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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津往事:(二)抗战初期的俺家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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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津往事:(二)抗战初期的俺家老爹

 

对一个求知欲极强的人来说,这世上最有意思、也最有意义的事情,莫过于从浩瀚的历史蛛丝马迹中,破解与自己家世有关的未解之谜、未揭之谜、未知之谜。

 

现在来说我所知道的俺家老爹。

 

俺家老爹,还有老爹的老爹,都是习惯于动笔的人。我读过俺家老爹几十万字的手稿和打印稿,也读过老爹的老爹记载在几个普通本子上的零散文字。其中最感伤的一段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老了靠儿子,儿子不在了怎么办?只有靠政府。”

 

文革中,这个“政府”也靠不住了,来自家中的汇款被那些老家的“亲戚”扣掉不给,老人只有死路一条。

 

而在俺家老爹几十万的文字中,没有一个字是提及到参加八路军以前的事情,有关参加八路军以前的事情,在1939年晋察冀审干、1944年一分区整风、1947年晋察冀军区“三查三整”运动中都被反复交代过,我是听相关人零零碎碎讲给我听的。

 

俺家老爹参加八路军以前在平津的历史,总计起来有几个要点:

 

1、独自一人经办过一份报纸(现在看来应该是“画报”,不是文字报纸)。

 

2、参加过二十九军学兵,但不是在学生们聚集的学兵团,而是在教官聚集的参谋团。是靠了张子奇或二十九军的什么人帮助,不得而知?

 

3、抗战爆发前,初到北平时曾被南城侦缉队密捕审问过,受到过拷打,但当天就放了。

 

4、平津沦陷后,在北平参加过中共地下组织的写标语、塞传单一类的抗日宣传活动,是不是蓝兰的引导,不知道?

 

5、因遭到北平市民的举报:“警察,贴抗日传单的坏人在这里……”而狼狈逃窜,险些被捕,最后侥幸脱险。

 

6、多次护送北平的从农家妇到贵妇去天津,乘外国轮船南下(二十九军上层家眷)。

 

7、多次往返于平津之间护送主人(应该是护送张子奇吧?)。

 

8、在天津参加过国、共、自由抗战分子的联席会议(是不是陪伴张子奇一起参加的?)。

 

把张子奇称为“东家”,或者把一个人称为“东家”,起码要包含相辅相成的两个因素:第一,是“东家”而不是其他什么人雇佣了你;第二,你要负责和效忠的对象也只能是“东家”而不是其他什么人。

 

对俺家老爹来说,张子奇就符合这两项基本要素。

 

是谁将俺家老爹介绍给张子奇的?我不知道。在张北海教授的《侠隐》一书里,介绍人是有着美国“洋人”血统的马大夫,俺家老爹是不是这样?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当年在北平,经燕京大学什么人的介绍,从前门搬到东总布胡同的协和医院的“洋大夫”的院里,当然租住的是靠边的厢房,不是主房的大屋子。

 

当然也有可能是二十九军的什么人?在南苑兵营被日军攻占时牺牲了,但如果是,一定会是中上层的什么人。

 

张子奇属军统要员,俺家老爹当时也并不知道,张子奇也不会对他宣扬:“老子是干军统这行的。”所以我今天书写这段历史真的为俺家老爹捏了一把汗:当年要是真的跟张子奇走到底,他也会混到军统那个圈子里去,结局会很惨很惨。不是留在平津参加什么“暗杀团”,就是会被派到上海或其他沦陷区去,幸亏靠了张家的一个人,他才最终摆脱了困境,投奔到八路军。

 

靠的张家的谁?——蓝兰。

 

当年俺家老爹作为张子奇的私人雇员,只效忠一个东家,就是张子奇。俺家老爹有许多长处和短处,其中,“愚忠”无论是作为长处还是作为短处都堪称表率,俺家老爹为张子奇效力了近一年半时间,直到1938年底。

 

反过来说,张子奇对俺家老爹也不错。当年,不管是谁介绍的这个“东家”,一见面就开出了月薪法币五十元(试用期月薪三十元)的价钱,这也相当于大洋五十元。这个月薪,堪比俺家老爹的老爹——我的祖父效力于杨树屏石膏矿管事的月薪。那时的膏盐矿的管事月薪并不高,主要收入在年底的分红。

 

那时其他人的月薪情况如何?我比较了一下,一个女佣及仆人的月薪是五元钱,门房和老资历的男佣月薪高一些,也不过八到十元;花匠和厨子的月薪有技术含量,大约在十二和十五元不等。一个一般的中小学教员月薪从十几元到三十几元不等。一分区政治部文印股长万一,参加八路军之前是燕京大学图书馆的誊写员,月薪从八元起价,临投奔八路军的时候也不过月薪十几元。

 

抗战之前,一袋狮子牌洋面粉十五公斤装4元钱,本地面两毛钱一公斤,折合本地面一袋3元;小米一斗一元三,玉米面稍便宜点。北平的胡同里买一个小点的四合院不过大洋一千元,租这个院落大约每月十五元。我拿出作比较的是后来我家在东三里河35号的那个小四合院,南房和北房各三间,两明一暗;东西房各两间,东房作为厨房,西房作为客房;另有厕所(北京叫“茅房”)、杂物各一小间。这个小院,也与《侠隐》书中“李天然”租住的那个院落大体相当。

 

当然以后托“东家”的福,俺家老爹的月薪又增加了,为什么?

 

第一,原来由三位雇员共同经办的画报社,现在一个人就承接了下去,最起码,这位留下的雇员也要拿上原来两位雇员的月薪才对,这样对“东家”和这位雇员都是合算的。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这位留下来的单独的雇员还要接受一些“玩命”的任务,比方护送一些滞留在北平的二十九军要员的家眷悄悄南下,躲开日军的魔爪。

 

第三,“东家”的信任,能托付给他一些很重要的工作,激发了这个湖北傻小子的“愚忠”,我想是这个傻小子在平津沦陷后依旧留在张家的主要原因。

 

我想从张北海教授的《侠隐》中找到“李天然”在全国抗战爆发后,没有马上投身到抗战大潮,依旧留在“蓝青峰”家的,究其原因:“李天然”来去潇洒不依赖于任何政治党派,还有“李天然”同年青女裁缝“关大娘”日渐火热的爱情,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俺家老爹呢?

 

平津沦陷,人心已散,“蓝青峰”要“李天然”留在自己身边,执行一些特殊任务,在经济上会有所支持。现实中,人手的缺乏,危险工作的出现,也是张子奇为这个唯一雇员涨薪的重要理由。涨到了多少?我不知道。

 

问题就是:到底这个钱是谁出的?是张子奇个人吗?

 

现在来谈出我的怀疑:《侠隐》一书中“蓝青峰”自费在自己家中办画报社,现实中张子奇自掏腰包在自己家中办画报社,我疑似这个钱并不是他自己掏的,而是军统特务在北平的一个掩护单位,也是军统搜集情报的一个最好掩护身份。

 

抗战之前,一个科长的月薪不过一百五十至二百元,处长至多四百元,局长六百至八百元,到头了,他还要交际、养家糊口,哪里来的余钱办什么赚不了钱还要赔钱的画报社?除非公款。除非另有目的。

 

俺家老爹的确不知道这是军统的一个掩护身份,后来在根据地的审干刑讯逼供中就是打死他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因为他真的不知道。他被东家张子奇瞒得死死的。张子奇的二女蓝兰也不知道。但俺家老爹又确实收集过日军的情报,也担负过一些招边或擦边的抗日活动。

 

十年后的1948年底,以中央社会部情报干部组建的北平市公安局和以军队干部组建的北平纠察总队前后脚成立,成立后的两家主要干部进行会面,熟悉一下今后要合作的工作伙伴。见面后,当时的二处——侦讯处的处长冯基平一见面就拉住俺家老爹的手说:你应该是我们的人才对,怎么搞到那边去了?

 

意思是你应该是干情报干部的,怎么成为了军队干部?

 

张明河在事后问清了原委:闹半天你在十年前就搞过情报工作。你一个直肠子,怎么会斗得过那些弯弯绕呢?真是胡搞。

 

自抗战爆发后的天津,在1939年初以前一直存在着国共双方的联席会议,虽然各自的地下组织是分开的,都在搞自己的行动,但有时也会开个碰头协商会,交换情报什么的。这些情报内容以及有关参加人的名单,都被汇集进了中共社会部系统的情报资料中去。

 

《侠隐》这本书,只写了一个帮助张自忠脱险,其实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帮助二十九军一些高官的家眷脱离北平,到南方去;还比如为了避免东家张子奇先生在赴天津途中被日本人绑架,俺家老爹在很长时间里为张子奇充当保镖,在北平、天津之间来回往返。

 

被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天津的火车站,虽不像今天这样在地铁站、火车站都设有现代化的安检手段,但当年日军士兵挺着明晃晃的刺刀在车站巡视,无形中给人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一个十九、二十岁郎当的傻大胆,腰里别着一支手枪,每隔几天就要陪伴张子奇往返北平、天津一趟,路上两个人还要装作不认识,把张子奇送到了地方就要返回。

 

尽管这样,这个文笔不错的湖北佬还是忙里偷闲,在护送“东家”的同时以自己的视野观察沿途的一切。回到北平之后,他写下了《沦亡后的平津》这篇即时报导,以后这篇文章被武汉的生活书店出版,被当时许多报刊所转载。这篇文章刊载于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贺圣遂、陈麦青编选的书籍《抗战实录之二》(沦陷痛史)第108页上,此书于199810月出版。

 

张子奇这位“东家”对自己的雇员向内地报刊写东西一事不表示反对,但也不给予积极地支持。毕竟,张子奇是搞地下工作的,他知道“低调”和“不声张”的重要性,“隐秘”才是第一位的,也是一位敌后特工能生存下去的必要保证。

 

我对《侠隐》一书只写到抗战爆发就宣告结束感到惋惜,如果能继续写下去,在日伪统治下的“李天然”护送“蓝青峰”去天津的景象会跃然纸上。但那时候,“李天然”来去潇洒的“侠”的形象会大为削弱,更像一个肩负民族使命有纪律约束的抗日战士。我想,俺家老爹为张子奇效力的时候,张北海教授尚在两三岁的年纪,他对自己父亲在沦陷初期的天津的工作不大了解,是张北海教授很难下笔的主要原因。

 

以后在晋察冀八路军,俺家老爹这个保镖的工作被多次发挥,但那时已经叫“警卫参谋”,他护卫过徐德操、黄寿发、高鹏,当然次数最多的还是徐德操。

 

由于中日交战,津浦铁路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不通车的,那时因上海发生战争而躲避在北平家中的蓝兰,再次到上海的时候是先乘坐火车到天津,然后乘坐外国轮船到上海去。沿途担任陪伴和护送的,也是效力于张子奇的这个私人雇员。

 

由于经常往返于北平、天津,在一位总政话剧团编导副军级干部鲁威(卢伟)写的私人回忆录里,没头没脑的记载着一小段话:当时他时常来往北平、天津之间,在北平至天津的火车上常遇见一个人。抗战胜利后在宣化又遇见了这个人。

 

鲁威没点名是谁,也许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只是看着面熟而已。话题再次回到数学的概率论问题:抗战初期在平津之间来回跑、抗战胜利后出现在宣化,这样的人只有一个,还用说明是谁吗?

 

这就是看回忆录的奇妙之处,也许只有我一个人看懂了这个地方。

 

这一段落看似完了,但文字上还稍有富余,讲两件《侠隐》中记载,在现实中又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侠隐》中有一段在抗战爆发之前不久,“李天然”被当时北平的国民党特务侦缉队在街头秘密逮捕,带头套押到鹞儿胡同的侦缉队总部,拷打一番后进行审问。

 

鹞儿胡同,进胡同第一个大宅门,解放后门牌“鹞儿胡同2号”,是国民党北平侦缉总队的队部所在地,北京人习惯称呼他们“便衣特务”。这个侦缉总队是个大队编制,下辖三个中队,总计三四百人。这个大院有三个并排的四合院,各自容纳一个中队,其中一中队专管政治案件,所以称作“军统中队”;二中队专管大案要案;三中队专管北平的一般社会治安案件。

 

由于这个侦缉总队并不是隶属于北平警察总局,而是隶属于军方系统的宪兵团,所以是194921日北平纠察总队进城后接管的六个部门之一。

 

解放后,这个院落被移交给北京市公安局,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作为北京市公安局的干部宿舍,最初的住户从科长到分局长不等,现在的住户应该是一般警务干部了吧?

 

《侠隐》书中,“李天然”被秘密押到这里,痛打一通后,又被莫名其妙的审问,最后被释放。密捕“李天然”的是哪一个中队?这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可惜张北海教授不懂得这中间的内幕,无法讲出更深的内容。

 

现实中的杨浩效力于“东家”不过一周或不到一周的时间,有一次在大街上突然被人绑架,绑架的过程同“李天然”一模一样,也是被押到鹞儿胡同侦缉队总部。但杨浩比“李天然”强的地方,是他在1949年接管这个侦缉队总部的时候查清了十二年前秘密逮捕审问他的那一次内幕。

 

那一次“上峰有令”,要他们密捕一位刚到北平的青年学生,查清他的家庭、社会情况、本人情况,特别是政治信仰,查清之后电话向某人汇报后,又奉命当即释放。所以,那一次密捕杨浩并严刑审问,应该是这个侦缉总队一中队即军统中队做的事情。

 

至于到底是谁要通过严刑审问的方式查清杨浩的底细,今天看起来一目了然。

 

《侠隐》中还讲到一件事情,即管片户籍警察伙同便衣特务来查户口,这在现实中也发生过。但这已经是北平沦陷后发生的事情了,也就是说,这些警察和便衣特务从原来的“抗日”立场,现在转变为站在了日军的一边搜查抗日力量。

 

那一次“查户口”发生在1938年底的某个时间,同杨浩“腻在一起”的蓝兰发觉事情不妙:“别耽搁了,咱们走吧。”于是发生了随后的抗日根据地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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