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再谈《侠隐》与我家世的故事

再谈《侠隐》与我家世的故事

关于俺家老爹抗战爆发初期在北平的一些往事，因为属于“家丑”，父亲生前从不对任何人讲起，父亲去世后，母亲也不会提及。反倒是我太太的父母，因为与我父亲同为老乡、亲戚、同学、战友，了解到不少，当笑话说跟我提起过其中的一些往事。

有关我家庭往事更多的内容，老人们还讲过许多，因为对子女来说多属“家丑”一类，子女不宜追问太深。所以，老人们自己不主动说，我是不好追着屁股紧问的。两位老人，一个2013年底去世，一个2015年初去世，俺家老爹这段历史成为历史的悬案。

老人们提到的往事，并非因为是“口述历史”我就坚信不移，我知道，其中“戏说”的成分肯定存在。挖掘这段家庭的历史，在史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就只能沿用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沿着可能的历史线索去一步步探索了。

我尝试着将老人们所讲过的这些内容串连起来，于是勾勒出一幅历史的图案。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大约两个月前，一个湖北武汉教会中学毕业的十八岁高中生，来到北京——当年叫北平，报考同样是教会学校的燕京大学预科。在北平，由于亲身感受到学生群体当中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潮，于是同当时在北平的大中学生一样，自愿报名参加了由二十九军开办的学兵团，参加军事训练。

由于在湖北家乡时因为长年战争动乱，地方军队和民团盛行，这个湖北佬从小就受到熏陶，有一定的军事训练基础，也能熟练摆弄当时可见到的基本枪械。于是这个湖北佬没有被派到学兵团接受集体军训，而是留在南苑的军部参谋处打杂，干些杂事。实话实说，从未上过军校的湖北佬，有关参谋工作的那些基本知识都是在这里学到的。

这些杂事中包括接待工作，迎来送往，当时全国人民都支持二十九军抗日，来到南苑慰问的群众团体络绎不绝，其中大学生和文艺界人士占重要部分，二十九军让一些学兵出来担任接待工作，正好彰显出自己的儒雅和亲民形象。

这些杂事中也包括必不可少的文书工作，将全国各地支援二十九军的大批物资登记在册，其中包括国民政府蒋委员长刚从德国进口的大批捷克造步枪、机枪、子弹收进南苑库内。以后才知道，二十九军的保定仓库还有更多的军用物资，这些枪械弹药还没来得及分发到各部队内，由于二十九军的兵败如山倒，这些军用物资都落到了日军的手里。

顺别说一下，作为地方军阀的队伍，二十九军内部有强烈的干部派系。作为主战派的佟麟阁，是在离开西北军之后又被宋哲元请回来的旧日同僚，所以他并没有掌握实际的兵权，指挥不动二十九军实力最强的几个作战师。但南苑军部的直属机构包括参谋处、学兵团在内，都属于佟麟阁的“地盘”，绝对都属于主战派即抗日力量。

以后日军根据来自二十九军的内部情报，重点进攻南苑兵营，实际上是打击主战派势力，果然，二十九军内部的主战派势力一垮，虽然二十九军实力还在，但斗志没有了，最后只能一败涂地，一溃千里。

我从这个湖北佬当年留下来的军装照上来看，他没有穿当年二十九军下层官兵的灰粗布木扣子军装，而是细布三叶草铜扣子军装来看。我对国民党军的装备、尤其对国民党军装研究不足，不知道这个式样的军装出自哪里？国民党中央军还是二十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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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从军装上来看，这个湖北青年在二十九军军部享受的待遇不会太差。从穿在身上的军装上没有缝胸章、领口上没有挂领章来看，这些学生兵基本上都是没有登记在册的“临时工”。即使这些人某一天不辞而别离去，也不能被看作是“逃兵”。

我想这个湖北佬同一些二十九军经常往来的友好人士及二十九军上层家眷的熟悉，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展的。

那时候《侠隐》的后台人物蓝青峰的原型张子奇，不过是这些往来人物的其中一个。他始终持抗日立场，同二十九军上层保持着良好关系，但又绝对不属于二十九军的决策集团的成员之一，所以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

由于上海演艺界人士亲临北平的劳军慰问，俺家老爹还认识了一位“上海女演员”，这是我太太的母亲，多次用讥笑的口吻对我提起来的。此女士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老人们从未提起过，每一次都是用“上海女演员”来称呼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蓝兰，出自我的判断，也许准确，也许不准确，只作为一个可能性很大的推论提了出来。

根据已知的史料，蓝兰是北京人，北京当年叫北平，蓝兰身材高大，三十年代中期就混迹在平津的话剧界，跟那位小有名气的天津话剧界人士李天然有过交往。这位李天然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不会武功，但风流倜傥，常在平津两地厮混。

抗战爆发前后的蓝兰一度发展到了上海，但只限于话剧界，还未涉足电影界，那时电影界的女明星太多，排不上她。

据说，二十九军撤退，俺家老爹没有跟队伍一起走，也没有很早就投身八路军，跟这个“上海女演员”扯后腿有关，是她让俺家老爹留在了沦陷的北平。

由于北平史料的匮乏，也由于《侠隐》一书造成的误导，我错把蓝兰当成了张家的一员。其实不是。

二十九军失败得非常突然，前期没有一点预兆就垮了。垮的原因是什么？是日军的强大吗？

我在以前多次提到过二十九军中上层的腐败问题，1935年进入平津后争相买房、讨小老婆、姨太太，全国各地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赠送给二十九军的慰问品，很多都被二十九军的大佬们侵吞，直接吩咐副官、勤务兵，当然也包括这位“打杂”的学兵，将慰问品送到各长官的家中。

以后在晋察冀八路军，从肖克、杨成武在闲聊天时都向这个湖北佬询问过：以二十九军在平津的三十万兵力，除了飞机大炮和坦克，其余武器装备如此之好，身边就是使用不完的枪械弹药库，为什么就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呢？在短短一天之内就土崩瓦解？

二十九军上层的腐败，克扣军款包括军用物资用于私用，应该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1937年的7月27日，芦沟桥事变的二十天之后，从国内和中国东北调兵遣将之后的日军卷土重来，先打廊坊、再打南苑，二十九军的主战派人物损失惨重，仅一天之后，二十九军不得不撤出作为北平总指挥部的中南海，在西苑兵营集结后，从西南撤向保定。可惜在保定根本就站不住脚，在摆出一副“保定决战”的架势后，接着再撤，二十九军在保定的全部家底都被放弃。

二十九军撤离北平，在南苑战斗后幸存的学兵团凡亲共的，还有一些其他原因的都留了下来，其余学兵都跟着二十九军一起撤走。在撤退到河间整编之后，这些留在二十九军的学兵名单被送到军长宋哲元那里，于是宋哲元向蒋委员长建议并作保，将这些学兵全部送进黄埔军校深造，成为国军军官。

南苑战斗，是这些北平学生兵，也是这个年轻湖北佬抗日战斗的洗礼，身后不远处就是枪械库和弹药库，在那一天他使用的枪械，以及被他打掉的子弹，都是簇新锃亮的进口货，崭新的捷克造，比以后在八路军几年间见过的枪械都要新、打掉的子弹都要多得多。

湖北佬留了下来，据说是出于蓝兰的指点，躲进了大门张挂着美国国旗的燕京大学。只有真正静下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打了一天枪的手抖个不停，就像紧握在射击的机枪上不断颤抖一样，怎么都停不下来。那一时间，他真正感到了自己的无助，以为自己一生都将是如此，于是哭了。

几天以后，通过今天我还不大清楚的某种渠道，他被介绍到后来效力一年的这位“东家”那里，参加一个只有几个人的小报社。他最初是“英文编辑”，月薪30元，以后几位编辑相继离去，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这就是“一个人办一份报”的历史时期。

湖北佬在沦陷的北平“一个人办一份报”，我听李振军等许多人都说过，说得最详细的，告诉我湖北佬化名“桐古”的是一直在北京军区工作的魏巍。1940年，魏巍在涞灵战役之前泄密，推荐湖北佬来接替他办一分区内部刊物，他推荐的理由就是这一条。

俺家老爹为这位“东家”效力，是出自谁的引荐？是熟悉北平的蓝兰吗？

很多年以来，我都认定最初是通过燕京大学新闻系刘豁轩的推荐，刘先生来自天津益世报，也是一份倾向于抗日的报纸，日军占领天津后这家报社被封杀，主编被日军抓走，迫害致死。当然，正因为湖北佬这位“东家”也是坚定的抗日分子，所以才会有聘用同样是抗日分子的湖北佬当自己雇员的意愿。

不排除在这后面另有原因。

以后的时间里，这位年轻的湖北佬按照“东家”的指令，一次又一次从北平到天津去，护送家在北平的二十九军上层眷属到天津去，先是落脚在租界区的饭店，之后购买外国轮船的船票，然后离开日占区到国民党统治区，这可都是在编辑小报之外的工作。

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都是在事先安排好的？二十九军在临撤退之前，那些家在北平的上层人员与准备继续滞留在北平、天津的“东家”商量好了，选定这个留下来的学兵担任帮助家属的撤退工作。在没能找到确切的历史资料之前，先不做定论。

湖北佬还多次陪同自己的“东家”从北平（那时日本人又改回“北京”这个旧称）的家中到天津租界的电话局去就职。

湖北佬这些行动，曾被当年的一个北京学生看在眼里，并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中。此人叫鲁威，1940年参加八路军的十分区烽火剧社干部，总政话剧团退下来的副军级编导。他本姓卢，定县卢氏，因为有姑母住在天津，他也多次从北京往返天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从北京往返天津的火车上，多次遇见一个人，以后，抗战胜利后在宣化又多次见到。

鲁威的回忆录写得很模糊，但“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一看就知道写的是谁。能如此凑巧的人只有一个，就是当时频繁往返于北京-天津，1945年以后在宣化大校场冀察军校的这个湖北佬。

讲到这里，暂停一下，让我们梳理一下湖北佬这位“东家”的几个基本特征，看看当年的北平城里是不是其他人也会具有这些基本特征。

这些基本特征包括：

北方人，有过军旅生涯，混到中高层的位置，相当于“少将”的那个等级，以后在北京建家，在天津租界区工作，须经常往返于京津之间；有着留学日本的经历，能在从北京到天津的旅途中多次用熟练的日语为自己开道，缓解同日军盘查人员的紧张关系；在北京自己的家中开办过一小报社，鼎盛时雇佣过三四名编辑；此人同来自西北军系统的二十九军上层保持有良好的交往关系，但又同内地国民党政府上层有着某种默契的关系。

我可能特别要强调俺家老爹这个“东家”的“国民党特务”背景，当时八路军不知道什么“军统”、“中统”一说，但北平地下组织明确此人是国民党特务。因为俺家老爹曾效力过这个特务，晋察冀军区保卫部在刑讯逼供中严刑拷打，险些将他活活打死。

而在1937-1938年的北平，符合上述这些基本特征的人满北京能有几个？除了张北海教授的父亲张子奇，北平当时还有其他人员符合这些基本条件吗？

也许还有，但我不知道，我只能从已知的条件进行推理。

还有一点不容否认，正是在为这个“东家”效力的1938年，俺家老爹和这位“上海女演员”拍拖了。我太太的父母对俺家老爹的这一段历史以不屑的口吻提起过多次，“人家都去延安了，他被一个女演员缠上了，走不了”。我说这是“家丑”，就是这个原因。

以当年的觉悟和认识来讲，这位十八九岁的湖北佬还认识不到，他一直认为自己在为抗日组织做抗日工作，是二十九军南苑抗日战争的继续。1938年的9-10月间，随着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的冀东大暴动被日军镇压，北京、天津的各抗日地下组织也被相继破获，日军的特务组织展现出了他们高效率的一面，没有经验的抗日地下组织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当时在天津租界区担任电话局局长的张子奇也待不下去了，他坚定的抗日立场早就被日军的特务机关了解得十分透彻，他曾经被日军当面威胁过，此时，眼看逮捕他就在眼前。于是他采取了张自忠消失时的同样的一幕：先是隐匿在天津的租界区，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乘外国轮船离开天津，回到大后方。

张子奇是不是俺家老爹的那位“东家”？也许是，也许不是，暂且不论，但张子奇离去的时间与俺家老爹投奔八路军的时间惊人的一致。

“东家”先行“消失”，有没有预先通知自己的雇员湖北佬？我不知道，也许，“东家”早已看出自己这位雇员与中共地下组织多有来往，跟自己效力的国民党军统不一个心，于是只能借此机会“分道扬镳”。

“树倒猢狲散”，东家走了，在天津租界区隐藏了很长时间，然后乘坐外国轮船去了上海，又去了重庆。清楚知道自己“东家”在天津隐蔽住所的湖北佬并没有仿效追随，而是在北京地下组织的安排下，通过妙峰山-斋堂的通道去了晋察冀的平西地区，投奔八路军。

临走之前，湖北佬将自己的衣物及一些个人资料，主要是两本相册和几个笔记本，还有几件长袍大衣，装进几口木箱和皮箱，留在了“东家”的家里，或者留在了蓝兰的家里。1950年初，从湖北探家回来的湖北佬，确定自己今后将留在北京，不随部队远去了之后，于是从“东家”或蓝兰的家里取回了自己抗战初期留在那里的东西。

这些寄存的东西不是个小数，印象中，起码有四口箱子，两个樟木箱子、两个皮箱。解放初期的很多年里，共产党干部实行“供给制”，没有工资收入，一个个穷得叮当响，除了身上穿的，晚上铺盖的，其余一无所有。宋德禄是跟随湖北佬多年的警卫员，那一次他是拉回箱子的几个人之一，拉回来的箱子先送到了大四眼井仓库。

据说，取回这些东西的经过很偶然，1950年初，新成立不久的北京市政府对北京市房屋进行普查，普查的目的，是将具有国民党军政特身份的房屋产业没收，分配给在北京落户的中央领导干部居住。当年参加八路军，一旦死了也就一了百了，这些东西都成为他人之物，现在有幸物归原主，令人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

湖北佬从1938年到1950年寄存自己两口皮箱的这户人家到底是谁？是“东家”？是蓝兰家？是燕京大学的什么人家？还是北京的其他什么人家？我至今都不知道。但我知道，应该是个富裕人家，从家人到佣人都很有教养，否则，这户人家的什么人会早就将这几口箱子中的值钱东西拿出来倒卖、换饭吃了。重信守义的老北京人呀，今天还有吗？

感谢我自幼形成的强健的记忆力，对少年时代看过的老照片过目不忘，这组和平年代老照片的第一张，就是一个留着小分头的青年在对着镜头“秀肌肉”。穿西装、长衫、军装的照片也有几张，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父母出于谨慎，我以后再没见过这些老照片的下落。还有一些政治意义不很明显的老照片，以后被我的祖父保存起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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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德禄说，东西拉回后，要清点一下，却找不到湖北佬了，那时他常躲在一个僻静的地方沉思

蓝兰的家住在那里我不知道，但张子奇在东城区一条胡同的那片房产很大，家里还居住着许多半佣人半亲戚的住客，湖北佬同他们上上下下厮混得很熟。所以我说，如果俺家老爹效力的“东家”真的是张子奇，不是别人，那么1936年出生的张北海一定会被那位十八九的小叔叔抱起来过。

“东家”1938年底悄悄离开，1945年抗战胜利再次携全家人返回，依旧住进这座老宅子里。返回来的“东家”仍然在天津工作，但这一次在军统的帮助下，1946年他当上了天津市副市长。这个副市长他干了两年，1948年，在上层派系的内讧争斗中，“东家”丢掉了天津市副市长的位置，于是到南京国民政府去申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上访”。

1948年的华北国共形势尚不明朗，此时的东北国共决战尚未开始，华北共=军仍处于极度弱势之中，前途渺茫。其实国民党的内讧，无形中救了张子奇，使得他迅速离开了国共交战中心的平津，如果再留下半年多时间，他也会成为共=军的战俘。

客观评价说，如果张子奇是湖北佬“东家”的话，他一定会叮嘱家人、特别是有亲戚关系的那几个佣人，妥善保管好湖北佬寄存在他们家的那几口箱子。当然，也不排除湖北佬这几个箱子是分散保管的，也托付给了蓝兰家或燕京大学的什么教授，1950年搞大学合并，这些教授被迫搬家，于是辗转托人找到了在军队工作的湖北佬，取回东西。

1938年那一年，论功行赏的“东家”给湖北佬卖命的薪水很优厚，加上北平有大批的大户人家南逃，临走前甩卖衣物，使得湖北佬有经济条件购置了许多昂贵的服装衣料留存起来。当然，也可能是他帮助外逃回国统区的那些人家送给他的，那时候湖北佬的“组织”和最高领导人就是“东家”，“东家”说，人家送你的，就是你的，你留下吧。

湖北佬骨子里不贪，拿这些东西没当回事，不久后扔在北平去参加八路军了，根本没想到还能活着回来。这些衣物我见过的：为老父亲购买的水獭皮大衣和貂皮帽子，当然还包括棉的、夹的、单的大褂长衫，还有各色的绫罗绸缎的裤褂，父亲在世时没见他穿过，都穿在了我的祖父的身上。土改时，我祖父在湖北的家产被瓜分得一无所有，几乎是净身来京。

正是由于父亲给祖父留下的这些衣物，使我可以想象到抗战初期的湖北佬是什么样子。

那一次平西之行，身穿一身旧棉长袍的湖北佬不是单行，是和许多奔赴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京津知识青年一起走的。他们从妙峰山出发后就进了大山，之后与一些从冀东过来走失的小股农民军走在一起。这可能是最初的“知识青年与劳动群众向结合”吧。这段路从妙峰山到斋堂的路走了两天，几十年后我乘车走这段路仅用了大约半个小时。

据说，他们途中曾经同一个庄子的地主家庭武装发生过冲突，缴了这户人家从国民党败兵手中买到的几条枪。这家人将他们看作是土匪，紧急向附近的据点报警，日军开来十来个人的一个班援助。这伙学生和农民军人虽多，也有枪，但属于乌合之众，自知不敌，根本没有抵抗就落荒而逃。事后得知，打过仗的湖北佬是当时唯一向日军还击的人。

到了平西，以为到了“自己人”一边，从此可以无忧工作，想不到还要进行“审干”，查明每个人的来历，其中有没有“特务分子”？审干的过程是由亲自坐镇平西的晋察冀军区保卫部部长余光文（当年化名“吾必成”）为首的晋察冀军区保卫部负责的。1939年3月以后，晋察冀军区保卫部更名为“锄奸部”。

恰好在这个时候，来自北平地下组织的一封电报打到了晋察冀军区保卫部，说是来自日伪统治区的这批青年中有一个是“特务”，于是严刑逼供开始了。我以前曾引用过当时被审查分子中的一员，一位曾留学日本回来的学生，说自己仿佛鬼门关走了一回，险些被活活打死。湖北佬受过的刑不需说了，我以前讲过，刑讯用的一根扁担都打折了。

如果不是这场险些送命的好打，湖北佬绝对不知道自己的“东家”有那么大的能耐，自己也被打成“企图混进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的小特务”。通过这一场死去活来的严刑拷打，反复同北平地下党送来的情报进行当面对证，湖北佬这才知道他所效力的“东家”，原来还有国民党特务的政治背景，怀疑与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被日军飞机轰炸有关。

更重要的，那一次他还知道，只有共产党八路军从事的抗日活动才叫“革命活动”，国民党、或者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抗日活动叫什么？难不成叫作“不革命活动”和“反革命活动”吧？至于“国民党特务”进行的抗日活动就更难定性了。湖北佬与“东家”的关系，应该到此为止了，湖北佬忠心耿耿为“东家”效力了一年，以自己险些送命的严刑拷打画上了句号。

1939年3月，湖北佬光荣恢复自由，回到八路军的行列。临走时，负责关押审查他的晋察冀军区保卫部、此时刚改名为锄奸部，部长吾必成（余光文）找他谈话说：老弟，别记恨我们，这是我们的职责，现在已经宽厚多了，要是在过去红军时候，只要是怀疑上你，你早就没命了。那时没有人会费心问你个是非究竟。

接湖北佬离开保卫部审干处的八路军领导叫郑秀煜，长征过来的红军干部，当时担任一分区军政干部训练大队的政委，湖北佬是学员，实际上是让他有一段“疗伤”的时间，伤好了再下部队。给湖北佬医治的一分区卫生部医生叫王磊，几十年后，在天坛南门一处他当时居住的楼房里，他给我讲述了最初认识湖北佬的这段历史。

郑秀煜抗战胜利后改名郑旭煜，1949年依旧是湖北佬的顶头上司，在湖北佬任宣教科长的时候担任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主任是燕京大学1936年的化学系毕业生张迺更。文革前湖北佬因病去世，文革中湖北佬的好友李振军联合郑旭煜，两个当过军副政委的省军区副政委，联名给北京军区写信，为湖北佬申报烈士身份，但未能成功。

再谈蓝兰。蓝兰1945年秋天开始效力于中=共=军=队，在冀察军区挺进剧社、战线剧社、二纵文工团、六十七军文工团工作，但凡那时候的集体合照上面都可以看到蓝兰的身影。出于对个人隐=私的保=密，这些当年的解放军老照片我不一一公布了。1958年以后，蓝兰在上海的踪迹全无，不知去向，我至今都没能找到她的下落。

我一度误解蓝兰是张子奇的家人，不是也好，否则在中国大陆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是很难过关的。十几年前，我在最初拿到张北海教授的《侠隐》这本书的时候，书中的内容使我深思良久，因为书中的内容与湖北佬在抗战爆发那年的北平生活太接近了。尤其我看见了蓝兰和李天然这两个名字，当年这两个人物可都是真实存在在北平、天津的现实生活中的。

这本书中最为关键的部分，是那个在大户人家之中开办的小报社，湖北佬一个人支撑这家小报有近一年时间。然后是北平、天津沦陷之后，湖北佬一趟又一趟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护送不少人离开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当然这也使我产生误解，认为张子奇就是湖北佬效力的“东家”。因为满北平找不到第二户这样开办小报的人家。

还记得《侠隐》中的李天然，到小报上班后的接风宴吗？就是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巧合的是，湖北佬到小报上班后的第一次接风，也是在来今雨轩。我曾高度评价过张北海教授的神来之笔，不是有冥冥天意，怎么会描写得那么准确。1949年2月1日，解放军北平纠察总队进入城市，湖北佬迫不及待地来到中山公园，在来今雨轩前的大树下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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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地重游，分外高兴，1949年2月的中山公园来今雨轩

搞历史研究，我属于半路出家，专业史学界中流传的这些原则我一无所知。自2008年母亲去世后，为了搞清楚母亲生前多年来讲述的那些家庭往事，我开始利用家庭的老照片，进行了《战争烽火年代的家国往事》为基本内容的写作研究。而这些往事在时间、空间上的限定范围就是包括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在内的“晋察冀十二年战争史”。

如诸位读者所见，凡我能挖掘、整理、研究出来的历史成果，我都如实展现出来。当然也包括可能不大准确的家庭往事的这段历史。

我这段家世限于史料的不足，原本是没打算深挖的，尝试了一下，引起这么多朋友的关心，有素不相识的朋友为我出谋划策，还有人不远万里，给我发来参考史料。我心里诚惶诚恐，唯恐一个不留神，谬误远传，误导了大家。

此历史其实非常简单，一个原本打算“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小人物，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舍弃自己的学业，投身于拯救国家、拯救民族的战争生涯。所以，1949年以前的《战争烽火年代的家国往事》才是我研究的本意和主要内容。

1949年以后的历史，我尽可能不去碰它，这段历史带给人的大都是伤心的记忆。

最后说一句，我研究这些历史，并非为了名利。自古“小隐于野，大隐于市”，其实我们每个人，只要心中有股豪气，就可称之为“侠”，为侠而不求出名，就可称之为“隐”。

隐姓埋名，生活在这个贪官污吏多如牛毛的世道上，“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还奢望什么“名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