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老影片的魅力——谈日本电影《追捕》
记得特别清楚，4月18日那天，星期四，原本是一次小范围的朋友聚会，有朋自美国来，在家附近的一个饭店请客，邀我们夫妇出席。众所周知我的一贯立场——拒绝吃请，于是我没有去，留在了家里。
即使留在家里，我待自己也并不差，两个凉菜、一个热菜。凉菜一个是常备的，糖醋藕条、一个是现做的，芝麻酱拌香椿、小萝卜；热菜是排骨炖藕块，典型的湖北家常菜。主食是一碗杂米粥，我有时一天三顿都喝粥——喜欢喝粥。
午餐为了不一个人默默吃饭，就把电视给打开了，电视里正播映着日本的老电影《追捕》，于是就没有换频道，将这部不知道看过多少遍的老电影又看了一遍。喜欢似曾相识的老物件不是罪过，而是一种生活习惯。我认识的一位独居在日本大阪的朋友，就酷爱美国三四十年代的老影片，这也是一种对历史的眷恋吧？
日本电影《追捕》，是从日本推理小说家西村寿行的小说改编为电影的。小说和电影的原名《君よ、愤怒の河を渉れ》，直译过来就是《君啊，渡过愤怒的河吧》，如果讲点翻译艺术，就可以译成《穿越激流的人》，但中国的翻译家干脆从电影的主题入手，翻译成了《追捕》。这部电影1976年在日本上映，1978年在中国上映，文革刚结束后的中国社会在政治上、文化上都是很开化的。
由于这部影片曾经在中国大陆所造成的巨大社会影响，前年，2017年，台湾世界级名导演吴宇森再次将这部影片重新拍摄，并在2017年底在中国大陆上映。出于对“东施效颦”这句成语的影响，我从不看这部由中国人主演的《追捕》，尽管吴宇森在拍摄中汇集了中国、日本、韩国的名演员，我也不看。每当电视里一出现中国版《追捕》的画面，我立即改换频道，没有一丝的耽搁。
中国的《追捕》，从情节片变成了枪战片
这部电影的情节并不复杂，如果用简单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位正直的东京检察官被恶势力集团陷害诬告之后，一边躲避不明真相的官方的追捕，一边独自追查事情真相的曲折故事。
顺便说一句，一个正直的人受到恶势力集团的陷害诬告，在文革中的中国大陆和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大陆并不罕见，这种反常的社会现象也会发生，有时有的地方甚至是司空见惯。所以这部电影杂中国大陆一上映，就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共鸣。
我查了一下，西村寿行写小说《君よ、愤怒の河を渉れ》的时候，是在他25岁那一年，1930年出生的他，25岁那一年是1955年。1945年日本战败，被美军占领，到1950年，日本飞快引进了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从过去的军国主义制度转向为同美欧一样的民主社会制度。
民主制度的建立，保证了政府操作的极大公开化和相对廉洁化，但日本社会及企业界的黑恶社会化还长期存在，企业要赚钱，还要暴利赚大钱，就要不择手段，日本五六十年代的企业公害丑闻接连不断，就是实例。这也是《君よ、愤怒の河を渉れ》产生的时代背景。
可能是由于中日两国社会制度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东京地方检察官杜丘抢劫、强奸案的形成，以及后来杀人案的形成，有许多误区，或者说，这一冤案的形成有许多疑点：
1、横路加代夫妇分两次当面指认杜丘抢劫、强奸，一定会有最初的原始报案和警察的现场勘验记录，所以，如果警察认真负责，“化名报案”或者是“报假案”，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存在原始报案，你后来的“当面指认”就很成问题，有谁能证明你是真是假？
2、到杜丘家里去搜查罪证，一进门就发现当堂里摆放着抢来的照相机，地毯下是抢来的现钞，鱼缸里是抢来的戒指，发现罪证毫不费力。一个智商稍高点的警察，面对“几乎就摆在你面前的罪证”，马上会提高警惕：有谁会愚蠢到把刚抢来的东西留在身边？
3、即使杜丘真的有抢劫、强奸的犯罪癖好，那么此时的抢劫、强奸，一定不会是初犯，必有前科，一查找报案记录便可得知。但奇怪的是，出租车司机，属收入很低的底层家庭，杜丘不去抢有钱的家庭，而去抢一个经济条件远不如他的人家，是不是可疑？
4、最令人不解的？抢劫、强奸既然是假案，查明真伪就不难做到，只要一查找到前后两次指认杜丘是抢劫犯和强奸犯的报案人是夫妻关系，真相就不难发现，可杜丘为什么在一查找到所谓的“罪证”，就非要跑呢？你不让人往“做贼心虚”上去想，很难！
5、只要一查证到杜丘的抢劫、强奸系诬告，背后的指使者就不难被查出，一件很简单的小案子，被原作者、编剧、导演搞得前后风波不断、高潮迭起，成就了一部大戏。但实际上，看戏者始终心如明镜、洞若观火——永远不要把观众当作弱智和傻子。
尽管这部电影的情节有许多架不住推敲的漏洞，但由于一流演员的投入和演绎，特别包括中国配音大师级的绝佳表现，使这部影片起码在中国人眼里表现优越，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仅如此，这部电影也给当时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力，这些世界观和人生观至今还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
1、因为是民主社会，人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可以敢于对政府公布的通缉令提出质疑，所以不必“自觉与政府保持一致”，这与善于出“狗腿子”和“告密者”的中国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相当于“省长”位置的日本“北海道知事”，竟然是由当地民间人士中选举产生的，而不是“上面”由日本政府任命的。当然在今天，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美国的每个州长、日本的每个县市长都是由当地居民中选举产生的，但对中国人来说，绝对是“天方夜谭”。
3、把告密、偷听，当作是害人的手段之一，被看作是最恶劣的人类品质，这已经成为每个民主社会的普遍共识。只有在专制社会制度下，政府才会鼓励人们相互告密、偷听，然后向有权势的人或有权势的机关进行举报。
日本社会自二战结束后走上民主化道路，而民主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决不会给这个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党、哪怕你是执政党以特权。这就决定了日本的黑恶势力大都只能出现在民间、企业，而非民主化、法治化社会的黑恶势力则几乎都出现在官场。
官场恶势力的存在，是非民主化、法治化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午餐时随意观看的一部老电影，竟引起这许多理论遐想，观点不一定正确，见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