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区史研究——有关1939年的一件小故事
闲暇时翻看老笔记，抗战初期的1939年，有关赵侗事件中的杨成武一件小故事。事情虽不大，可提，可不提，几乎不值得一提。但由此能看出杨成武的为人处世态度是很通人情的。用两分法看，这个“通人情”有优点的一面，也有缺点的一面。今天回味一下很有意思，故此留笔。
我在上一次重弹赵侗的问题，是因为刚刚看到了王端阳回忆尹先炳往事中的那段历史记述中，提到了赵侗游击队从国民党统治区经太行八路军控制区进入晋察冀。在赵侗他们一过正太铁路，进入晋察冀不久，这些人就被早已埋伏的八路军全部消灭，三百余人的游击队，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王端阳这个人很了不起，他母亲2012年去世后，他在母亲留下的日记中看到了他母亲在冀中烽火剧社期间，曾经与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凌子风谈恋爱，相互间爱得很深。以后这段婚姻中搅进了“组织”和“政治”的因素，凌子风被动员与一位女红军结婚，他与王端阳母亲之间的恋爱被迫中断。
王端阳母亲去世后，王端阳发现他母亲与凌子风当年的来往信件、照片、日记都保存完好，清楚留下了抗战那段时间在冀中火线剧社的纯真爱情。我说王端阳这个人很了不起，是因为他非常理解自己的母亲，他将这些真实反映着他母亲早年情感的日记资料全部出版。
他能够做到的这些事情，我就绝对做不到。他如果站在他父亲的角度，发现自己的母亲虽然早已嫁给了她现在的丈夫，但始终对以前的情人念念不忘。我猜，百分之九十九的男人，一定会心里酸溜溜的，都不会对自己念念不忘以前情人的夫人宽容吧？
所以说王端阳真的很了不起。我父母亲年轻时的故事，我也知道的不少，可我就不敢对外说，怕犯大逆不道之罪。王端阳有关母亲的书，我在亚马逊书店订购了，书还没有送来，等书送到后，我一定仔细拜读。
今天还是谈赵侗，其实是谈赵侗事件中的杨成武。
赵侗出走，与晋察冀八路军决裂，发生在1938年的5月。两个月后的7月，原赵侗五支队被合并进一分区，五支队从此不复存在。当然，一年多后，赵玉昆部队被冠以五支队番号，这是另一回事。
当年，1938年5月，赵侗出走，五支队合并到一分区，大家都以为事情从此算结束了。想不到在一年之后的1939年的5月间（准确日子记不清了，应该在一分区打大龙华据点之前），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突然给一分区政治部发来通知，要求尽快收集有关赵侗历史情况的全部资料，上报给延安。
我分析，这是赵侗到达重庆后，与他母亲赵洪文国和全家人会合，然后四处作报告，写书，举办游击战培训班，在大后方影响巨大，夺了八路军风头的那个时期。所以，真正向晋察冀要赵侗资料的，应该是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
而且，1939年5月的这个时间，是赵侗在重庆公开宣布要组织游击队，再打回晋察冀的那个时候。周恩来未雨绸缪，在赵侗一宣布要回来，就动手收集赵侗的资料，确定下一步对赵侗的北上是打、是和？当然，周恩来最后拍板，确定的是打，消灭赵侗。
1939年5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在向一分区政治部下发这个调查赵侗通知的时候，不仅要求汇报赵侗这个人的详细情况，同时还要求在赵侗的原同事中间进行揭发检举，找出他的所有错误、罪行和致命缺陷（我猜是在重庆的周恩来要，要掌握赵侗这个人的政治态度）。
对晋察冀军区来说，这个对赵侗的揭发检举只能在一分区这个范围举行，是因为赵侗的所有老部下和老部队都被合并进了一分区部队。晋察冀军区的其他部门都没有。
出颐和园北宫门，继续向北三四里地，地名黑山扈，就是解放军309医院的所在地。当年我太太的大姐因突患疾病，承蒙在309医院工作的王宗槐的大女帮助，在这里住院治疗。我得以在探望她之后，沿医院后面的山沟，向百望山方向摸索前行。
这里原本是一块教堂的管辖区，也是赵侗游击队在北平沦陷后，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地方。
1937年8月22日，赵侗游击队先是智取北平第二模范监狱，缴获3挺机枪，40余支步枪。解救包括70余名政治犯在内的587人，其中240人参加国民抗日军，使队伍迅速壮大到1000多人。
1937年9月5日，游击队在三星庄村召开全军军人大会，重新任命了军政委员和各级领导人，正式确定部队名称及标志。这支被称为“北平学生军”的游击队正式定名为国民抗日军，大会同时由赵侗首先宣布全军纪律。
1937年9月8日，赵侗游击队在这里黑山扈与来自驻守颐和园北宫门的日军发生激战，这也是国民抗日军自建立后第一次与日军的交战。在战斗中，游击队的排长苏家顺（原29军副连长）用轻机枪击落敌机一架，坠毁在清河的农田里，成为抗日战争中击落的第一架日寇飞机。
参观百望山，在纪念碑上看见了杨成武的题词。我起初纳闷，赵侗百望山战斗的时候，八路军还在从陕西开往山西忻口战场的途中，没有杨成武什么事。赵侗百望山战斗的半个月后的9月25日，八路军平型关战斗才打响。百望山抗战纪念碑为什么要由没有什么关系的杨成武来题词呢？
想开了，也不奇怪。后来的赵侗游击队不是全被杨成武的一分区兼并了吗？杨成武成为当然的赵侗事业的继承人，抗战荣誉也包括在内。
再回到1939年的5月。接到来自上级军区的通知之后，当时一分区宣传科科长钟蛟蟠，指派他科里的两位学生干部钱丹辉、彭澎参加这个调查工作，来到涞源县银坊的三团担任担任调查和记录工作。
当时三团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两位营教导员王建中和史进前。
当时的一分区副司令高鹏、三团团长纪亭榭，都去了银坊，也都谈了自己对赵侗的认识过程。当时的原赵侗部队中的王远音、汪之力等许多人（包括今天还健在的胡可）都已调走，在其他军分区任职，所以不在这次座谈收集赵侗资料的人员之内。
当时宣传科干部在出发前，先去征求了杨成武的意见。杨成武说（大意是），开几个小范围的座谈会，每个人只谈与自己有关的内容，有不愿谈的人不得强迫他们谈。而且，不得算老账、不得打击一般人、不得揭发检举谈赵侗以外的其他人的问题，那是向组织谈的内容，不在这次公开的座谈会上谈。
几十年后，文革结束的初期，纪亭榭由于被人举报，在文革中参加造反派活动，以及同海航政委李呈瑞的不幸去世有关联责任（据铁流先生着文说：文革时李呈瑞在海军被定为反“李王张”的人物受到批斗，直接迫害他的是海航参谋长纪亭榭——见百度百科），于是没有被授予职务、也没有再参加工作，提前退了下来。
当时的海军大院与空军大院一街之隔，在海军大院里住着憋气的纪亭榭，经常到空军大院的彭家来串门，多次谈起过1939年的那一次赵侗调查。他们二人的最初相识，就是那一次通过到三团调查赵侗的历史资料才认识的。
还有一件与此有密切关系的往事也值得一谈。
文革结束，有一段时间是“落实各项政策，特别是干部政策”。当时在沈阳的高鹏夫人也到北京的空军大院来上访，为高鹏六十年代初因为受到当时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事件的牵连，一时想不开，自杀身亡。高鹏夫人要为高鹏讨个说法。
在彭家，高鹏夫人与纪亭榭见面，两个人都唏嘘不已。高鹏夫人说，高鹏在自杀前，很多天处在焦灼状态，自责说自己当年对赵侗不公，今天自己受到了报应。
1939年5月那一次整理收集赵侗资料，一分区主力三团作为原赵侗部队最集中的地方，成为揭发检举的重点，当年一分区副司令高鹏、三团长纪亭榭、以及两位营教导员王建中、史进前，都做了重要发言（注意，我在这里埋着伏笔呢，张如三、韩庄等许多人都没有积极发言），对赵侗的历史做了揭发检举。发言的内容在今天网络上都可以查到，几十年来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主要内容围绕着三点：
第一：赵侗是国社党党员（以后查明，高鹏、纪亭榭也是，他们总共一二十人，是通过燕京大学一个教授的发展集体入党的）。
第二：赵侗有野心，逛东安市场的时候在刻章的摊上私刻了“总司令”的铜章，总带在身边。
第三：赵侗在拉队伍起家的过程中曾重用土匪亲属，打击、甚至要暗杀纪亭榭等进步力量，后来在纪亭榭等人的反击下不得不遣退了这几个土匪亲属。
在揭发检举中的其它许多内容不足以反映出赵侗“反动”的一面，所以收录的内容只作为情况通报，不作为定性使用。
发言中高鹏、纪亭榭揭发，赵侗的家是辽宁省岫岩县有几千亩地的大地主，1931年“九一八”发生的时候在沈阳上学，日本鬼子占领东三省后回到老家，1932年开始，拉起队伍参加抗战。1936年抗日义勇队面临缺枪少弹，打不下去了，于是他带着一些身边人携全家人一起来到关内，到北平寻求东北军张学良在钱财和武器方面的支持。
通过东北军驻北平的副官处（副官处处长是高鹏的父亲，高鹏从此与赵侗在一起），赵侗与在西安的张学良联系上了，他与高鹏、纪亭榭等人一起，曾到西安面见张学良，得到了张学良赠予的钱款（数目不大）的支持。
在北平期间，赵侗家在辽宁老家的田产房产在他们全家出走辽宁时被低价出售，所得钱款在北平购得房产一处（德胜门内鼓楼大街一带），用来安置、抚养一起到北平来的前义勇队成员许多人达一年之久（纪亭榭也在其内，高鹏在北平有自己的家，不在其内）。同时，赵家老太太亲自出面，四处购买流失在民间的武器，准备再次起事，打回东北去。这中间有许多杂七杂八的故事，汇报时从略。
我补充一下。以后才得知，赵侗这家人的抚养对象，不仅是那些跟着赵侗一起从辽宁来到北平的前抗日义勇队成员，还有许多他们的眷属。这些贫民也都需要赵家出钱帮助。比如，赵侗的亲戚就跟来了好几户人家。1938年赵侗的母亲赵洪文国离开北平南下，先到武汉，再到重庆。赵家在北平的这处房产，就由这些来自辽宁家乡的眷属们居住着。
1945年抗战胜利，赵家老太太带着残存的赵侗弟妹，从重庆回到北平，与这些老乡见面。赵家老太太曾带着这些老乡们一起回到关外，打算再回到辽宁省岫岩县老家去务农，重振家业。但从沈阳往南走，一路看到的国共内战打个不停，故乡已无法安身。于是这一群孤寡妇孺只能调头，再回到北平。赵家老太太最终没有在北平定居，她返回了重庆，在那里定居，因为重庆有赵家购置的房产。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重庆的原国民党各公职机关迁往南京，于是重庆的房价大跌。据说赵家只用很少的一点钱，半买半送就从一个国民党机关手里买到了一幢楼房，于是赵家人定居在重庆，三年内战期间没有被搅进国共内战。
1950年初，新中国已经建立，国民党准备放弃大陆，聚集到小岛台湾。在四川盘踞的国民党临走，邀赵家老太太全家人一起到台湾去，赵洪文国拒绝了。其实她如果继续定居在重庆，是可以继续躲过去的。但她想起共产党的杀儿女之恨，非要留在四川多山的乡下打游击，和共产党军队周旋到底。以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四川土匪仅一年时间就被剿灭，解放初期，罗瑞卿提出的口号是“对反革命党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所以这些被抓住的余孽都被枪毙。
可能赵家人有留下活口的，但我没有能查找到。
1939年5月的调查中也发现了赵侗的一些优点。赵侗在抗日、打鬼子上面是坚决的，他屡败屡战，几落几起，始终不低头、不服输。没有发现赵侗与小鬼子有任何妥协、勾搭的迹象。早在全国抗战爆发前，1936年，赵侗就在北平公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所以，把“假抗日，真反共”这个帽子扣在他头上显然是不合适的。
此外，没有发现赵侗在金钱上有什么劣迹，他们散尽全家财产用于抗日就不必多说了，全家老小也都投身抗战。此外，他对公款不贪不占，在北平北郊时期曾盗墓挖过清皇室陵寝，所得物品都分给身边人，他自己没发现有私留物。他不好色，没有男女绯闻，没有男女私情，父母曾给他张罗成亲，但他不积极。
一分区一位红军子弟告诉我，纪亭榭在盗墓之后，曾分的小金佛等物件两三个，去延安时怕出事，半路上丢在河里了；高鹏的详情不知，但分到东西是不争的事实。
赵侗在“七七事变后”再次起事，所有过程大家均知道，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如何与晋察冀八路军合作的，也是由大家众口一词，形成文字报告。解放后，当时这一合作形式以后来曾任三团营教导员、五支队政治部主任、三团团政委、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的王建中一份回忆为准。他说赵侗最初是打算到山西找阎锡山晋军的，是赵侗队伍中的共产党成员，极力说服他留在晋察冀，成为八路军的一员。
赵侗最终与八路军分裂，只带极少数人离开了队伍，这一过程也写进了报告。但原因归结为“赵侗有野心，闹个人主义”，“不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所以自己离开了五支队。离开时赵侗曾放言：他几次失败起事，不怕再一次白手起家。
这份文字报告形成后，通过晋察冀军区上报给延安，延安通过这份报告估量到赵侗再次回到晋察冀后对共产党军队的威胁，于是赵侗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定性为“国民党特务”，最终，下定决心要消灭这股“准备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与共产党作对的国民党特务”。
史进前就是在这次揭发检举结束前离开了三团营教导员的位置，揭发检举之后，就任新一届宣传科长的。
对赵侗的揭发检举后还在进行的时候，1939年5月19日，一分区以一团为主攻，打响了大龙华战斗。因为当时一团长陈正湘患病，这次攻打大龙华据点的战斗由杨成武亲自指挥，黄寿发亲临第一线担任侦察后拟定作战计划，一团副团正熊招来在前线具体指挥。
大龙华战斗，在涞源县银坊驻扎的三团本应该全力以赴，配合一团协同作战。但实际上，只派出一个肖应棠当营长的三营前来助战。一营、二营都没有过来。
一团打大龙华，为什么三团只出动了三营配合作战？
因为三团三营这个营赵侗老部队的人最少，基本力量都是肖应棠当涞源县支队长时期带过来的。当时三营在解放后军乐团指挥罗浪的家乡梁各庄、西陵镇一带，和一分区特务营、赵玉昆部队在一起埋伏打伏击，准备歼灭敌人的援军。可惜赵玉昆部队因为经验不足，远远看见敌人的身影后就开始放枪，日伪军发现前面有埋伏就不再往前走了，立即掉头往回走。埋伏的一分区部队只好起身追击，原本的伏击战，打成了一个追击战。
与此类似的情形，1939年的9-10月间还发生过一次，那一次发生在一团。杨成武、袁升平出面，处理一团一年前1938年的7-8月间远征冀中时发生的干部严重违纪事件。
恰逢此时，晋察冀军区发来作战命令，要一分区立即派出部队，打掉日本鬼子组织的修路队。这就是著名的麻田岭战斗（很多军史和《杨成武回忆录》中都错写为“摩天岭战斗”）。
一分区接到战斗命令的时候，因为军情紧急，一团又脱不开身，于是参谋长黄寿发亲自带队，出动一分区直属特务营和一团的三营，远赴蔚县麻田岭作战。
赵侗的资料调查完毕，钱丹辉、彭澎从三团回来，将座谈的发言形成文字，呈送给杨成武。杨成武仔细翻看过资料之后，因为内容不多，不知道上面是否满意，所以还不大相信的向他们二人核实：就这些东西？都在这里了？没有留下了什么吗？
那时的钱、彭二人都是二十岁刚到的年轻人，少不更事，于是向看过文字资料的杨成武告状说：这就是全部的东西了。跟高副司令、纪团长一起从赵侗部队过来的人不少，但很多人对揭发赵侗闭口不语，敌我不分。会上只有很少的那几个人来回发言。
据说，当时的杨成武听了他们的话之后，沉思了一下，对他们说（大意是）：高鹏、纪亭榭是跟赵侗最久的人，他们都这样说了，应该是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跟赵侗一起出来的人，有先有后，他们能知道的，大体上就是这些东西。赵侗的亲戚和亲信有可能知道更多的东西，但那些人都已经跟着赵侗跑光了，留下的都是铁了心要跟着八路军的人，对愿意留下的这些人应该信任。
但那些跟着赵侗一起过来的人，也会有虽然知道些事情，但不愿意说什么的。那些凡是在赵侗家吃了很长时间饭的那些人，不是赵侗家养着他们，他们早饿死了。这些人如果有良心，是不会跟着揭发赵侗什么的。还有那些从德胜门第二监狱被赵侗劫狱救出来的那些人，这些人的命是赵侗给的，你非让这些人揭发赵侗，就违背了这些人的良心。这些人不愿开口揭发赵侗，说明这些人还是有良心的，要你们去交朋友，你们当然愿意交这样的朋友，不愿交那些当你倒霉后极力揭发你的人。
1939年的杨成武，也不过二十五岁（1914年生人，只比他们大几岁），但非常老成持重。杨成武想问题之深，超过了一般人，所以深得宣传科这些干事们的信服。
我查了那一次，没有跳着脚揭发检举赵侗的人，还是有几个的。我用三个人为例。
第一个是卫生部长张杰和钱丹辉的安徽老乡韩庄。他1927年十五岁投身革命，抗战爆发前被关押，是赵侗游击队从北平“第二模范监狱”救出来的。他加入平西游击队因为有军事才能，从特务连政治指导员、副连长到五支队连政治教导员、大队长。1938 年4月，赵侗出走的前一个月，五支队在二道河子歼灭战中受到晋察冀军区的通令嘉奖，韩庄升任第二总队总队长。五支队合并进一分区，韩庄以三团一营长的身份参加揭发赵侗，他在会上说：我来得晚，什么都不知道。
韩庄以后改任一团政治处主任，赵玉昆五支队的副司令员兼二十六团政委，以后留在郭天民二分区，先后任中共晋察冀二地委副书记、河南区队政治委员、二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兼保卫科科长等。解放战争时又回到杨成武的手下在三纵担任各级领导职务。
另一个是在一分区有“哈哈”之称的张如三。张如三是内蒙古包头人，母亲是满人，所以在国民抗日军里与满族人赵侗的私交不错。张家境较为富裕，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母也重视教育，他高小毕业后就在北平念书，以后在北平参加了革命。他是北平地下组织派到赵侗游击队中的一员，历任排长、连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揭发赵侗，张如三说：我要说的，他们都替我说了，我没什么再补充的了。
最后一个，是今天还活着的胡可的哥哥胡旭，帮助钱丹辉到陕西落脚的老一分区干部。揭发赵侗的时候，他是三团的连指导员，他说他兄弟二人参加抗日军队，是跟着赵侗一路走过来的。现在会跟着共产党八路军走下去。胡旭1939年就去了战线剧社，整个抗战期间没再挪地方。1944年初老一团到延安去之后，不久给晋察冀来函，要胡旭、王佩之这二人一起到延安去。途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时被截留下来，留在了抗敌剧社，今天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
政工干部出身的杨成武，当然会把“讲原则”放在第一位的。但如果仔细分析杨成武这个人，他常常也会有不那么“讲原则”的一面，而会“讲人情”的一面。“讲人情”体现的是灵活性。我认为，不那么“讲原则”、“讲政治”，比较“讲人情”，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
说杨成武不那么“讲政治”，但“讲人情”，所以一分区从不把大精力放在“抓坏人”上面，而只抓军纪，抓干部素质，抓部队教育，这就避免了肃反扩大化，避免误伤、错杀了许多人。一分区老干部写回忆，说杨成武亲自担任“一分区锄奸委员会主任”，但没有错杀一个好人，这是有道理的。但也是由于杨成武更看重“人情”，忽视了人的本质，所以看人有不准到时候。以后赵玉昆叛变、刘长生叛逃，都把杨成武闹了个措手不及，究其原因，是因为杨成武太相信他们了。
至于解放后，乃至晚年的杨成武，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不在我的分析之内，所以不予评价。
最后还要谈一句赵侗这个人。
赵侗，一个“过气”的历史人物，我为什么要再三谈到这个人物？因为他是中国抗战历史的一部分，不研究这个历史人物，就会在晋察冀抗战史上出现空白。你可以封杀、无视赵侗这个名字和他的历史作用，但你无法抹杀赵侗在中国抗战历史上的客观存在。
但仔细分析赵侗，我对赵侗这个人的实际评价其实并不高。赵侗在抗战上是有功的，但他这个功只是自己打仗，绝不能与八路军的全民抗战发动民众、武装民众、组织民众相比较。他那套在国民党大后方被捧到天上的游击战理论同共产党游击战相比较，简直如同儿戏。赵侗不是带兵的人，不是将才，他没有军事素质，不懂战略战术，治军不严，看他那松松垮垮的带兵过程就知道了。折射出他在多年的战争中几乎一点没有汲取教训，没有长进，白白打了这几年仗。
1939年的11月初，一分区雁宿崖战斗刚结束，黄土岭战斗即将打响之前，杨成武突然撤换下三团长纪亭榭，换上副团长邱蔚接替团长。我以前研究这一段历史，因为眼界狭窄，只是在一分区这个小圈子里打转转，认为这是杨成武向聂荣臻要求的结果。实际上不是。撤换下纪亭榭，起码是来自延安或太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
此时，正是赵侗从重庆出发，途径西安来到晋察冀的途中。撤换下纪亭榭，并且要纪亭榭去延安“学习”，目的是防止赵侗的旧部起来相应赵侗产生哗变。我认为这绝对是高抬了赵侗，因为此时，1939年底，他在晋察冀旧部的影响力已经微乎其微，远远不及杨成武了。
纪亭榭的突然离去，害的三团在黄土岭一战中没能发挥到最大作用。临时接替纪亭榭的团长邱蔚心神不安，战斗没结束就匆匆离去。因为离去的匆忙，连声招呼也没跟一团长陈正湘说一下。如果纪亭榭留下，不被撤换，黄土岭战斗时三团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也会消灭更多的敌人。
赵侗的政治眼光更加糟糕。当抗战爆发，全国大批最优秀的青年把眼光一致认定在共产党身上的时候，他却选择了腐败缠身的国民党政府。历史给了他很好的机会和机遇，但他由于眼力不行，给错过去了。1939年，他应该留在重庆，一心一意为国民党政府效力，但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自大到要重返回晋察冀，以为能打出一个他自己的天下。
赵侗的灭亡，势在必然。当时华北的抗日前线，在山西、河南的太行一线的国共战场，不在晋察冀。因为晋察冀属“敌后”，已经不具有“前线”的性质了。一旦赵侗的行军路线是进入晋察冀领域，他就只能在八路军势力的庇护下才能生存下去。如果八路军深深感受到来自他的威胁必须要消灭他，赵侗就只有死路一条。
今天，给赵侗的定性是“无党派人士”，他们集体曾加入的那个“国家社会党”连“乌合之众”都算不上，属“子虚乌有”的一个幽灵党。没有政治党派的指引，赵侗无法清楚预见到抗战期间的政治形势。赵侗来晋察冀，实际上是来“找死”。“找死”而不自知，所以，非死不可。连死在抗日前线的目标都无法达到，可见赵侗的“军事才能”和“政治眼光”水平的低下。
但即使“军事才能”很差，“政治眼光”低下，一心抗日的赵侗也不该死在八路军手里。
是不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