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晋察冀反扫荡研究——五壮士真的假冒了八路军主力吗？
我在前面介绍了狼牙山五壮士的参军过程，只是个铺衬，是为了说明：这五名战士都是华北常见到的最普通不过的农民，都没有上过学的记载，不是天生的战士。在一分区主力一团当中，这样的战士寻常可见，如果不是日本侵入中国，他们还将是种一辈子地的农民。
可如果有人非要将他们的作用神化，会怎么样？
现在人们谈发生在1941年晋察冀反扫荡战斗中的“狼牙山五壮士”，几乎都在大谈五名战士如何在狼牙山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造成一团主力仍在狼牙山上的假象，以吸引住大批日军”。
很多年来，人们走向一个偏差，认为在宣扬狼牙山五壮士精神作用的同时，一定要扩大其军事作用，展现出惊人的效用，不然就好像这五名英雄不完美似的。结果这一过度宣传，就像画蛇添足，反而给历史留下谜团，成为话柄。
我看到在署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2015年8月的文章中，基本上沿用狼牙山纪念馆中的错误史料，比如“七连佯装成一团主力来吸引敌人主力”、“机枪组的两路火力吸引了敌人，敌人误以为山上仍有我军部队主力”，我认为，这些内容都是根据“民间故事”的创作，而不是根据当年抗日战争亲历者们的第一手回忆录材料的真实总结。
这点不靠谱的文字创作就叫“研究”？难怪姜克实教授对中国大陆抗战的如此“研究成果”提出诸多质疑？
五壮士在狼牙山假冒一团八路军主力，这一说法到底靠不靠谱？五壮士真的成功地假冒了八路军主力牵制了日军主力吗？日军主力当时在狼牙山吗？这一次我就谈谈这个问题。
狼牙山五壮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造成一团主力仍在狼牙山上的假象，以吸引住大批日军”这一说法，在晋察冀历史上的任何文件中均无记载，在一分区诸多军事领导人的口中也找不到出处，很显然是在解放后的有关作者杜撰出来的说法。这一说法违背了当年的事实根据，过分夸大了五名战士的实际作用，也过分贬低了日军的狡诈程度，不是实事求是应有的态度。
这是今天数不胜数的抗日神剧在五十年代早期的最原始表现，把日军描绘得很蠢，好像你一骗就会上钩。日军真的像你描绘的那样蠢吗？
从1949年解放到1957年解放军出版社成立《星火燎原》编辑部后，开始大批搜集革命战争亲历者写的革命回忆录，在已经出版的《星火燎原》第五辑晋察冀抗战的内容中，只有杨成武的《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作为一分区抗战历史的代表作。在《星火燎原》第六辑上，宋学义写的“狼牙山上”第一次从抗战史的角度提出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故事。
这也是解放以来第一次将“狼牙山五壮士”放在了世人面前。这篇文章明显是对当年不熟悉的“秀才”的代笔，因为文中的许多内容与当年的实际情况不符。
比如“天黑以后，全团都聚集在狼牙山脚下待命。”此时一团去阜平担任保卫晋察冀领导机关的突围任务，此时转移到曲阳县，还没有回来。狼牙山只剩下一团七连这一个连，不可能又冒出一个全团人出来。
还比如，“团长命令我们两个班（六班和二班）负责掩护主力秘密转移。”注意，给各班下命令，这绝对是连一级领导的职责，团一级领导不会越级指挥。一团长邱蔚从不过细到直接越过营连排三级干部直接去指挥各班，团领导只指挥到连队一级。所谓团长邱蔚在当时讲的那一大段话，是讲给七连长刘福山和连指导员蔡展鹏的作战命令，不会对战士讲这些内容。那些代宋学义执笔的“秀才”把自己后来从连干部了解到的内容安到了宋学义的身上。
注：上面的这些内容，由作家王愿坚执笔的葛振林的回忆文章更真实准确——没有提到根本不存在的全团人的出现，也没有团长直接给战士下命令的内容。
紧接着：“连长命令二班守北山角那道口子，我们六班守东口。二班走后，他又详细地交待了任务，挨个同我们握手，然后也带着部队走了。”
这一段的问题最大，我仔细来讲。
狼牙山掩护“主力”撤退，实际上是掩护聚集在狼牙山顶的那近四万的军民撤退，团长邱蔚将这一任务下达给了当时在狼牙山唯一的部队——七连的连长和连指导员。团长邱蔚走后，连长和连指导员又做了个分工，连长刘福山带领一排、三排和机枪班（欠一个机枪组），守住北山脚通往东西水、管头村那条山路；连指导员蔡展鹏带领包括六班在内的二排，连同一个机枪组，二十多名东西水村的民兵，守住东口。
注意，这两个七连守住的地点确实是出自宋学义的回忆，非常重要：连长刘福山在北山脚面对的方向，是当时日军冈山步兵第百十联队第三大队驻扎的地方；连指导员蔡展鹏守住的东口，是当时日军易县警备队和赵玉昆伪军警备团进攻的方向。
后来六班交战的对手，就是出自东口上山的这一路敌人。
宋学义这段文字中出现了方向错误：管头村在狼牙山南，所以连长刘福山防御的地方，应该是“南山脚”而不是“北山脚”。北山脚面对的是易涞公路和大龙华据点的方向。但宋学义原文如此，我疑似执笔“秀才”的失误，且不做改正，随原文而去。
狼牙山五壮士之中，宋学义到狼牙山一分区根据地的时间最晚，1940年8月才回到一分区。此后，在涞源县、灵丘县作战，以后驻扎在易县的界安地区，对狼牙山的地形位置应该熟悉。尤其1945年抗战胜利后，宋学义在管头村复员，安家落户，娶妻生子，他应该知道管头村与狼牙山的地理位置。
但执笔的“秀才”给弄错了，把“山南”错改成了“山北”。
在中央党史研究部2015年的文章中，在随后这段中出现了根本性错误：
“七连连长刘福山和指导员蔡展鹏带领全连战士利用狼牙山的天险和改造过的地形，在民兵配合下分兵把口，在敌人上山的道路上埋了地雷。24日夜色降临后，4个县的游击支队、机关干部和群众沿着盘陀路向那片空出的口子开去，悄悄地转移了。半夜12点左右，六班翻过狼牙山，来到山背后的小村子。七连把一排、三排派出去警戒，二排集中待命。大约凌晨三四点，接到掩护七连主力撤退、为机关撤走争取时间的命令。在完成掩护群众突围的任务后，一排、三排相继撤离，二排继续掩护。连长命令二排二班把守北山脚口子，六班把守东口。二班离开后，连长带着七连指战员沿着盘陀路向外撤离，将机枪组留给六班占领西山口，吸引敌人火力，继续掩护作战。”
这段情节叙述严重违背了葛振林、宋学义回忆的原貌，对当时的真实场景做了一个错误的指引。
接到团长邱蔚要七连阻敌掩护撤退的任务后，七连两位连干部做了个分工，这个分工把守的内容我在前面介绍过了。以后发生的经过，连长刘福山布置好北山脚阻击阵地后，并没有在原地待守，等日军来上山攻击，而是主动带领二班和机枪班下山侦察，结果与日军在管头村外围巡逻的“斥候”分队，一个班，发生交火。连长刘福山在交火中身负重伤。
七连长刘福山为什么要下山侦察？以往的年代中从没人研究挖掘过这个问题。
我认为，刘福山布置好在“北山脚”的防御阵地后，发现山下的日军有大批调动的动静，好像不是上山，而是开往他处。连长刘福山为了摸清敌人的虚实，要一排、三排大部分人员留在原地不动，他亲自带领二班和不完整的机枪班下山侦察，结果与日军一个巡逻的小分队“班”发生交火。
交火的结果，姜克实教授有详细研究，可供参考，训练有素的日军方面没有伤亡，八路军方面，连长刘福山身负重伤，被群龙无首的战士们放弃了北山脚的阵地抬了回来，向连指导员蔡展鹏汇报。
在连长刘福山身负重伤，几名战士负伤牺牲之后，无一伤亡的日军竟然放弃了追击，任由八路军这两个班——其中一个还是机枪班，抬着失去知觉的连长沿山路慢慢返回。
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后来的日伪军可以对六班这五名战士穷追不舍，而管头村这一股日军却对连长刘福山这一股交过火的八路军放弃不追，甚至并没有沿着一排、三排擅自放弃的北山脚阵地追击上山，这是为什么呢？
毫无疑问，1941年进攻狼牙山的日军主力，就是姜克实教授专门研究过的“冈山步兵第百十联队”。而且姜克实教授根据日军冈山步兵第百十联队的回忆录文集，清楚追溯到了第百十联队的联队部和第三大队，就驻扎在管头村及周边的村子。
特别是研究者姜克实教授一直顽固地认为：9月25日在狼牙山上与五壮士战斗的日军就是冈山步兵第百十联队第三大队的所属士兵。或者换句话说，9月25日一早与连长刘福山交火的八路军队伍中，那五名战士就在其中。
我向姜克实教授证明这绝不可能。从八路军方面的史料来看，与管头村日军小分队交火的八路军是七连的一排和三排中的二班和机枪班，五壮士所在的六班归随东边路口的指导员带领，并不在北山脚刘福山这一路。
我特别对管头村这一路日军放弃不追击负伤的刘福山这一股八路军迷惑不解。
如果冈山步兵第百十联队的这个第三大队真的参加了9月25日对狼牙山的进攻行动，9月25日那一早在易县北管头村附近与八路军交火的日军这个分队（班），绝对会跟踪追击七连长刘福山和他带领的两个班，那时已经被打伤的八路军将难于脱身。
为回答这一切疑问，解释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日军原本要进攻狼牙山的冈山步兵第百十联队已经接到了立即出发去唐县-完县地区合围的命令，军令如山，不得拖延，所以才看不上眼前的这小股八路军残兵，放弃了追击，任由你撤退上山。
当年并不知道这一切内幕的连指导员蔡展鹏当即决定全连撤退，他留下六班、一个机枪组、二十多个当地的民兵继续守住东口，自己带着全连人员，抬着负伤的连长撤退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提出的：“七连佯装成一团主力来吸引敌人主力”，你不去与日伪军作战，展示一下你的作战实力，日伪军怎么会发现你呢？如果日伪军不能发现你，你这个连佯装成一团主力以吸引敌人主力的目的怎样实现？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有关1941年9月25日，包括25日以前七连在狼牙山上作战的历史记载，如果有，哪怕是一次小战斗，当时在狼牙山上的一分区政治部干部们不会不知道，所以没有任何人敢撒这个历史的谎言。
以后的战斗过程中，机枪组和二十多个本地民兵不知在什么时候相继消失，阵地上只有六班这五名战士在单独作战。这就是历史的事实。
还是那句话：历史曾给了在场的每个人都成为英雄的机会，但出于各种原因，这些人都自动放弃了这个机遇，只有六班这五名战士把握住了，他们成为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恕我直言：七连长刘福山负伤后，连指导员蔡展鹏的作战部署，其实是一个最不靠谱的作战部署：六班对机枪组没有管辖权限，所以机枪组跟六班并不在一起。机枪组配备了多少发子弹？打了多少发子弹？起到什么作用？什么时候撤走的？都是个谜，没有任何历史资料留存下来。
民兵看似多，有二十多个，但其实也最依靠不住。这二十多名民兵配备了多少支步枪？每支步枪有多少发子弹？怕是不足十发吧？日伪军进攻之前，先用炮轰，从没经历过炮轰的民兵顿时乱套，指望从没有正规作战经历的民兵打阵地战？已有先例。
半年前的1940年秋，涞灵战役中，一团攻打涞源县城，积极性很高的几百名民兵要求和主力部队一团一起参战。结果呢，防守涞源县城的日伪军枪声一响，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民兵一下子大乱，扭头往回跑，反而把进攻的一团主力部队也搞乱了。
所以，所谓：“机枪组的两路火力吸引了敌人，敌人误以为山上仍有我军部队主力”，这个历史依据从何而来？是自己臆造出来的战斗场景吧？在事实上并不存在。
此时，在宋学义的这篇文章中，日军对六班五名战士开始进攻的时间，是在“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色”的黎明时分，“山下就响起了枪声”，日军的进攻开始了。
宋学义这篇由别人代笔文章的矛盾之处，就在于细节的描写和时间的冲突：团长给七连下达任务，为了使四万军民能平安撤退，七连必须在中午十二时以前，牢牢守住棋盘陀阵地，绝不能把日军给放过去。
可现在刚刚是早晨，七连就撤走了，只留下了五个人的六班。六班这五名战士能抵挡得住进攻的五六百日伪军吗？
我以前多次提到了战场上的直观观察，目击的问题。山地作战不比平原作战，敌我双方靠得很近，常常进攻者与被进攻者的距离只有一二百米远，在宋学义的回忆中，有时只有二十多米。这么近的距离，日伪军难道就看不见防守者只有几个人吗？防守者只有几支步枪吗？哪里有什么八路军主力？
9月25日那一天进攻狼牙山五壮士的日伪军，并不是日军主力冈山步兵第百十联队的部队，而是日军易县警备队一部分和赵玉昆的易县伪军警备团一部分，总计约五百余人。在宋学义五十年代的这篇文章中，记载着“影影绰绰可以看出大约有五六百鬼子”。这部分日伪军来自东路口界安方向，而不是面向管头村的北山脚路口。
事实证明，当时驻扎在管头村周边的日军冈山步兵第百十联队的联队部和第三大队，并没有沿北山脚跟踪追击刘福山的一排和三排，继续上山，而是开往了别处。
开往何处？为什么开走？我后面下一节再谈。
1958年拍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的时候，出现在电影镜头中的“班长小本子”介绍三名战士入党的故事情节，很明显出自这篇由别人代笔的“宋学义回忆”。一个基本上都是文盲组成的八路军，从流浪儿出身的班长马保玉本没有上学的机会，此时却可以随身携带着小本子和笔——很可能是铅笔，不可能是别的什么笔，用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的文化写下了那三个战士的入党证明。
我在几十年间不止一次追问有关的一分区政治部老干部们：这情节是真的吗？
马宝玉三个人跳崖牺牲后，先是由今天的五勇村村民就地掩埋，一个月后由一分区政治部干部起葬重新安葬，白布裹尸，放进棺木，全体政治部干部前去送别。因为狼牙山突围，使许多没有武装的一分区政治部干部、卫生部伤病员、战线剧社成员、一团团部干部们得以幸免。
新安葬的地点在北娄山一分区司令部附近，今天北娄山烈士陵园的那个地方——当年叫一分区八路军烈士陵园。
如果这个“小本子”当时真的存在，不是后来虚构的，那些政治部干部们会在班长马宝玉的衣兜里发现，作为重要革命文物被保存起来。起码在政治部宣传的文字中会有记载，并大力宣扬。但绝对没有，没有一个当年的干部知道班长马宝玉“小本子”这件事。
今天，不时出没在这里的一分区干部后代起码有三四十人，你们可曾听说过父辈提起过这件事吗？所以“小本子”的情节尽管动人，但是与事实有很大出入。
当年在八路军里，不识字并不丢人。许多连长、连指导员都不识字，班排干部普遍都不识字，即使营团干部，大字识不了几个的也有很多，所以通讯员传达命令，基本靠嘴。那些有点文化的战士很快都被发掘出来，提拔了上去，就像陈亚夫、徐信、齐景武、王栋等等。
事实上是，1941年底，一团负责党的工作的总支书记郑秀煜亲自出面，发展宋学义入党。就这样，一年前的1940年春天还是朱怀冰手下的国民党兵宋学义，一年后成为晋察冀八路军的模范党员，就靠了在狼牙山的这次战斗中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上级首长的战斗命令。
文革后《星火燎原》编辑部再次恢复，向老干部征集革命史料。1986年初稿，1988年定稿的原一团副团长（代团长）宋玉琳署名的狼牙山五壮士一文，基本上参照宋学义的原始文章写出来的，主要内容和情节完全一致。狼牙山五壮士战斗时，宋玉琳跟一团在阜平、曲阳转战，不在易县狼牙山。
狼牙山五壮士的六班隶属于七连，而七连又隶属于一团的二营。自1937年11月独立团扩编为独立师，宋玉琳就担任一团的二营营长，直到1940年初一团长陈正湘走后，他越过副团长熊招来，团参谋长杨上堃，接替一团代团长职务。这也是随后，引起一团主要干部一系列矛盾冲突的起始原因。
眼下的这个七连和六班，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老部下。宋玉琳对他们的厚爱难于言表。
最后再次回到这篇文章的主题。
你可以仔细查阅一分区军队干部写出的有关狼牙山五壮士的任何回忆，特别是杨成武在八十年代写作的《杨成武回忆录-敌后抗战》，还有在宋学义的这篇文章中，包括葛振林的多篇回忆文章，均没有“五壮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造成一团主力仍然在狼牙山上”的这样的说法。
即使对七连和六班寄予厚爱的老营长宋玉琳，也没有将七连和六班的作用拔高到不着调的地步。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但凡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不会赞同这个很弱智的说法。很明显，这个说法出自解放后一些人不靠谱的杜撰。
对英雄的宣传，也要实事求是，不能夸大到画蛇添足的没边的地步。否则，一旦老百姓发现情节有假，不靠谱，不相信你，你对英雄的宣传还会有什么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