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杂谈——从一位保定徐水人给我的来信谈起
我在《往事杂谈》栏目里讲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跨出了一分区、甚至晋察冀的内容范围，但也都属于《战争烽火年代的家国往事》系列，于是就放进这个栏目之中。
我写的这些文字，大都属于“起早不贪黑”，只在早上写，白天干许多其他事，晚上看各种内容的东西，基本上不用来写东西。这就是说：早上往外倒东西，晚上往里装东西。
老年间的人大都讲迷信，记得小时候，我那个湖北老家只读过私塾没进过学堂的祖父闲暇时对我说：有个常用的成语，叫“入木三分”，众人皆可随意使用，而唯独杨姓、柳姓、林姓、梅姓等等这些木字旁姓氏不可用，要改作“入骨三分”，为的是“避姓氏忌讳”。
八路军讲不讲迷信？听说也讲。据说杨成武就很忌讳这个“狼牙山”，因为不知谁忽悠的，说“羊”与“狼”相克，杨姓上山要吃亏的。杨成武信不信不知道，但参谋长黄寿发就相信了，他是坚决主张杨成武远离狼牙山的。
1943年的下半年，杨成武身患重病，丧失了工作能力，离岗修养。一分区大权由黄寿发代管。杨成武原本在狼牙山脚下的东西水村卢星文卫生所修养，听了邱蔚的忽悠，说东西水这边人多嘴杂，休息不好，不如上狼牙山，老君堂养病如何好如何好。杨成武相信了，由卢星文陪着上了狼牙山，住进老君堂。
黄寿发是在杨成武上山之后才得知的，那时正赶上鬼子对一分区举行秋季大扫荡，黄寿发要向东西水卫生所的杨成武通报一下，一打电话，人没了，这才听说，邱蔚忽悠杨成武上了狼牙山老君堂。黄寿发登时就急眼了，立即打电话给老君堂，说鬼子开始大扫荡了，要杨成武不能耽搁，立即转移到狼牙山西边更加偏僻的五峰寨一带。
紧接着，黄寿发打电话到一团，找到邱蔚，说：杨成武离开东西水，上老君堂养病，人所皆知，鬼子汉奸当然也会知道。狼牙山上屁大点地方，又是荒山秃岭，没地方可躲，如果鬼子的飞机往山上轰炸，你让杨司令往哪里去？
这一次我主要讲，杨成武有机会、有能力杀该杀的人，但没有杀。除了以前提到的赵侗、孟阁臣、赵玉昆，还有今天要谈到的白静洋。当年都属于“该杀之人”，但杨成武都没有杀，所以杨成武从没有担上“滥杀无辜”的历史骂名。
这封来信讲的就是这一情况。先看来信，我后面再细讲。
言信先生您好：
这两张照片取自于徐水陈庄烈士陵园。可能是徐水县将牺牲的烈士全都刻在碑上了，比较凌乱。
这块碑在名字上、部队番号上、时间上都不大准确。白宝章投奔白静洋参加革命，碑上白宝章参加革命的时间是1938年，白静洋参加革命的时间怎么会是1940年呢？或者是另一个白敬洋？
白静洋同志是老樊村人（现在叫新农村）——老樊村旧址在暴河水库库底，搬迁后改名新农村。碑文被掩盖部分为抗大二分校特工委。1940年可能是其牺牲时间（那里很明显是参加革命的时间）。
据介绍：白静洋同志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曾是文革前夕张北县县委书记，丈夫为河北大学书记。文革后其女搬到徐水县县委大院，家中车水马龙，高朋满座。先（现）失联。
老家人有两种说法：一是白静洋在审查期间，悲愤交加吞金而死；一说是去延安学习路上，被坏人害死。我三姨夫是徐水户木人-是从老樊村搬来的，是白静洋的孙子辈儿人，小时候去上坟还和白静洋睡一个炕头。据说白静洋是一个瘦高个，穿长袍，戴眼镜，曾在徐水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在监狱中经历严刑拷打未曾变节，家里人都称他是一条铁汉子！
白宝章烈士是我三姨夫的亲叔叔，是当初投奔白静洋的，后为八路军副教导员或副指导员。牺牲在灵丘，后人说是在掩护大部队撤离时候，牺牲在涞源和易县，尸体被抬回灵丘。
这个陈庄距离保定不远，在易县东楼山南边五华里的山后边。离徐水釜山比较近。
若有机会，我一定先去探路。也欢迎您到保定来做客、考证先人事迹。
我现在保定广播电视报工作，能提供一些便利。
夏安
刘贺田 2016.6.28
这位刘先生之所以给我写这封信，是因为我有一定的正义感，能公正的评价历史，不势利眼，不是那种只为胜利者唱赞歌的人，是为这个社会的一切弱者、为在革命洪流中的一切无辜的受害者抱以同情之心的人。
在易定徐这三个县的结合部地区，白姓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姓氏，除了上面所说的白静洋、白宝章二人，我以前还讲过一个老资格的区委书记白殿章，在1944年初的一分区整风之后牺牲在一次日伪军的小规模扫荡之中。
易县地方豪杰赵玉昆起家的时候，原本正经是一条汉子，受抗战大趋势的影响，多少做了些有益于抗战和老百姓的事情，不像后来叛变后被抹黑的那样，一贯坏得不可救药。这赵玉昆拉杆子起家之初，效仿《三国演义》上记载的做法，颇有点古人遗风。这易县就在涿县的南边，《三国演义》刚开始举行“桃园三结义”的地方，这赵玉昆也学着古人的做法，广交易定徐的地方名人雅士，各路豪杰。比如，易县的宋学飞、徐水的白静洋、定兴的张琴南就是当年的三县名杰，被赵玉昆三顾茅庐拢在身边。
这三个人，都属于家财万贯的大地主家庭，也属于家世源流长久的地方豪绅，不是像今天这样的改革开放才涌现出来的暴发户。这三个人之中，宋学飞属于“武人”，东北军讲武堂毕业，当过营长；白静洋是北京大学毕业，地方小有名气的中共党员，但属于“托派”系统；张琴南是北平朝阳大学法政毕业，跟白静洋一样，两个人都蹲过许多年的国民党监狱，抗战爆发后刚恢复了自由。
这易定徐“三杰”帮助赵玉昆拉起队伍，走上正轨之后，都被赵玉昆委以重要职务：宋学飞任参谋长、白静洋任政治部主任、张琴男任军法主任（后改为保卫科长）兼武装便衣队队长。
最初一分区准备从涞源县进入易县，将在易县的两个土著地方武装孟阁臣、赵玉昆衡量了一下，认为孟阁臣是富户出身、东北军连长；赵玉昆是贫农出身、东北军大头兵，阶级成分更好一些，于是决定：拿掉孟阁臣，保留赵玉昆。
“保留”，就是将赵玉昆的基本部队不再遣散，而是改编成正规的八路军主力团。这是在1939年9月的事情，当时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派来晨光、马青山、朱利、韦统泰、周自为等一帮干部，准备进入赵玉昆五支队领导班子。
其中这位朱利，原准备是顶替下五支队政治部主任白静洋的。为什么要撤换下白静洋，因为白静洋是当时榜上在册的“托派分子”。
1939年的3月，被任命为中共北方局晋察冀分局书记的彭真，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跟彭真一起随行来到晋察冀的干部中，有一位经过长征，原名杜理卿，原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分局长，化名许建国的干部来自延安的中央社会部。跟他一起来到晋察冀的有十三名社会部青年干部，他当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查晋察冀的“托派分子”。1939年6月，应彭真的请求，许建国留在晋察冀，担任晋察冀社会部部长（沙飞孩子的博客中，说许建国是保卫部长，这应该记差了，当时只有晋察冀军区设保卫部长，保卫部长是化名吾必成的余光文）。
红大一期一科留延安同学合影后左六许建国
下面三张许建国在晋察冀任职的家庭照片均取自沙飞的摄影作品
“托派分子”这个罪名是康生从苏联回国时带回来的，从今天来看，当年打击“托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讨好斯大林。但中国和苏联打击“托派”的目的是不一样的。苏联打击“托派”，是为了肃清斯大林的一切政治对手而编造出来的罪名，就像“谁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党”一样，要“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
苏联的这个罪名，适用于中国这个政治环境吗？康生从苏联到延安后，担任有生杀大权的中央社会部部长，他把苏联的“托派分子”作为一项大罪搬进了中国，所以，当年凡是被扣上“托派分子”罪名的人，就只有死路一条。
当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为赵玉昆五支队派来的干部班子到达一分区的时候，杨成武已经抢先一步，用一分区自己的干部配备了赵玉昆五支队的支队和团这两级领导班子。从晋察冀来的这批干部，于是被安置在了分区机关和一团。
当时从一分区走的原赵玉昆五支队的领导干部，据查只有白静洋一个人。他一到晋察冀军区就失去了自由。因为白静洋基本上没有在一分区干过，所以他的名字从未出现在一分区干部名册之中。
1939年期间，这是许建国这些来自延安的中央社会部干部组建起晋察冀社会部的那段时间，在晋察冀范围内大搞肃反。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李晓初被捕，被扣上的就是“托派分子”嫌疑的罪名。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熊大正（真名熊大缜）的被捕也在这个时间，他是被供给部政委王文波举报的，罪名是“国民党特务”分子，跟赵侗属同一个罪名。
当时在这一时间被捕的还有：跟吕正操一起在冀中举行起义的原东北军重要骨干；1937年底举行冀中农民大暴动的河北游击军重要骨干；抗战爆发后从北平、天津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像熊大缜一样的大批知识分子干部。
我看到在公安部老干部回忆许建国，以及在百度人物资料有关许建国的介绍文字中，有“在许建国的领导下，深入调查，了解情况，认真分析辨别，进行了全面的复查，特别是纠正了刑讯逼供的错误做法，对一些被审查的干部进行了多次谈话、复查，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经北方分局审批，平反了冤假错案，释放了错捕的同志，挽救了大批干部。”
尤其是有“许建国给熊大缜等人平反，当即释放了他们”的字样。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真实的情景，除了考虑到恶劣影响，对动员大批敌占区的知识分子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利，于是释放了被关押的除熊大缜、李晓初在内的所有知识分子干部之外，其余人都没有被释放。
我不清楚说这席话的公安部老干部们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装作不知道”，因为从八十年代中期河北省为当年被关押的这些抗战时期的领导干部平反来看，包括熊大缜、李晓初，以及河北游击军那几个师一级领导干部，他们都是在当年被杀害的，并没有得到释放或平反。
在当时那个普遍偏“左”，以杀人越多，工作成就越大的政治环境里，对被认为是“托派嫌疑”的人尚且如此，不留活路，对名正言顺的“托派分子”的处置就更严厉了，还能有你的活路吗？所以，在我以前谈到白静洋的时候，有来自白静洋家乡的人说：“有人看到白静洋在延安学习”，我就感到好笑，这怎么可能呢？当年的那个严峻形势，绝不会让你活着离开晋察冀的。
来信人说：“老家人有两种说法：一是白静洋在审查期间，悲愤交加吞金而死；一说是去延安学习路上，被坏人害死。”我倾向于白静洋的死，是在晋察冀执行的死刑，死亡时间与被打成“托派分子”的李晓初几乎同时，而杀害他们的命令则来自延安的中央社会部。八十年代熊大缜、李晓初平反，是在死难者家人亲属的长期不断努力之下，前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大力支持，这才被河北省委出面平反。白静洋缺少这个条件，又属于“货真价实”的“托派分子”，所以没有被公开平反。
正因为白静洋是被共产党杀害的，被杀害时头上还带着“托派分子”的罪名，所以像熊大缜、李晓初一样，白静洋没有被刻上烈士碑。
拘捕和枪决“托派分子”白静洋，命令来自延安的中央社会部，杨成武在一分区就可以做，但他没做，而是让白静洋到晋察冀军区去。谁扣的罪名，谁自己去执行，杨成武不代劳，不担这个恶名，不想去讨好这个掌握有内部肃反大权的社会部。我想，这就是杨成武的高明之处和厚道之处吧？
中国的“托派分子”虽然解放后还在被关押，但自文革结束，也为中国长期“极左”的政治形势松了绑，那些被长期关押的“托派分子”都恢复了自由，跟家人团聚。我们应城家乡的刘仁静就是一例。当然还有彭述之。
我一直在纳闷：“托派”，这个产生于苏联的罪名，竟然在中国杀害了那么多人。难道不值得该认真反思一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