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公安史话——1950年的文物解析
这几张老照片上的“护照”和“路证”，是解放初期由北京市公安局颁发的主要身份凭证和道路出行凭证，这上面展示着不少浓厚的历史文化的信息，一般人很难一眼都看出来，我做个详细的解析。
这几份“护照”是当时实行“工作证”之前工作部门颁发的临时身份证明，明确标明了“因公”，所以只有“因公”一说，“护照”是没有“因私”的。但“路证”就有因公出行和因私出行的区别。
此“护照”和“路证”都出自新中国建立几个月之后的1950年，原“北平市”已经政协大会一致通过正式更名为“北京市”，注意到没有，“护照”的时间上标明是“民国三十八年”，上面有人用笔做了个不很规范的更正。
这说明，1950年1月使用的介绍信还是老的，北平时期印制的，或者说是谭政文担任第一届北平市公安局局长时印制的介绍信，所以介绍信称作“北平市”；到了“路证”部分，1950年6月开具的，此时已完全过渡到了“北京市”。
1949年11月以后，由于原来的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跟随原北平市市长、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去了广州，新局长由罗瑞卿接任，当时很多人把副局长冯基平、张明河称作是局长罗瑞卿“一文一武的哼哈二将”，这个局面维持了三年，直到1953年。
1949年底至1953年的北京市公安局三巨头
1953年，罗瑞卿正式离任，专职做他的公安部部长，北京市公安局长由冯基平接任，张明河调到天津任河北省任公安厅厅长。
这几份“护照”是当年的“外调介绍信”，是开具给当时北京市公安局二处侦查科的几名侦察员的，根据“护照”或介绍信上的地点可以知道，外调地点分别是天津、沈阳和张家口。
1948年12月，北平纠察总队在良乡宣布成立的同时，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冀热辽边区站站长徐宗尧少将被暗地里倾向共产党的原西北军将领，当时任国民党军保定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国民党中将部员，河北省政府代主席，华北“剿总”中将高参的迟峰城策反，参加了北平国民党的军人起义。
1949年解放军进入北平，徐宗尧向北平市公安局交出了国民党保密局在北平、河北、辽宁、热河等地区的全部特务名单，所以从1949年到1950年初，北平市——后来的北京市公安局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仔细清理这些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这几份“护照”相当于旧时代的“派司”作用，是当时公安人员的身份证明。
1949-1950年的北京市公安局，全局只设有四个处外加一个武装的公安大队，根据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指示，由谭政文、刘尽中、刘涌、冯基平、赵苍壁、张廷桢、曲日新七位同志组成了中共北平市公安局机关党委，刘涌同志任党委书记。
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谭政文被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刘尽中为市公安局秘书长；刘涌为秘书处处长（一处）；冯基平为侦讯处处长（二处）；赵苍壁为治安处处长（三处）、武创辰为副处长；曲日新为行政处处长（四处）；张廷桢为公安大队大队长。
同时，还任命了“内七外五郊八”（国民党在北平设制20个区，即：城内7个区，外城5个区，郊区8个区）20个分局局长。即：刘坚夫为内一分局局长；狄飞为内二分局局长；于苇为内三分局局长；张杰为内四分局局长；汤光礼为内五分局局长；苗捷夫为内六分局局长；李超为内七分局局长；邢相生为外一分局局长；李成为外二分局局长；慕丰韵为外三分局局长；惠锡礼为外四分局局长；何明为外五分局局长；贺生高为郊一分局局长；任成玉为郊二分局局长；谭兆屏为郊三分局局长；徐欣三为郊四分局局长；徐守身为郊五分局局长；张锋为郊六分局局长；朱文刚为郊七分局局长；白玉山为郊八分局局长。
在市局直属的这四个处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冯基平任处长的二处——侦讯处，以后三个分局长中的刘坚夫、狄飞、形相生都被任命为二处副处长。再以后，冯基平、刑相生、刘坚夫都先后担任局长职务，可见这个处的重要性非同小可。狄飞没有当过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但他在副局长期间被罗瑞卿调到公安部任十三局（技术局）局长。
张明河刚上任后不久，主持市局的日常工作，在一次例会上就与二处副处长狄飞发生了激烈冲突。官司最后打到了罗瑞卿那里，罗瑞卿关键时刻拍板，听狄飞的，张明河对业务工作——主要是情报与反特工作还是外行。狄飞被提拔为处长，张明河从此更多的是从事“对外”的工作，比如，他是北京市第一届和第二届两届的赴朝慰问团团长。
罗瑞卿提拔和重用文职干部而不是军人干部，说明了什么？说明政治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今后不再是军人为主的“打天下”，而是以文人为主的“管天下”。
这其中还有很关键的一点：罗瑞卿提拔的这几位干部，都是清一色的中央社会部系统的情报干部出身，也就是说，不管是当特务还是反特，就绝对是一流的高手。
你一个军队政工干部出身的张明河，尽管打天下有大功，但你如何有这许多本事呢？合该你被清理出局，无数事实证明，外行是绝对不能领导内行的。
与此同时，中央电令各解放区在北平的情报工作站（组）撤销，全体工作人员立即到北平市公安局报到，分配工作。先后有：冯基平负责的中央社会部直属平津站；王兴华负责的华北社会部保满情报站；刘景平负责的华北局平西情报站；任远负责的东北局社会部冀热察情报科；李宁负责的晋察冀北岳区党委社会部平汉情报站；张烈负责的华北社会部冀中公安局平保工作站；安林负责的冀东区党委情报处北平情报委员会；刘茂田负责的冀察热辽情报处平津站北平组；阎塘负责的房、涞、涿情报站；王森负责的中央社会部直属五人情报组。此外，还有晋绥调查局单线联系的闵步瀛和华北局社会部单线联系的刘光人等100多人。这批干部的到来，进一步充实了公安局的接管力量，其中许多同志后来都成为首都公安保卫工作的领导骨干。
当最初的北平市委、北平市政府、北平市军管会，在北平纠察总队的护卫下驻扎在良乡的时候，唯独冯基平的侦讯处单独驻扎在香山，后来党中央进北平前驻扎的地方，从事傅作义北平城内的情报搜集和策反工作。
最初没有经验，侦讯处在香山时期组建了内勤科、外勤科、审讯科、执行科、看守所等下设机构。进北平后根据工作需要，侦讯处设置了三个科:调查科（也叫侦察科）、执行科、预审科。这三个科职责分明，又相互协作，调查科把线索调查清楚后，交给执行科去抓人。秘密调查结束后，就轮到执行科的民警“上场” 了，执行科抓到目标后，再交给预审科审理。
侦讯处进北平初期，设在东四弓弦胡同14号（徐宗尧回忆老门牌4号），解放前国民党保密局驻北平站的办公地点。以后嫌此地太小，又改到东城区的王佐胡同，调查、审讯都在这里。此时侦察科（调查科，但内部更多的是称呼侦察科）的任远、执行科的常真、杨永宣（喧）、预审科的吕岱以及工作队（后来的清河大队即监狱和看守所的前身）的安林，也都在这里办公。
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地址东城区弓弦胡同14号
1949年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在东城区王佐胡同地址
再以后家住东城区北长街的国民党中将池峰城被抓，他那所宽敞漂亮的四合院就成为侦讯处处本部所在地。那时侦讯处办公室西墙外边是故宫的筒子河，住在这里的冯基平时常忙里偷闲，在筒子河边钓鱼。一直到叶剑英从广州“失意”回来，这幢北长街的寓所就成为叶剑英的第一座也是最主要的家庭宅邸。
那时候北京市公安局在哪里？在位于前门的公安街（天安门广场东侧路），这里解放前是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1949年2月被正式接管，大门挂出了“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的牌子，启用公安局新印，替换了警卫，局属各单位开始办公。
那时权限很大的侦讯处除了下设的几个科和一所监狱（看守所），还有侦察科下设的五个侦察队，作为同时行使逮捕、关押的武装力量，各色短枪和冲锋枪齐全。八九十年代以后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杨毓秀、局党组书记高克，当年解放初期可都是侦察员出身。
这些侦察队设在哪里？这就是这几张“护照”上揭示的秘密，当时就设在珠市口往南的宣武区鹞儿胡同。
注意到没有：此“护照”还兼有“持枪证”的作用
这条老胡同据说明代就有，最初据说是退伍老兵的屯聚地，老兵年老，无依无靠，最缺的是养老的儿子，所以叫“要儿胡同”。满清进入北京，依旧在这里驻军，设一维护秩序的“巡防营”在这里，从此改名“鹞儿胡同”。因为鹞子是猛禽，常被满族人驯化来打猎，此处引用作为巡防营对京城老百姓的镇压作用。与巡防营驻扎的“鹞儿胡同”相邻不远的一条胡同叫“校尉胡同”，也是下层军官的聚集地。
满清后期，清政府从国外引进警察和密探制度，设置了警察与密探为一身的“巡警部”，替代了“巡防营”，从此，穿警服的巡警与穿便衣的密探共同出入，地点就在这个鹞儿胡同东入口处并排三大联院的大宅门里。清末民初，满清王朝解体，老北京军阀走马灯似的更替，城内的治安不大好，有些社会名人特地选择住在这条胡同，靠近警察，安全一些。比如唱京剧的童芷苓，京剧名伶阎世善，评剧名角小龄妹都生活在鹞儿胡同。
进入民国，京师警察厅在这里设置“侦缉大队部”，院内有审讯室和牢房，从此成为京城的一大老百姓畏惧的恐怖所在地。当时张国焘在北京建党，也曾被关进这个侦缉队的院子里，受到拷问，幸好被夫人杨子烈及各大学联名作保，营救出来。
以后从北洋政府到民国政府，再到二十九军平津执政、日本人统治、国民党光复回来，不管谁在北京或北平执政，“南城侦缉队”都是几乎雷打不动，谁当政就为谁效力。话又说回来了，那一届政府离得开打手呢？“南城侦缉队”就是最忠实的打手。
张北海教授的《侠隐》一书中，李天然被侦缉队蒙头拿获，然后被关押刑讯，关押和刑讯的地点也是在鹞儿胡同这个地方。
宣武区鹞儿胡同所在位置
到1949年2月解放军进入北平之前，位于鹞儿胡同的侦缉队并不隶属于北平警察局管辖，而是隶属于国民党驻北平的宪兵团管辖，称为“宪兵团侦缉队”。正因为隶属于宪兵团，所以是1949年2月北平纠察总队进北平后首先接管的六个宪兵系统的机构之一。
这个宪兵团管辖的侦缉队是大队编制，下设三个中队。一中队负责一般社会治安；二中队负责大案要案的专职侦破；三中队情况复杂一些，被称作“政治中队”，专门对付共产党和进步社会人士的，全中队所有成员均有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的编制。
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少将起义后，向冯基平交出了保密局在北平的全部特务名单，这个侦缉队三中队的所有成员都在名单上。北平市公安局被共产党接收，侦缉队的一中队、二中队被全体留用，唯独三中队，被全部关进了“清河训练大队”交待问题。而侦讯处侦察科的几个侦察队，进驻鹞儿胡同，成为新的专门对付国民党特务的第三中队。
我们眼下看到的这几份“护照”，新中国首都的“派司”，就是颁发给这些三中队侦察员的。
“护照”上的这些老侦察员，今天还健在吗？
1949年11月，原北平纠察总队直属队下辖的侦察队被张明河带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与这里的侦察队合并。我对这些侦察员不熟悉，所以这些“护照”人物的名字已不可考了。
五十年代中期，随着北京的治安工作走上正轨，鹞儿胡同这个侦察大队搬走了，这个大院变成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干部宿舍，居住着从分局长到科长以及一般干部的众多人家。这是一个很简陋的居住环境，一大帮从农村根据地来到北京大城市的公安干警挤住在这个大杂院里，自来水是公共的，上厕所就要上外面胡同的公共厕所，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大院更加破败不堪，但凡有点本事或关系的住户，都搬走了。
今天破败不堪的大门
那位给我讲述1945年“边中”毕业，赶上了大反攻，一参加八路军，就被选调到冀察军区教导大队，“那时你父亲就是我们的大队教导员”的公安总队干部，就住在这个大院。以后是不是搬走了？
下面这张颁发给“闵步瀛”到上海去的“路证”，我特别要做个讲解。
闵步瀛是北平的“老地下”，但他隶属于距北平相距很远的晋绥根据地，与晋察冀社会部下设的冯基平管辖的平津情报总站，以及其他各情报系统互不来往，这也就造成了当北平地下组织引出现叛徒而被大批破获的时候，闵步瀛却可以独善其身，幸免于难。解放初期，当各情报系统都转交给北平市公安局接收的时候，在这些情报机构中单独有一项是“晋绥调查局单线联系的闵步瀛”。
解放初期，闵步瀛在冯基平的侦讯处担任侦察科副科长，1949年6月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北平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一个“便衣警卫队”，当时任侦察科副科长的闵步瀛兼任便衣队队长。此上海之行应该是闵步瀛执行的一项有关任务。
闵家是大户人家，日伪统治时期，闵步瀛兄妹二人双双都在北平上大学期间哥哥闵步瀛悄悄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抗战期间，北平地下组织一度停止活动，闵步瀛也因此与组织失去联系，他进入妙峰山，通过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与组织恢复了联系。解放后，从副科长、科长开始，最后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第一任局长、党委书记。
俺上大学期间，闵步瀛的大少爷跟俺是同班同学，他在得知我的身份后向他的父母摸我的家世底细，然后回来对我说，他父母都认识我的父母，说：那两口子都是大学生……
此次“路证”的最后一张，是一位居住在北京名叫“祝璲”的女青年，途经上海到香港“省亲”。解放初期，北平——北京的出国政策很宽，只要在港澳地区有亲属的，只要申请“省亲”，即可放行。但为什么北京市公安局特别为这位女青年发放“路证”？“路证”上说明了原因；原来这位只有二十五岁的女青年是受雇于“市政府外侨事务处”的，是当时北京市政府从北京市民中招聘的第一批有文化的本地干部。
我还注意到，这位女青年的家庭住址在“外一区板井胡同1号”，当年外一区属崇文区，辖区从前门大街东南至天坛、崇文门之间。外一区公安分局长刑相生，后来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老北京当年有个说法：“富西城，贵东城，穷宣武，烂崇文。”意思是有钱的商人地主老财多住在西城区，官宦人家多住在东城区，穷人只能挤住在宣武、崇文两个区。
这位名叫“祝璲”的女青年的家在天坛之天桥之间，所以家境不一定是大富大贵的人家，应该是老北京的小康人家吧？到香港“省亲”，只是个说辞，她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工作任务，我们已不可考了。看社科院北京籍研究员定宜庄写的书，在台湾居住着许多北京和平解放时跑出去的人，还为进城的解放军编排了许多不着调的笑话，来讥笑解放军又土又蠢。
不知道这位北京女青年祝璲后来的命运如何？如果从1950年25岁算起，今年2018年，如果还活着，应该是93岁高龄的年纪了吧？如果她一直都居住在北京，但愿她能躲得过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新中国发生的历次政治运动。
顺便说一句，那时的俺家，在崇文区东三里河35号小院，也归外一区管辖。
看唐朝元稹的《行宫》一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哈，这也是在说我，像那位思念过去往事的老宫女，没完没了地讲述过去的那些老故事。当然也要感谢看客们的耐心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