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往事：（三）抗日先驱的张家父女
严格的说，我在这里写的东西，包括一分区抗战、晋察冀十二年战争等等，由于历史档案和有关史料的匮乏，并不能被称作“真正意义的历史”，而只能定位在“非虚构性内容的写作”这个层次面上。
这与“虚构性的小说”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别，但如果全部都称为“历史记录”又有些牵强。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临将要退休的张北海教授参照自己的家世在写《侠隐》这本历史武侠小说的时候，满书中基本上都是虚构的人物名字，但只有一个人物的名字是真实的，就是蓝兰。
有意思的是，在现实中，是先有“父亲”，才会有“儿子”和“女儿”；但是在《侠隐》这本书中，是先有“女儿”，后有“父亲”。我指的是书中主人公的名字。
你看，“蓝兰”这个名字，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就出现了，但直到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年，蓝兰的父亲“蓝青峰”这个名字才出现在书上。
在书中，蓝兰是“蓝青峰”的女儿。据张北海教授自己说，“蓝青峰”的原型人物是他的父亲张子奇，与张子奇“神似”；而现实中的张子奇的二女儿，自己挑选了“蓝兰”这个名字来作为自己的演员艺名。用张北海教授自己的话来说，“若说把自己投射进小说，小姑娘蓝兰更合适”。
我这一次就专门对真实中的“蓝兰”刨根问底。
把张家父女都称作“抗日先驱”，应该是没有太大异议的。因为无论在“七七芦沟桥事变”的之前还是在平津沦陷之后，这一对张家父女都是不妥协抗日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虽然这同一家人的两位父女所处的抗日阵营和抗日立场都截然不同。
1937年平津沦陷后，湖北小青年杨浩在北平、天津参加秘密的抗日活动，实际上是被两个人引路进去的：一个是代表着国民党政府和军统的张子奇，另一个就是张子奇的女儿蓝兰，但她代表的是共产党的进步力量。
毫无疑问，作为“东家”的唯一私人雇员，杨浩秉承“东家”的安排，帮助“东家”的老上司张自忠以及许多二十九军家眷脱险，应该属于抗日活动。虽然这些抗日活动是在国民党官员和军统特务的指挥之下，但这还是抗日活动，性质没变。
按照后来中共的逻辑，你只有在参加中共一方的抗日活动，才属于你参加“革命工作”到开始，那好，你中共一方有“革命工作”的抗日活动，那莫非还有“反革命工作”和“不革命工作”的抗日活动吗？说不过去。
这就是以一党一派的阶级立场为原则来评判整个中华民族的爱国行动，我认为，如果从全国、全中华民族的利益来看，这个一党一派的立场绝对是错误的。
但是作为抗日的中坚力量，平津沦陷地区的共产党的抗战同国民党的抗战有本质的不同，共产党讲究发动民众、武装民众，而国民党只会搞秘密斗争、搞暗杀，相当于今天的“恐怖活动”。
作为唯一的“东家”即雇主，因为雇员是挣他的钱，拿谁的钱给谁干活，所以雇主不希望自己的雇员为他人效力。也就是说，杨浩在不耽误画报事情之余，自己写个文章还可以，但绝对不得为别的政治组织效力。
问题是，“东家”（《侠隐》书中的蓝青峰和现实中的张子奇）是要经常滞留在天津的，无法经常顾及到北平这边，于是，经管北平家中事物的只有三个人：张子奇夫人、张家的长子（即张艾嘉的父亲），以及张家具有强烈独立性的女儿蓝兰。
张子奇很不容易，因为他当时同时兼有国民党政府、军统、二十九军、张自忠代表的一派、租界区英美利益的代表，他都要兼顾得到。差了哪一方面都不行。
1935年“何梅协定”以后，国民党中央的势力，包括国民党嫡系部队、宪兵部队和特务组织，以及国民党平津党部，都公开退出华北地区和平津两大城市，国民党退走后的政治空白，由日本人可以接受的宋哲元二十九军来填补上。
宋哲元先是以二十九军军长身份兼任北平市市长，几天后由他的亲信二十九军副军长、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秦德纯兼任北平市长，而天津市市长则由二十九军主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兼任（1936年6月上任）。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二十九军是一个政治成分非常复杂的军事团体，它里面有以河北省省长冯治安为首的坚定的“抗日派”，也有以张自忠为首的“亲日派”。张自忠上任天津市市长后，任命了一批有着亲日背景的文人（齐燮元、张壁、张允荣、边守靖、潘毓桂、齐协民、马彦翀）作为天津市政府官员，张子奇因为有着“留日”的经历，虽然没有进入张自忠“亲日派”的核心圈子，但被任命为天津市电话局局长。
在中日战争已经拉开序幕的时候，当时的“抗日派”和“亲日派”，分别代表着二十九军内部的“主战派”和“和谈派”的观点。我看到有观点说，是张自忠的“亲日”作用拉了二十九军内部“主战派”的后腿，以至于错过了以自己优势打败日军的最好时机。
我认为这个说法对张自忠不公，因为当时二十九军内部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主和派人物是军长宋哲元。如果他真的有心要打，二十九军早开打了，但宋哲元是1935年“何梅协定”以后的最大的受益者，他不愿同日本人翻脸，从而像国民党中央政府一样丧失在华北的全部利益。
有说张子奇是宋哲元推荐给张自忠的，真假我不知道，但张自忠不知道的是，此时的张子奇已经秘密加入军统组织，成为坚定的抗日分子。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不排除张子奇当时奉国民党政府和军统的命令，由宋哲元出面推荐，打入张自忠集团监视这些“亲日派”的。
1937年7月28北平沦陷之前，二十九军主力突然间大举撤离，张自忠被宋哲元推出来接替北平市长秦德纯，要他主持对日谈判。实际上这已经是一盘“死局”，再也无力翻盘了。张自忠担任北平市长仅有不到十天的时间。张自忠之所以接任秦德纯的北平市长，一是因为老上司宋哲元的当面委托，不好拒绝；二是因为当时北平还有二十九军所辖的几个独立旅及地方保安部队几万人，自以为还有同日军讨价还价的本钱。
但日军在正式进入北平之前，先对驻扎在北平城内，旃檀寺、黄寺、北苑、禄米仓这几个兵营的独立旅及保安部队进行缴械，军人出身的张自忠敏感察觉到前景不妙，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决心弃职出走已成定局。
有一段张自忠女儿写的张自忠在任时的记述，我认为十分重要：“在留守北平期间，父亲将平津作战中的负伤者安排治疗，将阵亡者予以安葬，对没来得及撤离的29军官兵眷属则派员予以接济，或分发路费让他们离开北平，返回故乡。”
当时的二十九军没有制定任何的撤离方案，唯一这个撤离善后方案是张自忠在位的最后几天制定的。由于张自忠走得匆忙，他要赶在日军进入北平之前把自己隐藏起来，即躲进六国饭店，所以这个撤离善后方案的具体执行者，应该是委托了张子奇这样的留下来的官员。
有关张自忠本人撤离北平及天津的经过，在张自忠女儿写的撤退经过中：
“8月10日，日军进入北平城内。为了避免日本人的察觉，父亲离开了医院，设法躲入东城礼士胡同美国友人福开森的家中。福开森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宝藏很了解，过去和我父亲就认识。后来在美国商人甘先生、天津商人赵子青等朋友们的安排下，父亲于9月上旬悄悄地离开北平到了天津，隐居在一位英国朋友家中。
为了躲避战乱，大约在7月中旬，我们一家和叔叔张自明一家从北平搬到了天津，住在英租界66号路 (现营口西道庆余里)，那是一栋小楼，连同地下室一共4层。父亲的音信全无，我们全家都十分惦念。
9月的一天，叔叔突然告诉我们说，父亲要回来。天黑的时候，父亲果然回来了，他穿着便装戴着礼帽，看上去很是消瘦。以前在北平，父亲每次回家，家里都特别热闹，笑啊，说啊，可那个晚上家里十分严肃，全家人进屋向他问安，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后来，大家都退出了，房间里只有父亲、母亲、叔叔、堂姐廉瑜和我；父亲先让廉瑜拿来了纸笔，给福开森写信，感谢他在北平的帮助。然后把我母亲和叔叔叫到一边，告诉母亲说，以后有事就找叔叔商量，把家事全部委托给了叔叔。临别时，父亲又给我们几个堂姐妹每人一点钱，说：这些作为以后你们结婚时的嫁妆，实际上，他这就是在安排后事了。
天全黑了，父亲穿上长袍，戴上帽子，默默地走了。1937年10月，父亲到了南京，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这个经过与张北海教授在《侠隐》中的记述完全不符，该如何解释？
当然，小说不是历史，允许虚构历史情节。但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小说，又必须以真实的历史情节为背景，不能歪曲了历史情节。
张子奇作为张自忠的下属，作为当时还在天津任职的“天津通”和有着秘密工作经验的军统特务，我认为他应该参与策划了张自忠的脱险活动。张自忠有些从一地向另一地的转移过程，则是在张子奇亲自参与下完成的。或者直接说，当时张子奇就在张自忠的身边。
帮助张自忠脱离日本一方，回到国民党政府蒋委员长的身边，对一个忠于国民党政权，坚持反日抗日立场的人来说，不仅于私于公都是好事，张子奇虽然也冒了极大风险，但对他来说不过举手之劳，他又何乐而不为呢？
1940年张自忠将军在湖北枣阳前线阵亡后，他的棺椁运回到西南大后方进行安葬，当时两位护棺的一武一文两位张自忠的旧部代表，武将是二十九军“抗日派”代表冯治安，这担任文官的代表就是张子奇。
张子奇被抬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说明他参与了张自忠在北平、天津最后时期的所有决策活动和落实工作，说他是体现了张自忠最后抗日决心的见证人，应该没错。
讲到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抗战初期，张子奇在平津地区所做的这些具体工作，不过在秉承和执行张自忠最后在位时的决策内容，无论说这些琐碎事情是“抗日工作”还是“非抗日工作”，都没有关系。
谈完了张子奇这个国民党父亲，再来谈他的那个“不省油”的女儿蓝兰。
当张子奇上任天津市电话局长的时候，他女儿蓝兰，也在天津走上了话剧的道路。
这故事我认为还要从“李天然”谈起。
哎，别误会，我在这里说的不是《侠隐》中的那个“李天然”，而是抗战爆发前真实在北平、天津存在过的那个“李天然”。张北海教授写《侠隐》，是不是借用了这个真实的“李天然”的这个名字我不清楚，但这个真实中的“李天然”确实存在，而且与当时的北平人蓝兰、孙以亮（以后的电影演员孙道临）都有过往来。
这个真实中的“李天然”是抗战前的三十年代活跃在平津两地的话剧演员，因小有名气，经常蛊惑一些洋派人家的少爷小姐参与到当年看似时髦的“演艺圈子”。我猜涉世不深、又有些叛逆思想的蓝兰就是这样被蛊惑进去的。
从以后蓝兰的发展足迹来看，她似乎比这几位平津话剧界的老师更出息些，因为她不仅走出了平津，来到了上海的话剧界，而且还一度混入上海的电影界。如果不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的租界区，蓝兰应该在上海的电影界有更大的发展。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的全面抗战正式拉开了帷幕。就像几十年后“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一样，当时的全国人民都踊跃奔向北平，慰问似乎在“坚决抗战”的二十九军。
此时的蓝兰一批上海文艺界人士，都居住在北平的张子奇家，充分运用张子奇的关系与二十九军南苑军部机关打得火热。而代表着南京国民党政府态度的张子奇，是坚决主张对日本进行不妥协的抵抗政策，所以他对女儿的一帮文艺青年的抗日活动给予了坚决的支持。
我特别要强调不能忽视这个“南苑”所在地，因为这里不仅是二十九军军部（对外的那一部分），还是张自忠任师长的三十八师师部所在地。
从1937年7月10日到7月25日的半个月之间，在华北地区军事实力不足的日军放松了攻击，放出和谈烟雾，秘密从国内和东北调集援军，准备将来的大举进攻。而处在小农经济管理体制下的二十九军上层，全然看不到即将到来的重大危险，还处在一片认为“日军不敢打”的欢庆心态，这个盲目乐观的心态也影响到全国人民，特别是平津地区的人民。
我曾经在以往的写作中一再强调过，不能过分拔高当年二十九军的“坚决抗战”。因为自从1935年11月二十九军成为华北地区和平津两大城市的主宰之后，二十九军上层在不受监督的权力面前急剧地腐败，“亲日派”不加掩饰的媚日，军界高官纷纷卷入工商业经商赚钱，包括后来牺牲在抗日战场的张自忠都是如此。那些不懂得、也没有机会参与经商的二十九军土包子，则在北平、天津购买房产，讨小老婆。
你靠这样腐败的军队怎么抗日？二十九军在日军的进攻面前仅支撑一天就全面崩溃，垮在必然。
二十九军垮了，用“一败涂地”、“一溃千里”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华北地区和平津怎么办？只能靠主张坚持敌后抗战的共产党了。
我们真实人物的主人公——蓝兰该登场了。
就像父亲张子奇代表的是国民党政府和军统一样，蓝兰代表的是中共平津地区的地下组织。毫无疑问，张子奇的本质是反共的，他始终，一直到死都没有改变，但他的策略灵活了许多。即，他可以容忍同共产党的往来与合作，不反对与共产党人士来往和交谈。
如果说，一个来自外地的小青年能被北平地下组织通过自己的组织渠道安排转移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全有赖于他参加过北平地下组织的多次抗日活动。
而一个湖北佬，在北平地理不熟、人头更不熟，是谁帮助他牵上北平中共地下组织这条线的？把历史的天窗拉开，原来是张子奇那个“不省油”的女儿蓝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