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杂谈——从尹先炳再谈赵侗之死
有人会奇怪，一个是太行八路军领导干部，另一个是效忠于国民党政府的前晋察冀游击队领导，这两个人怎么会凑到一起去了？这要从这几天看到的一篇回忆文章谈起，因为尹先炳和赵侗的大名都在上面。
当然，这两个人都已经先后故去，成为了历史。我们跟尹先炳的后人是几十年好友，看见有关回忆他父亲的文章，第一时间要通知她们一下。其实在这两个大名同时的，还有另一个，今天还活着的人在上面。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个还活着的人谈起。
幸福村空军干休所，有几个老人相处得很好，每天在一起散步，顺便聊些大家都感兴趣的实事政治什么的。尤其两个湖北佬魏国运和彭正谟，当然还包括那位方子翼，因为观点相同，看法一致，他们几个很能聊到一起去，所以经常在散步时“妄议国事”。
幸福村空军干休所的两个湖北佬：魏国运和彭正谟
2016年7月1日空政文工团上门慰问依旧健在的102岁的红军老人魏国运
有一次聊到军内难以遏制住的腐败现象，不知不觉就扯到了另一个湖北佬尹先炳。抗美援朝时期，十六军军长尹先炳因“睡女人”导致女方怀孕自杀，1956年被明令登报开除出党。大家说，尹先炳当年是“生不逢时”，如果换在今天，他那点事不算是事。
魏国运是湖北省监利县人，1932年，那一次贺龙红军打应城不下，回来后扩军，他十八岁参加了红军。在红三军四师十二团当排长，那时的排长，还有一个尹先炳，两个人平级。以后，1936年底，贺龙二方面军和张国焘四方面军一起北上，西路军甘肃败北的时候，两个人都当了马家军的俘虏，那时，尹先炳是连长，魏国运，那时的名字叫魏贵银，是连政治指导员，两个人还是平级的干部，相互都是贺龙红军的湖北佬，知根知底。
“那家伙人不坏，打仗勇敢，不贪生怕死，也从不多吃多占，从不整人害人，就是管不住自己的鸡巴，走到哪里操到哪里，红军时期、八路时期也是这样，最后硬是把自己一个中将给搞掉了……”
1955年，魏国运是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授衔大校，1961年晋升为少将。比尹先炳差了两个大台阶。魏和彭这两个湖北佬在空军都得不到刘亚楼的赏识，可能是“惺惺惜惺惺”的缘故，这两个湖北佬的私交很好。文革中，这二人都被贬到贵阳“五七干校”，“变相劳改”，彭还属于“正式学员”，待遇不变。魏国运因为“假党员”的问题，属于“候补学员”，每个月仅五十元的生活费。
以上都是魏国运和夫人吴志刚
在太行八路军总部时期，魏国运是朱德总司令所在的党小组组长，当年朱德给他的题词。
今天的魏国运已经是102岁的高龄，但头脑清醒，身体康健，行动自如。他眼不花，只有耳朵不好使。
再谈尹先炳。
从王端阳文章中找到的尹先炳照片
我在今年的《炎黄春秋》第四期上，看到王端阳写的一篇文章：“我所了解的尹先炳”。他的父亲王林1936年到东北军搞地下工作，认识了那时还在兰州国民党军的战俘营关押的尹先炳和魏国运。以后王林和尹先炳一起，都在山西的太行八路军工作，留下很多日记写进文章之中。
文章中提到：
齐心在《我的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一文中写到：“1940年底……我们赴延安的一大队人马（包括八路军前方总部一部分人、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团以上军政干部、一队日本俘虏等）由野战军掩护。队伍临时指挥部政委是陆定一，司令员是尹先炳（一二九师旅长）。”后面又写道：“一次我们正准备进一个村子，敌机忽然轰炸了那个村子，接着敌人步兵就抢占了该村，尹先炳司令员机智地指挥我们绕过村庄上山脱险，山上刺骨的朔风钻进我们的毡军帽，像针扎一样，但我们又一次避开了敌人。”
文章中引起我注意的关键的地方在这里：
蒋介石用朱怀冰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打朱怀冰前，冀中区党委叫我以冀中行署的代表的名义，到鹿钟麟政府要求赈济（是年冀中有大水灾），借此调查鹿、朱的动态。行到赞皇山区，发现一伙队伍，装备整齐、精良，行色匆匆向北突进，十分可疑。我当时报告当地驻军（八路军冀西独立旅，旅长尹先炳）。驻军负责人尹先炳当即大吃一惊。因为刚接到八路军总部密报：赵同从重庆接受了蒋介石的密令，并带着一批受过特种训练的特务人员向晋察冀边区挺进，企图与其旧部会合。赵的旧部是由平西游击队（“七七”事变后由我党北平市委派人拉起的，赵同当时受我党领导，拉起队伍后被蒋收买过去了），扩大起来的。如赵回到平西旧部，对我党危害殊大。八路军总部有密令就地歼灭。尹听我汇报后，一方面叫机要人员来给八路军总部报告赵同的行迹，一方面派部队跟迹追击。后在赵同率部过正太铁路后全部歼灭。
在回忆尹先炳的文章中出现赵侗，这是使我很惊奇的地方。王端阳这段文字，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准确的地方，比如把“赵侗”写作“赵同”。对我来说，我以前只知道这个赵侗跟晋察冀，被消灭时又拉上了晋绥的八路军，原来跟太行八路军也有关系。我以前就赵侗的问题专门做过几次分析，现在再重弹一次老调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我的观点：赵侗队伍在抗战期间被消灭一事是个错案，非常典型的冤假错案，应该被平反。中共从成立至今，已经过去了九十五年，在它的历史上被错杀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总人数不下几十万人，赵侗这几百人也是其中之一。
我再重弹我的理由。
第一：对赵侗一开始就使用的是“有罪推定”，他在重庆，开始组织队伍打回老家去的那一天，中共就已经给他定上了罪名：国民党特务，准备到晋察冀跟共产党搞摩擦的。中共就是以这个罪名下达了消灭赵侗队伍的命令。
在王端阳的文章中：刚接到八路军总部密报：赵同从重庆接受了蒋介石的密令，并带着一批受过特种训练的特务人员向晋察冀边区挺进，企图与其旧部会合。
所以，了解赵侗该不该杀，先要了解赵侗到底是不是国民党特务？他有没有接受蒋介石的密令？赵侗这些人到底跟共产党搞摩擦了没有？
首先要说明，赵侗这些人并不是国民党的成员，他们是中国活动在北平地方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党“国家社会党”的主要成员。而且，至今都没有发现赵侗这些人加入国民党或其它党的历史记载。所谓“赵同从重庆接受了蒋介石的密令”，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没有找到丝毫的历史根据，看来只是中共方面的一个臆想。
退一步说，即使这些学生是国民党特务，你就要置他们以死地吗？那时国民党特务的主要敌人是日本鬼子，并不是你共产党，抗战时期不是国共合作共同打鬼子吗？应该以抗战大局为重，你何必去做那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其次，赵侗这些人不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也不是地方军阀的杂牌军，赵侗这支只有四五百人的小队伍，实际上半数——两百多人，都是流落在内地的东北男女学生，被赵侗在出发前临时招募过来，又上了一些以他的亲身经验传授的“游击战”培训班的，中共的所谓“特务训练”罪证就由此而起。另外半数是在北方临时雇佣的挑夫和脚夫。这支学生为主的队伍没有任何的实战经验。
最后，赵侗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没有任何同中共搞过摩擦的军事冲突，也就是说，赵侗从未和中共兵戎相见过，他手上没有一滴中共的鲜血。你想打他，本来都找不到任何理由的。
讲到这里，我顺便说一说王端阳文字中有关赵侗另一处不准确的地方。
王端阳说：赵的旧部是由平西游击队（“七七”事变后由我党北平市委派人拉起的，赵同当时受我党领导，拉起队伍后被蒋收买过去了），扩大起来的。
这实际上是本末倒置了。应该是赵侗拉队伍在先，中共北平地下组织派人进去在后才对。否则，中共地下党组织绝不会一开始就将这支队伍的关键性领导位置交到非党员、也不受信任的赵侗的手里。
王端阳文章又提到：如赵回到平西旧部，对我党危害殊大。
实际上，当时在1939年底，赵侗这支旧部队已不复存在，被一分区彻底改造了。
赵侗这支部队，1937年12月隶属于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给编制五支队，驻地番号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在平西的斋堂地区。这支部队鼎盛时四五千人，1938年7月合并到一分区时候，《杨成武回忆录》中记载有一千五百余人，对此纪亭榭表示异议，认为杨成武有意缩小了五支队的作用。
纪亭榭的理由如下：
1、一支一千五百人的队伍，在平西斋堂单独驻扎是不可能的，周边的日伪军和土著力量就会吃掉你。
2、一支一千五百人的队伍的那么多领导人，不会被晋察冀军区授予诸多的团以上、军分区一级的各级领导职务。
3、五支队合并进一分区的时候，纪亭榭估计应该有将近三千人的数量，仅三团一个团就有原五支队一千五百来人。
现在又回到一桩历史往事的上面。
1939年的11月初，一分区雁宿崖战斗刚结束，黄土岭战斗即将开始之前，一分区突然临阵换将，撤下三团长纪亭榭，由三团副团长邱蔚接替，参加马上打响的黄土岭战斗。
注意，纪亭榭被撤下的这一时间，正是赵侗从重庆出发，赶赴晋察冀的半途之中。联系到王端阳文章中提到的：“如赵回到平西旧部，对我党危害殊大”的说法，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关联，大家自己去判断吧？
抗战期间有时在延安握有生杀大权的中央社会部多疑，几乎到了“望风扑影”的地步。此时，延安已决定了赵侗的死刑，作为防范措施，紧急撤下纪亭榭，不让他带兵，不是没有可能的。
第二：在消灭赵侗的过程中，中共军队使用的手段十分卑鄙、而且十分残忍。
1939年秋，就在晋察冀一分区取得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胜利，受到重庆蒋委员长通令嘉奖的时候，受到晋察冀八路军胜利的鼓舞，重庆一支两百来人的小队伍，以赵侗为首，基本成员都是原东北三省的流亡学生，他们组成队伍，开始向晋察冀进发，他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打回老家去”。
为了这支学生军的出发，重庆大后方的老百姓为他们专门进行了献金捐款大会，筹备所需的钱款；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为赵侗这支小队伍配置了适用的武器，委以国民党政府军番号“晋察冀游击纵队”，公开送行。
赵侗的返回路线，从重庆乘车过秦岭、经汉中到西安，沿途的国民党地方军政首要设宴欢迎，赠武器赠钱款，也有三三两两的东北流亡学生沿途加入。之后，从西安经山西，从国民党军控制的地盘进入八路军太行部队控制的地盘。王端阳文章中引用的他父亲王林的回忆，就是在这个时间发生的。
当王林向尹先炳打招呼告诉他赵侗队伍到达的时候，赵侗这支三百人，连同挑夫、脚夫总计四五百人的队伍，已经进入晋察冀的南大门，四分区管辖的地盘上。
这以后发生的事，我们知道的，赵侗手持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介绍信，来到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部，要求借道过去，到抗战第一线的前线地区。四分区司令部向晋察冀军区汇报后，给了赵侗同意的回答。但是当赵侗在四分区前行的路途中，八路军四个团（晋察冀部队两个团和晋绥部队两个团）已埋伏好了，将赵侗这支队伍一举歼灭。
赵侗向晋察冀八路军公开借道，他的行为光明磊落，无可指摘，他从没把八路军当成敌人，从而违反了在中国生存的第一要诀：“防人之心不可无”。没有丝毫的防范之心，是赵侗这支小部队注定要灭亡的自身原因，中共把赵侗当成了非杀不可的主要敌人，使赵侗的灭亡势在必然。
对于消灭赵侗这支部队的过程，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叶长庚、以及四分区主力五团团政委肖锋都留下了回忆录。但说法各不相同。
叶长庚的回忆中，是在赵侗队伍的行进途中，八路军突然伏击，全歼了赵侗这些人的。
肖锋的回忆中，赵侗的队伍在埋锅造饭吃饭期间，八路军突然偷袭，消灭了这些人的。
不管哪一种回忆，但总之赵侗的这支队伍都是在毫无防备之中，被八路军消灭掉的。
因为要绝对保密，所以围歼的八路军奉命战场上“不留活口”，所有被俘人员一律“坑杀”，被活埋掉。此细节见作家戴晴的微博，是当年晋绥的一位亲身参加过此战斗的老干部亲口向戴晴讲述的。
戴晴的微博中讲：被推向坑中的一个女学生，抱住负责行刑的一位八路军干部的双腿，哭着说要给他当小老婆，只要能活下去。但还是被推到坑里活埋了。
说心里话，虽然四分区的叶长庚、肖锋都是主张赵侗这些人该杀的，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但叶长庚、肖锋也不愧都是行为光明磊落的汉子，他们奉行了中国历史上做人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好汉做事好汉当”，“敢作敢当”，承担历史的责任，把这段历史留了下来。否则，赵侗的被杀害就只能是一桩历史之谜。
在《聂荣臻回忆录》和《杨成武回忆录》中，都曾提到过赵侗的往事和他的下场。聂荣臻和杨成武都是政工干部出身的军队领导人，政策水平要远高于其他那些军事领导人。
聂荣臻的回忆中只提到了两点：一是消灭赵侗这些人，是来自延安或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晋察冀军区只是执行而已；二是这一次行动是贺龙的晋绥部队指挥的，晋察冀部队只是配角。
杨成武领导的一分区之所以强大？不仅是因为一分区是靠着晋察冀唯一的一支成建制武装，一一五师的独立团起家的，还因为一分区在发展的初期吞并了三大民间武装：赵侗五支队或晋察冀第五军分区的队伍、孟阁臣晋察冀第六军分区的队伍、赵玉昆的河北农民游击军三总队的队伍，这三支武装，总计不下一万五千余人。
注意。杨成武吞并这三支武装，基本上都是“兵不血刃”，和平过渡，所以杨成武的双手上也不曾沾染上赵侗、孟阁臣、赵玉昆这三个人任何一个人的鲜血。
这就是说，杨成武有能力、有机会杀人，却没有杀。这说明，杨成武奉行的是：宁可这些人负我，我不能负这些人。这为杨成武带来了一生的历史荣誉——杨成武本质上是个从不滥杀无辜的厚道之人，他没有在历史上留下残暴的骂名。
赵侗的这件事讲完了，有人会问，事隔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换了你，你认为当时中共或晋察冀八路军应该怎样做才好？
杀赵侗的命令，明显出自延安或八路军总部，也就是说，决定赵侗的生死权不在晋察冀，而在上面的最高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同样，“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八路军也不例外，所以，赵侗之死，死在必然，中共要你死，你在中共的地盘上，不死就成了怪事。
如果换了一位有远见的中共领导人，他能够预见到将来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早晚有人会翻这本老账，他就不会下杀赵侗的命令。赵侗这批人，充其量不过三百来人，加上挑夫脚夫，不过四五百人，他们能在共产党的晋察冀地盘上兴风作浪吗？
中共不下杀赵侗的命令，晋察冀就不必担这个骂名。聂荣臻可以派出一个营，四五百人，全程护送赵侗这支队伍通过晋察冀。一旦赵侗这支小队伍与日军交锋，这支包括女学生在内的学生兵能坚持多少时间？还很难说。但这中间会有很大一部分人为国捐躯，牺牲在日军的枪口之下，这是毫无疑义的。剩下来的人要想活下去，只能寄希望于晋察冀八路军的救援。
好，救援之后，剩下的人不管是谁？都有谁？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重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另一条是留在晋察冀，参加八路军打鬼子。那时这些幸存的人都在你的手上，你有的是时间和机会可以细查：赵侗这些人到底是不是特务？他到底有没有从重庆接受蒋介石的密令？还发愁你查不清吗？
你何必非要杀这些男女学生，担这个历史的骂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