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大扫荡中的真相之一——朱利当时在政治部还是在卫生部?
考察战争年代的历史，是否对所有搜集到的史料都无条件信任，不需要再进行验证了。许多人都是这么做的，看见什么就相信什么。可万一这些史料要是不准确呢？
换句话说，迄今发现的抗战时期的一分区有关历史文件与历史现实的记载中，有些是相互矛盾的。问题是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呢？是历史文件，还是历史事实？
我认为这需要做具体的历史分析。
我举两件实例，一个是八路军方面的，发生在一分区；另一个是日军方面的，发生在杨成武梯子沟突围的同时，即使不在一分区境内，可也距离不远。
我分别讲一下。这一次先讲一分区方面的这个实例。
一位研究晋察冀、包括一分区抗战的研究者肯定地说：朱利不可能带领政治部干部参加1941年反扫荡，他那时已经调到了一分区卫生部担任政委。当时陈亚夫已经接任了一分区政治部总支书记，白纸黑字的历史记载，不可能有假。杨成武是令出即行，有令必行的领导人，决不会允许你在执行命令上拖泥带水，接到新任命后还继续赖在老部门不走。
我讲讲朱利这个问题。
朱利是在1939年的一分区雨季战斗结束后，1939年的9月，集体调来到一分区的，同行者晨光、马青山、周自为等人。到来不久，就赶上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他们跟着一团团部参加了战斗。
为什么是一团团部？
这批干部来，原本是参与改造赵玉昆“河北农民游击军三总队”的，想不到杨成武动作更快，已经预先用一分区干部——主要骨干出自一团，已经将赵玉昆“三总队”改编为“五支队”。
对这段历史和这个历史番号熟悉的人，应该知道“五支队”这个番号来自于合并进一分区的原赵侗的部队。
既然赵玉昆部队不需要人了，他们就留在了一团。黄土岭战斗结束后的1940年初，随着一团长陈正湘的离去，一团领导班子进行改组，代团长宋玉琳、团政委朱遵斌、团参谋长马青山、团政治处主任朱利、总支书记罗家旺。
一团的这个工作班子维持了将近一年，1940年12月再次改组，下岗后的马青山、朱利双双来到为主力团培养班排长的一分区教导队，分别任队长和政委。
朱利同时兼任一分区政治部总支书记。
1941年8月，日军对晋察冀大扫荡前夕，一团总支书记郑秀煜，副书记陈亚夫来到杨成武身边，向他汇报在一团重建各级党组织的情况。杨成武看出陈亚夫是个人才，又有文化，于是当即下了一道命令：原一分区政治部机关总支书记朱利调任一分区卫生部政委，陈亚夫接任机关总支书记。
如果不叫真，含糊一点，历史就这样被记载下去了。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简单。
日军对晋察冀大扫荡在即，临阵换将，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去指挥反扫荡，为兵家大忌。而当时晋察冀军区也向各军分区多次下达备战命令，要求各军分区提前疏散好以文职干部、文艺干部为主的非战斗人员。所以杨成武做了个调整：大扫荡期间，朱利暂不动，带领一分区政治部机关干部（含战线剧社）总计近两百人，内含一个由“五大员”组成的管理排担任护卫，在偏远山区自行隐蔽。
杨成武亲自向朱利介绍在易县山区最简捷的隐蔽方法，就是带领政治部干部在狼牙山-五峰寨两座大山之间来回运动，不要久留一处，以免被敌人摸到情报。
杨成武自己后来也是这样进行隐蔽的。1943年秋杨成武患病，在一分区卫生部副部长卢星文的照料下，先是在狼牙山老君堂养病。黄寿发电话紧急通知，日军大扫荡即将开始，他们的位置已经暴露，必须马上转移。
当他们一行人连夜向五峰寨地区转移的途中，只遇见了一位老乡，迎面而过。这一迎面，使得杨成武的身份再次泄露。他们到达五峰寨后立足未稳，易涞公路上金坡据点的鬼子兵百余人已经出动，直扑过来。
这是后话，还是先讲朱利。
作为老书记，朱利对一分区政治部所有机关干部和战士都十分熟悉，他果然不负所望，带领政治部不能打仗的这帮文职干部东躲西藏，其间也经历了狼牙山突围，双峰村遇险，最后狂奔到易县最西部也是最偏僻的五峰寨地区，这才摆脱了日军的追击。
在五峰寨地区，他们与一支独立打游击的连队会合，我疑似这个连队就是口头村突围出来的三团新兵训练营那部分人，最终熬到了反扫荡胜利——实际上就是日军退走。
这时候陈亚夫在哪里？我认为应该跟他的老上司郑秀煜在一起，也许跟在杨成武身边，参加了杨成武大队，但可能性不大。作为一团的团部干部，我觉得郑秀煜和陈亚夫更应该在狼牙山上，跟邱蔚的一团团部在一起，一起度过了反扫荡。
葛振林回忆的，狼牙山突围的9月24日夜间，从山上下来了一群领导人，一团长邱蔚为首。作为一团的老政治处主任，朱利应该也熟悉七连这个集体，也许当时就跟在邱蔚的身边。
用杨成武的话说，当时谁都没有预料到日军1941年的大扫荡拖了这么长时间，以为顶多十天半个月，不会再长了。想不到竟然是两个多月的时间。
有记载朱利去卫生部担任政委，是在1941年大扫荡结束之后的10月份。
1941年底，八路军隐避在敌人的内线报告说，日伪军再次征集民夫车马，有再一次向抗日根据地扫荡的迹象。
我猜测（不一定对），杨成武是被一个多月前才结束的大扫荡给吓坏了，他承受不住再一次大扫荡给一分区带来的人员损失。于是要一分区卫生部牵头，组织一个“北上支队”，支队司令张杰，政委朱利，支队内统揽了全一分区最没有作战能力的老幼妇孺及文职干部。因为要去的地方在挺进军境内，所以也叫“挺进支队”，打着人家的旗号嘛。他们这一次去的目的地是今天的房山十渡，越是靠近敌占区，就越安全。
当年的一分区宣传科干部石坚——那时还叫马汉三，晚年时回忆了这一段历史。
石坚写到的其中一段，引出来一段故事：
与此同时，也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事。一位毕姓指导员，别人渡河时，他却骑在驮骡背上，驮骡背上驮着两个箱子本已很重，加上这位指导员的体重，不堪重负，走到河中心，突然马失前蹄，卧倒下来。那位“先众人之乐”的指导员也被跌落水中成为落汤鸡，旁人讽刺他：指导员平时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今天怎么不以身作则了？有的说，驮骡也懂得惩罚嘴把式。那位指导员狼狈不堪地走上岸。此后，再听不到他的夸夸其谈了。反“扫荡”胜利后，支队司令员总结了经验，表扬了机智救人的护士长，批评了那位指导员。我们就各自回原单位了。
我以前评价过，八路军并不是个个都觉悟高尚，道德水准不那么高的人肯定会有。但有时候为了一件小事就上纲上线，就有点过了。这位“毕姓指导员”当时可能就是一时软弱，怕大冬天过河湿了衣服，就想出此下策，结果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石坚同姚雪森一样，是一分区众多的“小八路”出身的干部，说出话来直言不讳。他退下之前的职务也很高，天津市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如果按军队干部比地方干部低一级来说，石坚的职务要高于姚雪森。
但石坚在这里所说的这位“毕姓指导员”，大名毕鸿恩，在姚雪森笔下是位英雄。也就是说，姚雪森与石坚对毕鸿恩的评价是截然不同的。
有关这位毕鸿恩，我专门写过他的故事。毕鸿恩也是易县、满城县一带的人，具体是哪里我不知道，但应该在一分区八路军控制的根据地范围之内。毕鸿恩参加八路军以前就结了婚，这一点跟战线剧社的王佩之情况相似，只不过毕鸿恩没有文艺细胞，所以从未在剧社混过。
毕鸿恩属“直筒子”脾气，所以一分区政治部有些文人可能不喜欢他，石坚也是其中之一吧。但毕鸿恩与蔺柳杞私交不错。所以1941年大扫荡即将开始，毕鸿恩被一分区政治部派到起义部队“涞源义勇队”担任指导员，蔺柳杞被派去“协助工作”。
解放战争开始后，毕鸿恩被派到一分区组建的四旅，最初任营教导员，怀来战役营长牺牲，他因为有一定的战斗经验，所以改任营长。给他配备的营教导员就是姚雪森。毕鸿恩在1947年10月的清风店战役中牺牲，姚雪森把这个英雄写进了自己的书里。
毕鸿恩牺牲后，营教导员姚雪森也改任营长，接替了他的位置，从此成为军事干部。
毕鸿恩结婚早，留下妻子、孩子在满城县上紫口村的四旅后方留守处。当年的解放军干部战士是没有津贴养家的，这些老一分区的干部家属全凭四旅留守处的“小金库”生活。毕鸿恩一牺牲，他的老婆孩子将不再作为“军属”，由军队供养，而是交到地方，当“烈属”由地方照顾。这样一来，她们会立即陷入到赤贫之中。
与石坚的评价相反，毕鸿恩在部队中的人缘很好，他牺牲后，当时四旅中的老一分区干部曾发起一场募捐活动。但那时的干部都没有工资收入，一个个囊空如洗，募集到的钱少得可怜。于是，几个老兵将战场上收集到的一包国民党军官家属丢失掉的金银首饰，托一位老司务长（上士）给毕鸿恩家属带去。这可是赤裸裸违反了解放军的军纪的。
姚雪森书中写到的，担任营教导员的他当时佯装不知，准了这位老司务长的假，让他将这包金银首饰给毕鸿恩的家属送去。
所以，英雄也不是完人，对人不能苛求。尽管有一时糊涂走错路的时候，并不妨碍他还是个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