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系列——谈谈历史的传承问题
据说，历史的传承搞得最好的民族，当属犹太人。这不仅是因为犹太民族一直传承着比基督教还要古老的宗教——犹太教，还由于犹太民族的国家以色列国亡国的很早，致使犹太民族流离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为了使自己的后代不忘记自己的民族历史和宗教信仰，犹太人定下一条很苛刻的规矩：一定要记住自己七代以上的家族历史。
写到这里，我感到汗颜，因为我只知道自己父辈、祖辈的三代人的历史，而且还知道得不很清楚，想想那些绝大部分人都在社会最底层厮混挣扎，而且文化绝对不高的犹太人，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说来也不难理解，他们凭的是家庭和家族“口述的历史”。
日本人也很重视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进行历史的传承。2015年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也是日本战败和二战结束的七十周年，早在一年前的2014年8月初，当中国大陆还没有任何“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动静的时候，日本的《每日新闻》上，刊登着一则通知，征集“千の証言 戦後７０年を機に「記憶の伝承」 （千人的证言 在战后70年中的“记忆的传承”）”。
《每日新闻社》在征文前言中特地说明：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多くの尊い命が犠牲となり、人々の心に大きな傷あとを残したあの戦争の終結から、来年でちょうど７０年を迎えます。戦争を知る世代の減少により「記憶の伝承」がますます重要性を増し、平和国家としてのあり方も問われています。（1945年8月15日。以许多宝贵的生命牺牲作为代价，从人们心中留下严重伤痕的战争结束开始，明年正好迎来第70年。因为知道这场战争的人们正在减少，所以“记忆的传承”的重要性在渐渐增加，也被问起作为和平国家的态度。）
以“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而闻名的日本著名的进步作家村上春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回忆自己的父亲读研究院时，应征入伍，被派去中国打仗。“我是战后出生的孩子，经常看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里的佛坛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他说，他为所有死去的人祈祷，无论敌友。我的父亲死了，他带走了他的记忆，我永远不可能了解的记忆。但潜藏在他周围的死亡气息却留在了我自身的记忆里。这是少数几样我从他那儿承继下去的东西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也许是跟这一段战争历史的结束相配合，2016年的年底，一部动画片在日本公映，名字叫《在这世界的角落》（この世界の片隅に）。这部改编自河野史代同名漫画的动画片，我这个成年人看起来也津津有味，它以二战末期的广岛为舞台，讲述女主人公小铃嫁到住在海军军港“吴市”的婆家后，经历几次美军的空袭后积极面对苦难生活的故事。
2016年度十佳日本电影第一位
尽管是虚构的历史故事，但这仍是一部典型的口述历史形式的影片，这部动画片我看了三个晚上（每次看一部分）才看完，看完后我久久不能平静：你说咱中国拍了那么多杂耍似的抗战片，咋就没有这么一部有着深刻人性内涵的动画片呢？
书归正传，讲我的故事。如果不是前两天跟太太有过一次不大愉快的口头“怼”，我是不会想到这个话题的。
前天、大前天？记不清了。北京晚间新闻，介绍中铁某局在北京延庆县的官厅水库建造大桥，赤红色的大铁桥，在明亮的阳光下很是壮观。你看，这些日子总是看到中国在“一带一路”的西亚、南亚、东南亚、非洲建造大桥，可北京附近的这座大桥却刚刚在造，中国人的“无私奉献”精神是不是值得宣扬？
看着这座大桥的新闻，我突然想起来，跟太太说：就是这个地方，1946年10月11日，国共内战刚打起来不久，从张家口、宣化撤退的冀察军区大队，在这里渡河时（那时还没有官厅水库，只是两条河在这里汇合，河道稍宽一些）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飞机轰炸，你家老太太说她在渡河时被炸弹的气浪掀翻在河里，险些送命……
身体长期多病的人，一般脾气都不大好，太太当即打断我的话，“怼”了我一句：“说过了，说过了，早就说过好多次了。”
那好，你不愿听，咱就闭嘴不说好了。可太太这会儿倒来了精神，继续“怼”下去：“奇怪，我妈这点事，不跟自己的子女们说，反倒跟你说。”于是一句句盘问，她爸妈从贵阳的空军“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住在东交民巷招待所的时候，都跟我单独讲过哪些事情？
其实错了，她老妈当初给我讲这段历史的时候，她也在场。她倒不是记性有多不好，只是她有个很大的缺点：她经常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心不在焉，没有全神贯注在听，所以这些话一只耳朵进去，又马上从另一只耳朵溜了出来，她当然记不住了。
那一次是不久前，老太太给了她五百元钱，她的优点是不大看重钱财，很快又把这钱给还了回去，而且是翻番，还了一千。
你想想，给了五百，原打算是没想到要还回来的，现在不仅还了回来，还翻了一番，变成了一千，到哪里找这样的好事去？老太太一高兴，话匣子就打开了，那一次不仅讲了渡河遇险，还讲了“金戒指”的故事。当然不止讲了这一回，以后又讲过许多次，我就从没有表示出过“不耐烦”的神态。
我太太因为是“在自己的家里”，“不见外”，她起来坐下，走出去走进来，整个人就像上了发条似的，很少有静下心来专注聆听的时候。就像课堂里的学生，老天原本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给每个学生在课堂上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但有人“用心”听了，有人“没用心”听，最后，“用心”听的人记住了老师的话，“没用心”听的人什么都没有记住，反倒怀疑“是不是老师给你们单独讲了”。
这也是不同家教的结果。我们家的家教，凡认真对你讲的话，便是在“赐教”，要认真听讲，而“赐教者”便是你的老师。所以要尊重每一个认真对你讲话的人，你总会在这些讲话中有所受益。
因为这良好的聆听习惯，使我在许多场合都受益无穷。课堂上，老师看到你认真的态度，于是干脆就在面对你讲课，好像整堂课为你而讲。看到你聆听的如此认真，为你讲述战争史的老人们也似乎一下子找到了“知音”，于是乎好像又回到了当年，讲得更起劲了。
很久以前的一件小故事，我至今难忘。
如今，中国社会给没有手续的偷渡出国者起了个很难听的名字，叫“人蛇”。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因为在很早以前，偷渡出国简直可以同“叛国罪”划等号的。其实不可否认，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权利，不管在哪个国家。当一个国家无法给自己的人民提供幸福生活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允许他们自由离境呢？
我就是一个老资格的“人蛇”。我偷渡出境那年，十六岁，被革命警惕性极高的人民群众识破，被关进看守所。那一次紧随我其后，北京一个据说有二十四人的偷渡群体在广州被擒获，也被押送进看守所。
这是个十几、二十来人的大牢房，进门后两边木制大炕。那时候新被抓进来的人用时髦话说：呼秧呼秧的，什么人都有。
看守所来了新人，分外热闹，新来的人当中一个瘦高的眼镜男，二十四五岁的样子，格外活跃，他大讲自己的个人经历，讲他们在广州的被捕经过。他的女友或新婚妻子也一起被抓进来了。聊得热乎劲过去了，每个人开始介绍自己的身份和职业。
我不用介绍，十六岁，一看就知道是学生。瘦高个子的眼镜男卖了个关子，说：你们有谁能猜出我是干什么的，有奖。
众人皆猜不出来，我在一边多了句嘴：你是画画的。话出口后我有点后悔，看你土头土脑的，说什么“画画的”，应该文雅一点，说“搞美术的。”
眼镜男一听，好奇地问：你怎么知道我是画画的？
我说，你刚才的谈话中提到过你画过什么，还专门看过什么画展。
眼镜男一听，大加赞赏：好，凡留心小事者，便往往是天才。
因为此人在我此生中第一个用“天才”来称赞我，我便牢牢记住了他的名字。此人中央美院毕业，叫赵纯礼，妻子姓“由”，两个人都是北京西颐中学教师。我以后再没有见过他。
经朋友指点，当年的“牢友”赵纯礼今天是北京画家之一，这是他的作品“古镇幽思”
一晃几十年过去，我这个“天才”生不逢时，混得很惨，因为这是一个“庸才”加“奴才”最吃香的年代。在我被贪官污吏陷害迫害之前，我曾无数次被人称赞为“天才”。我其实心知肚明，哪里有什么“天才”，只要你细心聆听，尊重每一个认真对你讲话的人，你总会有所收获。
是不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