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1942年-1943年的晋察冀主力团改制
高粮那本并不厚的内部回忆录《历史的脚印》在1993年印出，对其中的一分区三团在1942-1943年那段历史我曾经反复阅读，并且多次反问：对于发生在1942-1943年的那段一分区内部矛盾斗争的历史，高粮究竟知道了没有？知道了多少？
我的结论是他有的知道，有的还不大清楚。
在他的回忆录中通篇没有提到当年的一分区参谋长徐德操一个字，说明他非常清楚当时徐德操与杨成武的对立关系，他坚定地站在了老上司杨成武一边。
但是从高粮对三团改制的赞誉之词来看，他对当时的杨成武、徐德操之间的分歧实质并不清楚。因为杨成武是打心眼里不很支持一分区主力团改制，从大团改编为小团的。
1942年初，原挺进军司令员肖克上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担任司令员聂荣臻的副手。在他们司令员和副司令员这二人的资历上，肖克与聂荣臻相当，一个是一一五师副师长，另一个是一二〇师副师长。即使在1942年以前，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和挺进军，是三个并立的八路军兄弟团体，都隶属于太行的八路军总部指挥。
只是晋察冀军区成立最早，1937年11月，其次是1938年初成立的冀中军区；挺进军成立的最晚，1939年2月，而且立足之地也是晋察冀军区给的，所以在华北北部的八路军三兄弟中挺进军地位最弱。挺进军的全称是“冀热察挺进军”，顾名思义，中央原本是寄希望于让他们从河北出发，在察哈尔和热河发展壮大，可以因为势单力薄，挺进军始终在河北的原地盘里打转转，很难在察哈尔和热河插进脚去，所以1942年2月最先被撤销的就是挺进军。
挺进军被撤销，合并进了晋察冀军区，但肖克本身的重要性依然存在，他为晋察冀军区领导层带进了新思想和新观点。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是政工干部出身，长年当政委，没有直接指挥过大部队作战，但肖克却是实打实的军事干部出身，可以用己之长补聂荣臻之短，因此在军事上肖克具有更权威的发言权。
肖克上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派徐德操到一分区只是个局部行动，无关大局。肖克与聂荣臻的领导风格截然不同，是他在抗战的中期和后期适应抗日战场的变化，建议并实行了两项事关晋察冀军事全局的改革措施。
在抗战中期的军事改革就是1942年初，肖克一到晋察冀军区就提出的，将原来各军分区领导的主力团改制，从大团改为小团；同时把地方游击支队升级，改为地区队。改制以后的主力团仍由军分区指挥，但地区队由地方县委、地委指挥。晋察冀分局党委领导下的地委设置“军事部”这个机构，地方党组织可以直接指挥军事活动而不必经过军分区。在抗战后期的军事改革就是1944年秋，聂荣臻在延安期间，晋察冀军区由肖克、程子华主持工作，肖克提出按照地域成立四个二级军区，报送延安，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并加以实行。
按照时间顺序，这一次我主要谈抗战中期，1942年这一次进行的军事改革。我对晋察冀军区的其他几个军分区、冀中军区以及原挺进军所辖军分区都不熟悉，不在我此次要谈的范围之内，我只谈我比较熟悉的一分区，特别是在满城县的一分区三团的改制情况。
晋察冀军区成立主力团，一开始就搞“大团”编制，出自聂荣臻司令员之手，在1938年晋察冀军区各军分区组建主力团开始，1939年走上高潮。我分析这是晋察冀八路军向日军“学习”的结果，因为日军相当于一个团的联队配备有三个相当于营的大队，编制兵力在3000人到4000人之间。而当时的国民党军队继承军阀时期便于“吃空饷”的传统，无论中央军还是地方军阀，师团营的空架子很大，但实际人数很少。
从现在看到的历史资料，1939年11月成立的一分区三个主力团，每个团都有两千多人，还不算太大。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1938年4月成立五团时，看肖锋回忆录，全团有兵力四五千人；1939年6月成立的挺进军九团，马永臣的回忆记载也有成员四千多人；纪亭榭时期的第三个一分区三团成立之时，高粮回忆录中记载有成员三千八百多人。
杨成武对无限制的“大团”是抵制的，一分区三个主力团，以后更改为四个主力团，最大的不过两千人出头。陈正湘带领的主力一团在打雁宿崖、黄土岭之前，全团不足两千人。为了使几个主力团的人数大致相等，一分区对三团进行了缩编，把三团的人员保持在雁宿崖战斗前的两千六七百人。当时三团的个别领导干部对缩编有意见，向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提出，黄寿发回答说（大意是）：打仗，又不是老百姓打群架，人越多就越好。人多，死人就越多，不如精兵，人少却能当大用……
1942年晋察冀主力团改制，大团改为小团，实际上是对响应延安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号召的深入化。延安党中央的“精兵简政”号召，无疑是为了减轻人民财税负担而提出来的精简军队和党政军机关、学校等脱产人员。抗战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财政负担是很沉重的，以至于根据地老百姓为避赋税，还有征民夫、征兵等其他负担，不少人纷纷离开根据地住进敌伪统治区。
肖克挺进军在地贫、人稀、民穷的平西地区，应该有更深的体会。依靠平西地区微薄的财政收入养挺进军直辖的两个团，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因为平西极度缺粮，肖克每顿饭都要用秤称粮食下锅，为的就是节省粮食；平西地委宣传部长陆平（文革初期的北大校长）的儿子被活活饿死。
杨成武在比较富裕的易县稍好一些，更何况杨成武还有丰厚的“家底”，靠自己积累的财富来养军队，不必增加太多的民众负担。减少主力团、增加地区队，实际上是减少民众供养的部分，而地区队是依靠地方的自筹粮草生存的，不在政府对民众的赋税之内。
所以从减轻根据地民众负担来说，晋察冀裁军，大团改为小团，从“精兵简政”的原则上说是没有错的。
肖克1942年上任之后，最先在晋察冀的集训部队中搞试点，黎光担任团长的冀中二十九团就是个试点团。1942年上半年改制完毕，成为小团，5月前刚被派回到冀中就发生了“五一大扫荡”。这个黎光以后被留在一分区，成为徐德操的改制助手，跟他担任二十九团团长时成为试点团有很大关系。
徐德操是1942年2月来到一分区的，3-4月份就赶上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两机关“简政”。当时黄寿发已走，徐德操谁都不认识，于是杨成武亲自为一分区司令部谁去谁留拍板。政治部那边，前任政治部主任罗元发和现任政治部主任王道邦双双上阵，把关决定谁去谁留。1942年的5月，一分区司政两机关的“简政”工作基本完成，除战线剧社此时不在一分区之外，他们是6月份从华北联大回来后进行“简政”的。5月中旬，具体哪天不得而知，司政两机关被留下来的参谋干事们在政治部所在的易县岭东村口集体合影留念，这就是刘峰拍摄的那两张照片。
在拍摄过程中，据说蔺柳杞还是谁？现场还说了一句玩笑话：梁山伯好汉全伙在此。
当这些参谋干事们在岭东村集体拍照的时候，距岭东村不远的一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周庄，一分区当时的四大巨头——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副政委罗元发、参谋长徐德操、政治部主任王道邦，一起开会商量妥了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即几个主力团的改制工作。决定以满城县的三团为试点，改制后再向一团、二十五团、二十团推广。
为什么最先选中的是三团。我想当时一团守一分区东大门，二十五团守北大门，二十团守西大门，面对强敌，位置都比较重要，不敢轻动。唯独守南大门的三团，背后是一分区后方，比较放心吧？而且，三团自1940年东团堡战斗，1941年夏秋反扫荡之后，部队一直都没有满员，改为小团的阻力也小一些。再加上三团长肖应棠是有名的厚道人，性格温和，做事稳重，不致与急脾气的参谋长徐德操发生冲突，所以杨成武决定拿三团试点。
1942年的5月底，一分区参谋长徐德操，由一分区新任作战科科长李青川陪同（老科长胡克仁同高鹏、一团团政委陈海涵一起，去了新成立的雁北指挥所），带着几个参谋和警卫员，去了满城县的三团。
这一次三团试点改制，谁也没料到竟然用了八个月时间，直到1943年的3月才算完成。我听到的，对于这次一分区主力团改制，杨成武从心里老大不乐意，可这是来自上级军区的命令，又不好公然违抗不办，于是只能在态度上表现为不甚积极。四年后的1946年，这一幕在1946年的晋察冀裁军上再次重演。当时三团长肖应棠心领神会，于是也尽可能拖延下去。徐德操是个急脾气，他不晓得这其中的奥秘，见诸事不力，三团敷衍了事，于是急得骂人，打人的事也时有发生。
高粮回忆录中，三团哨兵误伤一参谋致死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我疑似这个参谋是跟随徐德操过来的参谋中的一个，三团的哨兵不认识他，他也不知道三团哨兵的位置和规矩，所以发生了这样的事故。参谋死，徐德操要严办哨兵，肖应棠为哨兵开脱，最后闹到杨成武那里，把哨兵关关禁闭，也就算了。
时间接近1942年底，黎光带领的二十九团来到一分区的三团驻地，为转移到那里的冀中党委、行署担任保卫任务。黎光这个团是晋察冀最先改制的试点团，黎光的到来，给徐德操雪中送炭，于是急报给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把黎光给留在一分区。有黎光在，三团的改制终于完成。三团改制后，取消营一级建制，团以下建六个连，五个战斗连和一个侦察连。
三团的编余人员，就地组建保满支队。保满支队并不直接接受军分区的指挥，而是接受三团的指挥。保满支队支队长张兴忠，副政委郑秀煜，政委的位置由满城县委书记兼任。但当时又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三团团政委同时兼任满城县委书记，也就是说，三团团政委同时兼任保满支队的政委。
在高粮回忆录中，1943年3月，在易县小坎下村南的大操场上，改制完毕的三团接受点验。这个时间，恰好是冀中火线剧社参加完晋察冀参政会，从晋察冀返回一分区完县、满城县交界处驻地的那个时间。
高粮应该会注意到，三团改制这样的如此重要大事，杨成武司令员和新来的一分区副政委李志民都没有到场出席祝贺，只是由三团长肖应棠和三团政委王平民自己主持。我注意到，在这次大会上宣布部队改制的重要意义，是团政委王平民；宣布黎光就任三团副团长兼团参谋长的，也是团政委王平民。王平民来自抗大二分校校部，在徐德操任抗大二分校军事部长的时候，王平民是政治部政治科长，所以应该是徐德操改制的积极拥护者。
在高粮的回忆录中，记载着在此事过去的几天之后，新任一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牛树才，来到三团所在的北台鱼村，宣布杨成武兼任一地委书记，同时主持军民誓约。
高粮的这段回忆录后面，隐藏着一段非常关键的历史内容，我讲一下。
一分区在1937年的11月与晋察冀军区一起，同时成立。在一分区成立十来天前的10月末，从太行八路军总部通过晋察冀军区，给杨成武独立团派来了三位老红军资历的领导干部，这就是邓华、陈正湘、罗文坊。一位政工高手，一位军事指挥高手，一位肃反高手。很明显是给独立团“掺沙子”来的。可惜这三位领导干部最终都未能在一分区站住脚，邓华、罗文坊在第二年，1938年就先后离去；陈正湘在1939年底-1940年初离去。
自此，晋察冀军区在以后的1938、1939、1940、1941四年间，再没有给一分区派来过一位领导干部，“杨成武不好合作”的名声传遍整个晋察冀。
但1942年初，突然调来新任参谋长徐德操，调走杨成武最得力、也是最忠实的助手黄寿发。接着，又以成立雁北指挥所的需要，调走了跟杨成武合作过多年的新任一分区副政委罗元发，还有以后被证明没有领导才能的一分区副司令高鹏。
黄寿发、罗元发，是辅佐杨成武多年以致被人称作“一分区福建帮”的主要支柱。黄寿发、罗元发的先后离去，表明一分区这个“福建帮”已经瓦解。在这个背景下，1943年初，晋察冀军区派来了被撤销的抗大二分校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担任一分区副政委。
杨成武虽然没有了帮手，但他是“人中之龙”，他从李志民的到来看到了一分区领导权失控的危险。李志民、徐德操都出自彭德怀的三军团，又都有在抗大二分校一起共事的历史，自抗大二分校部分干部和二分校一大队全部合并进一分区，二分校仅团一级的领导干部在一分区的实力令任何人都不敢小视。
此时的时间是1943年春，在一月份杨成武赴阜平参加参政会期间，一分区司令部机要科电台台长刘长生叛变，紧跟着司令部作战科参谋李铁石叛变，一分区基层干部战士也都有不少人偷跑。这真是“房漏偏逢连阴雨”。
面临沦为“光杆司令兼政委”的杨成武，只能孤身奋战。幸好当时实行了“一元化领导体制”，他重新兼任地方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一地委书记”。在这个新职务的帮助下，杨成武先后采取了地方和军内两个步骤：
第一是从地方党政干部中，挑选关系最好者作为帮手，这就是在一分区多年的组织部长牛树才。在杨成武为首的一地委领导班子中，牛树才升任一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这就是说，杨成武这个一地委书记是挂名的，大权都在副书记牛树才手里；一地委秘书长白文治兼任宣传部长；新设一地委军事部长，由原来的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王道邦担任。这就是说，归属一地委直接领导的几个地区队、即原来的地方游击支队，还在杨成武最信任的干部掌管之下。
高粮回忆录中提到的，牛树才赴完县台鱼村的三团主持宣誓，就是在上面这个背景下进行的。
这杨成武在争取了牛树才的支持之后，还采取了军内的第二个重要步骤，就是说服新来的一分区副政委李志民。李志民在经过了长达一个月时间的观察、思考之后，终于做出决定：站在杨成武一边。最后又劝说徐德操，退出一分区。李志民的这个“风险投资”使他在短时期内受到了打压，他和徐德操被撤出一分区后，一分区又陷入长时间“耍”杨成武一个人的地步，幸好黄寿发回来了，力保杨成武挺过了最艰难的1943年。
在冀中火线剧社女兵刘燕瑾1943年3月29日的日记里，写着：“……一天又行军（从三团回到一分区），又演出（给他们的高干会），……”
我想，这个“一分区高干会议”，应该是李志民表明自己态度后的一次会议吧？
1942年-1943年的晋察冀“精兵简政”，主力团精简缩编，在根据地经济状况上是必要的，政治意义也是重大的。但从军事角度来讲，主力团“瘦身”，兵精了，行动敏捷了，也好隐身了，但付出的代价就是战斗力的减弱。原本同一数量的日伪军，以前可以歼灭的，由于八路军人数的减少，战斗力也受到影响，现在打起来就有困难。所以八路军的兵力弱化之后，日伪军的嚣张气焰高升，过去百多日伪军是根本不敢靠近根据地的，现在竟然敢闯到根据地的腹地。
10月，房(山)涞(水)涿(县)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吴紫阳在日伪军一次规模并不大的扫荡中被俘牺牲。平西八路军主力反击不力，平西党政领导层纷纷向晋察冀军区上告，最终闹出了1942年底撤职黄寿发的组织决定。几乎在黄寿发被撤职的同时，1942年12月在平西制造斋堂“王家山惨案”的，不过三十多日军、六十多伪军，总计不过百余人。惨案发生后，惊动晋察冀，《晋察冀日报》也多次刊登了这一惨案。
1943年初闯进一分区腹地涞源县银坊的日伪军不过一百五十多人，一分区二十团加上三团一个连，竟然不能全歼敌人，眼睁睁看着敌人从容退走。1943年8-9月杨成武患病，在一分区极为偏僻的后方五峰寨养病。但消息走漏，日伪军金坡据点的一百多人竟敢深入一分区腹地，偷袭杨成武养病的地方。这在过去，是想都想不到的。所以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这种敌人猖獗的情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1942年的晋察冀八路军部队改制，有利有弊，关键在于你怎么看？有何取舍？
早年间的晋察冀八路军，普遍缺乏辩证的思想，说搞大团，就一窝蜂全上；说搞小团，就一刀切，想不到给下面以自主权。如果换做今天，晋察冀军区给下面各军分区以更大的自主权，像平西地区那样，受经济贫瘠的限制，养不起许多军队，不妨精兵简政，搞小团；如果像一分区那样，能够自己筹款，解决军费开销，不妨保留大团。这样做，可以调动更大的积极性，也可以减少以后的矛盾。
后人说史，总是显得更聪明些。因为弯路，前人已经走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