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西怀古——我家门口发生的历史故事——紫竹院逸事
我现在居住的地方，走不多远就有一座大公园——紫竹院公园，这也是北京市屈指可数的几个不收门票的公园之一，称之为“老百姓的公园”当之无愧。我去得勤的时候，三天两头必去一次，也有时因为忙，一两个月都没有过去，想起来还真有点“眷恋”的意思。
今天的紫竹院公园在北京的地理位置
我是半个老北京，但第一次来这个公园，还是在1979年，我刚上大学期间。那时这座公园收不收门票？门票几分钱？都记不得了，但有一点记得很清楚，那时还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初期，满公园几乎到处是上访要饭的人，走不多远就遇见一个，每个向你伸手的人不给一毛钱是打发不掉的。
后来查了一下，当时的紫竹院公园还是收门票钱的，2分钱
夜间，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上访者们就在这座公园里留宿，随便哪个亭子里、屋檐下，那时的社会管理功能几近瘫痪。这样的情景持续了几年，我十几、二十年前，在我的一部“仿真”纪实作品《右派——》中详细谈到了当年的这一景象，那时的公园是距北京永定门火车站——今天的北京南客站最近的陶然亭公园。
这次我谈的是距我现在居住地方最近的紫竹院公园。
稍微识得几个破字的破文人大都有个破习惯，就是对你常去的地方“刨根问底”，看看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文史故事。对这个紫竹院历史的挖掘还真有点故事。
紫竹院地处海淀，河北人管水聚集的地方为“淀子”，顾名思义，“海淀”就是像大海一样的淀子，与像大洋一样的淀子“白洋淀”相仿。紫竹园周边也尽是洼地，西边是“厂洼”，京西稻的产区之一；往北是“北洼”，过去的北洼村，今天的北洼路所在地。
实际上这些京西的洼地，并非“纯天然”，都是人为的产物。元朝建元大都筑土城，西北一面的土城就取土自这里。久而久之，情况亦甚，如果说，北京的“海淀”是从紫竹院开始的，我想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吧？
出紫竹园东大门，就是白石桥。1948年12月那个寒冷的冬天，围困北京城市区的东北野战军部队第四纵队，在这里改编为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就驻守在白石桥一带与国民党军队对峙。白石桥以西、以北、以南，都是解放军部队一二一师、一二二师、一二三师，只有以东的动物园至西外大街的碉堡群，属于国民党军防守的地盘。
从动物园至白石桥之间的两三百米距离，属于两军之间的缓冲地带或交火地带。北平和平谈判后的1月22日起国民党军分批出城，1月25日解放军便衣秘密进城，以及1月31日那天的解放大军正式进城，都是从白石桥经西直门进入到北京城里的。
现在的紫竹院公园里建筑物很多，但大都并没有历史文化渊源，属“新建筑景点”，仅在紫竹院大湖的西北角，有一处里面有古树、庙宇的建筑群，说明书上介绍为“紫竹院行宫”，是清代乾隆皇帝同皇太后去万寿寺和苏州街的驻跸之所。
紫竹院行宫大门
紫竹院行宫在紫竹院公园的具体位置
据记载，这座行宫始建于明代，原为明代万寿寺下院，于乾隆年间建成行宫。据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重修紫竹院碑记载：“古刹紫竹院者，万寿寺之下院也。”乾隆皇帝位孝敬其母后钮钴禄氏，在庙中供奉观音大士像一尊，并仿江南苏州城外的水乡修建“芦花渡”，并把原广源闸河港南山坡上的明代庙宇修葺一新赐名“紫竹禅院”，并在西侧修建一座行宫，作为他陪同母后去万寿寺和游逛苏州街的暂时落脚之处。
紫竹院行宫前面有不很高大的大殿紫霄店，后面有两层的木楼报恩楼，四面围廊环绕，殿堂遍布，最为壮观的，还在于正面的紫霄殿前有两株高大的菩提树。菩提树与佛有缘，是佛教的“代表树”，这给了如今已闹中取静的行宫以浓厚的佛教色彩，所以满清后期的光绪年间，这座行宫更名为“福荫紫竹院”，今日的紫竹院公园，由此得名。
菩提树
报恩楼
满清解体后的民国初年，紫竹园作为“前皇家私产”，曾被下台的末代皇帝溥仪赏赐给时任京畿卫戍司令的袁世凯忠实下属王怀庆。据悉，溥仪的小朝廷内务府领发的执照原文记载了:“西直门外有皇室所属紫竹院行宫，计房一百三十四间”“赏给王怀庆作为私产”。
据说，王怀庆虽然是老粗兵=痞出身，但深有自知之明，面对偌大一个几十间房的皇家行宫，一直都不敢“领受”，用那时的官场术语说，叫“坚辞不受”。所以民国二十年间，这座昔日的皇家行宫里只设了一个警察所，今天叫“派出所”。
1937年到8月底，日军占领了北京，日本华北方面军（北支那派遣军）的卫生部门看上了这个地方，将这座昔日的皇家行宫用作了“日本军人疗养所”，或者叫“日本负伤军人康复疗养所”。但凡在日军的医院里经过手术治疗而处在康复期的日本军人，从军官到普通士兵——大都是中下级官佐及士兵，都被送到这里来静养，待康复后再被送往华北前线。
以后在晋察冀八路军卫生部门效力的许多日本医护人员，可能基本上都知道这个地方。
那时的紫竹院湖畔，不时能看见架着拐、缠着绷带，被八路军打伤残的日本军人在大湖的周围漫步。抗战八年，紫竹院一带荒凉的很，树也没有今天这样茂盛，只有一条简陋的公路直通到西直门。那年月只要出西直门就是农村景象，一片片的庄稼地一直到海淀镇都是如此。居住在附近的中国农民唯恐避之不及给自己惹事，早就远远躲开深藏不露。
在当年日军高压有效的管理之下，北京的治安状况很好，日本报人、《鲁迅全集》编辑人本实彦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到中国进行了一次采访，他认为：“这次纵贯北支、中支，最为平稳的便是北京。在北京去看电影、看戏，一个人出门首先不会觉得危险。”
北京人的老实、厚道，自己被打翻在地也要忍耐下去不反抗的屈从精神，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以后，日本军队被缴械遣返回国——当然那些已经在晋察冀八路军里效力的前日军医护人员和技术人员除外，他们在53年至58年期间，主要在评定军衔之前的1955年那一年，被有关部门低调礼送回国。
日本军队走后，因为曾用作日军的医疗部门，紫竹院皇家行宫被来到北京——那时又改回原名“北平”——的国民党军队接收，并由国民党军的“华北剿总”划归给在南苑的国民党空军，称为“国民党空军疗养院”。
我熟悉的那位当时在国民党南苑空军当上尉分队长的湖北小同乡杨培光，就非常熟悉这个地方。当他在空军北京医院住院体检的时候，用手指着紫竹院方向对我说，我那时也曾经住院体检，国民党空军对飞行员经常体检，我那时住的地方距现在的住院处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实在太近了。
1948年12月，解放军围困北平期间，这里用作解放军卫生部门的医疗站，为解放北平做战地救护准备。幸好北京最后走了和平解放的道路，若不然武力解放北京，这里将布满伤员，紫竹院的湖水也会因为漂洗伤员的绷带，被染上红色。
1949年2月，解放军进北平之后，作为曾经的国民党军队部门，这里被解放军接收并驻军。1949年11月解放军空军诞生后，这里又被划归到刚成立的华北空军——以后的北京空军，依旧是用作医疗卫生部门。当时的华北空军司令员是徐德操。
1953年，空军北京医院——按部队番号是解放军466医院在距紫竹院十几分钟的路程之处北洼路建立，几乎同时，解放军撤出这座昔日的皇家行宫“福荫紫竹院”，交付给北京市园林局管辖。以后的故事被刊载进紫竹院公园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
偶尔，我也会漫步走进这座昔日的皇家行宫，坐在游人稀落的长廊上观赏那两株高大的菩提树，运气好的话，在寂静的园林之中，你仿佛推听见乾隆皇帝及太后下轿登船的声音，紧接着是八国联军的盗抢、日本伤兵的践踏、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悠闲，最后才是解放军的身影。
一晃，史上百年，换了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