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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区史研究——我再来谈谈雁宿崖和黄土岭战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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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来谈谈雁宿崖和黄土岭战斗(上)

 

由于文字较多,我分上下两部分来谈。

 

最近几天,姜克实教授发表了他的《雁宿崖,黄土岭之战研究之一,关于杨成武回忆录的价值和史料根据》一文。姜克实教授是史学界的资深专职研究者,他所研究的结果具有很高的史学文献价值。尽管与姜教授在观点和结论尚有很大的分歧和差异,但我仍然对姜教授的研究结果给予很高的学术评价。

 

姜教授的这一次现身,彻底颠覆了雁宿崖、黄土岭是不是“大捷”这个本质性问题。

 

对一个学者的敬佩,不仅表现在对他渊博学识的掌握和表达,还在于对他过人的胆识和胆魄的定力,这是一个历史学者是否能持“春秋之笔”的根本所在。姜教授不怕被国人骂为“汉奸”,坚持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彻底颠覆了中国官方、军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宣传口径,没有过人的胆识和胆魄作为定力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起码我就做不到这一点。

 

发生在193911月初的雁宿崖、黄土岭两场战斗,迄今已过去了七十八个年头。自1949年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对雁宿崖、黄土岭这两场战斗的宣传达到半个多世纪,但基本上都是在千番一律地衣“大捷”的内容在进行重复,没有多少新内容和新意的出现。如果说到“研究”就更谈不上了,当年晋察冀抗战的亲历者写出的回忆录不少,但有人进行过这方面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吗?没有,几十年如一日都是在过去的历史记述中来回重复,就像一直在原地踏步,没有一点向深层次、向前的进展趋势。

 

姜克实教授在这个时间点提出质疑,其实也是把对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研究过程强制性提高到一个层次。

 

我对雁宿崖、特别是黄土岭战斗谈得较多的一个人,但我仅限于对我所知之较多的内容——八路军一方的组织过程、领导人权限、战斗进展进行分析评论,而对我所知之不多的内容——实际战斗效果并未涉及,我也从未谈到过“神炮手李二喜”这样的话题,这原因很简单: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能胡说。

 

姜克实教授这一次谈到的,正是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实际战斗效果问题。

 

我还是结合姜教授的文章,从八路军一方的实际情况出发,谈谈雁宿崖、特别是黄土岭战斗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这其中有的内容和观点与姜教授的观点符合,有些不符合,我讲讲不符合的理由是什么?

 

由于中国大陆对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研究的不足,许多基本过程还处于一个“含混”的地步,结果把黄土岭战斗中最关键的基本点都给拖累和掩盖住了

 

尤其一些知之不多又喜欢胡说胡编的影视剧编者,把真实的黄土岭战斗内容给严重扭曲并胡编的影视剧内容代替了真实的历史

 

比如,就连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期间杨成武是否在战场上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没能搞清楚。还比如,所谓曾雍雅三支队的“狼诱子”作用究竟跟黄土岭战斗有没有关系?也都一直是稀里糊涂。正是由于研究不够,历史表述上含混不清,才使得后来在影视剧的拍摄中出现大量违背历史真实面貌的镜头。而不大善于动脑子的中国民众一向以这些历史影视剧当作真实的历史教材来看,就这样,历史真实的场景被掩盖在这些虚构出来的镜头后面,有多少人还会知道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的呢?

 

同样,中国官方对狼牙山五壮士的历史研究也基本处于空白阶段,没有一家官方机构对这五名八路军战士的跳崖壮举进行过研究,以至于就在不久前的“狼牙山五壮士名誉侵权案”的审理过程中,有关对狼牙山五壮士英勇献身的叙述依旧是含混不清。

 

在改革开放这十几年来,唯一对这段1939年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晋察冀抗战史注入活力的是萨苏先生。萨先生根据日本史料重提起这一段历史战斗,吸引我对这一段历史战斗进行关注的也是萨苏先生。所以,说萨苏先生是我从事晋察冀抗战史研究的引路人,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吧?

 

当然作为晋察冀抗战史的先行者,萨苏先生的叙述中难免会出现表述不准确的地方。比如在萨先生的文字中:“关于雁宿崖之战,网络上也可以查到资料,但是,我认为是不够全面的。我在机场工作时候的一个老上级,原是八路军团长出身,亲身参加过这次战斗,自述此战下来自己的一个团只够编成一个营了,极言日军抵抗之疯狂,与八路军坚决歼灭被围日军的决心。这一仗,堪称八路军的经典伏击作战。

 

萨苏先生的观点与结论都对,但内容不对,将一分区打过的另一次战斗放在了雁宿崖战斗的名义下。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都是一分区八路军为主来打的,指挥者——无论实际指挥者陈正湘还是远途指挥者杨成武都是一分区军事领导人,参战的主要部队也都是一分区主力团。但是在晋察冀一分区的八年抗战史上,只有一场战斗中一个团在战斗下来只够编成一个营了,这场战斗是发生在1940年的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涞灵战役中的东团堡战斗,参战的部队是一分区三团。萨先生的这位老团长上司应该是三团老兵。

 

雁宿崖战斗,八路军损失轻微,因为打的是伏击战,由曾雍雅支队“以土八路”诱敌来的辻村大队两个中队,被三个团、六千余人的主力八路以十比一的绝对优势,打了个出其不意。正是因为自身的损失轻微,缴获又较多,所以陈正湘根据形势来判断,提出了“再打一仗”的建议。相反,如果雁宿崖战斗中八路军损失惨重,陈正湘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本钱再打下一仗的。

 

常常,你对一件史实的正确与否的判断,出自于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有没有史料记载?姜克实教授这些专职历史学者最注重的就是这一点。此外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要看守否符合历史逻辑?

 

我认为萨先生提到的作为“狼诱子”的曾支队把日军引进黄土岭战场是不可能存在的,也是基于这两个原则。第一,没有任何历史记载中提到是曾支队把阿部规秀日军引进黄土岭战场的;第二,为辻村大队报仇心切的阿部规秀来势凶猛,行进速度很快,根本无须出现个杂色便衣的曾支队去引他过来,他要找的是八路军主力报仇,不会跟一个小小的地方游击支队消耗时间

 

此外还有一点更重要的:雁宿崖战斗伏击辻村大队,八路军三个团的伏击圈已经形成,就等着“请君入瓮”了,所以才会有曾支队的作用出现。而黄土岭战斗,主打的八路军仍是雁宿崖战斗的那三个团,一分区的一团、三团和三分区的二团,杨成武临时派出了欠一个营的二十五团前来助战,此外还有贺龙一二〇师特务团前来助战。

 

但阿部规秀日军到来的速度太快,八路军的战场伏击圈尚未形成,特别是贺龙的特务团没有赶到。不得已,一团长陈正湘先后派出了自己团的三营、然后是二营,交替着阻击阿部规秀的日军慢一些走,好让八路军布置好黄土岭伏击圈。

 

那些编排出曾支队“狼诱子”在黄土岭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人,不仅不符合历史记载,也不符合历史逻辑,反而在多年来掩盖了真实的战斗景象。

 

我重点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黄土岭战斗的真实过程最具权威性的叙述,是当时黄土岭战斗的实际指挥人一分区一团长陈正湘的回忆。201511月,《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上曾有一篇击毙阿部规秀--我对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回忆》陈正湘遗著,陈炜整理的文章出现。但是据陈炜本人在前不久郑重向我声明:他从未写过这篇文章。而这篇文章的内容,是陈正湘的秘书吕同欣对陈正湘回忆的记载文字,被不知什么人修改后打着他的名字拿出来的。

 

我就以吕同欣整理出来的陈正湘回忆的文字为准。

 

我们重点要关注的问题其实并不在黄土岭战斗之中,而在黄土岭战斗之前。关注的目的,是要分析黄土岭战斗是不是在战前就已经布置好了伏击圈?

 

如果预先在黄土岭布置好了伏击圈,这将是一场和雁宿崖战斗一样的伏击战;如果没能预先就布置好伏击圈,这将是一场匆匆打响的阵地战。

 

众所周知,在阵地战中,战斗技能训练不足、战斗经验也严重不足、武器弹药同样居于劣势的八路军,远远不是日军的对手。

 

所以,黄土岭战斗的结局是胜是败,其实在一开始、在战前就已经被决定下来了。但很多人在几十年来受到“黄土岭大捷”的迷惑,把这个最关键问题的研究给忽视了。

 

直到今天,姜克实教授提了出来,“黄土岭战斗并不是大捷”,我才有可能重回到这个起点进行分析研究。

 

先看陈正湘的叙述:“115日,在率领旅团司令部和1000多日军抵达雁宿崖的当天,他就急匆匆向南沿西流水、张家坟、银坊一线进犯,妄图一举把我军主力消灭。阿部规秀的轻敌冒进,给了我军歼敌的机会。上级决定,调动数倍于敌军的兵力,即我晋察冀军区四个团和120师特务团,在黄土岭地区将日军歼灭。”

 

黄土岭战斗在什么时候打响?

 

陈正湘叙述说:“117日早晨,战斗打响,在一团迎头痛击敌人的同时,兄弟部队也陆续赶来。下午日军基本被包围在涞源县的黄土岭村、易县的教场村、上庄子村一带的村庄和附近的山谷中。”

 

从阿部规秀5日到达雁宿崖到7日早晨黄土岭战斗打响,这中间仅隔着一天时间。阿部规秀为什么在6日那天没有行动?因为要焚烧雁宿崖战斗中“玉碎”日军留下的尸体

 

5日下午,接近傍晚,陈正湘根据到达了雁宿崖的日军没有后续部队的情报,通过电话向杨成武提出“再打一仗”的想法。杨成武自己做不了决定,我想主要是因为自己能指挥调动的兵力不够,于是向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汇报了这个想法。

 

这个6日阿部规秀停留在雁宿崖的一天时间,是阜平晋察冀军区的领导人做出了继续战斗的决定电话通知到易县南管头一分区司令部的杨成武,杨成武又电话通知到在黄土岭、上庄子、白石、寨头几个村子待命的一团和在乔家河团部的团长陈正湘,下达了要打黄土岭战斗的命令。

 

考虑到一团将承担着下一场战斗的主力,杨成武将靠近寨头,雁宿崖战斗中担任着警戒任务的二十五团的两个营调拨给陈正湘的一团指挥。可惜,这两个营的部队在黄土岭战斗打响的两个小时后又被调走。

 

雁宿崖距黄土岭到底有多远?我们看看地图就会知道,步行走,两个小时就能到达。此时八路军在黄土岭地区布置好了包围圈没有?

 

杨成武下达军区再打一仗命令的时候,陈正湘的一团距雁宿崖最近,于是一团率先向雁宿崖靠近。与此同时,阿部规秀也在向上庄子、寨头一带的一团八路军靠近,打算消灭一团。阿部规秀不可能看到在银坊的三团和干河净的二团,更不会知道来到晋察冀的晋绥一二〇师特务团也在匆匆赶到的路上。

 

当时回到涞源县最东南端的银坊的三团,接到杨成武的电话命令后,向北,张家坟一带靠近,目的是切断阿部规秀日军的退路。当时已经到达干河净打算返回三分区的二团,此时接到杨成武转达的军区作战命令后也匆匆返回。

 

被留在黄土岭的三分区二团应该是处境为难,雁宿崖战斗已经耗费了他大量的弹药,而他的老家唐县的三分区已经被保定出动的日军进入,1939年除了这个二团,三分区再无其他主力部队。

 

即使都距雁宿崖不远,但当时无论三团、二团和准备参战的二十五团两个营,都距日军奔向的黄土岭还有一段距离,也就是说,在阿部规秀往前走的路上,只有一个一团阻挡在那里,所谓黄土岭伏击圈尚未形成

 

陈正湘的回忆中对有关“迟滞”阿部规秀前进速度的部分谈得很少,但是在当时担任一团三营长的张英辉的回忆中得到了证实:“从走马驿过来的大约600多名日军经过雁宿崖时,我三营接到命令,拦截这股日军,迟滞其东进。我们营打的是运动防御战,边打边撤。在黄土岭旧城墙外,宋玉林营接替我们阻击敌人后,陈正湘团长带领一营和我三营插到黄土岭东北方向,攻打被敌人占领的黄土岭东北坡。”

 

进攻速度最快的走马驿这六百多日军是何来头?

 

还记得雁宿崖战斗之前吗?从涞源县城出发的日军辻村宪吉大队,兵分三路:西路直奔灵丘方向,中路直奔走马驿,东路辻村本人带领的一路在雁宿崖被围歼。这西路日军与中路日军在走马驿会合,此时报仇心切,所以最先到达司各庄时与张英辉三营交手。顶住日军压力的张英辉经梁家安村且战且走,在接近黄土岭时由宋玉琳二营替换。

 
          最先向黄土岭八路军发起攻击的日军部队来自走马驿


看明白了?日军是在汉奸带路下自己来的,没有曾雍雅这个三支队半点关系。

 

这个二营长宋玉琳,两个月后一团长陈正湘离职养病后,他被任命为接替一团长。二营教导员郑三生,以后的三团团长,改任军事职务。此时一团唯一没有露面的一个营,就是黄土岭战斗打响后担任主攻的一营。一营长李德才,绰号“鬼佬”,十来年后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擅自弃职回国,受到降职处分,最后的职务是河北军区保定军分区司令员,大校军衔。一营教导员朱遵斌,黄土岭战后被任命为一团总支书记,刚上任不到一个月,就奉命接替一团团政委职务。

 

朱遵斌的结局不大好,不在我们这次的话题范围之内。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根据上述黄土岭主要参战八路军领导人回忆的战斗场景,阿部规秀从雁宿崖赶到黄土岭的时候,八路军的伏击圈尚未形成

 

有关黄土岭战斗的具体过程我们过去谈得够多的了,总之,一团属正面应敌,阻敌去路;三团属背后截敌,断敌退路;二团属侧翼击敌,使敌首尾不能相顾;二十五团没有自己特有的阵地,和一团混编在一起;最初是八路军四个团或将近四个团(欠一个营)各自为战,当日军第一次向三团的阵地冲击的时候,一二〇师特务团及时赶到,立即从三团背后投入了战斗,否则,还真够三团低档一气的。

 
                 我绘制的黄土岭战斗示意图



           历史上的黄土岭战斗示意图,实际上特务团的战斗位置有所变化
          
              张图能看得出来,特务团的实际位置其实距一团较远


在张英辉的回忆中:“一团在这次战役之前曾对日伪打过几个胜仗,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所以部队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二团、三团都和敌人接了火,因为弹药不足,交战不久就主动撤出了”,也就是说,黄土岭战斗,八路军一方的主力仍然是一团,二团、三团都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张英辉对二十五团两个营更早就提前退出战斗看来是丝毫不知,对贺龙派来的特务团情况也丝毫不知。

 

战斗没打多久,二十五团那两个营就被调走,因为易县的东边吃紧,杨成武要顾及到自己的南管头老家。二十五团这两个营走后,八路军在黄土岭战场上依旧是四个团,但这四个团实力不一:一千九百多人的一团担当战场上的主力,二团、三团因弹药缺乏,傍晚时退出战斗,第二天早晨并没有返回黄土岭战场,而是返回到各自的一分区和三分区根据地,黄土岭战场上只留下一团和晋绥特务团。

 

即使这四个团都在,八路军也并不占优势,不足八千人的八路军对付一千五百人的日军,五比一的人员优势不足以弥补战斗技能、战斗经验、武器弹药等方面的差距,八路军在整体上已居劣势,不容否认。

 

当二团、三团也不辞而别,脱离黄土岭战场的时候,一团和特务团败局已定,如何才能全身而退成为一项军事技巧,但八路军还是做到了。先是特务团悄悄退走,当然也没有跟一团打招呼,最后是陈正湘指挥一团悄悄退走。

 

黄土岭战斗,最终把预想的伏击战打成了阵地战,出其不意的效果没有能达到,而阵地战绝对是八路军的弱项,八路军最终退出战场,成为必然

 

姜克实教授这篇“黄土岭战斗”的文章最大的历史贡献就在于此,他清楚看出了雁宿崖战斗与黄土岭战斗的本质不同。一个必然取胜,另一个必然失败。

 

黄土岭战斗,一团是最后退出战斗的,但任一团撤退的掩护任务的还是张英辉的三营,张英辉亲眼目睹:“我们营在南山负责掩护部队撤退时,我站在山顶上看到被打散的鬼子兵,三三两两地从一个个山沟里出来汇到一起,打着太阳旗继续向东走,样子非常狼狈。后来知道,就是这些日本鬼子,从黄土岭出去,路过寨头村时疯狂报复,残酷杀害了村里手无寸铁的百姓300多人。”

 

从张英辉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八路军从黄土岭撤退,并不是由于日军“援军的赶到”,而是接受了新指挥军官的日军逐渐恢复了战斗的元气,眼看就要在黄土岭战场占据上风;此时弹药缺乏、又疲惫之极的八路军开始士气低落,以至于斗志受到很大影响,不得不退。由于二团和三团率先退去,黄土岭战场的八路军实际上已失去攻击能力。

 

我在以前分析过,如果说雁宿崖战斗尚属于“小仗”的话,那么黄土岭战斗就绝对属于“大仗”的规模。黄土岭战斗中八路军投入近五个团,但参战的八路军没有一个战场上的统一指挥员,指挥调度上缺乏统一性,五个团各自为战,是构成战斗失利的主要因素之一。

 

另外的因素还有:八路军没有形成有效的伏击圈,战场上的“突然性”没能达到;此外黄土岭战斗中八路军的绝对优势也不存在,日军的高效军事技能很快弥补了人数上的劣势,八路军最初只占一个地形上的“居高临下”,随着战斗的时间发展,八路军一方的战斗协同漏洞越来越明显,一场总体上的战斗最终导致了分崩离析,各自离去。

 

就连撤退,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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