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灯油的故事及其它
我曾讲过蔺柳杞和“老枪油”的故事，“老枪油”是个行业或集体的绰号，晋察冀战争年代，八路军对修理枪械的老兵工的戏称。但“灯油”不是绰号，是抗战时期晋察冀一分区八路军一段往事的名词概括，由此还引伸出其它的故事。我试着把这些过去发生的故事都讲出来。
老北京有一句逗孩子的民谣：“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每当听到这段民谣，我母亲就咯咯地笑，说曾经有一个老管理员，也用这段民谣挖苦过蔺柳杞。挖苦的时候，魏巍和俺家老爹，还有被挖苦的对象蔺柳杞都在场，蔺柳杞一听，哈哈笑了：“这是在说我呢。”所以母亲把这段故事讲给了我。
抗战期间，在狼牙山南脚下的一分区，那时还没有今天习以为常的电灯，晚间照明都靠油灯。最常见的油灯有几种：比较高级的叫“马灯”，防风、不怕颠簸，只有八路军在使用；带玻璃罩的油灯和简易的油灯，一般人家都在使用，但当时基本上老百姓都用的是简易的油灯；还有一种被称为“汽油灯”或“油气灯”，八路军只有在开大会和文艺演出时才使用。
油灯，今天所有品种的油灯使用的都是煤油，可能个别汽油灯除外，但当年的抗战时期，煤油是很难搞到的东西，所以老百姓家的简易油灯只能使用自家的菜油。而河北的所谓“菜油”并不是指的“菜籽油”，而是指“可以炒菜食用的油”。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就是从“可以炒菜食用的油”开始的。
当年，马灯、油气灯这些比较高级的油灯，是只能使用煤油而不能使用菜油的。菜油只有老百姓家的简易油灯才用。菜油为什么不能像煤油一样用于比较高级的那些油灯？是因为菜油的油烟很大，而光感又很差，照明效果不好，所以比不上专门用于照明的煤油。其实当年也没有“煤油”一说，无论老百姓还是八路军，一概都习惯地称为“洋油”，就像“洋火”的称呼一样。
正因为“洋油”只能专用于马灯和油气灯，日军把煤油作为军用物资，严格控制不许流入到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的手中。所以一分区八路军凡从前线缴获过来的煤油，都被看作是很宝贵的东西，派人专门保管起来，只用于马灯和油气灯，而一般干部战士的晚间室内照明，大都是使用菜油灯的。马灯只用于外出执行任务时使用。
1942年是晋察冀八路军最艰苦的一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走上苦日子的头一年。由于比较富裕物产也丰富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在那一年的“五一大扫荡”中丢掉了，以往从冀中地区过来的粮食、豆油不再出现，靠冀中粮油补充才得以解决军粮的冀西山区八路军，从此陷入极其困苦的生存环境。
由于灯油的匮乏，杨成武规定，一分区领导机关，只准许司令部两个部门有“长明灯”，即通宵不熄的灯，以备跟外界的紧急联络或用于夜间军事突发事件。这两个部门，一个是管理分区电台和电话总机的机要科，另一个是分区作战科值班室。而且，只有这两个科室准许使用煤油的马灯。其余非主要科室，都以菜油灯夜间室内照明（外出另说）。
老百姓的夜间外出几乎都不用马灯，而以松明子扎火把照明。我太太的父亲说过，那时凡一分区战线剧社演出文艺节目，不管在南管头、北娄山、还是在周庄、岭东村，演出的消息一传出去，晚间一到，只见四邻八乡的火把漫山而来，恍若一道道移动的火龙。那时的易县和狼牙山绿化很差，没有“失火”一说，演出结束，又是一道道火龙四散而去，景色壮观。
这些都是开场白，我要讲的故事刚刚开始。
那时一分区政治部有一报一刊：报纸叫《抗敌报》，抗敌报原属晋察冀军区政治部，1940年原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一分区接过抗敌报原名继续使用，总编魏巍、副总编蔺柳杞；刊物叫《工作通讯》，原主编魏巍，1940年秋因魏巍在编辑工作通讯时无意泄露“涞灵战役”作战计划，引起杨成武愤怒，追究泄密责任。
涞灵战后，魏巍说他是诗人脾气，一抒情起来就忘乎所以，嘴上没门，于是说什么都不干了。让谁接这摊呢？最初盯上的是杨浩，但那时“军事的重要性高于文化”，已经在司令部作战科当参谋的杨浩改行到政治部主编刊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于是，魏巍推给了当时在宣传科当通讯员的马汉三，但1942年十八岁的马汉三全部接过来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实际上主编还是魏巍。
马汉三因为与北平的特务头子马汉三同名，于是改名石坚，解放后一直在天津工作，最后的职务是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2014年九十岁去世。
宣传科的干事（当时的科长钱丹辉）白天要忙于事务性工作，还要下部队，所以看稿子、修改稿子只能放到每天晚上。而看稿子、改稿子，晚间没有油灯是不行的，宣传科配给的那点灯油远远是不够用的。经过向领导申请后（那时原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罗元发已经调走，到雁北去了，新任政治部主任王道邦），杨成武特批，每一次批准给灯油一斤，用完不够再来申请。
用一点灯油，都已经到了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亲自批准的地步，可见当时的物资匮乏到了极点。当然这个灯油不会是被称作“洋油”的煤油，而是点起来黑烟滚滚的菜油。石坚曾回忆说，他那时年青，瞌睡大，魏巍他们在灯下改稿，他就在炕上睡下了。等早上起来，两个鼻孔里都是黑油烟子，菜油——其实是豆油的污染也是非常大的。
所谓的“油灯”，往往就是一个破碟或一个残碗
既然晚间照明用的煤油、菜油都属于“紧缺物资”，所以由专门的部门来管理。一分区司政两大机关的物资管理部门就是管理科，科长曹凌，曾出现在刘峰拍摄的杨成武1940年登上狼牙山的照片中。其实这个曹凌是个老资格的红军干部，长征过来的，在1937年红一师改编为独立团之前的照片上就有他，但那时的名字曹林，红一师管理科长。
一分区管理科长曹林，是长征过来的红军干部
1941年以后，又增添了原战线剧社的社长王克修为管理科副科长。1942年5月以后（具体日子不详），王克修接任管理科科长，曹林的结局不明。曹林担任管理科长期间，正是一分区人多势壮的最鼎盛时期，所以曹林从长征过来和没有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当中，挑选了几十个人，分别担任管理员、保管员、炊事员、饲养员，以及警卫员、通讯员、勤务员等等机关工作的几大员。
其中，只有管理员属干部编制，开会参加管理科干部会，每月两元钱津贴（如果有的话）；其余几大员都属于战士编制，开会到管理科下属的管理排，每月一元钱津贴。正因为这几个管理员和那些后勤战士都是老资格，在官兵一律平等的八路军，每逢领导的批示后你去管理科领东西，管理员或手下的保管员认为不该给你，一样把你给顶回去，不管你是谁。
好了，宣传科要接连多天晚间改稿，杨成武特批给“灯油一斤”，管理员当然不会给你宝贵的“洋油”，你只能领菜油回去。我在前面介绍过，菜油，其实就是豆油，当年统称为“菜油”，意思是可以炒菜食用的油。管理员不知哪根筋不对，认定蔺柳杞、魏巍借晚间改稿领菜油，一定有偷油吃的嫌疑，当时的生活太苦了。
光是怀疑，没有抓住把柄是不行的，于是管理员先是在晚间搞窗外偷听，听有没有油炸什么开小灶的声音。终究是听不仔细的，于是就改为搞突然抽查，晚间冷不丁到宣传科现场来看一看，是不是这几个人真的在审稿改稿。万一这几个人用饼子沾豆油吃“油饼”呢，不就被当场捕获了吗？
审稿的总编主编是魏巍和蔺柳杞，几十年后这两个人在北京军区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时，魏巍是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蔺柳杞是副部长，当年，一个是总编主编，另一个是副总编副主编。那时的蔺柳杞最为滑稽，他知道管理员在门外偷听，于是嘴巴“吧唧”有声，引得管理员进屋来看，而且继续作出“偷油吃”的姿态，引得大家开怀大笑。
几十年后的某一天，在杏石口，魏巍一本正经对我说：经常帮助审稿改稿的也有你的父亲，那时连队基层干部投稿，百多个字，一半是错别字，还有自己“造出来”的字，我们要挑着猜着帮他重写这篇稿子。你父亲说，在平西挺进报的时候，因为有记者帮助搜集和修改稿子，当编辑的工作就轻省了许多，不用费力地猜那几个字都是什么字了。
接替曹林的管理科长王克修，右边是一分区摄影干事刘峰，左边是我们故事的主角蔺柳杞
某一天，蔺柳杞到管理科办事，那时的管理科长已经更换为他的好朋友王克修，于是他听见了两个保管员一唱一和，冒出了地方方言版的“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的民谣。他立刻明白，这是那位他捉弄过的管理员，为报复他的捉弄，也串通了保管员反过来捉弄他。战争年代的革命队伍中，一个起外号、一个开玩笑，这些“穷欢乐”你是无法禁止的。
解放前夕，承蒙当时的旃檀寺兵营大总管郑旭煜的批准，蔺柳杞得以在旃檀寺住一段时间。拿着领导的批条，我母亲、当时任通讯干事，领着蔺柳杞到管理科号房子、领被褥。当时的管理科长黄怀生，一位资历很老，且相貌堂堂的团级干部，好像来自晋冀鲁豫，因为我在晋察冀没有查到他的出处，当即吩咐几位管理员去安排住处。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兵营里的那些“老一分区”听说是蔺柳杞来了，很快都聚拢过来，找话拉话。乱糟糟的氛围中，传来了“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的段子，蔺柳杞对一脸懵然的我母亲说：那是在说我呢。说我在抗战里偷灯油吃。
实际上，一向爱开玩笑的蔺柳杞的人缘很好，无论在干部战士当中都是如此，他没有架子，从不势利眼，以官阶看人。所以无论老兵工出身的“老枪油”，还是管理员出身的“老灯油”，都敢跟蔺柳杞开玩笑，敢戏弄或捉弄蔺柳杞。
故事讲到这里，应该讲完了，但还有一个小尾巴，值得一提。接近五十年代后期，华北军区又改名为北京军区，杨成武主持北京军区工作的时候，蔺柳杞跟魏巍差不多，在总政创作组、解放军报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当时由杨成武掌管的北京军区。
杨成武集合起这些熟悉的文人，是为了完成他卸任前的一项庞大的写作规划。北京军区当时组织这些文人，在杨成武任期的最后一年，再次走访涞源县、易县故地，特别对雁宿崖、黄土岭旧战场进行了实地考察。最后还去了张家口、呼和浩特，对监狱中在押的过去的日伪高官进行了走访，连阿部规秀的身高、长相和脾气性格都问到了。
人来了，属于北京军区的干部，就要安排住处。当时的北京军区安置干部没有那许多楼房，大都住在市内的四合院里，以前接收的国民党军产房。蔺柳杞区的小四合院，三面房都住进了人家，北京军区老资格的红军干部。当年这种团营级的红军干部，当年都给了个“管理员”、“协理员”的身份，但不参加1955年的军衔评定，被养起来了。
蔺柳杞这样的抗战时期的副师级上校一住进来，马上遭到没有参加评衔的红军基层干部的白眼。我介绍过，这些骨子里还是农民的“老革命”一住进北京的四合院，顿时“原形毕露”，在院子里养鸡、养猪，搞得臭不可闻。看资料，当时还闹到动用了北京军区副司令陈正湘，亲自过来劝说不要在市内养猪，非要养猪不可，就搬到郊区村子里去养。
养猪不行，养鸡可以，但这个鸡窝盖在了蔺柳杞住房的窗根底下。由于蚊蝇飞舞，臭气熏天，搞得蔺家天再热也不敢开窗子不说，每到早上黎明时分，鸡一打鸣，熬了半夜写文章的蔺柳杞刚熟睡不久，一个激灵就被吵醒。几番交涉之后，他窗下的鸡窝被迫拆掉，但也因此惹下了冤家。某一个周末，院子里几个半大的孩子，又唱起了“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的儿歌。
最后呢？蔺柳杞高瞻远瞩，他活动了一下，自愿调往外地，到河北军区下属的邯郸军分区担任副政委，离开了北京。应了《官场现形记》那句开场白：“京城里的穷京官，比狗都多。”在邯郸，他安全度过了北京政治风云变幻的文革时期。我对蔺柳杞的为人十分赞赏，他跟我父母都十分熟识，但在我父亲去世后主动来我家登门拜访的，他是唯一一个“老一分区”。
文学家搞历史，有一个艰难的“转型”过程，很多非常著名的文学家比如刘心武、易中天，都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屡屡受到史学家的非难。我对蔺柳杞写的“历史回忆”毁誉参半，凡他的亲身经历我都给予极高的评价，但对于他的“史观史评”我都持保留意见，极个别地方，我甚至给予严厉的批判。
比如蔺柳杞写黄土岭战斗，这位1958年经过实地考察和采访的文学家，竟然对于黄土岭战斗是如何打起来的、阿部规秀是如何带日军过来的一无所知，于是写出了“阿部规秀是被涞源支队引诱到黄土岭的”。对其无知，我深感失望。
1939年3月，从晋察冀军区被分配到一分区的魏巍、蔺柳杞、瞿世俊三个人都被安排在老一团任教育干事，实际上就是文化教员。但11月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一团团部的百余名没有武装的文职干部都被留了下来，没有上前线，蔺柳杞是其中之一。魏巍因为身子板厚实硬朗，跟着一团作战部队去了涞源，但分管跟担架队一起行动，也不在前方。
魏巍在前方，多少有个“眼见”，虽说看到的也不一定准确，但蔺柳杞在后方，就只有“耳闻”，人家说什么他信什么。搞文学创作的，图的是个热闹，缺少的是历史研究那样的科学分析，所以对历史大事件的叙述不会准确，在所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