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北步兵学校到平津纠察总队——运行
1948年7月，华北军政大学在石家庄西兵营举行开学典礼，从此正式对外宣告建立。
1948年7月1日，朱德、叶剑英在华北军政大学开学典礼上检阅学员大队
我看百度百科上的说法：1948年5月23日，叶剑英赶赴石家庄华北军大校部所在地，担任校长兼政委，华北军区副司令员萧克兼任副校长，朱良才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6月11日，这所源于抗大二分校，后由晋察冀军区的军政干部学校、步兵学校和晋冀鲁豫军区的军政大学、陆军中学、青年教导团合并组成的华北军政大学在石家庄正式成立，开始了新的历史征程。
这个说法太含糊了，或者说，表述的有点不大准确，我纠正补充一下。
华北军政大学，本身是从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的原班人马继承过来的；晋冀鲁豫军政大学来到晋察冀后，注意：并没有与正在被撤销的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合并，而是与察哈尔军政干部学校合并，建立华北步兵学校，所以晋冀鲁豫军政大学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在此后已经不复存在。在步兵学校成立之后四个月才诞生的华北军政大学，是无法与已经不复存在的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合并的。
除此之外，除了上面说的两个较小些的学校陆军中学（对外也叫冀中军官学校）、青年教导团之外，还有一个晋察冀妇女学校；所以，所谓的华北军政大学，实际上是由原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新建立的步兵学校，以及妇女学校、陆军中学、青年教导团这五家共同组成。
组建后的教学实体实际上只有两家，即在石家庄的华北军政大学和在晋县的华北步兵学校。其余几家都被合并进了华北军政大学，成为军政大学下属几个不同培养对象的教学队。
来到晋察冀的原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带队的最高领导人是晋冀鲁豫军政大学教育长赵再生，与察哈尔军校合并后建立的新学校就是华北步兵学校。但这个晋冀鲁豫军政大学中有一个教员，有着大学文化，担任哲学和马列主义的教学课程，在延安抗大教学中就享有很高的名气，曾被毛泽东多次点名赞扬。这就是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的郭奇，被单独的一纸命令调走，到华北军政大学教育部担任副部长、政治部政教部部长。
郭奇，这个抗战时期才参加革命，从没有上过战场打过仗立有战功，1955年却被授军衔少将，这使得许多人都惊奇不已。如果他当初被留在华北步兵学校，被任命为政教科科长或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授衔，应该是个上校或顶多是大校吧？那些有着多年战功的红军干部或抗战干部会压他一头，军队干部最在意的就是论资排辈和战功。
与毛泽东握手者即为郭奇
郭奇少将后排左一
郭奇到华北军政大学，还有一件事不能不说。据记载，当时担任着《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的张春桥因为与郭奇认识，也曾被邀请到军政大学给学员们教课、作报告，这个事没有见到文字记载，仅凭口述，权当参考。
当已经成立了四五个月的华北步兵学校与华北军政大学建立新的上下级隶属关系的时候，步兵学校上报给军政大学的编制系统，包括校部（直属部队）、供给部（直属支队）以及四个教学大队，总计登记在册的编制人员4956人，相当一个旅的完整编制。校部除设置办公室外，下设教育处、政治部两大机构。教育处设政教、军教、文教三个科室，由教育长李青川负责；政治部设干部（组织）、宣传、保卫三个科室，由张迺更、郑旭煜负责。
当年的这些步兵学校老兵绝大部分都已经故去，只有极少数人还活着。前些天一位读者写消息告诉我，曾任当时干部科科长的娄子恒作为北京市公安局的离休干部，现在还活着，已经九十多高龄了。公安部离休老干部有个封崭，当年的政教科干部，也已经九十多高龄，听说也还活着。
当年的华北步兵学校，干部大都是四面聚合而来，相互间并不熟悉。我看杨浩留下来的老笔记，“刘福”的名字错记成“刘复”；还有些干部只知道姓，不知其名。上面这两位还在世的干部，娄子恒是抗战中从延安来到晋察冀的，解放战争在张明河教导旅；封崭是跟着赵再生、郭奇从晋冀鲁豫过来的，被同样是从晋冀鲁豫出来，到公安部担任领导工作的刘复之调过去的。
在华北步兵学校机关中层干部的任命上，明显表现出了张明河的一大特点：飞快建立起自己的干部系统，优先任命自己的这套干部班子。这个特点与杨成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只有政工干部出身的领导干部才会认识到“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那些军事干部出身的领导干部就很难认识到这一点。比如黄寿发和徐德操，如果他们能早些认识到这一点，及早建立起自己的干部班子，他们还会在自己人的内耗斗争中输得如此惨吗？
当然，凡事有一利，就会有一弊。往不好说，优先任命自己带来的人，就是典型的拉帮结派，团团伙伙，搞私人小圈子。河南内乡人张明河，抗战后在苏北新四军，1942年就担任抗大四分校政治部主任（注意到没有：跟李志民同一时期在抗大二分校的职务一样），相当于晋察冀的旅政治部主任，跨进师一级干部的行列。
1945年底，因通往东北的通道被国民党军截断，张明河跟他所在的“第二东干团”团长胡耀邦一起，被留在晋察冀，加入晋察冀部队。张明河从旅副政委干起（只比旅政治部主任高一点），代理旅政委，旅政委。1947年12月解放石家庄以后，他从部队四纵十一旅旅政委被调到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担任校政治部主任，进入军一级干部行列。
注意：张明河在离开四纵十一旅的时候，充分展现了他开始搞团团伙伙的特性，将他在十一旅的工作班底，以团政委张迺更为首，全部带走，带到了他工作的新部门，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几个月后，华北步兵学校成立，他被任命为步兵学校政委，在他来步校上任之际，依旧是他那套“随身走”的私人班底，又被全部带到步兵学校，除张迺更被任命为校政治部主任，其余那些跟他一起来的主要干部都被任命为政治部下属的各科科长。
其实在张迺更之前，还有另一位重要的“张明河班底”干部被任命为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只是他很快就调走了，于是调张迺更来接替。我后面再细说这个部分。
同时，他对其他部门那些来自晋察冀各系统的干部，只要你不是晋察冀军区直接任命的领导干部，一概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
一位原本承担给张明河写传记的大学教师，还有一位曾经给张明河平反的河北省政府的干部的子弟，谈起许多河北省干部对张明河的愤恨程度难以言表，我相信张明河曾经得罪过许多许多的人。尤其在干部任免的问题上更是如此。
华北步兵学校张明河大权独揽，这是由当时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赵再生作为校长，理应是一把手，但他是外来的领导干部，晋察冀干部他都不认识，所以他在干部任命上毫无作为，只能由政委张明河说了算。但张明河优先任命自己的小班底，给那些来自冀中及其他地方的干部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1949年11月，这一幕几乎重演。北平纠察总队结束后，张明河奉命回到老部队六十四军——过去的四纵，接替另有任务被调离的副军政委傅崇碧。张明河依旧组建了自己准备在新单位运作的小班底，但这次人多了，四五十人，打算带到六十四军。但任务突变，他被罗瑞卿留在了北京，就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这套班底也被留在了北京。几十年后，“白头宫女说玄宗”，这套班底的一些干部对我讲起往事，才使我通晓这背后的一切。
再说当年的华北步兵学校建立。
晋察冀军区——后来的华北军区，除首长和特殊人物（比如外国人、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俘虏）享受的“特殊编制”的供给标准以外，正规的编制供给分两大类：第一是“野战军供给标准”；第二是地方部队和地方机关干部的供给标准。第二类的供给标准相当于担任南征北战作战任务的第一类野战军供给标准的80%。
作为教学机构的华北步兵学校因为也要执行作战任务，所以被晋察冀军区划定为享受第一类野战军供给标准，不执行作战任务的华北军政大学则享受第二类后方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的供给标准。
还有一点：所为“编制内的人员”，并不是步兵学校的全部成员，除了编制之内的，另有不享受华北军区兵站给养的无编制地方人员两百来人可能更多。这些人属地方老百姓的非军人身份，即今天军队系统雇佣的有着“老百姓”身份的地方“职工”，主要从事炊事员、保管员、菜园、养猪、豆腐坊、首长保姆的工作，不在军人的编制之内。这部分人不由华北军区兵站提供给养，属于军队“自收自支”养活的人群，同地方区乡政府的雇佣人员同一个供养渠道。
最后还有一部分人，也不在共军队伍的编制之内，这些人原来是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不是起义过来，起义过来的算“同志”）的军官，大都有着军校和陆军大学的高学历，所以被留下来准备发挥其特长，担任教学工作，对外叫“解放军官大队”。读起来要分清，不叫“解放军-官大队”，而叫“解放-军官大队”。
但此时，这些人的俘虏身份并没有解除，还处于有哨兵跟随的集体管理状态，只享受有限的自由。这些人也不属于共军的编制系统，但属于华北军区兵站的供给系统，享受高于共军编制供给的与华北军区领导人的“特殊编制”同样的物资供应标准。
有关“老百姓职工”和“解放军官”这两种人，我听到的较多，细讲一下。
中共军队，从抗战时期的八路军算起，原本是没有老百姓身份的“职工”在军队系统里效力的。那时军队里的伤残老兵，是被推卸给地方政府抚养的，属地方政权的“优抚对象”。军队不养老也不养小，更不养伤残，这是个原则，否则军队将无法打仗。战争年代，这样的“优抚”是很不到位的，所以一旦你这个家庭有人参加八路军受到伤亡，这个家庭立即会陷入到极度贫困之中，当年的抗日政府很穷，地方党政部门的“优抚”内容是很有限的。
一直到1947年6月朱德来到晋察冀，1947年底的晋察冀军区高层军队领导会议上，朱德提出要废除各旅团保持了十来年之久的“小金库”，在此之前，八路军的财政支撑建立在团里。每个团都有可供自己支配的金钱、物资和武器弹药。
抗战期间，一分区所在的易县地区，而易县人自己组建的部队是二十五团。二十五团团长宋学飞也是易县本地人，他深知自己团死一个易县人，这个家庭就陷入到贫困甚至灭门的苦难之中。所以宋学飞抗战八年，使用易县子弟兵打仗慎之又慎，轻易不死一个人。每当有一个易县本地兵伤亡，宋学飞总是从团的小金库（也可能就是他家的钱财中）拿出一部分，抚恤这个失去亲人或亲人致残的家庭。
我真正要讲的内容从二十团开始。
二十团是从三分区“交换”过来的，交换的对象是曾经存在的一分区骑兵营。来到一分区的二十团，一直驻扎在涞源县，团领导两次更换之后，更换为一分区干部团长陈宗坤、团政委史进前。二十团因为是“外地部队”，不像宋学飞的二十五团属本地部队，所以对自己团的伤残老兵都没有交到涞源县地方政府，而是由自己的财力抚养起来。
顺便说一下，在满城县的三团也是这样，团长肖应棠也是在满城县当地抚养自己三团的那些伤残老兵。这个问题在当年不算问题，因为全晋察冀都实行党政军干部一元化领导，团政委兼任地方县委书记，连指导员兼任地方区委书记，安排落实自己团的那些伤病员们，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
1944年10月冀察军区成立，二十团从涞源县奉调到新成立的察南军分区。涞源县是老抗日根据地，一分区经营多年，察南地区的几个县都是新区，大部分地区都处在日伪统治之下。二十团如果自己去察南地区，问题不大，但是要带着由自己团供养的那些伤病残老兵一起走，困难就大多了。一旦被日伪军合围，你跑都跑不脱。
在陈宗坤带领二十团去察南的同时，即将卸任的团政委史进前带着几十名二十团伤病残老兵，来到涞水县李各庄。后来知道，史进前原准备是上新成立的冀察军区卫生部医院，把这些伤病残老兵放在那里的。但人家没收，于是史进前带着这些老兵来到李各庄的冀察军区领导机关要个“办法”。最后，这些人交给了同是一分区过来的冀察军区教导大队代为管理。
对于要行军打仗的军队来说，伤病员无疑是个沉重的包袱，军队哪有背着沉重的包袱行军打仗的，一般都会把这个沉重的包袱推卸给地方政府。对地方政府来说，凭空加给它的这些伤病员，无疑也是个沉重的包袱，地方政府只能转嫁到根据地的老百姓身上。至于老百姓家照顾的好坏，那只能凭这些家老百姓的天地良心了。
一分区易县境内，推举出了一个参加全晋察冀英模大会的模范人物崔洛唐，推举他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家照顾了三名八路军伤病员，他哪怕到外面讨饭，也要让三名伤病员吃好；鬼子进山扫荡，他顾不上转移家人，先要转移掩藏这三个八路军伤员毫发无伤。
深知道地方政府和老百姓的极度困难，所以在涞源县的二十团，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把自己的伤病员留下来，不交给地方，由自己照顾，现在又转给了教导大队。二十团不过带了个头，以后三团从满城县远征蔚县，攻炮楼、打据点产生了不少伤员，送到冀察军区医院治疗。伤愈后轻伤员可以归队，那些无法再回到部队的伤病员怎么办？看到二十团的伤病员开了个先例，于是也找到教导大队，要求留下，不去地方政府。
教导大队有什么办法？那是幸好赶上1945年初八路军开始大反攻的大好时光，鬼子伪军无法再到根据地扫荡，物资粮食供应都有所好转，不知道是郭天民还是刘道生知道了，于是开恩点头，允许这些人留下。这些行动不便的伤病员留下来后，成为冀察军区机关的杂役工人——当然比以前雇佣当地老百姓要可靠多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冀察军区分为北线和南线两个指挥部，全部走出了涞源县，这些伤病残老兵们留了下来，“自己管理自己”，与部队脱钩。当冀察部队掌管着张家口、宣化的时候，这些老兵及时赶到张家口、宣化，着实发了笔横财。他们结伙空着手去，却赶着满载的马车回到涞水县李各庄，从1945年秋天到1946年秋天，没有人能记得他们往返了多少趟，拉了多少吃穿用的东西回来。当1946年10月中旬在撤退中饱受重创的冀察军区机关再次回到李各庄的时候，他们深切感受到：最大的功臣是这些为他们看守房屋，而且储备了大量物资的伤病残老兵们。
1947年底，当这些原冀察军区的机关干部们再次走出涞水县大山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忍心抛弃这些功勋卓著的老兵们。这就是华北步兵学校那些校部和供给部的炊事员、保管员、菜园、养猪场、托儿所，等等一切后勤部门老百姓身份“职工”的由来。当年的步兵学校，没有“直工科”或“职工科”这个部门管理这些人，统由校政治部的干部科管辖，校政治部副主任郑旭煜主抓这些老兵及地方雇佣百姓的管理工作。
1948年12月，华北步兵学校奉命离开生活了大半年的晋县驻地，集结保定。当时任务保密，但大家都猜到是去参加攻打北平的战斗。大部队出发后，郑旭煜及一些机关干部、后勤干部晚走一步，做一些善后工作，检查有没有违反群众利益什么的。最后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向晋县地方政府交代要妥善安置这些从抗战过来的伤病残老兵们。
一晃十几年时间过去，1964年前后，郑旭煜从六十五军副政委转任河北省军区副政委，主抓民兵工作。那时河北省军区机关刚从天津市搬到保定市，河北省民兵会议刚刚结束，一些留在河北省地方的原步兵学校伤病残老兵还来到河北省军区，去见郑副政委，打听当初收留他们的教导大队大队长晨光的消息。郑旭煜当时说，晨光大队长现在姓杨，是河北省军区副司令，于是在这以后晨光家的地方来客就再没断过。
说完这些“职工”，再说那些国民党俘虏军官。这些俘虏军官的多数其实并不是晋察冀俘虏的，而是从晋冀鲁豫带过来的。跟赵再生一起的翟家骏、洪涛，原本是俘虏管理干部，这些人是他们从晋冀鲁豫带过来的。
晋冀鲁豫干部大批来到晋察冀，我查到的时间最早在1947年7月，刘少奇、朱德来到晋察冀的一个月后，在晋察冀召开解放区土改工作会议的那个时间。那个时间，也是刘邓大军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出发时间。晋冀鲁豫把一些怕“出事”的家底开始转移到相对安全的晋察冀，晋冀鲁豫历年以来的俘虏军官就在其中。
步兵学校的“俘虏鼎盛”时期，达到五六百人，为了不与步兵学校搞混，一度对外号称“解放军官学校”。原高树勋起义军官被冤枉的也在其内。以后逐步落实政策，将这些人中的表现好的、历史清白的、有参加革命意愿的挑选出来，分配工作。叶剑英的华北军政大学建立后，出于教学人才的需要，也从中挑选了一百来人带了过去。但步兵学校仍还有不少。
1948年底，华北步兵学校奉命北上，那些作为俘虏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还有原职位较高的起义军官因为不在共军军队的编制之内，自然不能带在身边，要上交给军政大学。于是当时由校政治部主任张迺更先走一步，将这些有着教学潜质和军事专家技能的知识分子军人送到石家庄的华北军政大学。根据华北军区的安排，张迺更另外到石家庄北正定县的华北革命大学（刚从辛集搬过来的），领着“借用”的三百余名大学生返回部队，为的是更好完成即将开始的平津纠察总队进城的任务。
解放初期，华北军区所属石家庄陆军学校在原华北军政大学旧址成立，华北军政大学部分教职工、华北步兵学校这部分合并进去的教职工（含国民党军事专家），还有从冀中过来的陆军中学改编的军官学校，成为石家庄陆军学校——今天的陆军学院成立之初的组成部分。
有关华北步兵学校的编制系统，人们只知道大队、中队、区队（没有设小队编制）三个层次，却不知道校内还有另一套教学编制系统。当初步兵学校成立之初，被确定下来的教学对象是培养营、连、排干部为主，军事队（培养营、连长）与政工队（培养营教导员、连指导员）分开；华北军政大学以培养旅、团两级领导干部为主。但实际上，华北步兵学校也有“团干队”，华北军政大学的学员大队也有连排干部在里面学习，不做硬性限制。
校部直接管辖的，只有团干队和“解放军官队”，这两个队后来步兵学校改编为平津纠察总队之后，无权将这两部分人编入部队，只能都上交给华北军政大学。
有关华北步兵学校在建立几个月时间的教学活动，现在可查到的资料实在不多。我再三细查，只知道有过“城市攻坚战”的技术配合演练，据说也是朱德总司令特意交代的，要摸索出一套城市攻坚战的具体方法，以减少伤亡。我见过战争年代的老照片中，有署名“华北军政大学的学员在演示城市攻坚战技法”的照片，但那些老参谋干事告诉我，实际上照片中的人物都是华北步兵学校的人。署名“华北军政大学”也不算错，步兵学校原本就是军政大学的组成部分。
与此相对照，还有过“野外作战的战术问题”，这也是有限的几次动用国民党军官进行讲学的内容。据说也留下照片于世，但我未能见到。
国民党军官的战术讲课有系统性，从进攻的队形展开到阵地防御的火力配备，这都是共军从不具备的实用知识。其余由国民党军官讲授的重点，大都是武器装备及新技术的使用，比如坦克车的构造及驾驶、汽车的构造及驾驶、美式轻重机枪与日式轻重机枪的异同之处，最细节的，国民党军普遍配备的中正式步枪与过去汉阳造步枪的进化之处。当年的口号：一名合格的连排长要能够熟练掌握战场上常遇到的十种武器。
但实际上，由于合格教员的缺乏，步兵学校这四个大队很多时间都用于队列练习，即步兵操练。这也是李青川最擅长的科目。
步兵学校从1948年2月宣布建立，直到两个多月后的4-5月份才配齐干部和四个纵队的随营学校。为什么如此缓慢？因为这中间出现过一个鄂友三骑12旅偷袭冀中，晋察冀军区和冀中军区主力都在外线作战，内部空虚，致使鄂友三骑兵旅长驱千里而无敌手，这几个随营学校都在原地待命，成为保卫石家庄和西柏坡的救急力量。6月份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后的华北军区宣布成立，7月1日，华北军政大学开学典礼。也就是说，华北步兵学校满打满算够得上的教学日子，不过七、八、九这三个月。
为什么不包括十月？因为刚走上正轨的华北步兵学校随后被突然发展的战局给搅乱了。
1948年10月，傅作义准备派重兵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华北军区主力七个纵队，全部都在外线作战（三纵、四纵、八纵在冀东；一纵、二纵、六纵、七纵在绥远），华北军区的腹地兵力空虚，一旦傅作义军队进入，石家庄周边的地区将会全部沦陷于国民党军之手。此时的石家庄，早已人心惶惶，民间议论纷纷，不知道将来会如何是好？
危机之中，在石家庄西柏坡的中央军委，紧急任命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肖克担任防御总指挥，筹集兵力在滹沱河一线布置下一道军事防线，以防傅作义军队的突然到来。
可肖克手里哪来的兵？于是只能打步兵学校这四个大队四千多人的主意。肖克通过华北军政大学和华北军区双重渠道发令，调步兵学校一大队、二大队两千多人，由一大队长吕展带领，用“石家庄警备旅”的名义，沿滹沱河南侧构筑工事，以防突然到来的傅作义军队。步兵学校留下来的三大队、四大队武装集结待命，作为预备队以备不测。
实事求是说，肖克越过步兵学校众多领导人，直接向一大队大队长吕展下达命令，是因为步兵学校这许多领导人当中，只有吕展有过指挥部队作战的实战经验。吕展以上的那些个步兵学校领导人，都是从机关工作或政工干部过来的，没有指挥部队作战的实战经验。但最终，傅作义放弃了这次偷袭行动，一场危机化解过去。
傅作义危机刚被化解，太原前线又宣告吃紧。1948年10月5日打响的解放太原战役，由徐向前指挥的华北军区第一兵团（以后的解放军十八兵团）和部分西北部队进行。截止到11月中华北军区第一兵团接到中央“缓攻太原、休整部队”的电令，开始休整部队，同时因前线伤亡太大而向华北军区求援。筹集团营两级干部，支援太原前线指挥部的命令，通过华北军区传达到步兵学校。
那一次步兵学校支援太原前线的团营两级干部几十人，由二大队长红军干部张行忠带队。后来接受舒云采访的北京市公安局老干部马永臣也在其中，还有我母亲在步兵学校的顶头上司赵静之（五十年代以副师政委转业，一直担任北京市同仁堂药材公司党委书记直至去世。在百度百科上记载：赵静之，江苏徐州市人，1922年1月出生，1938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4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12月离职休养。原北京市药材公司党委书记、离休干部。因病于2011年4月1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
在北京八宝山的赵静之夫妇墓碑，也是我每年清明要探望的对象之一
到了太原前线的张行忠，在老上司徐向前（同赵再生一样，张行忠也是四方面军出来的）的要求下创办了十八兵团随营学校。跟张行忠一起留在十八兵团创建随营学校的，有察哈尔军校的老人，也有从晋冀鲁豫过来的军政大学干部，这部分人在后来步兵学校改编为平津纠察总队，要求他们归队时也没有再回来。
事情的发展的确如此，这批干部刚赶到太原前线指挥部没有多久，华北军区奉中央的命令，将步兵学校改编为平津纠察总队的命令就下达了。当时这个命令并没有对外，只是由华北军区发了个紧急通知，要这些原步兵学校干部迅速返回，到保定归队。
当时只有部分人，包括马永臣在内，返回来了；其余许多干部都已经在前线部队任职，拒绝回来，张行忠、赵静之等人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