作为“非科班出身”的史学研究者，向卓有成效的史学研究者学习成为必需的一门功课。
我要谈到的这两位历史学者，一位是非历史学科班出身，原本的专业是搞中文的，晚年开始进军中国史学领域，据说目前隐居在江南某小镇，正在创作《中华史》的第22卷。另一位是史学科班研究生出身，没经过大学阶段，早年被人诬告“杀人”，76年以“反革命罪”投入监狱、82年又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再进监狱，释放后下海经商，成为富裕书商后重返史学界，现在学业有成，是研究苏联史和中苏关系史的顶尖权威。
这两位历史学者，前一位叫易中天，后一位叫沈志华。易中天是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沈志华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易中天对自己撰写的从女娲补天到改革开放，总计32卷本的《中华史》的写作目的是：“严格依据史料史实，敏锐捕捉历史线索，探索隐瞒的真相，还原历史的真相。”易中天对自己《中华史》的评价是：“不敢说是写得最好的，可敢说是最贴心的。处处替读者着想，永远把读者放在第一位。”
史学写作，在浩瀚的历史资料中你难免会马失前蹄，出现史料错误的“硬伤”问题，易中天说：“如果有硬伤的话，我会公开道歉。”很钦佩易中天教授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这比那些虽出现多处硬伤，但始终闭口装不知道，从不认错、从不道歉的态度要好多了。事实上，经被人指出有硬伤后，易中天也确实在博客中“道歉了好几次”。
公开道歉的前提，易中天说：“首先，他不是来挑衅搞事的，其二，他非常尊重学术，而且说得很客观。”易中天这套“历史文化”的书非常畅销，大众认可，但那些专业史学家则“不屑一顾的有，因为你动了人家的奶酪，比如学院派历史专业的一些人”，但专业历史学者的确有支持和赞赏的。
易中天非常清醒，“我一直感谢批评者”，他自认为从2006年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品三国》开始，直到今天还没有倒下的主要原因，是“一直有反对派，有批评者，我身边有：我的亲人、我的朋友，都是直言相告的。”
这些天来，各大学一直在热炒某些学生热衷于对老师的背后“告==密”问题。易中天在第18卷，《王安石变法》的部分，谈到了一位北宋年代的儒家君子，很有参照意义。
何谓“君子”？就是行动一向光明正大的那些文化人，与“小人常戚戚”相反，君子坦荡荡，所以不设任何防范之心，常被小人在背后算计。所谓“小人”，一定是倚仗权势、投靠权势而生存的，自己也在不断攀附权势，所以，小人只善于欺压那些官位比他低的人，“当面状告”比他官位高的事例很难找到，小人只善于在背后向更大权威的人那里做些手脚。
手段的卑劣，一定会显示出人品的丑恶，君子是不屑于做这种“背后使坏”的卑劣勾当的。
小官只会巴结大官，当然不能绝对。由于君子从不整人害人、不在事后报复批评者，所以小人在更大官的面前，敢于向某些大官发难，甚至“群起而攻之”，这种事例，在古代尤其在现代！！！屡见不鲜。只要看看某个国家的先后两位总书记的命运就知道了。
易中天笔下的这位君子，敢于当面向“大官王安石”叫板。一次在北宋朝廷上，“上朝之后，有一个小官出来说，臣要弹劾王安石。宋神宗说，好，下朝以后再说。不行，现在说。好，我们单独谈。不行，我要当众说。神宗皇帝没有办法，你说吧。最后掏出一个长卷来，开始念王安石的罪状，念一段以后还要问王安石，是不是这样的……”
有话讲在当面，不在背后做手脚，打小报告，说他人坏话，活脱脱一副君子的形象，令人敬佩。
官场争斗，不管是北宋还是某个朝代，或者今天，实际上都是权势斗争，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丢掉一切。什么观点、主义，都是空的，只能依附于权势才能存在。
曾一度是专业史学、许多年后又回归到专业史学研究的沈志华，经历要曲折得多。沈志华年轻时被人诬告“杀人”——当然是背后诬告，他自己一点都不知道。所幸还没有受到“牢狱之苦”，而现实中，被人诬告为“杀人”而身陷牢狱的事例可太多了。
比如：湖北农民佘祥林、河北青年聂树斌、昆明警察杜培武、内蒙青年工人呼格吉勒图、河南农民赵作海、以及张高平、张辉叔侄等等，这样的事例可太多了。我不知道当年如果沈志华落到这帮公安的手里，能够坚持多长时间，但一定抗不过这样的酷刑。
但在这之后，沈志华确实遭受过两次牢狱之灾，一次在1976年，另一次在1982年。头一次牢狱之灾，害得他未能接受大学教育，后一次牢狱之灾，害得他未能完成研究生学业。从此，在许多年间，他成为了个体户，从事经商，公开的资料说他成了成功的书商，不公开的资料说他靠买卖黄金发了财，总之，他积累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据说，沈先生就是在牢狱之中由于历史知识的启迪产生顿悟，帮助他度过最难忍受的狱中生涯，获释后，他对历史研究的兴趣使他将历史研究看作是自己终身的事业。
1996年，在苏联解体六年之后，沈志华重返史学界，1996年至2002年间，沈志华与社科院合作，个人出资140万元，专程到俄罗斯和美国搜集俄国解密档案，并组织翻译、整理、出版了36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坚实的经济基础在这里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这七年的俄罗斯之行的努力没有白费，据说，在沈志华家里，专门腾出两个房间，搁放他搜集到的两万多件档案，沈志华说：“在苏联冷战史这方面，我的档案全国最全。”许多人做博士论文，都要专程到沈志华家查找资料，甚至韩国、美国等地的学者都远道而来求助。
最主要的，中国社科院一位苏联史专家认为，有了这批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为什么？因为以前因无=知或造=假的内容实在太多了，人们都习惯于用一种“高=大=上”的眼光来看待苏联史。
最后要说明的是，一些人，主要指的是政治上偏“左”的那部分人，对沈志华的研究结果不能接受，指责甚多。其实，什么是“民主”，民主的本质就是宽容，有肚量可以容纳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甚至是与你意见相反的人。
其实，由于有着被诬为“杀人”这个罪名，以后又先后两次经历牢狱之灾，还有这十几年的“个体倒爷”的历史，沈先生似乎更容易受到攻击。但从现在的情况看来，人们对沈先生这段遭遇大都抱有同情之心，很少有人以此来大做文章。
专注做事业的人，大都人品高尚，不计较个人得失。那些挂着教授头衔，攀高官以为自己挣得一官半职、拉帮结派搞学术小圈子、借课题费发财、拿研究生当不花钱的劳动力、睡女学生这些大陆学界常见的丑闻，在他们身上都找不到。你再诋毁也找不到。
同时，从逆境一路走过来的人，意志会更坚定，目标会更明确，不会半途而废，不会打退堂鼓，会永不退缩，一直坚持到底。“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指的就是这样的人吧？这也是那些只会为自己捞权、捞利、捞名的人永远搞不懂的问题。
易中天研究和写作的内容是《中华史》，沈志华被称为苏联史和中苏关系史专家，但其研究的中共历史也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大人物、大眼界、大手笔，属宏观历史的大内容，但仍然对我这个研究“晋察冀十二年战争史”有着很重要的启迪意义。
以谦卑敬畏之心看待他们的成功，取其长处，避其短处，少走弯路，这也是二位教授留给我的最好教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