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6年间的家国往事——小城宣化故事多
李青川为首的冀察军区教导大队从1945年底正式进驻宣化大校场，在此之前，除李青川教导大队之外的其余部分，自1945年9月2日八路军攻占宣化之后，已经进驻了宣化大校场。十来天之后的9月中旬，冀察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以及卫生部医院、供给部等等，也都陆续进驻宣化大校场。
宣化大校场之外，新成立的察哈尔省委、省政府、新察哈尔报社，也搬到了宣化小城里原天主教区和王府的那一片建筑之中。
张家口与宣化之间，每天有十来趟通勤火车相联系，当然大都是货车。当年张家口以商业区为主，宣化以学校区、工业区为主，据说学校和学生的人数比张家口还要多，所以这两边谁也离不开谁。每天家在张家口或宣化、而工作地点在另一地的人们，就乘坐通勤火车上下班。以后冀察军区在宣化的确招收了不少学生加入八路军。当年，共军对外称八路军，这个称呼一直到了1949年还是如此。
冀察军区进入宣化后在大校场编成的第一支部队就是冀察野战军的郭天民纵队。
冀察（郭天民）野战纵队1945年8月决定成立，9月底（各旅和主力团配置干部领导班子）-10月初（纵队配发棉衣和武器弹药）由冀察军区主力部队在宣化编成。
由一分区部队和平西部队组成的冀察军区主力，1945年8月底开到张家口时，进驻的是张家口十三里兵营。简单休整、更换服装和武器装备后开赴张家口西大门怀安县柴沟堡，与傅作义的先头部队马占山两个骑兵师对峙。此时同察南、平北、察北部队一起（平北军分区因为地盘太大，被拆开又新建张家口以北的察北军分区，称为十九军分区，也是后来陈怀初妻子全家人送命的那个地方），开进宣化接受整编。
编成的野战纵队当时没有番号，对外称冀察军区郭天民野战纵队；但各旅和团都有了番号，比如一分区组成的作战旅，番号是冀察军区郭天民野战纵队六旅，下设三个团，分别是十六团（原一分区三团）、十七团（原一分区二十五团）、十八团（原一分区四十五团）。一分区在1945年初成立的新一团、新二团、新三团，此时被拆散编进这三个主力团。
冀察野战纵队的司令员郭天民、副政治委员李天焕、参谋长易耀彩、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兼，以后更换为向仲华）；第六旅一分区部队组成，旅长肖应棠、政治委员龙道权；第七旅平西部队组成，旅长肖文玖、副旅长晨光、副政治委员李水清；第九旅察南部队组成，旅长熊奎、政治委员黄连秋；骑兵旅由从平北军分区分出来的察北军分区部队组成，旅长陈宗坤、政治委员李光辉（陈怀初骑兵团是其中之一）。
我们在前面已经熟悉的那几个人：教导大队大队长兼宣化警备司令晨光到七旅任副旅长、教导大队副政委沈图到纵队政治部任宣传部长、黎光从察南的二十团团长调任六旅十七团团长、王栋从冀察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干事调任六旅十七团政治处主任，就在这一时期。已经被任命为宣化警备司令部组织科长的王建功去了骑兵旅，在陈怀初骑兵团任团政治处副主任。
一个月后的11月，冀察军区又在宣化编成了冀察（刘道生）野战纵队（1945年10月23日决定成立，11月冀察军区主力部队在宣化编成），政治委员刘道生（没有设司令员）、参谋长肖思明；第八旅旅长詹大南、政治委员刘国梁；第十旅旅长马辉、政治委员严庆堤（这两个旅的部队是各军分区多余部队混编成的）。
张家口地位之极其重要，在1945年的9月得到了彰显：从延安奔向东北解放区的大批干部，几乎每天都络绎不绝，一批批不断涌进张家口，然后从那些日军仓库中得到补给，领导干部们每人一件皮大衣、一般干部每人一件棉大衣，孩子们另有毛毯，粮食、食品、罐头、白糖另说。这些从延安过来的干部大队在张家口住上几天，休整一下，然后继续往东行进。这种场景一直持续到10月底-11月初，东去的道路在辽东凌源县一带被葫芦岛登陆的国民党军队掐断为止。
当时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带领的“第二东干团”，就是在那一时间被阻留在冀东的。在热河前线，面对不敌国民党军而大批溃散下来的军队，胡耀邦带领“第二东干团”中的军队干部们紧急前去阻止溃逃，于是当时在冀东的晋察冀第二野战军政委罗瑞卿，紧急向中央报告：把这些军队干部留在晋察冀。
于是这才有了胡耀邦、张明河、朱遵斌等军队干部在晋察冀野战军任职的历史。
1945年12月李青川带领的冀察军区教导大队从张家口搬迁到宣化之前，自两个月前的10月开始，张家口西边的绥远战役和冀东的热河战场都已经开战，此时绥远战场陷入僵持状态，已接近尾声，而冀东战场却打得正凶。由于几乎全部的部队，无论晋察冀野战军还是晋察冀地方部队都大批开上了东西两边的战场，作为后方的张家口、宣化兵力空虚，教导大队不得不勉为其难，同少数“看家”的部队，比如仅有一千多人但牌子却很大的晋察冀教导师密切合作，在张家口和宣化都撑起门面，造成一个“后方仍有不少部队”的假象。
在宣化，刘道生将在宣化的教导大队干部战士、原军区警卫营编在一起，组建成“冀察军区独立团”。我总认为，这个“冀察军区独立团”是一支“不大靠谱”的部队，因为这支部队的编制和资料我始终都未能查到。我设想，这是一支没有作战能力，专门是用来给在宣化大校场的冀察军区大院“看家护院”的部队，相当于现在很多部队大院设置的“警通连”，主要职责是担负警卫和通讯任务。
给我讲这件往事的老爹，当时任冀察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科科长，同时兼任这个独立团的副政委。当时的冀察军区政治部组织科长洪璞、保卫科长罗拉，都在这个独立团里任职。1946年10月晋察冀八路军放弃张家口、宣化之后，刘道生带着这个独立团东撤，到了赤城，这个不在编制上的独立团后来的结局不详，应该被合并进了战斗部队。
1945年12月（也有说是11月的），为尽快培养晋察冀军区稀缺的军队中上层干部，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在张家口十三里兵营正式建立。参照这个样板，紧接着，几天之后，为培养冀察部队中下层干部的冀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在宣化大校场也宣布建立。
先打住一下，1945年12月，无论对冀察军区来说，对一分区部队组建的六旅来说，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
此时，从绥远战役退回来的冀察郭天民野战纵队，已经回到了出发前驻扎的地点怀安县柴沟堡。立足未稳，从东线冀东战场传来告急求援电报，赵尔陆纵队一旅——后来的张家口教导旅，当时还是旅长李湘、旅政委曾美，独自在古北口前线支撑，抗击着从北平向冀东增援的国民党军。
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和地点，我认为在1945-1946年冬的宣化，在土城上居高临下拍照的，照片上为首的是钱丹辉、戈焰，然后是刘峰，其余人不熟悉，从勾肩搭背来看，应该是一对夫妇。
赵尔陆纵队原本有三个旅，看似家大业大，本应凡事无需求人，但此时，国共军队一交手，胜败乃分，在热河本地招募的赵纵队第三旅一触即垮，已经彻底溃散；起义伪军组成的第二旅虽没有溃散，但败退下来全无斗志，也不敢信任；于是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只能向聂司令求援。聂司令把派援军的任务给了郭天民纵队，于是号称“晋察冀第一旅”的六旅不顾疲劳，紧急赴冀东古北口支援。
六旅走，走的只是三个主力团的战斗部队，郑秀煜带领的旅政治部留了下来，为的是配合冀察军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洪璞，挑选一些基层干部补充进冀察军区政治部机关。
当时的六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李振军，因为在绥远前线的“大嘴巴”事件，被当时负责处理此事件的郭纵队新任政治部主任向仲华点名，调出六旅。李振军即将上任的团政委职务宣布告吹，被派到新成立的冀察军政干部学校任教育主任。
几十年后，李振军对我讲：“从此，我就跟你的爸爸在一起了。”
看姚雪森的书，那一次，他被洪璞看上（他并没有点洪璞这个名字），调到冀察军区政治部组织科任干事。他接替的工作，原本是王栋干的，王栋下到六旅原二十五团部队，在团长黎光、团政委刘克宽手下当团政治处主任。在一分区三团的那段时间，副团长黎光同侦察连指导员王栋相处得很融洽，这一次他们能又走到了一起。几个月后国共内战爆发，姚雪森也下了部队，在四旅十二团（团长杨森）担任营教导员。
每当我历数这些部队系统和人名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感到杂乱无章，这就是冀察历史与一分区历史的区别：一分区历史只涉及到一根历史的主线就行了，但冀察的历史就不同了，它涉及到多根主线，忽略谁都会讲不清楚。
如果由于我的疏忽，使得某一支部队某一些人的历史故事被彻底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那将是一个莫大的遗憾。这也是复杂的历史现实与虚构的故事情节最大的区别。历史是枯燥的，很少有故事那样的趣味性和戏剧性。
回过头再来说宣化的故事。因为从六旅挑选过来的这些干部都到了宣化的冀察军区大院——大校场。
1945年12月，冀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简称冀察军校在宣化大校场正式成立。因为原教导大队队长晨光已走，军校校长李青川，军校政委据老学员讲，最初是留给了沈图，但沈图担任了纵队宣传部长，于是更换为肖大鹏（现在看到的肖大鹏传记，都写他是“冀察军校政治专员”，恐怕是误写，因为冀察军校从未设过这个职务，只有政委）。
肖大鹏是红军干部，来自平西挺进军系统，但时间不长，不知什么原因被调走，改任涿鹿县大队副政委，一个很低的职务。肖大鹏1955年授衔上校，62年晋升大校，96年在天津去世。
肖大鹏刚来就走，政委更换为刘道生从平北军分区调来的一个红军身份的团政委。此人名叫王志廉，跟杨浩一样是湖北佬，而且口音相近，湖北麻城人，跟杨浩的家乡只隔着一条平汉线铁路。于是，平汉线以东是红四方面军控制的地盘；平汉线以西属“白区”，国民党军控制的地盘。
王志廉属徐海东、程世才带领的红二十五军部队，很早就到了陕北。在陕北湖北佬组成的红二十五军与谢子长的红二十七军联手，对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的红二十六军展开清洗，冤杀了不少无辜，致使红二十六军战士们（几乎没有干部，排以上四百多干部都被“坑杀”）大批逃亡。以后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对正在进行的“肃反”紧急叫停，这才挽救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批陕甘上层干部的性命。
再以后，对以前逃亡回家的原红二十六军战士加以安抚，重新回来，组建了新的红二十八军。这个红二十八军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到时候，集体合并进贺龙的一二〇师，宋时轮到平西的时候，带了不少陕北籍干部战士过来，组建了挺进军九团。
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山西，王志廉来到晋察冀，原本在三分区，新兵营教导员；1938年离开三分区，短暂在一分区保卫科干过；1939年初又去了肖克新建立的挺进军。王志廉与杨浩，在平西挺进军相处了好一段时间，由于挺进军司令肖克实行的是“政治宽松”的政策，我猜想在王志廉、杨浩这两个湖北佬之间应该没有发生利害冲突。
1940年夏天，挺进军参谋长湖北佬程世才上任新成立的平北军分区司令员，王志廉跟着老领导一同前往，从此就留在了平北军分区。那一次程世才北上，跟着程世才一起走的，还有挺进军两个主力团之一的七团。但七团目标大，在平北损失惨重，折损过半，当年不得不又退回到平西根据地。一直到1944年平北军分区成立四十团，在很长时间里平北地区的主力部队仅有一个不满千人的十团。
杨浩与王志廉的私人间故事，我以前讲述过多次了，这次不再重复。1946年10月撤离宣化后，王志廉跟随刘道生去了冀东，没有再回来。但很长时间里冀察军校——后来的察哈尔军校，校政委的职务还在为他保留着。
冀察军校成立，除了校长和政委，李振军作为教育主任，与平西挺进军过来的供给处主任李云清（真名乔新松）都属于军校的领导班子成员之一。
蔺柳杞、刘锋在宣化大校场的的合影中，李振军出现在背后的一个镜头
依旧住在同一间宿舍的李振军和杨浩，这是宣化大校场冀察军校的那个院子
1951年解放军在北京召开全军英模代表大会时李振军来北京同杨浩的合影
跟我细谈起往事的那个李振军，湖南省军区副政委、湖南省委书记
不用多说了，盖棺论定
我太太的母亲对我说，来到军校的李振军，跟他在一分区时候一样，仍然和杨浩住同一个房间，直到李振军离开军校到冀东去。
1946年1月，国共和谈签字，和平即将来临。第一支从国共激战的前线退回来开进宣化的部队是赵尔陆纵队一旅，后来的张家口教导旅。
承蒙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对曾经隶属于他多年的老部下和老部队的厚爱，赵一旅，这个跟冀察军区没有半点隶属关系的部队，得以在宣化大校场完成同晋察冀教导师的整编。这次整编的结果，使得晋察冀教导师一位红军干部都副团长留在了冀察军校，担任副校长。以后这位副校长又同时兼任张家口的晋察冀军区警卫团副团长。这位红军干部叫邹新民。
1949年的平津纠察总队，邹新民接替朱遵斌担任纠察总队四大队大队长，去了天津。再以后，担任十九兵团军政干校副校长（校长李青川、政委陈继德）。1971年粉碎“林彪反党集团”之后，邹新民调到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任副参谋长，同李青川、陈继德（当时任副总长）有过往来。
我以前介绍过，大约在10月初，胡耀邦带领从延安过来的“第二东干团”曾经从张家口来到宣化，休整过很长一段时间。当时这个团里的一位“蓝棉衣”在宣化大校场的篮球场上满场飞舞，格外引人注目。
三个多月后的1946年1月，当赵一旅从密云古北口开到宣化，整编为张家口教导师的时候，这个曾经满场飞的“蓝棉衣”也在其中，但此时已经是这个教导旅的代理旅政委，这就是后来华北步兵学校的政委、北平纠察总队总队长兼政委的张明河。
1946年1月，古北口阻击战打完，赵一旅就被撤了回来，坚守在古北口的是一分区组成的六旅
一分区组成的六旅从密云古北口回到宣化的时间要晚一些。在宣化迎来了晋察冀军区的大裁军和新一轮的部队整编。一分区组成定这个旅从原来的晋察冀野战军郭纵队六旅改变为二纵四旅，蔺柳杞下到四旅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刘峰被留在冀察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工作，也在这个时候。
大裁军过后的一两个月，也许是为了防止被裁下的人员被晋察冀军区复员回家，郭天民、刘道生商量之后，将部分多余的人员组建成一个补充团，开赴冀东。这个补充团的团长赵光明、团政委李振军，原本说好将人送到后自己还回来，但实际上开赴冀东后被留在了那边。
李振军走之前，还发生了一件小故事。
自抗战胜利，中共军队里，特别在晋察冀八路军里，出现了一股“成家之风”，许多干部的结婚都在那个时期。你只要统计一下，今天不少老干部家庭中，但凡1946年出生的第一个孩子，父母们都是在抗战胜利的那个时间结婚的。
当时已经够年龄、够级别，但还没有结婚的干部们怎么办？
当年的规矩，组织对每个干部的私生活进行干预并作为主宰已经成为了常态，好像一般很少能有人敢拒绝的。你看看那些“首长夫人”们是怎样形成的就知道了。
当时李振军因1942年在河北无极县被俘后，前一个女友告吹，成为了别人的夫人，此时他又结交了一个女友，当然不是现在还活着的这位。但他的老朋友杨浩此时还是光棍一个。在补充团组建完毕，李振军还要走没走之际，组织上要李振军担任说客兼媒婆，去说服杨浩：一个相当资历和才华的女同志看上他了，多大的好事，天作之合，你是杨浩最好的朋友，此事非你去说不可，把这事办成了你再走。
结果李振军出面，软硬兼施，想不到杨浩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油盐不进，把这天大的好事给回绝了。李振军谈话没能成功，从屋里出去，屋外的拐角上，还有几个人在等着呢。只听见李振军那个大嘴巴在埋怨：我早说不行，你们不信，现在相信了吧？
李振军为杨浩做大媒的那个时间，也正是我未来太太的母亲用：“杨浩有什么好的，黑不出溜……”这些语言替组织出面，离间莫堤与杨浩关系的那个时间。
解放初期，好像在1951年吧？解放军在北京召开全军英模代表大会，李振军是四十七军的领队之一，带队来到北京。那一次，他同杨浩夫妇谈起此事，彼此哈哈大笑，笑组织上如此多事，险些搞成个“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文革期间，有一次彭家老爹夫妇双双出面，在东交民巷的空军招待所给我介绍对象——不是现在我的这位太太，是一位老战友的孩子，至今都不知道是谁家。那一次介绍之后，女方坐在对面的位置，彭家老爹躲了出去，留下口齿伶俐的老太太，坐在我们两人的中间，巧舌如簧，说个不停。
好半天，见我没有反应，老太太走出门去，躲在门外的彭家老爹小声问她事情如何？老太太没有直接回答，只说：跟他爹当年一个样……
好嘛，一次不成功的介绍婚姻，把不识抬举的父子两代人都给捎上了。
前些天，我看到王端阳母亲刘燕瑾的抗战日记，她原本在冀中火线剧社与凌子风相好，定下终身之许。但偏偏“组织上大媒”，要才子凌子风与一位红军女干部结缘，凌子风不敢拒绝，于是成婚，辜负了与刘燕瑾的最初约定。
联想此事，我补记几笔，算是给当年往事的追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