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你会在乎你父辈的立场吗？
这些年来，有些看了我写的抗战研究史料的读者们，有外地的，还有来自国外的，不远万里到我写的狼牙山一分区和平西抗日根据地来访问。他们将寻访过程中拍摄的照片也发给了我，看到有这么多人如此尊重平西的抗战遗迹，我打心里深受感动。
前不久，一位对平西抗战这段历史很感兴趣的朋友，到门头沟斋堂走了一趟回来，他发来一张照片，不是他拍摄的，是他回来后从网上寻找到的，照片中包含了他想要问的问题，想听听我的看法——解读照片背后发生的故事。
照片的背景内容是：“不忘初心 红色马栏”——纪念平西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四纵队创建80周年座谈会2018年9月18日，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中小学生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召开。
照片上，杨成武、肖克、邓华的三位后代，并肩站在他（她）们父亲的塑像前，合影留念。塑像其实是四位，还有一位宋时轮，但宋时轮的子女非常明智，没有到场。为什么要说她“非常明智”？我在随后会详细谈起。
这位朋友的第一个问题是：从没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和挺进军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杨成武，为什么出现在平西斋堂纪念抗战领导人的这组塑像里面？是因为他最早到过平西斋堂的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缘故？
这一次，我着重谈谈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开拓者杨成武和五支队的历史过程。
1937年抗战爆发后，最先来到平西斋堂并具有抗日主力军性质的，是赵侗带领的国民抗日军三千多人，时间是1937年的10月。一个月前的1937年9月8日，在京西北百望山黑山扈与日军颐和园北门守备队进行了战斗的赵侗部队，一路西撤，在妙峰山再次与追击上来的日军交火，然后经雁翅来到斋堂。
居住在北京的朋友，可能会去过百望山森林公园，这是赵侗组建的“国民抗日军”在北平沦陷后，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地方。可能有朋友会注意到杨成武的题词：这百望山打响抗日第一枪的时候，杨成武不是带领刚改编为八路军的独立团，正奔赴在通往山西省灵丘县的半路上吗？北平抗战跟他有什么关系？
杨成武将军所撰写的黑山扈战斗纪念石刻
解答了这个问题，也就解答了杨成武为什么对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有着不可分割关系的问题，答案都在这个赵侗为首的“国民抗日军”、即后来的晋察冀军区五支队的身上——因为五支队后来隶属于杨成武一分区。
1937年11月，赵侗部队与在蔚县的杨成武接上关系，之后被晋察冀八路军收编，成为晋察冀军区的下属部队。1937年12月，晋察冀军区正式宣布赵侗部队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第五军分区，管辖地以斋堂为中心的平西地区。
以后的史料证明，那封以八路军总部的名义写给赵侗部队的信件，是杨成武根据晋察冀军区领导的指示让人代写的。执笔人应该是当时杨成武当时刚聘任过来的秘书，蔚县中学的语文老师陈子端。陈子端抗战八年一直在一分区，解放后任河北省商业厅副厅长。
1938年2月，邓华带领一分区三团三千多人来到平西斋堂，邓华的行程之所以非常顺利，也是因为有赵侗五支队八路军执掌了斋堂一带的军事大局和政治环境。赵侗部队中的一些共产党干部，已经在平西地区的所属各县展开了活动，建立起抗日政权。
以后的历史记录，之所以把在平西建立抗日地方政府的账都算在邓华的头上，是因为五支队或第五军分区司令员的最高领导人赵侗，始终都未能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不具有对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政权的领导权。从这一点上来说，邓华等于是拣了个现成。
现在很多人一提到平西，就认为邓华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人，邓华实际上是挂名人，平西抗日根据地真正的创建人是早于邓华三个月到达斋堂的赵侗五支队。只是由于受到五支队内部党组织的排挤，赵侗始终未能入党，无法成为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党政领导人，所以才将这一切成果归结到1938年3月到达斋堂的邓华名下。
1938年5月，由于五支队、第五军分区司令员赵侗的擅自离队出走，杨成武奉命从涞源县紧急赶往斋堂，收拾烂摊子。
为什么必须由杨成武出面？别人就不行吗？
因为杨成武是最初接纳赵侗部队成为晋察冀八路军的直接领导人，自1937年12月赵侗部队成为晋察冀八路军的一员之后，一直在杨成武的直接领导下在涞源县境内作战。
但五支队或第五军分区从不曾在杨成武的组织领导之下。可能有不少人都听说过，毛泽东曾对聂荣臻有个评价，说聂荣臻“为人厚道”。其实在历史上真正为人厚道的是杨成武。
你从杨成武的抗战历史中有目共睹的无数事实就可以看到，最早收编王天存、李青川，杨成武用人不疑，给予团长和师供给主任要职；以后收编赵玉昆、宋学飞，杨成武又给予支队长和团长的要职，而且都被发展入党，参加党代会。即使亲手抓住了孟阁臣，杨成武也决不担“杀人”这个恶名，而是把人送到晋察冀军区，让你们去杀。
连孟阁臣的亲信副官吴炎都可以留在身边得到信任和重用，杨成武还有谁容不下呢？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五支队内以王远因、汪之力为首的党组织这种“不让赵侗入党”的举动做得很蠢，杨成武就绝对做不出这种“小家子气”的举动。这些知识分子们虽然比杨成武的文化要高出许多，但他们的见识、胸怀、度量，远不及杨成武。
在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只能作“辅佐之才”，而不能担纲“挑梁大才”，是因为知识分子很多都具有“白衣秀士王伦”那样的小肚鸡肠子，对明显高出自己一头的知识分子横挑鼻子竖挑眼，搞“窝里斗”。赵侗具有一定能量的人头号召和军事指挥之才，难免会被其他不具人头号召和军事指挥能力的党内知识分子格外防范。
杨成武是“干大事的”，有能容人之海量。如果当时赵侗在杨成武的直接领导之下，不要说“入党不被接受”这类很低级的关门主义不会发生，赵侗很可能代替高鹏，被任命为一分区副司令员。赵侗难道比大地主出身的国民党旧军官宋学飞更可怕吗？
杨成武连兵=痞赵玉昆、旧军官宋学飞、李青川、吴炎都能够发展入党并委以重职，比这些人要“干净”也“简单”的许多的赵侗，为什么就不能容忍呢？
1938年7月，在晋察冀军区的批准之下，赵侗出走后的五支队正式成为一分区的组成部分。这还说明，原五支队或第五军分区管辖的以斋堂为中心的平西地区，也成为一分区的组成部分，或者换句话说，平西抗日根据地曾隶属于一分区。
1938年的7月，当杨成武和五支队在平西站稳脚跟的时候，宋时轮、邓华为首的八路军第四纵队在哪里？当时1938年5月出发的八路军第四纵队在冀东，准备实现八路军总部制定的发展规划，成立冀东抗联为主体的“冀东雾灵山抗日根据地”。也就是说，平西抗日根据地只是他们出发冀东之前的暂时的落脚地点，但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1938年10月，由于在冀东的八路军四纵司令员宋时轮擅自决定回撤平西，导致邓华支队也不得不跟着回撤，八路军在冀东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计划成为泡影。五万冀东抗联队伍（一说是八万）跟着八路军四纵一起撤退，回到出发地平西抗日根据地，将平西抗日根据地交给八路军第四纵队成为长远安身之地被提上晋察冀的议事日程。
1938年底（我个人认为是在12月，一分区走马驿整军期间），聂荣臻同杨成武商谈之后做出一项战略决策：要杨成武将雁北地区让出来给贺龙的三五九旅，将平西让出来给八路军四纵，作为交换，晋察冀军区允许杨成武向经济物产较为富庶、人口相对密集的易满地区发展，消灭孟阁臣部队取而代之。
不仅这样，在一年多之后，还有一个关系到挺进军存亡的重要历史事实，也必须一提。1940年12月，因百团大战而对一分区进行报复性大扫荡的日军，将狼牙山地区全部占领，杨成武带领一分区机关和受到重大伤亡的主力部队，隐蔽在1939年底隐蔽过的地方，唐县-完县交界的几个山区村子，静待日军扑空后退走。
此时，突然接到晋察冀聂荣臻司令员关于平西挺进军地区发生民众暴乱的电报，平西抗日根据地和挺进军危在旦夕。杨成武听说后，立即带领一分区主力部队，冒大雪连夜从唐县、完县、满城县、易县，赶往平西涞水县地区。由于军情紧急，在渡拒马河的时候，一分区许多干部战士连棉裤都来不及脱，涉水过河，上岸后棉裤冻成了冰壳。
看到这里你就会明白：杨成武先后两次救平西于水火，将杨成武立塑像于斋堂，名正言顺。
讲完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说宋时轮的子女十分明智，没有参加八路军四纵或挺进军的纪念会，更没有与父辈的塑像合影留念。
1939年3月，挺进军五人军政委员会宣布成立，你看看这五人军政委员会的构成：挺进军司令肖克、冀热察区党委书记马辉之、支队司令宋时轮、支队司令兼政委邓华、挺进军政治部主任伍晋南。挺进军下属三个支队，有两个支队司令被纳入进去，为什么此时宋时轮“擅自决定从冀东撤退”的严重错误没有被追究？因为此时还用得着他。
挺进军五人军政委员会，实际上是挺进军的最高决策机构，应该由当时在平西的最具实力派人物来组成。但我们看到的，应该加入却没能加入进去的实力派人物有：始终都没有来上任的挺进军政委陈漫远、对挺进军有重大军事决策作用的参谋长程世才、对冀东地区最具号召力的冀东抗联支队司令高志远。
仅仅两三个月过去，到了1939年的5月，挺进军下属三个支队之一的冀东抗联支队司令高志远因“企图拉队伍投向日本人”被枪杀，坚决反对枪杀高志远的宋时轮因承担“冀东擅自撤退”的责任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领导职务，送回延安。
这还没完，一年之后的1940年6月，挺进军五人军政委员会另一成员伍晋南随晋察冀返延安队伍（陈伯钧、陈漫远等）彻底离开挺进军，当时“自愿要求到延安学习”的挺进军另一五人军政委员会成员邓华，被聂荣臻极力挽留后，留在了晋察冀，没有再回到挺进军。
短短一年时间，挺进军五人军政委员会去掉大半，走了三个，大战在即，大将先折，你还能说挺进军前途充满光明吗？
冀东撤退，发生在1938年的9-10月间，挺进军建立，是几个月之后的1939年初的事情，早不翻旧账，唯独在宋时轮与肖克关系紧张的时候重翻旧账，说明整人不整人，是与最高层领导的私人关系的好坏有密切关系的。
宋时轮的子女非常有见识地不来参加这个会议，是其头脑中非常明智的个人选择，如果来了，反而就尴尬了。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门头沟要在斋堂树立这四个人的塑像？而选择要遗忘掉来斋堂最早也是对建立平西抗日根据地最重要的赵侗五支队，我猜是因为这四个人都是地位最高的上将的缘故吧？
迄今为止，不管社会的性质如何？中国一直都是官本位制度的社会，将来是不是也是这样，要看中国老百姓的选择如何？是否有了民主的权利和民主的意识。
从历史角度和现实角度来看，将这四个活着的时候都不曾坐在一起的领导人做成塑像硬捏在一起，是不是有点滑稽的感觉？如果这四位领导人阴间得知，是不是也将他们陷入到很尴尬的境地？
子女间愿意相互交往，合影留念，那是子女们自己的事情，但一定要尊重老人们生前的意愿，不能去有意歪曲历史，抹煞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让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如实看看塑像上的这四个领导人。
杨成武从1937年到1949年，前后十二年时间一直战斗在晋察冀，从独立团团长、师长、军分区司令员、军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到兵团司令员，可以说身经百战。
肖克从1938年12月来到晋察冀，前后十年时间战斗在晋察冀，从八路军一二〇师副师长、到挺进军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始终在晋察冀担负领导职务。
邓华从1937年10月来到晋察冀，到1945年离开晋察冀去东北，在晋察冀整整八年时间，先后担任一分区政委、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五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
宋时轮呢？1938年5月来到晋察冀平西地区，到1939年5月离开平西返回延安，一年时间里，有近一半时间在冀东地区及路上，在平西的时间半年多，而且他还是背着严重的处分离开晋察冀的，他在晋察冀及平西地区的贡献，显然不能与抗战八年期间一直都在晋察冀的那三位领导人相比。
门头沟在斋堂将这四位领导人树立塑像，很明显是奔着他们的“上将军衔”，而不是奔着对平西的贡献去的。
远比这四位上将，对平西抗日根据地贡献较大的人其实有很多，赵侗五支队不用说了，如果不是他们的存在，平西斋堂一带将是土匪和地主武装的天下，小股日伪军也将随意开进来横行霸道。1938年3月邓华带三团来到斋堂，将面临处处为敌、不断战斗的艰难场面。
由于赵侗五支队在斋堂，使得邓华部队的到来十分容易，五支队参谋长常戟武还为邓华、宋时轮的即将东进指明了两条不同的行进路线。更重要的，由于杨成武保留了五支队的斋堂根据地，为邓华、宋时轮在冀东站不住脚退回来后，保留了一条“后退之路”。
不管赵恫“国民抗日军”或五支队这些人后来的命运如何，他们对建立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功劳是绝对不能被低估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