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往事：（一）从张子奇的故事讲起
如果没有什么悬念，张北海教授的父亲张子奇应该是俺家老爹的第一位东家，也是参加八路军之前的唯一的一位东家。基本确定俺家老爹的这一段历史，我用了十六年的时间。
十六年前的2001年，我拿到张北海教授的《侠隐》这本描写北平抗战前夕到爆发的书，那时只觉得有一些似曾相识的仿佛之处，于是便开始一点点挖掘探索。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来看，只要是在距现在时间不长的现代史范围内：一切史迹，皆有踪可寻。
所以，可千万别小看这个“似曾相识的仿佛之处”，在当时抗战爆发时的北平一百五十万人口中（八十万老“皇民”，四十万新市民，三十万“外来人口”），只有一个外来人的社会经历与此相仿。一百五十万分之一的概率和重合性，如果再说这二者之间毫无关系，那你就白白错过老天给你的机会了。
我是个笨人，又非专业行家，挖掘并探索这点历史的重合性耗费了我约十年的时间。到了我拿到这本书十年后的2011年，我才初步得出结论：这本书与俺家老爹当年的北平生涯有某种关联。那时，距我母亲去世有三年时间，“十年磨一剑”，我得出这个结论稍晚了点。
又过了两年，2013年，由于张北海教授已经承认，书中的“蓝青峰”这个人物就是以他老爹为原型创作出来的，我才敢断言说，书中的“蓝青峰”这个人物的原型，应该是俺家老爹当年的东家。所以，张子奇作为俺家老爹当年的东家可以基本上得到肯定，没有悬念。
张北海父亲张子奇，抗战以前曾任天津电话局局长，但其全家人居住在北平的东四大街九条30号院，他从北平到天津的电话局上班需要乘坐平津之间的火车往来，所以，他时常住在天津，不常回来。
我从网上看到一份比较全面的对张子奇这个人物的历史评价，比较客观而且准确，我又做了些校正、删改和补充，现转载一下：
张子奇，山西省五台县金岗库村人。毕业于山西陆军小学第四期，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人物。日本留过学，赴俄国考察过。帮助阎锡山组建过“反蒋联盟”，伙同托派头子张慕陶一道反对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他不仅是一名托派分子，而且还追随戴笠多年，是军统的一名首要分子。中共内蒙古特委书记郑丕烈就是在张子奇的引导之下，走上了叛变党、叛变革命的道路的，后来又经张子奇的介绍被戴笠亲自任命为军统局设计委员。张子奇同青帮头目杜月笙、汉奸张壁都有来往。1939年，张子奇从天津前往重庆路经香港时，曾受到当时在港的杜月笙盛情款待，张赴重庆的飞机票也是由杜花钱购买的。日本投降以后，张子奇出任天津敌伪财产清查委员会主任，由于其手下的特务分子，借调查之名任意敲诈勒索而遭到当时舆论界的猛烈抨击。抗战胜利后，张子奇负责过平津区日伪产业的接收工作，1946年11月升任天津市副市长。1948年底，平津战役即将开始之际，张子奇携全家人南下，以后迁往台湾定居。
有意思的是，曾留学日本的张子奇，却不是亲日派，属于亲英美派。张子奇从国家、民族、国民党和英美派的利益出发，自觉加入到抗日阵营。1938年，他在天津沦陷后依靠租界区的英美等国势力不怕日军的威胁利诱，坚决拒绝日军接管电话局。从抗战初期在平津始终坚持抗日，绝不妥协这个立场来说，张子奇有利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
除此以外，张子奇在历史上也曾经做过许多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情。1911年，他参加了辛亥革命太原起义；1933年，他参加了冯玉祥组织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7年，他曾帮助张自忠将军以及二十九军高层干部的眷属从京津沦陷区逃往大后方；1946年，他曾协助王世襄从两个日本人手中给国家追回过一批十分珍贵的文物。
当然张子奇不是完人，他也干过一些历史上留下恶名的事情。1946年3 月间，军统局设立行政院河北平津区敌伪财产清查委员会天津分会，主旨是清查民间隐匿的敌伪产业。张子奇以天津副市长，军统局设计委员的身份担任天津分会主委，会址设于现赤峰道陕西路口（现人民出版社）之大楼内。
张子奇在查抄敌伪资产的同时，也在打击创办了北平、天津“大中银行”的民族资本家孙仲山。张子奇最终在这件事上翻了跟头。1947年，张子奇以查处敌伪产业处理名义，向天津市法院提起对孙仲山的公诉，法院即以汉奸嫌疑查封了孙仲山天津住宅，逮捕孙经纶羁押在天津警备司令部，并下令查封了北平、天津大中银行。
孙仲山在上海听见消息，马上赶往南京向财政部交涉，财政部电令平、津中央银行给大中银行启封。孙仲山在接洽大中银行与交通银行合作，确保大中银行转危为安的同时，向南京政府司法部状告张子奇坑害大中银行一案。1948年初，由于自始至终没有查出孙经纶的任何罪证，因而未被起诉，关押三个月后，就被保释出来。很快，张子奇被免去了天津市副市长的职务，被查封的孙仲山公馆和其它资产也全部启封。这场所谓的汉奸官司，虽然最后真相大白，孙仲山也讨回了公道，但大中银行和孙仲山本人，受到的损失却是极为严重的。
此案结束后，被国民党政府免职的张子奇偕同家人离开北平、天津，转居南京，但同时也因祸得福，从此避开了平津战役的炮火，全家人得以完整迁居到台湾。
俺家老爹效力于东家张子奇，应该是在抗战爆发前夕到1938年底的这段时间，全部时间近一年半。这一年半时间，也是张子奇一生中最精彩的人生经历，这位被二十九军任命的天津市电话局长，在平津沦陷后坚决抵挡日本人的威胁利诱，不把电话局交到日本人手里。
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跟东家张子奇在一起，尤其在暗地里悄悄执行张子奇布置的特殊使命，所以俺家老爹跟张子奇和张家全家人的关系应该是很近的。但这一年半时间的效力，也是俺家老爹的一大短板，1939年初的平西审干，因为要搞清楚这一段历史，他在晋察冀保卫部的严刑拷问中险些被活活打死。
张子奇的这个“天津市电话局长”应该是谁任命的？是当时被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任命为天津市市长的张自忠任命的。张子奇同张自忠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和友谊，这也是平津沦陷后，张自忠又被宋哲元任命为北平市市长，留下来做“善后工作”。张子奇拼命也要帮助老上司张自忠脱险的根本原因。1940年5月张自忠将军在湖北省枣阳前线殉难后，他的忠骸移厝重庆雨台山，在张自忠将军的至友及旧部名单中，张子奇排在二十九军重要将领冯治安之后，可见其地位的重要性。
有朋友问我：张北海教授《侠隐》中的“李天然”，是不是参照你老爹的形象和故事写出来的？
我很早就强调过，俺家老爹绝对不是《侠隐》一书中的“李天然”，但他与“李天然”这个人物在许多方面是高度吻合的。
比如：他们都是在抗战前夕来到北平，经燕京大学或协和医院的某个人介绍给张子奇或“蓝青峰”，其实都是同一个人的“私人雇员”，他们只为自己的“东家”负责或效忠，不必听从于其他社会势力。这一点上，“李天然”和俺家老爹的经历完全吻合，如出一人。
比如：他们都供职于张子奇家（或“蓝青峰”家）自己开办的《画报》社，最初有三位雇员，抗战爆发后仅剩下一位，愚忠不走，独立支撑这家画报社到最后时刻。在这一点上，这两个人的经历又如此吻合，如出一人。
比如：他们都是一米八的高个子，会些拳脚，也善用枪；而且还都是教会学校出身，英语水平不差，最初应聘到张家的《画报》就是以英语翻译的身份出现的。在这一点上，两个人高度吻合，只是“李天然”比俺家老爹几乎大了十岁。
比如：他们都在张家的附近自己租房子住，每天步行来张家“上班”，跟张家的几个兄弟姐妹混的厮熟。在这一点上也是完全吻合，
比如：抗战爆发后他们都私下里帮助张子奇转移滞留在北平的二十九军高层人物及其家属——从北平护送到天津，然后乘外国轮船南下。在这一点上高度吻合，没有找到“李天然”在天津活动的文字，但俺家老爹却在平津之间常来常往。
比如：他们甚至来到张家之前的打架闯祸都是几乎相同的。没有打架就没有离乡背井的北平之行，无法被人介绍到张家这个地方。只不过，“李天然”那场架是在美国打的，打得是美国人；俺家老爹那场架是在武汉打的，打得是“爱国青年”。
历史学的概率论与数学的概率论有所不同。所以，不同点地方也不少：“李天然”是孤儿出身，孤儿院出来的，俺家老爹可是从乡绅好人家庭走出来的，从小有着良好严格的家教，“隐忍”功夫和道德修养也更强些，这可是“李天然”望尘莫及的地方。
特别是，俺家老爹比“李天然”小了几乎十岁，当时才十八九岁，而“李天然”年约三十；“李天然”有了一个武林“太行门”的背景，还有了一个“留学美国”的背景，俺家老爹就没有这些显赫的背景；“李天然”和胡同里的寡妇女裁缝“自由恋爱”，这在当年那个极其封建的北平社会环境中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
所以，最重要的，你无法在现实中找到“李天然”这个真实的人物实例。
“李天然”到底是谁？
其实谜底不难揭出，他就是作者张北海教授自己的化身。
如采访张北海教授的记者所言：
“是作者下意识地做一个侠客梦”。青年侠士了无心机、乐于享受生活，似是透出作者的自我。“即使是，作者也不愿意承认。”
“张北海补充道，若说把自己投射进小说，小姑娘蓝兰更合适。小姑娘的睡房、奶妈，家中的厨子、车子都有现实原型。最重要的是其父蓝青峰，正与张北海的父亲张子奇神似。”
既然是作者自己的化身，那你何必去追踪这个文学虚构人物的真实原型呢？
关于张家这几个兄弟姐妹，我补充一句。
张家张北海上面共兄妹五人，张北海教授在《侠隐》一书中只写了两个人，即后来参加国民党空军的大哥和二姐蓝兰。张北海的大哥是香港影星张艾嘉的父亲，张北海自比：“若说把自己投射进小说，小姑娘蓝兰更合适”，但实际上这个蓝兰却是张家的叛逆，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左翼人士和亲共分子。尤其在张子奇这个坚定的国民党分子和军统要员来说，蓝兰的所作所为应该是一个彻底的背叛。
对于张子奇军统要员的身份，很多人都十分陌生，因为从没有人突出谈起过这方面的问题。在《侠隐》一书中，张北海教授对张子奇的替身“蓝青峰”这个人物的高端政治背景隐隐有所提示，但也没有明确指出他的军统背景。
张子奇究竟是什么时候被发展进军统的？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资料，但根据我的分析，应该是在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国民党政府的势力退出华北，二十九军全面接管平津及华北地盘。军统在退走之前，发展了“几枚钉子”，张子奇就是其中之一。也有可能更早一些。平津沦陷后张子奇在天津依靠租界区英美势力来抵制日本人的侵入，应该是军统制定的抗战方针。所以张子奇遭到日本人的极大愤恨也就不奇怪了。
1939年初，无法在平津日本沦陷区落脚的张子奇，一个人乘坐外国轮船经香港返回到西南大后方，受到军统头子戴笠的亲自接见，说明军统上层对张子奇在天津的工作还是很满意的。其实，当年在天津的抗日精英中已经有“天津三宝”之说，“天津三宝者，电话局长张子奇，电报局长王若僖，英租界工部局的李麻子（汉元）是也。”这三个人都是抗日的中坚分子。
乔家才是张子奇的山西同乡，也是军统潜伏在平津地区的主要干部。在他的回忆中：“天津电报局长王若僖先生在敌人占据平津以后，电报局关门大吉，他不同交通部去，仍然在英租界秘密掌握着国际电台，一方面竖起抗日大纛，在英租界组织华北党政军联合抗日机构，号召抗日。这个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把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参加这一个机构的，有子奇先生、徐沟张永铭（庆恩）兄、曾澈兄、李麻子等人，共产党也派代表参加，由王若僖主其事。”
中统驻天津的负责人张庆恩，即乔说的“徐沟张永铭（庆恩）兄”，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已于1938年8月被捕。
乔家才夸奖张子奇说：“日本人占领天津以后，想要接收电话局，始而利诱，继而威胁，好话歹话不知说了多少，他老先生一概不理，硬是不移交。英国人挡不住日本军阀的压迫，对于子奇先生又没有办法，最后想出一个名义上由租界代管，暗地里仍由子奇先生主持的办法，他才勉强答应了，可是日本人绝对不会罢休。日本军阀第一次遇到这样强硬的中国人，所以他们恨透张子奇，非要捉住他，活剥他的皮不可。”
当乔家才到天津视察的时候，正逢著名的电话局“抗交事件”达到最高潮，电话局的总工程师朱彭寿已于1938年10月被日寇绑架，张子奇也存身不得，乔家才说：“我在英租界的那几天，子奇先生正在准备到后方去，行动非常秘密，我们没有机会见面。”
1938年12月，日军下令对英、法租界外围的七条通道实施封锁，由于1938年10月电话局的总工程师朱彭寿被日军绑架，最后惨死狱中。张子奇也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存身不得，但他一直坚持到1939年，通过化装才从天津潜逃。当年的《新华日报》曾连续报道此次天津电话局“抗交”斗争的情况，极大的鼓舞了全民族的抗战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