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推向晋察冀矛盾焦点的黄寿发与徐德操
最近，我从亚马逊购进了一批书，人家在实行满200返80的优惠活动，少花钱多办事，这机会岂能错过，王端阳那本《女兵日记》也包括在内。
此外，又从非正规渠道收到了两本山东老八路干部的回忆录，其中一本是非正规出版物——父母都已经故去，子女为纪念父母自己出钱印的；另一本是正规出版物，《李欣口述自传》，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定价58元。
李欣今天还在，1917年出生，今年已经是九十九岁高龄。李欣是福建长汀人，记忆好的，马上会联想到长汀也是杨成武的老家。李欣作为长汀的富家子弟，在潮州、香港的贵族学校都念过书，抗战爆发前就已经考进上海同济大学（一二九闹学潮被开除）、青岛山东大学求学。抗战爆发后，受组织派遣，进入东北军112师搞“兵运”，1940年到山东八路军罗荣桓部队。六十五年前的1949年解放初期，李欣任东北野战军三十八军师政委，他最后的职务是解放军政治学院一系政委，1984年六十七岁时离休，副兵团级。
离休后的李欣以观点新潮、视野开阔而著称，他这位军队老干部的观点令干休所里其他那些军队老干部们难以接受，以至于散步时远远看见他走过来，就急忙回避，不愿听到他的新潮观点。搞得他在很长时间里觉得奇怪：怎么干休所里现在看见的老干部如此少也？怎么能不少？人家都极力躲着你呢。
为了他这本回忆录能在社会上公开出版，李欣父女商量之后，以十五万的薪酬请到一位地方作家许建中来执笔，全书经过了军科院有关人员的严格审查，将一些“新潮观点”和“过激言论”全部删掉，就是今天这个样子。但全书中一些观点言词之犀利，仍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令我耳目一新。
尤其是，李欣看到，发生在革命队伍中如此频繁的内讧和自相残杀，其实是历史上一切农民起义军的通病，从李自成、太平军，莫不如此。而所谓的“肃反运动”，不过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宗派斗争披上的一层政治外衣而已。
李欣的这个见解，与我分析晋察冀八路军的上层矛盾斗争不谋而合。
以江西人为主要成员的中央红军一军团（彭德怀三军团以湖南人为主要成员），曾经是很看不上福建人的，将福建人蔑称为“土狗子”。李欣讲中央红军搞内部肃反，将红军战士们站成一列，特派员随意从队伍中拉出几个人枪毙，事后发现，被拉出去枪毙的几乎都是福建人。所以联想到抗战时期的一分区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杨成武、黄寿发、罗元发几个福建人抱团掌权，你就知道这几个福建人能熬到这一天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李欣这本回忆录的出版过程还告诉我们：出于政治的原因，许多历史与现实发生的事情不许说、不能说，未必将来永远不许说、不能说，早晚有准许说和可以说的那一天，这些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实迟早要公之于世的。
再回到故事的开始。
1942年初，中央精兵简政，做出决定，撤销挺进军编制，合并进晋察冀军区（随后被撤销的还有在晋察冀的抗大二分校）。原挺进军司令员肖克转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紧接着，黄寿发从一分区调往平西，徐德操从平西调往一分区。那时没有人能未卜先知，预料到黄寿发将在平西十一分区被撤职；也没有人能预料到，随后一场内部争斗在一分区展开。
黄寿发1942年底在平西的被撤职，到底是冤案还是实案？我们不必做过多的真相纠缠，因为很多时候真相是说不清的，我们只要看看事情发展的结局就知道了。
黄寿发1942年初被任命为十一军分区司令员以前，在一分区工作了四年，从1937年11月一分区建立到1941年底一分区反扫荡成功结束，所有的表现均十分出色，是个“好人”，没有争议，否则晋察冀军区领导不会将他从军分区参谋长提升为军分区司令员。
仅仅1942年这一年的十个月时间，黄寿发在平西就变成“坏人”，被撤去一切领导职务。甚至不给改正的机会。
1942年底铩羽而归回到一分区的黄寿发，虽然没有了任何领导职务，但他仍然在1943年全年和1944年大半年时间里成功领导了一分区取得抗战特别是最艰巨的反扫荡胜利。黄寿发用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的事实，证明了他的确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只会坏事的“坏人”。
疑问由此产生：难道是一分区干部战士的政治水准要远远低于十一军分区干部战士的政治水准吗？被十一军分区在十个月时间里看出来的“坏人”，竟然在前后六年的时间里都没有被一分区广大干部战士们发现，而始终把黄寿发看作是一个“好人”。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于是，我们又想起了那个历史典故：“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黄寿发在平西则为“坏人”，回到一分区就变成了“好人”。很有政治眼光的杨成武清楚看到了这一切的实质问题，他用一分区政治部来对付徐德操，收集徐德操的“坏处”，上报给晋察冀军区。杨成武真的是跟徐德操过不去吗？不是，他只是用事实说明，十一军分区对付黄寿发的那一套，我在一分区同样都可以对徐德操办到。
看到这里，我相信你只要不是傻子或有极端偏见，你从此都会不再迷信什么“历史档案”或“组织结论”之类的东西。这里面有真的，但也会有大量假的东西，人为编造出来的内容。政治骗子的谎言，即使在共产党内，这种撒谎成性的政治骗子也数不胜数，实在太多了。
我至今深信，当年到一分区任参谋长的徐德操，打心眼里并不想与杨成武争斗。但那时晋察冀军区内斗的帷幕已经拉开，这之后发生的一切事情都由不得他了。他是被动的，被迫卷进了这场内部的矛盾争斗之中。
来到一分区的徐德操，1942年的上半年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来熟悉所辖几个和主力团和军事形势的各方面情况。他带着作战科长李青川，还有那个傻乎乎的参谋杨浩和几个跟他多年的警卫员，逐个走访当时一分区的四个主力团，还来到易县、满城县、涞源县、龙华县几个分战场。当然是牵着一分区那条上了历史照片并引起诟病的大狼狗一起去的。
熟悉了各方面的情况，1942年下半年开始一分区主力部队的试点改制，这改制的第一支部队就是在满城县的三团。这项部队改制的工作由参谋长徐德操主抓，此时，从徐德操在几个月前刚来到一分区，一分区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徐德操在一分区的领导地位明显提高。
1942年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随着排名在徐德操前面的一分区副司令高鹏、一分区副政委罗元发调往雁北指挥所，徐德操已经成为一分区名副其实的第二把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晋察冀军区那些领导层（我主要指的是肖克，其他领导人瞄准的是一分区这块大蛋糕）当初对徐德操的许愿，以及给徐德操画的那张大饼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成为一分区事实上的第二把手的徐德操，在职务上并没有变化，依旧是参谋长。而此时的一分区，只有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没有副司令、也没有副政委。但成为了一分区第二把手的参谋长徐德操，与他的前任参谋长黄寿发不同的地方，就是可以通过电话、电台经常与晋察冀军区领导人进行沟通联系。而以前的参谋长黄寿发，只认一个上司，就是杨成武。黄寿发只对这一个领导负责，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
那位从头到脚都冒着傻气的参谋杨浩，抗战时期前后侍奉过这两位参谋长黄寿发和徐德操，再加上解放战争时期侍奉过的张明河，在他看来，这三位领导人出奇的相似：都是丘八出身的火爆脾气，一言不合、一看不顺眼，就要骂娘。张明河虽然高中毕业，有文化，但骂起娘来比那些大字识不得几个的老粗一点不差。
尤其，这三位领导骂得不解气了，也都会抬手打人。兵头打人，这在战争年代是很正常的，只是杨成武格外严厉，严禁在一分区部队打人，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分区政治部视察团。
黄寿发平西下部队视察打人，当场激起平西干部的不满，酿成集体上告；徐德操一分区主力团打人，被打者找到杨成武控诉；张明河战场上督战打人、踢人，手脚并用，被踢打者不少，但无一人敢起来告状——那时的战场军情紧急，张明河枪毙人的心思都有，打你个把人算得了什么？所以比起来，张明河打人，打的是时间和地方，打的有理，最后就不会引起上告。
关于战争年代军队领导干部的打人骂人问题，我再插一段小故事。
石坚，原名马汉三（他四个孩子都姓马），冀中人，1938年8月一分区一团远征冀中时扩军，带到一分区的，抗战时期都在一分区。抗战胜利之前，跟着杨成武一起回到了冀中，整个解放战争年代都在冀中。他在晚年写过许多战争年代的回忆文章。
石坚的最后职务很高，是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副省部级领导干部。他退下来后，有一次到白洋淀泛舟，船上除船老大外，还有一位悠闲的老者，船老大介绍说，这就是战争年代在冀中赫赫有名的贾司令——贾桂荣。
石坚当即笑着说：贾司令，你还记得我吗？战争年代，有一次打仗，你在电话里把我骂得要死。
贾桂荣当时哈哈大笑说：战争年代里被我骂的人多了，我哪能都记得起来……
我为什么总提这个贾桂荣（我在后面还会谈到他）？因为我认识他二十来年，在同一个大院里住过许多年，相互间聊过许多次战争年代的往事。他也纠正了许多社会上的“讹传”。比如他跟刘青山多年的同事（他任司令员、刘青山政委）；比如他1945年抗战胜利后独自带领他那个区队打进了天津；比如民间传的“穷人不受穷，跟着贾桂荣”，他说错了，当年传的是“要想富，跟着谁；要升官，跟着谁；要受穷，跟着贾桂荣。”
他说，战争年代的军队里，打人骂人算什么大事？家常便饭。你犯了军纪，或者传错了命令，误了大事，我枪毙你都不过分，打你骂你算什么？
但这些军队领导都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差，礼贤下士，待遇有加，仁至义尽，关怀备至。
徐德操1942年初来到一分区，上半年一分区、包括整个冀西山区的晋察冀形势都比较平稳，因为鬼子开始对冀中用兵，进行大扫荡。1942年的下半年，三团改制期间，随着冀中地区“五一大扫荡”的发展，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局面日趋恶化，原属冀中军区的各主力团相继退出冀中地区，由贺龙的晋绥军区接收。在这几个主力团之中，有配属给十分区一起突围的冀中军区第二十九团，晋察冀军区下来命令，把当时的二十九团团长黎光留在了一分区，与当时的三团副团长赖庆尧对换，赖庆尧离开一分区。
用外来的干部替换下一分区本土干部来管理一分区主力团老部队，这在杨成武统管一分区的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仅发生这唯一的一次。所以我认为，这应该是徐参谋长执行晋察冀军区领导层的意见（这样的干部调动，聂荣臻应该知道并同意），杨成武虽然不满意，但只能被迫接受这样的人事安排。
被留在一分区的前冀中军区第二十九团团长黎光，担任三团副团长兼团参谋长，协助徐德操主抓三团的改制工作。于是，我们又看到了似曾熟悉的一幕：赖庆尧走，属于“升迁”，从副团长晋升为团长；黎光留在一分区，从正职改为副职，与年初徐德操来到一分区的情况相仿，比“平调”的职位要低。
于是，曾问过徐德操的问题，在这里再次出现：黎光他为什么就接受了这个人事安排？是他的政治觉悟也像徐德操一样，要高于当年的其他干部吗？
我的分析不是。我认为，那个曾经给徐德操画了一个大饼的晋察冀领导层，现在把又一个大饼画给了黎光。这个大饼就是：晋察冀军区很快将要更换调整一分区三团的领导权，团长将由留下来的黎光接任。这个三团的军事实力如此雄厚，是你原来的那个二十九团根本就无法相比的。
从现实来看，黎光留下，赖庆尧走，绝对不是一分区参谋长徐德操所能办到的，他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指挥调动冀中的团级干部和一分区的团级干部。杨成武也不行。只有一个地方有这样大的权力，就是晋察冀军区最高领导层的聂荣臻。
当年的这一人事安排，是聂荣臻司令员的意见，还是其他什么领导干部（比如肖克、程子华等人）向聂荣臻司令员提出的建议？现在这些当事人都已故去，已经很难考察出原委了。
1942-1943年期间，徐德操都是一分区实际上的第二把手，从雁北指挥所被免职回来的高鹏，只在名义上担任一分区副司令，从没有过指挥调动部队的实权。
问题是，作为一分区第二把手的徐德操，也同样没有指挥调动部队的实权。
我猜想，晋察冀军区领导层和徐德操的意见一致，希望通过更换调整三团的最高领导权，把一分区这个主力团控制在自己手里。
当时，徐德操坐镇满城县时期的三团，团长肖应棠、团政委王平民、副团长兼参谋长黎光，团政治处主任缺编、总支书记洪璞。这就是说：只有团长肖应棠是杨成武的人，团政委王平民来自抗大二分校。一旦肖应棠得到提升，离开三团，团长黎光和团政委王平民就可以成功掌握三团。
1943年初来到一分区担任副政委的李志民，加大了这种愿望变为现实的可能性。只是人们没有料到李志民会改变初衷，最后跟杨成武，而不是跟徐德操站在了一起。
可能有人会认为，说服李志民，是杨成武的一招险棋。老话说：听人劝，吃饱饭。但不听劝，不识时务的人也有不少。退一步说，如果1943年春，当时对李志民说服不成，油盐不进，杨成武会怎么办？
我窃以为，杨成武会向晋察冀军区，甚至向中共晋察冀分局，力保牛树才担任军职，就任一分区副政委。杨成武派牛树才代表他视察一分区四个主力团（三团只是其中之一），已经给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必要时，将向晋察冀军区推荐牛树才担任一分区副政委。
还有一件故事，也发生在那一时间。
战争年代，属于地方组织的党政机关被严令禁止从军队挖干部。1943年春的大扫荡中，从延安派驻一分区的新华社高级记者王子展（团级干部）因体弱多病，赶不上急行军的转移队伍，被追上来的日伪军杀害。
新华社属隶属于上级的地方组织，王子展归属一地委组织部关照，是排在牛树才以后的高级干部。王子展牺牲，按道理，从上级新华社分社再派来一位记者即可，但杨成武果断拍板，把自己手下的宣传科长钱丹辉派过去，占据了这个要害位置。钱丹辉从此成为牛树才的属下，一直到解放后的五十年代中期，牛树才离开安徽到上海，两个人才算了结了维持十几年的上下级关系。
把自己身边的干部派去占据并不隶属于自己的领导岗位，杨成武不久前也这样做过。1942年“五一大扫荡”，从冀中突围到一分区辖区的十分区机关，宣传科长路扬奉调离开，路扬前脚走，杨成武马上把自己一分区宣传科干事彭澎调去，接任十分区宣传科长。这一次钱丹辉接任新华社高级记者，于是彭又被调回来，接替一分区宣传科科长。
有人会问，让地方党的干部牛树才担任一分区副政委，合适吗？从未指挥过部队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担任军职，这种事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1944年10月，易满定徐联合县县委书记杨士杰被冀察军区任命为一分区政委；1946年涞源县委书记梁正中被冀察军区任命为察北军分区政委，就是如此。
再谈牛树才。那一次李志民果断站队，站在了杨成武一边，牛树才担任军职的打算未能开展。但三年后的1946年，牛树才被晋察冀军区任命了军职。
1946年，时任冀察军区政委、察哈尔省委书记的刘道生，从宣化撤退后，赴冀热察地区不归。临走时利用职务之便，带走了一大批冀察军区政治部干部和冀察军区保管的大宗用作军队经费的财宝。
1945年8月底解放张家口、宣化，原本都是在冀察自己管辖的地盘上用冀察的部队打下来的，所以冀察的部队捷足先登，进城后接收了大批的军用仓库，那都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从当时在张家口的大汉奸们、特别是蒙古德王、伪蒙疆司令李守信的家中，缴获了大批的金银珠宝。除上交一半给晋察冀军区之外，其余部分刘道生自己保管了起来。
原冀察军区与撤退出张家口的卫戍司令部合并，组建为察哈尔军区。新任察哈尔军区政委的位置，原本是给刘道生留着的，但刘道生留在冀热察坚决不归，这边人心思乱，于是，争取当时担任冀热察区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牛树才回来，稳定人心，再一次成为晋察冀军区的热点话题。
那一次牛树才回归晋察冀，还带领着愿意返回到晋察冀的部分原冀察军区干部和财宝回来，解了晋察冀的燃眉之急，也稳定了人心。使得老司令郭天民、老政委刘道生管辖的原冀察军区所属干部和部队都没有出现动荡。由于这一功劳，牛树才被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任命为冀热察区党委书记兼察哈尔军区政委。
在没有正规升迁制度的军队里，提拔谁？任命谁？全靠握有实权人的一句话。所以，为了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和忠心程度，中国军队（我指的是包括共产党八路军、特别是国民党军队在内的所有军队）的大小头目都将“封官许愿”当作了调动下属积极性的有力手段。这个“封官许愿”说白了，就是画一张大饼。
这张大饼，搞得顺利就能实现，搞得不顺就实现不了。在1943年那个年头，徐德操、黎光，他们手下的那些小喽啰们就不用多说了，应该都属于“不顺”的吧？所以画的那些大饼都从未能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