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晋察冀军区反扫荡报告分析——再谈影像
为了研究透彻1941年晋察冀军区的反扫荡总结，除了要寻找相对应的一分区文字史料，还要寻找当时的影像资料，即老照片的见证。可惜因为1941年在日军的大扫荡中八路军的处境实在太险恶了，以致当时没有照片能拍摄下来。
很多现代人不理解中国大陆抗战时期日军的“扫荡”与八路军的“反扫荡”，问究竟这都是些什么名堂，能不能用现代语言或标准用语解释一下？
其实日军发动的大“扫荡”说白了，就是为抓住八路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日军以“拉网”方式设置重重包围圈；而所谓八路军的“反扫荡”，就是一次又一次寻找日军的薄弱环节突破日军重围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可能发生战斗甚至是激烈的战斗——比如杨成武花塔山-梯子沟突围；也有可能不发生战斗，以不暴露行踪的方式从日军的眼皮子底下悄悄溜走——比如杨成武周庄突围。
1941年日军对晋察冀军区展开的大扫荡，可以说是“史无前例”，自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成立后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危险场面。这一次大扫荡前后六十六天，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是险象环生，在日军枪口的威胁下度过的。幸好这次大扫荡在8-9月间进行，山上有树木的遮掩，山沟里有老百姓种的庄稼可以充饥。
日军进入阜平县，晋察冀领导机关无兵力可以抵抗，只好躲藏起来，等待从一分区赶来救援的一团。躲避在深山沟里的晋察冀党政军领导机关及附属部门干部群众近万人，无法烧火做饭，只好靠生吃老百姓种的苞米聊以度日。生苞米难以消化，再加上只能喝生水，几乎人人都腹泻，恶臭熏人。危难之中，一团终于赶到了，这上万人从阜平县转移到唐县、曲阳县一带，逐渐远离了日军的枪口。
在这样险峻的情况下，尽管有沙飞这样的摄影高手在身边，还是连一张照片都未能被拍摄下来。当时保命是第一位的，谁还管得上摄影呀。
我曾仔细查找一分区有关1941年8月以后的反扫荡照片，但始终都未能找到。距1941年8月大扫荡时间最近的一张照片，是1941年5月4日一分区摄影干事刘峰拍摄的“一团接受分区领导大检阅”的照片。为什么一分区要为一团搞一次这样的大检阅？因为在一年前的这个时间，准确地说1940年的5月30日，全一分区主力各团都接受了分区领导的大检阅，当时一团去了晋南，不在一分区，所以这一次补上，以鼓舞士气。
在这张照片的画面之外，除了杨成武为首的一分区党政军领导，还站着几个月前被免职的一团团政委朱遵斌。一团接受大检阅的命令在一周前下达，一分区训练科长李青川专门常住在一团，教授一团干部战士训练阅兵式上的分列式操练。4月28-29两天，一分区供给部专门为一团全体干部战士更换了新军装，全团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一分区八路军一团全体健儿，拍摄于1941年大扫荡前的5月4日，易县北娄山村
几天前，晋察冀军区已下达了将被免职的前一团团政委朱遵斌调到军区政治部，接受深入审查的通知。但朱遵斌本人要求，参加一团大检阅后再走，杨成武同意了这个要求。
当时一分区有三个专职摄影干事，但只有一分区自己培养的摄影干事刘峰拍摄了1941年5月4日一团接受大检阅的照片。这也是迄今查找到的距1941年反扫荡时间最近的一张照片。几个月后涌现出来的“狼牙山五壮士”此时就站在接受检阅的一团的队列之中。
一般只有晋察冀军区才配备专职的摄影干部，各军分区是没有专职的摄影干部的。一分区配备有三位专职的摄影干事，起因发生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之后。
1939年12月，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结束的一个月后，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要晋察冀军区提供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图片资料。这道理很清楚：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任何文字宣传都属于“耳听”的范畴，而只有照片才属于“眼见”的范畴。
但一经查找这才发现：这场连续发生的雁宿崖、黄土岭的重要战斗，配备有多名专职摄影干部的晋察冀军区竟然连一张战场照片都未能拍摄下来。延安感到震惊：连不久前刚发生的大龙华战斗都有照片保留下来，比大龙华战斗还要重要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竟没有照片被拍摄下来，你们晋察冀那么多摄影人员都到哪里去了？
一分区原本没有自己的摄影干部，迄今留传下来的涞源县八路军老照片的镜头，都出自沙飞到一分区的战场采访。也就是说，1939年以前的一分区八路军的所有照片，基本上都出自沙飞之手。
1939年初，一批文化人，包括摄影人员来到晋察冀，于是其中的罗光达，在一分区历史记载中为罗功达，留下了不少老照片。
1939年夏天杨成武同夫人赵志珍的几张合影，均出自罗光达之手。
1939年5月一分区一团打下大龙华据点后，罗光达也去了现场拍照，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后来都被带到延安，受到好评。可惜大龙华战斗结束后，罗光达就跟着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的原一分区宣传科长钟蛟蟠一起，离开了一分区。
罗光达：一团八路军攻占大龙华据点
罗光达：大龙华战斗后返程的一分区骑兵营
如果他还在一分区，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无论如何能留下一些影像资料。
没有拍摄到照片，延安生气了，晋察冀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是，两条腿走路：一边派沙飞来到一分区，在一分区司令部所在的南管头村外的庄稼地里，补拍了那张“杨成武、高鹏、罗元发在黄土岭指挥战斗”的那张照片；另一边派出两名专职摄影干事杨国治、李鸿年（李途）来到一分区，承担专职的摄影工作。一分区自己也从二十六团挑选出十六岁的青年刘峰担任摄影干事，这样，一分区一下子有了三名专职的摄影干事。
我查了一下这三名摄影干事在一分区的行踪。
刘峰常驻一团，几乎留存至今的所有一分区一团的抗战照片都出自刘峰之手。只有在1941年底-1942年初，对一团两名狼牙山五壮士葛振林、宋学义的采访中，才出现其他人，比如李鸿年（李途）的采访照片。
杨国治常驻机关，一分区留存至今的卫生部、供给部所属的医院、休养所、兵工厂的老照片，基本上出自杨国治之手。
李鸿年跑部队，去三团较多。1940年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杨成武带三团远征四分区井陉县，就是李鸿年跟着一起去的。历史之所以能留下“三团在井陉战斗”中的照片，归功于李鸿年的随团行动。
照相机也会有好有差，李鸿年原来使用的“较专业”的相机，在一分区部队奔赴井陉的半途中渡河时落在了水里，被水冲走了。杨成武把自己使用的相机让给李鸿年用。这部相机据说“专业水准”稍差，拍摄出来的战场照片效果也会受到影响。
井陉战斗之后，是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涞灵战役。涞灵战役分为涞源和灵丘两个战场。
涞源战场由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指挥，分为一团攻打涞源县城、二团攻打三甲村、三团攻打东团堡这三个战斗。由于战局进展不顺，几个摄影师（包括沙飞在内）都在现场，但无人敢于拍照。直到一团三营帮助二团打下三甲村；三团攻克了东团堡，沙飞才以“给聂司令看看”的理由，拍摄了三甲村战斗胜利和三团胜利回撤的几张照片。
前排最左边举单手的人为三团连指导员高粮
这几张涞源县战场的照片全部为沙飞拍摄
现在只要一提起“涞灵战役”，包括百度百科在内，都在大谈涞源战场而忽视了灵丘战场。其实灵丘战场八路军也收益不小，八路军的对手不再是张家口日军独立混成2旅，而是日军26师团所属部队。
灵丘战场由五分区司令员兼政委邓华指挥，八路军出动了四个团，涞源战场下来的一团、二团和一分区直属炮兵连（其中一门炮、35发炮弹配给一团，炮连跟二团在一起；此战、即灵丘战役结束后，炮连加上一分区工兵若干，统称“炮工连”，上交给晋察冀军区成立炮营）。除了涞源战场的一团、二团（三团损失惨重失去战斗力，故回易县休整），称为“左翼部队”；还有配属给五分区的六团和配属给二分区的二十六团，称为“右翼部队”。
10月2日，依军区指令，邓华率左翼部队向灵丘、广灵靠拢。7日，守备灵丘的日军第26师团独立步兵12联队联队长坂吉太郎获得了八路军欲攻灵丘的情报，便命令南坡头、抢风岭的日军出动寻找并攻击八路军，在当日夜于大安岭击退八路军右翼队，并于原地宿营。10月8日夜至9日晨，左翼部队乘两地兵力出动，攻克南坡头、抢风岭、青瓷窑等据点。同时，26团也攻入黄台寺。当日坂吉组织兵力抢回被八路军占领的据点，而6团3营袭击金峰店亦未果。而大同、平汉线方面的日军第110师团等日伪军向晋察冀根据地集中，有扫荡之势，10月10日，八路军主动撤出战斗
跟一团在一起参加了灵丘战役的刘峰拍摄了宝贵的历史照片。
主要是一团南坡头战斗的镜头。
1940年10月初涞灵战役中在灵丘、浑源作战的一团八路军
1941年反扫荡结束后的12月，随着高鹏接任雁北指挥所司令员职务，途经阜平晋察冀军区前去雁北上任，杨国治、李鸿年跟着高鹏一起再回到了军区摄影科。
据说，杨国治、李鸿年的正式调离文件是在1942年的2月，随着徐德操被任命为一分区参谋长一起下达到一分区的。调离的理由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准备创办“晋察冀画报”。杨国治、李鸿年走后，一分区只剩下刘峰一个摄影干事。
1942年，从西北工作团跟戈焰一起，调到一分区一个摄影干事叶昌林，在一分区的名字记载为叶苍林。叶昌林在一分区被任命为摄影股长，因为戈焰来到一分区后被分配在满城县委工作，所以叶昌林也常驻满城县，拍摄不少保满支队的照片，但留传于世的很少。
叶昌林作品：攻破满城沈庄，我军俘获伪警察
1944年1月29日《晋察冀日报》上刊载了一篇雪森、苍林的文章《战斗在保定满城的近郊》
1944年秋，在原三团连指导员高粮被任命为涞源支队副政委的同时，晋察冀军区摄影科征招新一批摄影干部进行培训的通知到达一分区政治部。高粮看到后，无论如何不肯再当这个涞源支队的副政委，非要去学摄影不可。高粮学完摄影的时候，已经到了1945年的4-5月份，一分区八路军在涞源县率先举行大反攻的时期，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高粮当时来到了涞源县，跟刘峰一起工作了短暂的一个月时间。
可惜当时因为事故，高粮的涞源县大反攻的拍摄底片全部报废，没有能留下一张照片。
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
1944年秋，高粮没有能接任这个涞源支队的副政委，于是三团另派了一位连指导员前去上任。这位连指导员名叫李学昌，以后跟杨成武的秘书张斌、还有姚雪森一起，从六十五军改行当飞行员，以后也在海军航空兵。张斌最后的职务是飞行师长，李学昌跟姚雪森一样，最后的职务都是海航副司令员。李学昌在前年刚刚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