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峡两岸保存下来的文物和史料所想到的
这是我从发现1950年的这几件解放初期的历史文物所联想到的。应该是在若干年前，北京市公安局的有关部门在处理废旧纸堆，将这些过去的旧文字档案卖了废纸，收购到这些废纸的废纸的小商人不大懂历史，但却有着与时代紧密结合的经济头脑，于是将这些印有字迹的废纸当文物卖。
买到这些文字的文物商人也不大懂历史，于是将过去战争年代中共在平津地区最大的情报头子冯基平错写成了“冯荃平”。这些历史文字之所以能保留到今天，被我看到，得益于解放多年来的一项保密政策：凡党政军警部门使用过的组织介绍信，用完后一定要交回来，由组织统一保管，以免落到坏人的手里，被仿冒变造。
这几份1950年的文字文物能保存到今天，多亏了这些当年“护照”和“路证”的持有者——无论是这几位到天津、沈阳、张家口出差的侦察员，还是到上海出公差的闵步瀛，还有到香港“省亲”的二十五岁女青年祝璲，他们回来后毫无例外地上交了自己使用过的介绍信，我们今天才能够用看得到，如果这几个环节如果差一点，我们今天就看不到了。
情报干部，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知道文字档案的重要性，所以才格外“敬惜字纸”，对比晋察冀八路军下属的几个军分区，以及由这些军分区组建的主力部队，留下来的文字档案非常之少，而八十年代重新编写的那段历史文字中有很多内容都不大准确。
回顾这一段大历史，我惊奇地看到，如此珍爱历史档案的，不仅是上述这些人，还有当时跟中共情报人员对立的那一边——国民党保密局的情报干部。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秘密投奔了共产党情报机关的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虽然交待了自己属下的特务人员名单，但并没有带来多少保密局的秘密档案，原保密局北平站的秘密档案据说在新旧两任北平站站长的交接时被烧掉了。
徐宗尧是天津人，1941年经军统少将冯贤年的介绍加入了军统局。恕我说一句不恭的话：他加入军统局的资历比起张北海教授的父亲张子奇，要晚了大约十年时间。戴笠命令徐宗尧在日伪后方成立平津特别组，1944年春，改为华北特别站，徐宗尧任少将站长。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徐宗尧任保定市警察局局长，当时的国民党军保定市警备司令就是池峰城。1948年春，毛人凤任命徐宗尧为“冀、热、辽、察边区特别站”少将站长，并参加保密局华北工作会议，会后徐宗尧等人受到蒋介石接见。
1948年12月，徐宗尧接替前北平站站长王莆臣，被任命为保密局北平站少将站长。在前保定警备司令中将池峰城的帮助下，他有意弃暗投明，参加北平和平起义。中共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接到北平地下党城工部报告说，军统少将北平站站长徐宗尧有起义意向。李克农闻讯立即指示北平市城工部的刘仁，马上派人做好徐宗尧的起义工作。
北平地下党代表与徐宗尧接头后，徐当即表示愿意跟共产党走，还详细报告了保密局毛人凤的最近指示和国防部次长郑介民来北平后的活动情况，以及“军统”在北平存放枪支弹药和电讯器材的地点等等，为我党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他还按照地下党要求保护档案，保护北平监狱内在押的一百多位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免于大屠杀。
北平和平解放后，徐宗尧立即向北平市公安局交出保密局北平站名册、档案、钥匙和他知道的所有的特务名单，并且配合公安部门侦破了前北平站站长王莆臣最后布置的一批潜伏特务组织，使国民党保密局在北平的特务组织基本瓦解。同时交出25本密码、8部秘密电台和66支手枪。
1949年2月，徐宗尧率军统特工人员到北平市公安局二处报到，接受特训教育，为保护古都、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贡献，使北平市公安部门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清理敌特工作。北平是华北最后解放的大城市，当时从已经解放的华北各地流窜到北平安身的原军统系统的特务人员，高达近三千人。而当时组建北平市公安局的老底子加上情报干部、地下工作者组成的工作班底，总计只有千来人。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徐宗尧接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是被前任站长王蒲臣推荐上去的。1948年底，看到北平的形势日益紧张，准备难逃的王蒲臣推荐地位仅次于他、担任过保定市警察局长的徐宗尧接手北平站长这个摊子，他担任“总督察”。1949年1月傅作义北平起义，王蒲臣带着一些手下和历史档案乘坐最后一班飞机南逃到青岛。
徐宗尧刚一接手北平站站长，一点没有耽搁，马上就通过老上司池峰城中将与中共情报机构联系，准备起义。
正因为徐宗尧接手时间很短，无法在短时间内掌握全盘，也许王蒲臣根本就没打算交给他全盘人马，1949年2月解放军开进北平，徐宗尧带头到北平市公安局登记自首，北平市公安局发现他交待的特务组织和人数对不上号，怀疑他有所隐瞒。于是将他立即羁押，进入北平公安局“清河大队”强制劳改，后转至汉沽茶淀“北京市清河农场”，一关就是十二年，直到1962年才恢复自由。
徐宗尧没有留下照片
徐宗尧在监狱关押期间留下的手迹
徐宗尧的老上司池峰城更惨，被下属举报关进监狱，1955年病死狱中，北池子的家也被没收。恢复自由的徐宗尧先后任北京市政协三、四、五、六届委员。“文革”中，徐宗尧一家受到冲击，老伴李叔君，儿子徐明理被强制遣返老家，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平反后才迁回北京。1979年徐宗尧撰写了《组织军统北平站和平起义的前前后后》。
徐宗尧在他1979年的回忆录中记着：1949年1月20日，王蒲臣在撤离北平之前，以国防部保密局北平总督察的身份，在北平东四弓弦胡同四号的保密局北平站工作地点告诉他：“今天要把北平站的全部档案烧毁，你要当着全站人员的面进行。”据徐宗尧回忆，其实在他接任北平站站长之前，王蒲臣已经下令把北平站的主要的重要档案全部烧毁了。徐站长不敢怠慢，马上把还留着的部分不重要的档案全部付之一炬。
根据国民党人员写的回忆录，1948年底，“在和谈空气将露头的时候，北平市大小单位便开始了暗中清理和焚烧各种档案，有一次李英(原热察站站长，保密局少将直属通讯员，也在北平)到河北省政府（注:在保定）去见保安司令陈光斗时，见到省政府院内正在焚烧各种档案和有关文件。当时听说北平市政府、新闻处等单位也在焚烧各种档案。”
1990年10月18日徐宗尧在京因病逝世，在八宝山火化。徐宗尧接任北平站站长的前任是王蒲臣，跟徐宗尧军衔一样，也是国民党保密局少将。1949年傅作义北平起义后，王蒲臣带领一帮保密局北平站的骨干，乘坐最后一班飞机离开了北平，改任国防部保密局青岛办事处主任，最后辗转到了台湾。
1987年8月的台北，国民党军事情报局收到王蒲臣精心保管的四百五十四页的秘密文件。据说，当时已八十六岁高龄的王蒲臣在寄去这包文件的同时，还附上一份私人信件：“此系蒲臣任职北平站及青岛站时布建之卷宗，今老矣！毁之不可，留之不能，兹特寄还本局，取舍悉由卓裁!”这包秘密文件现在收藏于台北“国史馆”，提供给有兴趣的研究者自由研究。
这包北平、青岛时期的历史文件就包括局长毛人凤对王蒲臣的工作指示，保密局特务潜伏在北平、天津、济南和青岛的各类文件，1948年11月1日和12月7日北平站特别会议的记录等，甚至有特务签收活动经费的收据原件。从这些文件中，我们得知1948年底的保密局北平站，共有公开的和隐蔽的专职特务七百八十余人。
也许是王蒲臣当时自己有意保留了这些文件，以后又带离了北平。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王蒲臣一直将这些文件带在身边，直到1987年8月，才拿出来交给了他一直效力的工作部门——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此时，这些昔日的文件已没有了现实意义，但还有历史研究的意义。
王蒲臣和国民党军统创始人戴笠同为浙江省江山县同乡，晚年的王蒲臣回到江山县老家，对家乡的新面貌感受颇深。1995年，93岁高龄的王蒲臣将自己的毕生积蓄在家乡江山市设立《王蒲臣助学金》，每年资助十多位考上大学的贫寒子弟完成大学学业。
王蒲臣
王蒲臣手迹
但这些晚年的善举，掩盖不了王蒲臣当年在北平当特务头子时的历史罪恶。保密局北平站1947年破获了中共在北平的地下组织及电台，致使中共在华北、东北、西北多地的地下组织被破获，大批中共方面的情报人员被捕，很多人英勇牺牲。
北平地下组织被破获时，保密局北平站站长黄天迈，燕京大学毕业生，1926年加入中共，1927年背叛。黄天迈之后的北平站站长乔家才，再往后才是王蒲臣。但作为当年北平特务组织中的重要一员，少将高参、总督察，王蒲臣当然难逃干系。
起码在王蒲臣任上，抗战初期曾任一分区地委秘书、宣传干事、易县工委书记、一地委组织部部长（牛树才前任）和民运部长（梁正中前任）的赵凡，在北平解放前夕被捕，幸好北平地下组织趁傅作义和平谈判的形势下营救赵凡出狱。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12月，时任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的赵凡，代表中央到云南解决知识青年因回城而上街游=行、示=威、请=愿甚至卧=轨的极端行为。赵凡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
国务院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报告，知青返城之门从此正式开启。1980年，中央书记处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史载：赵凡身为高级干部，临危受命，不是唯书唯上，而是从实际出发，推动了一项重大政策的调整，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从此，赵凡被誉为“知青之父”。
说句历史笑话：王蒲臣在北京解放前夕逮捕赵凡，险些造成三十年后千百万知识青年回不了城。
顺便说一句，保密局北平站这前后几任站长，黄天迈、乔家才、王蒲臣，包括留在中国大陆的徐宗尧，都是善于动笔的文字高手，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回忆录和参考文献。可惜我的主攻方向不是研究过去的军统或保密局这一块，所以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
这些过去的特务头子写的史料是否全都可靠？且当另说。但台湾这些被精心或无意中保存下来的历史档案，后来使用的情况如何？
2008年，当中国大陆在倾尽全力办奥运的时候，台湾作家龙应台在香港大学“隐居”了一年，着手写她的倾力之作《大江大海1949》，据龙应台自己介绍说，在写作期间，台湾刚上任的马英九总统领导下的国防部大力支持，向龙应台开放了所有历史档案。
我曾评价过，龙先生所能利用的历史档案，十分有限，很多都来自当年的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其中，真假混杂，真伪难辨，很多“史料”出自战争年代的国民党谣言，其基本内容是不靠谱的。
比如，我对解放军打冲锋时逼着老百姓在前面开道，守卫阵地的国民党军因不忍对老百姓开枪而丢失了阵地。
还比如，所谓淮海前线老百姓推小车支援前线，并不是自愿的，而是被逼上前线的。
我对某些发生在晋察冀国共内战时期的所谓“战争史料”进行了实地核实，尤其是龙先生着重引用的“共=军在崇礼县屠杀无辜民众”意识进行了挖掘考证，证明了这场“屠杀”子虚乌有。
一个对敌手国民党军放下武器还能宽大，很多原国民党俘虏军人在共=军队伍中得到立功受奖，甚至被保送进军官速成学校，提拔成各级领导干部，凡而对支持国民党军获保持中立的老百姓展开“屠杀”，这本身就不合情理。
如果真有此事，共=军怎么会得到原国民党军的俘虏和老百姓的一致拥护？
龙先生的分析能力怎么会如此之低？稍一动脑子就可以辨明事实的真相，可这个“脑子”龙先生并没有动。我想，这是由于“屁股决定脑袋”的缘故吧？以失败一方的国民党军后裔为自豪、亲国民党军的坚定立场使龙先生很容易就做出判断，到底是相信国民党一方的史料？还是相信共产党一方的史料？
所以，国民党一方的史料尽管荒谬不堪，龙先生还是坚信不疑。
用“屁股决定脑袋”的范例，尽管台湾方面提供的史料荒谬不堪也坚信不疑的学者，除了台湾的龙应台先生，还有在北京的社科院的研究员定宜庄先生。
虽然观点不同，但我认为是写得非常好的一本书
撇去对解放军的偏见，这部书也写得非常之好
1949年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就已经诞生的老北京人定宜庄先生，到台湾采访1949年解放军进入北平时逃离北平的几位老北京人，对这几位老北京人讲述的解放军进入北平、天津市的各种“糗事”坚信不移，并当作“史料”写进了自己的书中。
我把这两件荒谬不堪的所谓“史料”讲出来听听，除非心怀恶意到了极点，否则一般人是绝对编不出来的。
一件是解放军进入北平这座大城市之后，战士们在抽水马桶里淘洗小米，准备做饭。结果一冲水，淘洗的小米都被冲进了下水道，战士们揪住了房东，非要他赔被冲走的小米子。
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
1949年解放军进入北平、天津，都集体住进了原国民党军留下的兵营，没有一个战士住进了老百姓家，这是绝对违反军纪、也是不许可的。
还有，编出这段“奇闻”的人可能不大了解：当年开进北平、天津的解放军绝对没有几个人就聚集开伙做饭一说，就像“支部建在连上”一样，解放军的伙食单位也建在连上。每个连设一个炊事班，集体开伙做饭。
而那个所谓的“抽水马桶淘米”，至今还没有哪一个马桶能淘洗全连百多号人吃饭的小米，怎么不编出“浴缸淘米”来呢？因为用“抽水马桶淘米”更能糟改解放军的愚蠢和无知，更能发泄他们心中的刻骨仇恨。
当年的解放军再傻、再愚蠢、没有见过世面，也不会愚蠢到用大小便的抽水马桶去淘米。
定宜庄研究员的脑子分析到哪里去了？你就那么相信这些当年逃到台湾的人对解放军恶毒污蔑的内容吗？
还有一件事例，更可笑了。说进入天津的解放军闯进一户人家，一开门的对面是一面大镜子，解放军一看见镜子里出现的穿军装的人影，急忙伸手去掏=枪……
从解放区、从乡下、从山里走出来的解放军，难道连镜子是何物都没有见过吗？从来没见过镜子、不知道镜子为何物的解放军，却打垮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愚昧到极点的一支军队却打垮了有着丰富知识的一支军队，可谓古今奇谈吧？
解放军不是国民党军队，军纪森严，在解放北平、天津的战役中，三令五申是绝不能进入老百姓家中的，除非追击敌人。既然是追击敌人，就会亲眼看见敌人闯进了这户老百姓人家，解放军冲进去，一定会荷枪实弹，随时都准备战斗。
而看见了镜子里的人影现去掏=枪，这是哪门子“追击敌人”？既然不是追击敌人，他们随便闯进老百姓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像国民党军士兵那样大摇大摆闯进老百姓家趁乱“发点小财”？解放军像国民党军一样吗？
其实，解放军进入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山里出来的土=包=子第一次进城，总是会闹出点笑话来的，但不是用“抽水马桶淘米”和“对着镜子掏=枪”这样不着调的笑话，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文明上的巨大差异。
概括讲，一个是“水”、另一个是“电”。解放军接管国民党兵营，知道马桶是用来大小便的，但不知道如何冲水，所以最初的一时间，马桶里堵满了秽物，脏臭扑鼻，但很快在指导下就改过来了，前后不过几天时间。
还一个，从没见过“电灯”的解放军战士们以为和“马灯”、“油灯”差不多，不会用开关控制电灯。于是睡觉时有用衣物遮住电灯的灯光的，还有凑上去用电灯来点烟的，但也不过几天时间，这些乡下战士都成了“城里人”。
这就是事实与污蔑的区别。所以，绝对不能把充满恶意的污蔑之词当成史料来做历史解读，读者会一眼就看出你这个作者的屁股到底是坐在哪一边？
毫无疑问，对执政半个多世纪一直巍然不倒的中=共=政=权不满，同中国大陆上愈演愈烈的中=共=腐=败有密切关系。
这些年来，由于中国大陆执政党内的丑闻不断，贪=官=污=吏丑事连连，无论大陆还是海峡的另一边，都把贬损和挖苦这个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党当成了家常便饭，开口便来。但历史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我也打心里痛恨今天的腐败，但这个因内部腐败丑事连连的执政党，在历史上确实有不腐败并得到全国老百姓拥护的那个历史时期。这个党执政后因重用了大批阿谀奉承之徒而导致全面腐败，老百姓与之离心离德，那还是最近二十多年来发生的事情。
把历史与现实分开，把对历史的研究与对现实的不满分开，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在中=共近百年的历史上，的确有一段不腐败、不专制、非常清明廉洁的历史时期。无法做出这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对历史的研究还有什么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