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位出色的国民党空军谈国共内战的残酷性
在战争年代，你的军事对手越出色，意味着你同对手之间的战争也就越残酷。
上篇文章中谈到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杨培光和冯德镛，都是非常出色的飞行员。这两位国民党飞行员还都是我的湖北应城老乡，而且同樊作楷、彭澎、周自为、杨树勋、杨浩年龄相当。除了周自为和杨培光因为早年家贫，读书晚一点，也少一点，另外几个人，樊作楷、彭澎、冯德镛、杨树勋、杨浩几个人，都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那一年高中毕业。
杨培光虽然也姓杨，但和我不属同一支脉，他属于“白影壁”杨氏的那一支，住在县城城东，而我在上面提到的那几位学子都住在县城城西。古来，我们这个湖北家乡属“云梦古泽”的一部分，常闹水患，只有城西的地势较高，所以凡有点家底和身份的族群都会选择在城西安家。你去挖掘那些应城历史望族，基本上也都是在城西聚集的。
杨培光当兵很早，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12月他就报名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当时的国民党正规军已经实行了“不经军校不得提升为军官”的军规，因为学历不够，所以他只能从士兵开始。以后以士兵身份学飞行，是国民党成都空军军士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属于“可以驾机飞上天的空军士兵”，军士待遇。因为还保留着士兵的身份，很长时间都没有被提升为军官，所以长期受到那些军官身份的空军飞行员的歧视甚至欺辱。
比如从津贴、军装、吃饭、住宿、军纪上，军官和士兵的待遇都不一样，但干的活都是一样的，同样都是驾机上天打仗。军士等级的士兵驾机上天，在美国、英国军队都存在，但他们空军的军官和军士的待遇差别都很小。直到有一次，再也忍受不了欺辱的全体飞行军士与飞行军官动手打起来后，飞行军士宣布不干了，集体拒绝再飞上天。此事闹到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那里，她兼任中华民国航空委员会主任，于是这才将全体飞行军士转为飞行军官。
抗战胜利，以及解放战争两年多时间，杨培光所在的空军部队一直在北平的南苑机场，作战对象就是晋察冀共军。1948年9月23日，国民党北平空军航空第4大队23中队上尉分队长杨培光，受到空军军法处调查他走私黄色炸药的事情，要拘捕他，终于把他逼上梁山。那一次，他在中队长的通风报信之下，悄悄驾吉普车直奔机场，黄昏时分驾驶一架国民党空军最新机型Ｐ－５１歼击战斗机，从南苑机场飞到东北解放区四平机场宣布起义。
起义后在东北航校任教员的杨培光，出过一次严重的事故，东北空军一位红军身份的领导被他开动的飞机螺旋桨打死，从此他的前程受阻。
有关这次事故的过程杨培光对我讲过：
起义后的杨培光被分配在东北老航校第一大队第二中队当飞行教员。沈阳解放后，为了尽快组建中国空军第一个防空飞行中队，沈阳飞机翻修厂以最快的速度翻修好3架P-51战斗机，只等待试飞。杨培光主动要求承担试飞任务。经军委航空局长常乾坤批准同意，并特意举行了隆重的首次试飞典礼。
1949年6月28日在吉林公主岭机场进行训练飞行时，杨培光驾驶的P－51在地面滑行时，螺旋桨击中刚到公主岭改装P－51的华北军区航空处长方华同志头部，致其当场牺牲。方华是新疆航空队的骨干，是老资格的红军干部，陶勇、王必成都曾是他的部下。他牺牲后, 干部、战士对杨培光的过失十分气愤。不少人断言是杨培光蓄意谋杀，强烈要求将他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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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培光驾机起义，原打算降辽源机场，被地面一通炮火打回，改降四平机场
因为杨培光原是国民党空军四大队上尉分队长，是国民党空军中信得过的飞行员之一，是蓄意还是意外？通过缜密调查，常乾坤（后来的中将空军副司令）了解到美制P－51型飞机机头过高，发动机很长，地面滑行飞行员看不清前面的障碍物，要不断地作“S”形转弯观察。从现场来看，认为这是偶然误伤致死，既不能怪方华，同时也不能怪杨培光，但纪律不严是肯定的；还可以肯定的是，这对方华是个意外，对杨培光也是个意外，就是说他们都存在被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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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培光给我演示：坐在p-51野马战斗机驾驶舱内，是看不见螺旋桨下面的
由于飞行组织指挥工作不严密，飞行员马虎大意，观察不周，发生了偶然的责任事故，但不是政治问题。杨培光的起义有没有问题呢？据了解，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没落早有抱怨，驾机起义时曾有两架敌机追击。至于到航校后的表现，他积极肯干，甘担风险，而且技术高超，应该有目共睹。据此，大家认为：对起义归来的同志按照党的一贯政策，还是应该信任他们。而且，对杨培光的处理会对其他起义归来的人也具有很大的影响，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给杨培光行政上的撤职处分。
以后的杨培光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飞行检阅，再以后一直在涿县的六航校（现在是航空学院）工作，他从副大队长、团参谋长，最后的职务是六航校副参谋长，1982年离休，享受师级干部待遇。我在六航校和空军医院跟他多次见过面，也深聊过，他去见应城老乡彭家老爹之前，还特意来征求我的意见：对于过去那段国共战争的经历，该谈什么？不该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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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对杨培光的事迹有很多介绍
现在谈冯德镛。
冯德镛跟我们家是近邻，都住在应城县城西的潘家集，他家住集上，我家住乡下，但相距不过百来米远。我父亲跟他小学同学，在武汉他跟彭老爹上的是同一所中学——文华中学。特别要强调的是，当年“一二九运动”闹学潮，冯德镛和彭澎、樊作楷一起，都是闹学潮的中坚力量。这也是在八九十年代，他回国后要求与彭、樊见面的原始动力。他想搞清，为什么一开始在一起闹学潮，后来就有人参加到国民党一边，有人就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当1937年的那一届的高中生毕业，杨树勋和杨浩跑到北平报考燕京大学之时，那一年年底，冯德镛在武汉考上国民党空军航校，是国民党成都航校第十二批的学员（同属黄埔军校十五期身份），航校毕业生第二批赴美飞行团成员，回国后一直在中美混合编队的飞行团，担任P-40战斗机飞行员，多次驾机上天对日机作战，为中国抗战立下赫赫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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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德镛驾驶的p-40战鹰战斗机
解放战争期间，冯德镛在国民党空军战斗轰炸机大队的第十一大队，从上尉分队长干起，五十年代少校中队长、六十年代上校大队长，七十年代提升为少将处长。七十年代末退役，全家迁往美国定居。八十年代冯德镛曾多次回国，与当年参加到共军一方的老同学樊作楷、彭澎见面。湖北老家来人时，彭老爹引到我这里，还给我讲起过冯德镛这个人，说他与我家住同一条“该”上（湖北话管“街”叫“该”），1946年内战一开始就把全家迁到了南京。所以当解放初期我们湖北家乡搞土改运动，彭家、杨家这些共军干部家庭都未能躲得过去，被批斗、抄家、全部家产被瓜分一空，他们冯家却躲过了这场土改运动。
我后来在彭家老爹留下的手稿里，了解到那一次他与樊作楷与冯德镛见面的详细情况，原来他们两人事先在私下里商量过，还有着要“策反”冯德镛的打算。我看了又好气又好笑：共军真是“狡猾狡猾的”，人家已经退役了，移居在美国，因为念旧情，要求跟你们两个老同学见面（他不认识同是应城人的杨培光和周自为），你们还要在背后算计人家。
实话实说，从抗战爆发，以身投军、报效祖国这个角度出发，杨培光、冯德镛在1937年先于其他的应城学子参军报国，不能因他们参加的是国民党军而贬低他们的爱国价值。他们远比当年到北平报考燕京大学的杨树勋、杨浩的做法要高大尚了许多，打心眼里值得尊敬。杨树勋当年是家财万贯的大户人家的三少爷，一直在大后方念书，没想到、也的确一辈子没摸过枪杆。杨浩则是农村乡绅人家几代单传的独子，当年父母绝不会同意他们这个独子在湖北家乡报名投军，更想不到他后来会在北方混到吃黑豆充饥的土八路的队伍里。
我从未有与冯德镛先生见面的荣幸，但我与杨培光多次见过面，他给我讲过许多过去在抗战时期同日军、国共内战时期同共军的作战经历。其实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给共军威胁最大的并不是国民党地面部队，而是空军。
1948年12月，华北地区的平津战役拉开帷幕，当时在河北省晋县的华北步兵学校奉命集结保定，准备改编为平津纠察总队。部队的出发时间安排在夜间行军，因为当时有两怕：一怕敌机对行军大部队进行轰炸；二怕被敌机侦察到部队的行踪。
1949年的“七一”庆祝大会在北平先农坛体育场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做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的重要讲话。但实际上，这个大会是在6月30日夜间召开的，为什么不在白天召开？因为也是怕敌机前来轰炸。
1949年10月1日国庆大典，当天上午八点，十万军民已经齐聚在天安门广场，但一直拖延到下午三点，国庆大典才开始举行。为什么要如此拖延？原因还是怕敌机来轰炸。最后确定，当时的国民党螺旋桨飞机速度不快，又没有夜间飞行导航能力，所以估计到下午三点大会召开后，从南方过来的国民党轰炸机是无法返航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又没有牺牲自己的那个精神，所以才放在下午三点召开开国大典。
讲完国民党空军这两个人，我再讲讲国民党飞行员在解放战争中轰炸和扫射过的对手晋察冀共军。
一位老人，当年国共内战的经历者，看了我的博客，让他的孩子对我提出说：当年国共战争打响的那个时期，战争的景象是非常残酷的，以至于后来晋察冀共军对国民党军、特别是对傅作义军队的刻骨仇恨，很多年来都记得牢牢的，永远也忘不掉。
因为你不是战争的亲历者，而只是这场战争的研究者。龙应台多少年来一直把对共产党的仇恨记得牢牢的，你难道就没有对国民党这样的仇恨吗？
平心而论，我当然没有。我同国共内战中的国民党军的一方人员也多次交谈过，当然是和颜悦色来交谈的，没有到咬牙切齿的地步。对方同我的交谈中，也刻意回避了国共内战中最残酷的一面，只当作一般的历史过程来交换意见。
国共内战，无论国民党一方还是共产党一方的重大人员伤亡，同时也都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其战争过程形容为“民族浩劫”和“惨无绝伦”，一点都不过分。但当年挑起这个战火的主要一方或决定性一方，是当时强势的国民党，而不是弱势的共产党。掌握有人员、经济，特别是掌握有武器优势的国民党一方，下定决心要将“异党”共产党当作土匪一样在“三个月内彻底消灭”，这才有了1946年国共之间的大打出手和大开战端。
战端一开，强势的国军一方手持美式武器，步步紧逼、气势汹汹；弱势的共军一方刚刚用八年抗战的日式武器装备起来，明显处于不利的地步，只能仓促应战、节节后退。
我以我比较熟悉的晋察冀战场为例，本来兵力就不多的共军在大同、集宁战场失利，折损兵员达数万人，被遗弃在战场上的死尸数不胜数，仅撤退路上被迫丢下伤残病者就有两万余人，被国民党军收容后才活了下来。否则，也会“尸横路边”，无人理睬。
我在前面写的晋察冀共军打算打翻身仗而未能打成的姚村战斗，是从大同、集宁撤退回来后的“张家口保卫战”开始的。此战，看似共军在东线的怀来战场获得小胜，但自古以来：“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共军方面实际上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共军所遭受到的巨大牺牲，许多不仅来自国民党地面部队的坦克大炮，而且也来自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扫射。
张家口保卫战打响，明着的，是郭天民带领二纵两个旅：四旅和五旅在怀来县布置阻击阵地，阻挡北平国民党军从南口方向的进攻；暗地里，肖克、罗瑞卿带领的晋冀鲁豫部队组成的一纵杨得志、苏振华纵队，连同肖克、罗瑞卿一直带在身边的杨成武的三纵七旅，悄悄从冀东战场回撤，在怀来东边隐蔽待命，还有准备赶过来的陈正湘四纵，打算等北平来的国民党军在郭天民阵地前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在怀来川地区打一场大规模的围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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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怀来康庄阻击战打响前的共军部队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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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怀来康庄阻击战和共军大部队撤退示意图
但原计划的这场围歼战只获得小胜。由于傅作义快速部队的千里偷袭，在背后出其不意打了个共军一个冷不防，结果，张家口失守，怀来大规模围歼战计划全盘告破，最后只消灭了北平国民党军一个美式军械团。最凄惨的还要算担任阻击任务的二纵两个旅，由于围歼战计划告破，二纵这两个旅只能仓惶撤退，损失巨大。我以前讲过，在一线的这两个旅的那些前沿连队陷入国民党军的重围之中，营连建制被全部打散，有着多年游击战经验的共军官兵，后来是零零散散才陆续回到共军队伍中的。
相比较一下，国共开战以来，不过两三个月时间，晋察冀三个野战军都损失重大，特别是最后撤退的二纵。因为晋察冀国共内战开始的主要战场就在二纵成立的冀察军区这块地盘上，你躲都躲不开。二纵最后撤退，在二纵的最后担任掩护任务的是二纵五旅十五团，这是在1944年在平西建立的第四十四团，郭天民初进张家口时带在身边，曾命名为张家口卫戍团，渡口堡战斗以后改编为肖文玖旅第二十一团，1946年整军后改编为五旅十五团。二纵主力南撤回到根据地之后，留在最后面的十五团后路被国民党军截断，只能兜了个圈子，从涿鹿县回到了平西根据地。
以上是大面的内容，我讲这段历史过程，是以这个“大面”即主线索为依据的。但细节上就看不得了，实际场面惨不忍睹。
当年的共军，对飞机的识别能力十分薄弱，他们管轰炸机叫“大飞机”，管战斗机叫“小飞机”。无论飞机大小，对共军的阵地和部队都是一视同仁，看见就是一通轰炸扫射，绝不手软。你即使在轰炸扫射中不死，躲过一劫，也难逃被“活埋”的命运，飞机轰炸的威力要大于炮弹，很多共军官兵都是在大轰炸中被埋在弹坑废墟之中，运气好的，很快被扒了出来；运气不好的，扒出来后已经断了气，被活活闷死了。
这场大轰炸惨烈到什么地步？途径怀来县城向门头沟方向撤退的冀察军区机关大队，连同一起撤退的冀察军区总医院的伤病员和家属平民，在国民党空军的轰炸下损失惨重。不仅在渡河的河面上漂浮着一片死尸，当时作为二纵后方基地的怀来县城，在轰炸中被全部夷为平地，变成一片废墟。战后，紧跟着二纵撤退脚步来到怀来县城的国民党军，面对着这一片废墟和遍地的死尸竟放弃进城，绕城而过。这使得留在城里的那些二纵干部的眷属们免去被盘问之苦，最后得以脱险，回到根据地。
因为这一场张家口保卫战的战斗残酷，某些共军干部也做出了临阵脱逃，丢弃部队开小差回家。二纵怀来县康庄阻击战中，五旅十五团一营防守阵地，一营长带领一连、二连在前沿作战，营教导员带领担任预备队的三连留在后面。战斗激烈之时，三连的连长和连指导员被前面的激烈战斗给吓坏了，于是带领几个警卫员开了小差。跟三连在一起的营教导员当即被撤职带到团部，当年的规矩，下属逃跑，顶头上司要承担连带责任，撤职查办。
营教导员缺失，当时的房山县委书记田某（记不得名字了）紧急中被调回部队，担任这个营的教导员。但他刚刚上任，正在给部队讲话，做动员之时，赶上在前沿轰炸之后的小飞机（战斗机）经过，对着讲话的部队就是一阵扫射。这位刚上任的田教导员被飞机子弹击中，一枚达姆弹将他的半个臀部都给炸掉，他很快就牺牲了。他的夫人，房山县妇联主任也来到前线，闻讯赶过来后，哭得像个泪人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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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共军造成很大伤害的野马式战斗轰炸机
五旅十五团，是最后一个撤回到平西根据地的二纵主力团，在他们撤回到根据地的这一路上，时不时可以看见空旷的山路上丢弃着的枪支和子弹袋，这是开小差的共军士兵趁乱丢掉的。那时候的基层战士们，包括连一级的干部，也很少有人能相信不过三年之后，中共的军队最终会取得全国的胜利。
那一次冀察军区和二纵的干部战士伤亡的人打散的官兵多了去了，被称作晋察冀第一主力的二纵元气大伤。我想，这也是后来冀察军区司令员、二纵司令员兼政委的郭天民在涞源会议上冲着聂荣臻暴跳如雷大吵的主要原因。郭天民认为，张家口保卫战从整体上来说指挥得太臭了，如果指挥得当，张家口、宣化都是可以不丢失的。一纵和三纵部队在马刨泉歼敌一个美械团，也难以抵御冀察军区和二纵在怀来阻击战中所受的惨重损失。
客观地说，国民党空军中的确有良心之人。怀来县康庄阻击战激烈之时，冀察军区医院将二纵四旅、五旅的伤员抬了下来，送往后方。运送途中，突然看到有敌机赶来，都是可以近距离俯冲轰炸扫射的小飞机，战斗机。敌机俯冲时的飞行员面孔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共军运送伤员的担架队正在行进途中，怀来县大片的土地都是光秃秃的地貌，旷野上没有任何遮挡物，敌机一旦扫射，根本无处可以躲藏，共军的损失将会很惨重。但奇怪的事发生了，只见俯冲的敌机越过头顶时，一看到下面都是运送伤员的担架队，飞机骤然拉起，没有轰炸和扫射就呼啸远去，这些担架队的士兵和伤员们都救得一命。
几十年后在空军北京医院，我把这一惨烈的景象讲给正在住院体检的离休老干部，当年的国民党空军战斗轰炸机分队长杨培光。他听了后，一向快言快语的他噎在了那里，竟然好半天没说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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