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晋察冀军区反扫荡报告分析——《战斗及非战斗减员总统计表》
《1941年晋察冀军区反扫荡战役总结》，重点在这个报告的总结部分。
这一次重点分析研究这个《战斗及非战斗减员总统计表》。在这个统计表标题部分有一段说明：“当时因病回家者均列入逃亡项内现已归队者为数很多尚缺统计”。
我就此做个说明。
1941年日军大扫荡，开始于那一年的8月13日，最凶险的日子在8月23日至9月6日之间。9月6日以后，日军借进攻晋察冀军区指挥机关以吸引晋察冀八路军主力围而歼之的打算落空，部分远道而来的日军主力撤离，留下的原驻扎在本地的日军主力转向重点进攻各军分区八路军。发生在9月25日前后的围困狼牙山和杨成武被困花塔山，以及“狼牙山五壮士”出现和杨成武梯子沟突围，实际上都发生在日军大扫荡的末尾时间。
日军10月5-6日从狼牙山一分区撤军，10月10日从晋察冀全面开始撤军，到10月17日全部撤离，1941年日军对晋察冀的六十六天大扫荡宣告结束。晋察冀军区对八路军总部的这个《1941年晋察冀军区反扫荡战役总结》，应该是在10月17日日军撤走不久后就开始执笔的。所以随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众多“失联逃亡者”的主动归队，特别是肯定并大力表彰的“狼牙山五壮士”，都是在这之后才发生的。
大扫荡前夕，为应对日军史无前例的大扫荡，晋察冀军区及各军分区曾做出一项内部决定，为减轻作战部队被拖累的负担，凡在此之前因伤病住院治疗的干部战士，考虑到在今后频繁的急行军中跟不上部队的转移速度，可以托付给地方农家。如果是本地干部战士，也可自己回家养病，病愈后自觉归队。
此决定一下，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及后方机关、医院中畏惧日军大扫荡的干部战士很多以“患病”的理由离队而去。且不分析这项措施对部队军心的稳定是有利有弊，但1941年大扫荡一开始，八路军中的逃亡者纷纷出现，于是，不知是谁的主意，将“回家养病者”列入“失联逃亡者”的统计部分，这项很有点问题的统计数表就这样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部分被列入“失联逃亡者”的干部战士为数不少，从这张图表中可以看到，失联逃亡者达两千余人。有一点令一分区最感到丢人的是：在失联逃亡者的名单当中，实力最强、人数也最多的一分区部队，占到这个总人数的三分之一，633人。
一分区卫生部也是这样安排的自己数百名之多的伤病员。回家养病、分散在老乡家养病，和继续留在分区卫生部养病的三条路并走。
有一个其它军分区都没有的客观情况，就是在1941年以前，由于一分区八路军频繁参加大型战斗较多，特别是1940年的百团大战中的涞灵战役，给一分区八路军造成人数较多的伤病员。当时对久伤不愈和重伤难治的伤员，一律改称“病员”（注：1942年以后，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因跳崖时腰部受伤，久治不愈，需长时间住院疗养，因此也被改称为“病员”，在抗战胜利后他复员到易县管头村时，曾有好心人提醒他：还是从“病员”改回到“伤员”较好，因为伤病员在地方的抚恤优属待遇是不一样的）。
1941年日军大扫荡之前，一分区对这些多达数百人的伤病员做出分散措施，轻伤病者跟部队走，重伤病者交给地方，中等程度的伤病员可回自家疗养，伤愈后自行归队。可能是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在这些回家养病的伤病员中，的确有不少人伤病痊愈后自行归队，但当时没这么想，把这些回家养病者列入到“失联逃亡者”项目之中。
最后因伤病较重无法自行转移的伤病员有百多人，在一分区卫生部副部长卢星文带领下，就隐蔽在原孟阁臣的旧兵营，在狼牙山南脚下的东水、西水两个村子之间。9月底这部分人都被围困在狼牙山上，参加了狼牙山突围。
跟这些一分区伤病员一起隐蔽在这里的还有一团临走时留下的七连。七连被留下来担任邱蔚一团团部的警卫任务，一个原因是这个连因伤病员减员较多，是一团十几个战斗连中最弱的一个，拉出去参战的作战能力最弱。尤其七连的六班，只剩下五名战士。我看到有人说六班十二名战士是满员参加1941年反扫荡的，这就属于“胡说”。
在“五壮士”之一葛振林的回忆中，早期的回忆与晚期的回忆内容是相互矛盾的，早期的回忆（在作家王愿坚的帮助下，虽然连“孟阁臣”这个名字都写错了）要更准确一些。在葛振林晚年的“回忆”中（应该是他所任职的衡阳军分区宣传科代写的吧），可能是感觉到隐蔽在狼牙山脚下一个月毫无作为，说不过去，于是就添加了“在团长邱蔚带领下，七连和这些伤病员一起满山打游击”的内容，这就属于“编故事”了，不是回忆。
但因畏惧战争而出现的大量逃亡者的确存在，很多人都会有一时软弱而选择躲避的时候。
一分区主力一团，是一个响当当的红军团，全晋察冀数第一。但是在一团奔赴到阜平担任保驾护航任务的途中，一团一名卫生班长鼓动手下的两名战士一起逃往，被发现抓回后准备执行军法——处以死刑，以示惩戒。但被聂荣臻得知后，及时向一团政治处主任史进前说情，救了卫生班长一条性命。
早年间八路军，每个连跑了战士，出现逃兵，首先连指导员要承担责任。尤其在战场上，连指导员有权对拒绝冲锋和坚守战地的“临阵脱逃”者执行军法。所以1942年，八路军最艰苦的年代，当时驻扎在完县的三团高粮连跑了一名战士，逃兵的家在行唐县，高粮带两名战士，连夜直奔行唐县逃兵家中，把逃兵拿回来归案。如果当时放松，不马上拿回严惩，只怕因军纪松懈，其他战士也会仿效，那时全连就会跑得所剩无几。
顺便说一下，不打仗情况下的和平时期，抓回的逃兵处置权在团政治处。也就是说：决定死刑的大权在团领导，但执行死刑的是团政治处，由团政治处主任亲自监督。所以每当枪毙逃兵，团政治处主任就不得不充当“监刑官”。解放后史进前长期担任总政保卫部部长，干的依旧是战争年代的这一行。
注意，这还不是一分区的全部问题。在这张图表上面，失联逃王者部分悍然登载着一分区有一位团级干部、一位营级干部和九位连级干部在图表上面，尤其团营干部的出现，绝无仅有。而以往的“革命史料”，基本上是不刊登“坏人”的信息的，就像记录战斗历程，一般都会回避或淡化败仗和失利的战斗，所以我查不到这位失逃亡的团级干部和营级干部到底是谁？
我仔细查对，在一分区团级干部之中，患病的只有一团长邱蔚，但他家在湖南，无法“回家养病”，所以不处在“失联”状态。这个团级干部不会是他。那是谁呢？
在调往二分区的二十六团，有一个副团长，赵玉昆的叔叔。1940年3月赵玉昆叛变投敌，当时在宋学飞任团长的二十五团进行了清洗，但二十六团暂时未动，维持原状，赵玉昆的叔叔依旧担任副团长职务。1940年秋涞灵战役，二十六团参战，之后划归到二分区指挥。当时为了稳妥起见，将赵玉昆这位副团长叔叔留在了一分区，会不会是1941年反扫荡期间这位叔叔趁乱跑回家了？不得而知。
非战斗人员在大扫荡中逃跑失联的最多，投敌只占极少部分
其实按比例、人数，失联逃亡者人数最多的并不是一分区，而是不在这个图表之上的一支八路军——肖克挺进军。因为挺进军直接归属八路军总部管辖，晋察冀军区只是“代管”，所以挺进军的情况不在这个图表之上。
但是在晋察冀军区的反扫荡总结当中，肖克挺进军的情况也提到了。1941年大扫荡，平西地区的减员逃亡者总数的920名当中，逃亡者达到455名；特别是被俘逃亡与投敌达到261名。这对只有七团、九团两个团部队的挺进军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1941年大扫荡结束的三个多月之后，1942年初，挺进军被撤销编制，合并到晋察冀军区。挺进军被撤销的原因，除了没能打开预想的开辟“际热察根据地”的局面之外，部队管理堪忧，减员太甚，逃亡投敌者甚多，应该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挺进军、冀中军区的统计数表不包括在晋察冀军区的统计数表之中，由此也可以证明，截止到1941年，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挺进军是华北北部平行隶属于八路军总部的三支抗日力量。
1942年以后，先是挺进军，然后是冀中军区，都被合并进晋察冀军区，从此成为晋察冀八路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他仅次于一分区的失联逃亡者数字，占第二位的是邓华、陈正湘、刘道生的四分区，511名；然后是郭天民、赵尔陆的二分区，347名；黄永胜、王平的三分区最少，145名。当然也由于三分区部队人数最少，1941年大扫荡之前，三分区二团由于严重减员，人数已不足千人。连晋察冀军区直属机关也失联了200人。冀中军区后方机关因为设在完县腹地，所以也在这个图表上面，仅损失一百多人。
再看其他统计数字。
在阵亡者部分，全晋察冀牺牲的千余名，1092名八路军当中，一分区占三分之一，360名，其中就包括狼牙山跳崖牺牲的三位烈士。在一分区牺牲者当中，营级干部牺牲三名，连级干部牺牲十七名，可以说损失巨大其余，日军最早进攻的二分区牺牲204人，包括营级干部三人，连级干部九人，仅次于一分区。郭天民向聂司令员伸手，把一分区二十六团要过去，是有道理的。当郭天民发现一分区有把这个二十六团再要回去的苗头之后，干脆把这个二十六团给拆散了，人员分散到其他团里——看你要什么？
在这张图表上，负伤的人数要小于阵亡的人数，只有八百多人，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当时晋察冀八路军缺医少药，很多伤员因医治无效都牺牲了。在正常的情况下，伤员应几倍于阵亡者才对。八路军的对手日军就是这样。在一分区负伤的254人当中，包括营级干部一人、连级干部十人，狼牙山五壮士所在的七连连长刘福山应该是负伤的十人之一。
一分区、三分区的被俘人员，都是花塔山一带日军110联队合围的结果
至此，导致1941年日军对晋察冀大扫荡中，八路军减员的三大因素都在这个图表之内，分别是：失联（含回家养病、逃亡和投敌），占全部减员的40.83%；阵亡，占全部减员的21.62%；负伤，占全部减员的16.43%；总计约79%。其它减员因素约占21%。
看来，“失联”是日军大扫荡中晋察冀八路军减员的“大头”，占全部减员因素的五分之二，不可不重视。在客观现实中，晋察冀八路军因为技不如人，武器装备均不如人，所以部队被日军打散，干部战士们失去联系是经常的事情。
“失联”不怕，打散后再回来就是了。解决此问题的对症药方只有一个，就是八路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即培养出打不烂、摧不垮的民族爱国精神的政治信仰。这也是八路军区别于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队的最基本分界线。
人都会有最软弱的时刻，在意志上、信仰上最软弱的时刻，抗战胜利后的中共军队也是如此。1946年的大同、集宁撤退；张家口、宣化撤退，步行在最后面撤退的掩护部队，看见通向山区根据地的一路上到处丢弃着步枪和背包。
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这是意志和信仰的薄弱者悄悄丢弃武器后跑回家去的见证。但几个月过去，处于弱势的共军并没有被强势的国军消灭，仍然处于不屈不挠的相持阶段。这些曾悄悄跑回家去的许多人，还会再次回来，回到共军的部队。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信仰培养了共军部队的凝聚力和逐渐顽强的意志力。这也是共军之所以能打不烂、摧不垮的根本原因。
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了解晋察冀八路军处于敌后而始终存在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