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大敌当前的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问题
一个人、一群人，在大敌当前，自己对中华民族、对这个国家的认识上，以及自己要采取的态度上，有没有责任的担当？是加入抵抗组织？是甘当顺民？还是投靠外来强敌去当汉奸？我认为社会影响中的政治因素和受教育程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中共看来，这也被称作“阶级觉悟”。
但不能忽视，在非决定性作用之中，一个地区的民族性也是不能被忽视的。我在上篇文章所谈的，就是华北地区的历史民族性的形成以及对抗战和国共内战政治态度选择的影响问题。其中，决定性因素是主要因素，非决定性因素是次要因素，非决定因素不能主导决定性因素，但非决定性因素也不能被忽视。
我举几个不同的例子来说明。
1931年日本侵入中国的东三省，中国十四年抗战的帷幕从此拉开。但此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正忙着剿共，是严令禁止中国的国民插手国政，呼吁起来抗日的。尤其对1935年底兴起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游行活动采取了敌视甚至是镇压的态度，这就使得中国的青年学生及进步势力，对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态度失望至极。
1937年7月的全国抗战在中国北方的华北地区全面展开，此时我们湖北处在武汉三镇附近的老家，还是一片歌舞升平，认为战争距湖北很远，不值得担心。但不过一年时间，日军侵略的铁蹄已东至江西、北至河南，直指当时中华民国的临时首都武汉。有这段历史记忆的人，都知道当时国民政府提出了“保卫大武汉”的决战口号。
1938年8月9日，武汉市民举行声势浩大的“漫画歌咏火炬大游行”
1945年抗战胜利，武汉市民再次举行胜利大游行
于是，几年来一直用嘴巴高调叫喊“抗日”的学生们，这一次该拿出实际行动来了。在1938年8-9月份“保卫大武汉”的抗日呼声中，我们湖北家乡的学子们踊跃报名参军，以身报效祖国。
问题来了：青年学子们知道要以身报效祖国，是当时所受到的教育程度的影响，知道有“民族”、“国家”这个大义。但投奔到谁的旗下去参加抗战，这则是当时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
当年我们湖北家乡投身抗日的青年学子达数百人之多，但绝大多数都投身在国民政府军这里面，其中，第一等的考入中央航空学校；第二等的考入黄埔军校；剩下的全部加入国民党军队。反观，当时对国民党政府抱有成见，自觉投身加入到共产党一方的，不过寥寥十余人。
当年，我们家乡两个考入国民党中央航校的一等才子，以后都成为驾驶美国飞机的国民党军空军飞行员：一个是驾驶P-51野马战斗机的杨培光；另一个是驾驶B29轰炸机的冯德镛。上尉分队长杨培光在1948年底驾机起义，从北平南苑机场飞到东北解放区，成为开国大典上驾机飞过天安门的一员。冯德镛一直在国民党空军效力，以后成为空军少将，退役后到美国定居，晚年时多次回到中国大陆。
如果按照中共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一个人、一群人能否参加抗战，在于他的“阶级觉悟”；而“阶级觉悟”往往产生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底层阶级。所以解放以来的中共有关抗战的文艺作品和电影作品，往往是底层劳动阶级大批参加八路军，家庭富裕的人家则成为投靠日本人的汉奸走狗。
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大批的青年学子——当然有钱才能念书的富裕人家子弟占了主要部分，出身贫苦的寒门子弟并不占多数——现在成为自觉参加抗日军队（国共双方军队）的主要力量。此时，抗战八年期间的国民党统治区内对劳动阶层进行征兵，由于普通劳动人民没有当兵保国的自觉性，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是进行强制征兵即“抓兵”制度的。
处在日伪占领的沦陷区的共产党则在所到之处进行“抗战动员宣传”，号召当兵；在建立了抗日政权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动员当兵”。
在萨苏的一本书中，处在狼牙山地区的一位伪军头目，看出将来这个中国一定是共产党的天下。他的根据就在于：过去的中国人奉行“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理念，是不屑于为国家当兵的，而共产党把这一切都改变了过来，共产党内最优秀的人才都积极当兵。
共产党内以身作则的人才影响到广大的中国民众，只有在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才会出现“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当八路军的现象。这在国民党统治区是想都不能想到的。
但这一八路军动员民众积极参军的社会现象也不能绝对化，中国农民的左右摇摆性举世闻名。当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力量处在上风的时候，大批底层民众自觉涌进抗日军队；而一旦当日伪军占据上风，八路军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大批底层民众又涌进武器装备更好、而且有津贴收入的伪军当兵。
我以我最熟悉的晋察冀第一军分区为例。在抗日高潮的一分区鼎盛之时，拥有主力团和地方游击支队的兵力近两万人；等到1942-1943年的最困难时期，一分区仅有不足鼎盛时期半数的兵力七千余人。在这减员的一万多兵力中，因伤亡减员的约占半数，其余都是因病回家休养（病休回家）、不辞而别跑回家、以及叛逃到日伪军的人员。
有一个很值得回味的现象：在一分区上千名叛逃者中，其中有文化、明事理的学子们的人数微乎其微。这些人都宁死不改初衷。
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与中共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中的“越穷越革命”的观点是不相符的。
我们家乡学子参加抗战的政治阵营的人数分配，同“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去向的大数字是一致的。当时发生在1935年底-1936年扩展到武汉和我们湖北家乡县城的那些学子们，全国抗战爆发后大部分加入到国民党阵营，少部分加入到共产党阵营。
青年学生率先投军，说明了在大敌当前，国家处在危难之中的时候，一个人、一群人受到的教育程度和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在这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但地区形成的民族性因素也不能被忽视。迄今以来的抗战史研究，特别是晋察冀抗战史研究中，民族性因素从不在研究的范围之内。我上篇文章所做的努力，就是看看能在地区民族性这方面有什么发现。所以，从社会存在的诸因素中看到了“民族性影响”这一点的人，便为做学问的“上乘功夫”，这同“牵强附会”的观点没有关系。
抗战八年，活跃在冀中地区的马本斋回民支队，是抗战因素中民族性影响的集中体现。尽管在冀中回民中也会出现个把汉奸、伪军什么的，但冀中回民的主体是坚决参加抗战同八路军站在一起的。
民族性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它既有积极的一面，也会有消极的一面。无论回民、汉民；北方民族、南方民族都是如此。就像地处华北中心地区的河北省一样，老百姓既有参加抗战的、也有当汉奸伪军的、还有当土匪山大王发国难财的，当然更多的本地民选择了在新的统治政权建立后当“顺民”。
老舍先生的抗战名著《四世同堂》，写的就是在北京当顺民的那一家人的故事。
我们处在华中中心地区的湖北省也是如此。由于国民党政府军仅占据了湖北省最西部的一小块贫困山区，被日军占领的大部分湖北省境都处于伪政权的统治之下。我们的湖北乡民大部分采取了当“顺民”的生活态度，少部分人或者跟着国民政府，西去四川，做了“流民”即难民；或者留在当地，加入到李先念新四军五师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在当地“几不沾”的土匪人数也不算少。
我曾经把沦陷时期的我们湖北家乡作为一个研究重点，从中窥见了有着“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湖北人，有着怎样的一种相互矛盾的民族性。一部分湖北佬的顽强好斗，不肯服输的战斗精神，同另一部分湖北佬胆小怯懦，甘愿依附强势当走狗的奴才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日本京都地区组建的师团十六师团二十联队，有个当年应征入伍的士兵叫东史郎，中岛部队（第十六师团）、大野部队（第二十联队）、西崎部队（第一大队）、森山队（第三中队）、村下小队（第三小队）。东史郎是个老兵，1933年（昭和八年）入伍，从最底层的二等兵、一等兵、上等兵、兵长、伍长，到了1945年（昭和二十年）二战结束时，东史郎已经是军曹，士兵中的高级等级。而东史郎在中国大陆之所以有些名气，是因为在他的战时日记中如实揭露了日军十六师团在南京地区的大屠杀。为此，东史良被昔日的战友们告上法庭，备受煎熬，只因为他说出了真话。
晚年的东史郎多次访华
研究抗战史不可不读的《东史郎日记》
在华当兵时的东史郎
1937年就来到中国大陆的日军第十六师团
沿铁路线向中国内地前进的第十六师团
湖北多河网，十六师团架简易桥渡河
我之所以关注东史郎，不是因为他揭露的南京大屠杀，而是因为他所在的那支日军部队，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就驻扎在我们湖北家乡附近的皂市和安陆附近。东史郎对他们在战争中的中国大陆经历的文字描写，可以说非常生动具体，栩栩如生。可以说，我从一个日本兵的笔下，深刻认识了我们湖北家乡民族性的全貌。
毫无疑问，一个国家民族性的水准如何？也是这个国家国民素质的具体体现。而一个国家执政党各级公职人员的水准如何？则是这个国家国民素质的集中体现。
迄今为止，我认识的所有我们家乡走出来的人，都对我们湖北家乡那些公职人员及地方乡民的势力眼和极端自私，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这也就是说，中共执政半个多世纪，在很多地方，实际上将当地最低道德的那些坏人拉进了党和政府之内，这说明，中共政权，在很多地方实际上已经从基层政权的根子上烂透了。
可是看看已经挖出来的那些贪官污吏，不过是九牛一毛，你中央机关和各级领导机关又能干净到哪里呢？说句悲哀的话：中华民族中劣根性中最卑劣的一面，竟然在中共相当一部分党政干部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这不仅是中共的悲哀，更是中国人的悲哀。
还有谁记得恩格斯在晚年的极度失望之下转述的诗人海涅那句名言吗？
“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在眼下就连跳蚤都可以轻易执掌执政党各级领导大权的时候，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不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