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一分区史》中的新发现内容——再谈赵玉昆
孟阁臣之后，就是赵玉昆，所以有人说，杨成武消灭了孟阁臣，下一个目标就会是赵玉昆了。
错，杨成武的确从没有过要消灭赵玉昆的打算。在杨成武最初的阶级划线中，赵玉昆属于“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重用和依靠的对象。诸位不要被《杨成武回忆录》中那些好像他一贯对于赵玉昆抱有戒心的话语给蒙蔽了。孟阁臣是被消灭的，可赵玉昆不是，他是自己跑掉的。跑掉的时候赵玉昆并不在一分区锄奸科的怀疑之列，而且还是被一分区政治部专门被培养发展的中共党员，赵玉昆的入党介绍人就是他的政委王建中。
叛逃前红极一时的中共党员赵玉昆，是我以前从未谈及过的话题，这一次我专门要谈这个话题。
谁都知道，在一分区这块地盘上，没有杨成武点头批准，有谁敢发展赵玉昆入党？没有杨成武的极力推荐，有谁能把赵玉昆提拔到与陈正湘平起平坐的地步？所以，发展赵玉昆入党，重点提拔赵玉昆担任要职，应该是杨成武亲自制定的重大决策。
有关赵玉昆入党的这个内容，在《杨成武回忆录》中绝对没有一个字提到，但“党政版”大事记中却有专门的文字记载。
注：这是1939年的6月
在杨成武的关照下，1939年2月刚正式归属到一分区杨成武门下的赵玉昆，“进步飞快”，到了三个月之后，1939年5月打完大龙华战斗召开党代会的时候，赵玉昆已经一路绿灯，被发展成为候补党员。
同样是抗日军队的领头人，与赵玉昆的“进步飞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谁？是赵侗。
1937年12月，正式加入到晋察冀军区系统的原北平“学生军”国民抗日军被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晋察冀八路军第五支队，被任命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五支队支队长的赵侗就提出了入党申请，可结果呢，聂荣臻亲自介绍赵侗的下属纪亭榭入党，连有着“大少爷”之称的高鹏都被发展入党，却始终不批准赵侗入党。
看到自己在八路军里始终得不到信任，半年之后的1938年5月，赵侗脱离开不信任他的中共八路军一方，投奔到国民党即国民政府一方。
两年后的1939年10月底，一分区打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之前，曾有过一次来自延安要求的对赵侗的政治调查。当时的一分区政治部在涞源县银坊的三团团部召开调查会，号召过去赵侗的老同学、老同事们对赵侗展开揭发检举。当时穷尽众人之力，才对赵侗揭发了“有野心”这个罪名，其余如政治上，从未找到赵侗有过“反共”言行；经济上，赵侗从未贪污受贿过，他们全家更是散尽家产进行抗日；作风上，赵侗更是清白如洗，没有一点男女之间的绯闻丑事。
如此清白干净、舍小家为国家的一个人，共产党却容不得他，他当时被揭发出来的最大罪名，就是同共产党“闹独立性”。怪哉，你们发展他入党，用党组织和党的纪律来约束他，他不就没有“独立性”可闹了吗？反之，你们把赵侗关在共产党的大门外面，然后再给他扣上“闹独立性”的帽子，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以后得知，这次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的赵侗调查，是因为在重庆的赵侗已经宣布要在回到晋察冀，重举起抗日大旗。在延安的中央接到重庆周恩来的电报，于是急忙调查赵侗的政治态度，预料到如此“干净”的赵侗一旦回到华北，将会对中共领导的晋察冀根据地构成极大的麻烦，所以向太行八路军总部下达了“消灭国民党特务赵侗”的密令。
你在今天细究赵侗这个人与赵玉昆之间的差别：大学生出身的赵侗，自1932年便开始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社会影响更大，他比起屠户出身有着几个小老婆的赵玉昆，哪一点不是强之又强。可当年的晋察冀军区领导就是要压制赵侗，抬举赵玉昆，这不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翻版。
在一个当时文盲和初等文化占大多数的中共组织内，当年压制赵侗，我猜是某些人对于有着高文化人的畏惧和偏见。这些人看到赵侗的名气太大了，再加入到共产党里会如虎添翼，难以驾驭，对自己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所以非要压他一头，不让他入党，生生把他逼到了国民党那边。
赵侗冤不冤？当然冤。这种散尽自己全部家产、全家人无分老幼都投身抗战的家庭在四万万中国人中间能有多少？恐怕微乎其微。当时东三省四千万中国人中间哪怕有十分之一的人效仿赵侗，日本鬼子能在东三省站住脚吗？所以对于赵侗，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心知肚明，以后几十年间，他从不把消灭赵侗的“功劳”记在自己的帐上。
在一分区历史上，前有赵侗，后有赵玉昆，这段史实的披露，肯定会使某些一分区领导人感到不快，自古：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嗨，我说老罗，有你们这么干的吗？你们把底细都捅了出来，让别人怎么在回忆录中写这段历史？”
还有赵玉昆叛变的时间。迄今为止，所有的有关一分区历史的书中，都对赵玉昆叛变的日子含混不清，只有一部书，姚雪森的书中谈到了赵玉昆叛变的日子，1940年的3月2日。我看到的第二个提到赵玉昆叛变的时间，就是这个“党政版”大事记部分。
赵玉昆及其所属部队自拉队伍起家之后，一直都驻扎在易县的东部、东南部与定兴县、徐水县交界的地区，这里也是赵玉昆和宋学飞等人的家东邵村、西霍山村的所在地。这支队伍拉起的初衷，原本就是为了“保家”的，抵御过境的二十九军及其他国民党败军的抢掠骚扰。1939年的7月份左右，也就是赵玉昆“光荣入党”的几个月之后，赵玉昆所属部队被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的正规八路军，部队番号是二十五团和二十六团，这才完成了从“保家”向“卫国”的转变过程。
赵玉昆之所以“进步快”，是因为他对一分区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1940年的3月2日，并没有受到刁难和怀疑的赵玉昆，为什么突然带领身边的亲信跑到日本人那边去？无论《杨成武回忆录》还是“党政版”大事记，都对这背后发生的深层次原因闭口不谈。大事记中的“汉奸冀振生的介绍”，是叛变的途径而不是原因。实际上导致赵玉昆突然叛变的直接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赵玉昆最钦佩的一分区军事领导人陈正湘的突然离去；第二点是赵侗被消灭的消息的传来，使赵玉昆“兔死狐悲”；这先后两件事叠加起来，赵玉昆丧失了对一分区八路军的信任感。
这两点因素里面，陈正湘之走是间接因素；赵侗被歼是直接因素。一个几乎没有文化的人，是很迷信的，五支队前任支队长赵侗之死，而且所带数百人不留下一个活口，极大地刺激了现任五支队支队长赵玉昆。他怕马上会受到同赵侗一样的下场，所以急忙“变脸”，托人与日军联系上，然后连夜跑到了日军那边去。
所以，日本汉奸与赵玉昆的联系不是赵玉昆叛变的原因，而是赵玉昆下决心叛变后的一个举措、一个途径。
我们常说“人无完人”，一个从不犯错误的人，一个从不犯错误的政党和军队是绝对没有的。我认为，晋察冀军区有关领导在对赵侗、赵玉昆的问题上都犯了错误，对前者赵侗的政策“过左”，排挤怀疑而疏于团结教育；对后者赵玉昆的政策“过右”，信任重用而疏于防范控制，以至于这两个原本可以为八路军利用的人一个跑到了国民党那边，另一个跑到了日本人那边。
陈正湘的突然离开一分区，源自一分区一项不大合理的“升职任命”。
1939年11月打响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在今天被宣传为八路军抗战初期的一项重大胜利，但当时并不是这样。黄土岭战斗结束后，参战的主力一团进行“战后检讨”，反省为什么没有能全歼敌人，以致相当数量的日军可以被歼灭但没能歼灭。其实这是一个战场上缺乏统一指挥而导致的各主力团协调不好的问题，未能相互配合一致全歼敌人。打不好，有情可原，不能由哪一个团的领导人单独承担打不好的责任。
但检讨会还没开完，来自重庆和延安的贺电已经来了，黄土岭战斗打死一日军中将，在全国抗日军队中引起巨大反响，所以一团的检讨会又立即改变成为了庆功会。
军队的规矩，大功之后，必有大赏，有关的领导都要升官晋职。在一分区荣立首功的一团长陈正湘该晋升为何职？
历史回到1937年的11月，当时的独立团1700人在急剧增加到7000人的时候，刚刚建立的晋察冀军区将独立团扩编为“第一独立师”。此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来国民党政府的抗议：你共产党八路军背着政府私扩军队。
为找到一个变通的办法，1938年初，晋察冀军区将原来的“独立师”改称为“支队”。晋察冀军区在11月7日刚成立时的四个军分区，再加上12月批准成立的赵侗第五军分区，每个军分区即是一个八路军支队，支队下面的编制是大队。1938年7月，由于“五支队”合并进一分区，一分区手里其实有两个（一支队和五支队）的支队编制。实际上，这个很不正规的编制在1939年后就被人们弃之不用，1939年一年，晋察冀军区积极在各军分区成立主力团，所谓“支队”和“大队”的称谓已经成为了历史，在现实中不存在了。
黄土岭大捷之后，1939年底，一分区重又拾起一支队、五支队两个编制，陈正湘被任命为一支队支队长、支队政委袁升平、支队参谋长杨上堃，下辖一团、三团两个团；赵玉昆被任命为五支队支队长、支队政委王道邦、支队参谋长宋学飞，下辖二十五、二十六两个团。
注意：大事记中，对这两个支队的建立从未提及（《杨成武回忆录》中提到了），但是却提及了这两个支队机构的被取消。1940年的8月，一支队、五支队这两个从未起到作用的空架子支队机构宣布取消。
有关陈正湘、袁升平、纪亭榭的走，《杨成武回忆录》和大事记中都没有提及。但大事记提到了1940年初一分区在军队中开展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尤其是“反不正当倾向”大会。这次大会，以前彭家老爹向我提起过，但时间却放在了1939年的10月份，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之前。这次在大事记中被明确提及，时间是在1940年的1月3日。
为什么要特地强调这个大会，因为主持这个大会的是杨成武、袁升平二人。袁升平又是和陈正湘、纪亭榭一起走的，有袁升平在，说明陈正湘没走，还在一分区。在这次会上我们知道的是杨成武点名批评了几位营级干部，大都是一团或当时临时在一团工作的红军干部，事后的处置十分严厉。我不知道在杨成武处置这些一团干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会后，陈正湘、袁升平、纪亭榭一起离去，这本身就不大正常。三个人的离去似乎各有不同的理由：陈正湘是“养病”，袁升平是去参加“七大”，纪亭榭是去延安“学习”，这三个人走的几乎同时，晋察冀四分区所在的河北省灵寿县发生了赵侗一行人被歼灭的事情。
在这之后，是赵玉昆的叛逃。
赵玉昆事件几乎同时，一分区还发生了几件诡异的事情，一个是一支队参谋长杨上堃为首的“出走事件”，这件事未能成功，在保定近郊被截了回来；另一个是一分区电台台长刘长生的叛逃，这次成功了，他跑到了日本人那边。
凡是看过《杨成武回忆录》的人，都会得到一个印象：刘长生叛逃的历史事件被放在了1943年的部分，所以我得出错误印象：刘长生叛逃事件发生在1943年初。
实际不是。刘长生的叛逃在1940年，和挺进军电台台长吴其增的叛逃时间几乎相同（我认为是刘长生叛逃在先，然后通过电台与挺进军电台台长吴其增密谋，从而诱使吴其增叛逃）。当然《杨成武回忆录》和大事记中都没有被明确提及。但是却提到了刘长生被一分区战士宁亚川抓回来的准确时间：1941年的1月。
赵玉昆1949年3月在北平被捕，当时凡北平纠察总队中的一分区干部都去查看，验明正身。在北平对赵玉昆的审问时间不长，对赵玉昆问题最关心的其实并不是关押他的北平市公安局，而是华北军区有关领导。因为当时参与审问的大都是华北军区保卫部的领导干部，主要追问他叛变后，在当时的晋察冀军区里还有没有他的同党或策反对象？
看后来的历史资料，当时聂老总关注的是宋学飞，一直怀疑宋学飞是赵玉昆漏网的同党，最后在杨成武的力保下打消了怀疑。而杨成武关注的，是当时赵玉昆为什么要跑？老子待你不薄，能给你的都给你了，党员、领导职位，你小子为什么还要跑？
赵玉昆怎么回答的不知道，赵玉昆被捕的五个月后，1949年8月，赵玉昆被押回到易县公审后立即枪毙。
赵玉昆的故事讲完了，但又好像没有完。你看，赵侗、孟阁臣、赵玉昆三个曾经的晋察冀八路军领导人都被枪毙，他们留下的那些部下却都没有被追究，以后很多人成为共产党解放军的中高级领导干部。这就奇怪了：过去说“首恶必办，胁从不问。”这几个“首恶”们都被惩处了，他们的老部下是属于“胁从”，还是属于“革命同志”呢？
1947年夏天，晋察冀野战军为配合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在战斗的间隙中开展“三查三整”的政治运动，整治军队中与地方土改运动不合拍的种种现象。当时一分区部队组成的二纵四旅也被卷进运动中去，一向喜欢直言不讳发出不同声音、特别是对土改运动发生不同声音的营教导员姚雪森，被人在背后告了不少状，成为四旅政治部瞄上的要整治的重点人物。姚雪森借用了文学手笔，全面描绘出了那一次的冲突斗争。
那一次针对姚雪森的会议，公开站出来的揭发者主要说姚雪森同情土改运动中的地主分子，是因为自己是富农出身，虽然十三岁就参军入伍，但入伍参加的是土匪赵玉昆的部队。
话音一出，当即受到姚雪森的反驳，因为当时四旅十一团就是从赵玉昆的二十五团起家过来的，难道这个团从团长到团政委在内的全团人都是从土匪队伍出来的吗？
战争年代，正是用人拼命之际，你“三查三整”运动搞这么一套，打击了这一个团干部战士的积极性，怎么让人家上战场为你拼命？在姚雪森的书中，最后肖旅长、龙政委亲自出动，平息了此事。
今天的解放军六十五集团军一九三师中的五七七团、五七八团，就是抗战时期的一分区三团、二十五团组建起来的。新三团组建，原赵侗五支队成为主要力量，以后又加进了孟阁臣部队的主要骨干；二十五团更不用说了，赵玉昆起家时的易县子弟兵是主要成员。你能把这些在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中牺牲、负伤、英勇奋战过的干部战士都否定吗？
当然不能。所以，历史研究是一件实事求是的事情，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过程就是实事求是。不说假话，如实向民众坦诚公布中共和中共军队、中共政权在历史发展中的一切事实，才是得到民众拥护的最起码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