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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风物纪事——绿荫之下的公园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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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风物纪事——绿荫之下的公园茶座

 

讲讲夏天的公园茶座,这也是老北京夏季的一大景致,今天已不多见了。

 

俺家老爹讲过,在沦陷后的北平,与朋友见面,与生人交接稿件,从不在自己家里,而放在公共场所进行。这公共场所中最常见的就是茶座,不是茶馆。其中,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也距家较远的先农坛茶座,应该是一个较多的去处。

 

老舍先生写过一出话剧,经久不息,很有名,就是《茶馆》。但这部话剧反映的是“戏剧化了”的老北京人,或者是被严重扭曲的北京社会,当艺术欣赏可以,但不能当真。你看这部话剧,从头到尾,从满清到民国北平解放前夕,进这个茶馆喝茶的只有各行各业的遗老遗少、社会渣子,有几个正经人?特别是正经的知识分子和念书人。你甚至看不见边喝茶边看报的老北京常见景象,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茶座与茶馆是有区别的,如果说茶馆是“老朽们”的聚集地,那么茶座就显得“更有文化”一些。老北京,每到春暖花开的春夏交接时期,各公园就在参天大树的浓荫之下,把喝茶的桌椅准备好了,这就是“茶座”。早年间以木桌藤椅为多,然后是简陋的长条木椅,但绝没有像成都、重庆公园茶座那样的竹椅,早年间,老北京的竹椅属“稀罕之物”。

 

老北京的茶座,知名度最高的,好像就是中山公园——民国年间叫“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茶馆的特征是在房子里,而茶座的特征是露天,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是唯一综合了这两个特征的茶座。它既是露天的,但又在头顶上有一块铁制的“华盖”屋顶,老北京诸多茶座中唯一的“金属天棚”,可以遮阳避雨。家住在老北京城区各个角落的人想聚会的话,最佳的“居中”地点就是天安门西侧的中山公园。

 

        1937年夏天,抗战爆发前夕的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可曾有战争威胁的影子?


实际上,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除了来今雨轩这个茶座,中山公园里还有几家别具特色的茶座:春明馆、长美轩和柏斯馨。这些茶座不知是何人投资,但所有茶桌座椅都摆放在老柏树的浓荫之中。据说,每天晚上七八点钟是高峰时期,一直忙到晚上十点。这些茶座夏天全是露天营业,所以等到旧历十月以后,西北风一起,游人稀少,就要待来年再见面了。但来今雨轩茶座,好像是老北京诸多茶座中唯一一家在冬天依然开放的茶座。

 

早年间,老北京普通的人家里面,既没有空调也没有冰箱,“暑热无君子,在家多赤背”,约人聚会谈事情的最好去处,就是公园的茶座了。如果以中山公园为老北京聚会中心的话,那么在中山公园以南,出名的可用作聚会见面的茶座,还有天坛、先农坛、陶然亭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都是参天的大松柏树之下摆放茶桌座椅,浓荫遮阳,凉风徐来,茶香扑鼻,比今天的“内有冷气”更吸引人。

 

中山公园以北,有中南海公园、北海公园、什刹海三个众多茶座的聚集地可以挑选,其中可能最具“民间化”、“市井化”的茶座就要算什刹海了。就像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是最受欢迎的茶座一样,到了北海公园,最受欢迎的茶座首推漪澜堂。文化人聚会茶座,讲究的是个优雅的自然环境,所以中山公园和北海公园为最受欢迎。

 

有人会说,中山公园以南,不是还有一个最多茶馆的聚集地“天桥”吗?张恨水《啼笑因缘》一开始,杭州青年樊家树结识天桥武林高手关寿鹏,就是在天桥茶馆里相遇的。但几乎所有的天桥茶馆,在当年老北平的念书人看来,都属于“低俗去处”,跟老舍先生的《茶馆》一样,正经的念书人从不在那个地方聚会。


 

         最底层的天桥茶馆,樊家树可以遇见关寿峰,但绝不是念书人的聚集之处


从满清解体,进入民国以来,老北京过去的皇家园林几乎没有不对老百姓开放的,这就是“民主”。自解放后以来,没有对老百姓开放过的昔日皇家园林只有两处,一处是中南海,从此不再称“人民公园”而成为“特权之地”;另一处是先农坛,解放后由于特殊原因,先农坛被一分为二,东边被北京市体委所占据,西边被育才学校所占据,近些年才恢复原状。

 

由于先农坛同我的家人有较近的关系,我谈谈先农坛的故事

 

在老北京的各皇家园林中间,最先衰败的就是这个先农坛了。谁都知道,南城的天桥是老北京“最下等人”的聚集地或谋生之地。从前门楼子往南,走过最富裕的大栅栏地段,就到了珠市口,最标准的“市井之地”。从珠市口往南,就是老北京的贫民窟——天桥。从天桥再往南,就是我现在要介绍的地点——先农坛。

 

满清垮,民国兴,先农坛成为逐渐饱和的天桥的延伸,各种地摊、商铺、杂耍、餐馆、茶座(还没有发展到有屋子的茶馆那一步)都在向先农坛扩展,沿先农坛外墙,形成了商铺一条街。那些有点经济实力的商家和茶座,就挤进了先农坛内墙,在外坛和二坛之间,形成一新的商业圈。三十年代中期的二十九军统治时期,由于一些投亲靠友、投奔到二十九军门下的西北人的涌入,先农坛这里发展到顶点。

 

其实,先农坛承接满清的衣钵,也有不大好的内容,就是“杀人的场地”。谁都知道,满清杀人在菜市口,从刑部大堂监狱、后来的河北省第一监狱、北平第一监狱押出的人犯,一路北行,直达菜市口。如果属“罪大恶极”的,砍头死刑后还有“枭首示众”这个内容。自民国后,菜市口成为闹市区,不宜当众杀人,于是改在了先农坛的二坛内的外坛墙根下。

 

1936年,二十九军主持的北平市政府,在先农坛修建起北京市第一座体育场,当时命名为北平公共体育场。修建完工后二十九军阅兵、操练大刀,都在这座体育场进行。1937年抗战爆发那年,二十九军的军部接待站也设在先农坛,大批步行民众只要到先农坛,也就算慰问了二十九军。当然,假如乘车方便,你非要再跑一趟南苑的二十九军军部,那也不阻拦,先农坛接待站会派随行的值班参谋一同前往。

 

日军占领北平之后,不再在先农坛公开杀人,先农坛外坛成为北平木材商的仓库聚集之地,堆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木料。而坛里的苍松古柏之下,每逢夏季就开办绿荫茶座,一般三个多月,入秋后逐渐人烟稀少,乃至秋凉时自然终结。

 

1949年,解放军进入北平之后,先农坛最“露脸”的一件大事,是在630日夜间召开了举世闻名的“七一大会”。史载,194971日,中共中央在北平市先农坛体育场隆重举行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大型集会,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为后人留下了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献《论人民民主专政》。

 

       1952年8月,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观看解放军体育运动会


也许是当年二十九军修建的这座体育场的缘故,北京市体委一成立,就放在这个先农坛里,修建了体委机关的办公楼和各个项目的体育场馆和运动员宿舍大楼。当六十年代全国大兴游泳运动高潮的时候,我母亲被任命为“北京市游泳办公室主任”,这座体委机关的办公楼和她的办公室,我去过许多次。那时正在搞首都民兵武装泅渡十三陵水库和昆明湖的活动,还有一件事,就是协助拍摄电影《女跳水队员》。

 

这是先农坛的东边,西边被育才学校占据,今天依旧如此。看史料,194871日,华北局决定将延安保小,晋察冀边区的光明小学,晋冀鲁豫边区的行知小学三校合并,在井陉孙庄成立了华北育才小学19497月,华北育才小学随党中央迁入北京,改名为北京育才小学。我弟弟就在这所育才学校念书,从他小学一年级入学,到六年级的文革前,我接送他上学、回家将近六年,这所先农坛里的参天大树,恐怕没有人比我的印象更深。

 

夏天还好点,天黑得晚,入秋到冬春,天黑得早,我周末送他回校,天早已都黑透了。一条大道两边,都是参天的大树,路灯一点不亮,昏黄的一点灯光,周围都是黑压压的一片。我送他到育才学校的宿舍楼前,眼见着他走进宿舍门后,这才掉头回返。回来的路上,独自一人再穿过黑压压的林间大道,这条道路很长,要走很长时间,等出了育才学校的大门,再回到我的学校,进宿舍楼,已经是前半夜了。

 

      北京市西城区天桥街道先农坛体育场综合训练馆北京先农坛体育场


故事再回到沦陷后的北平,当年俺家老爹较多地使用先农坛作为接头和见面地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平沦陷前在二十九军军部厮混的这段日子,早已经把偌大一个先农坛给跑熟了,地理面貌十分熟悉。还有一层关系,先农坛周边有一群二十九军撤退时流落在北平的老兵和西北眷属,万一有点什么意外,这些人骨子里都是反日的,可以帮助你摆脱困境。

 

我仿佛看见,北京的夏季烈日炎炎,一位身穿长衫的青年信步走进先农坛,来到树荫下的茶座。见是熟客,茶房迎上去,无须多言,在靠最里边的僻静之处找到一张茶桌,破毛巾抽打几下椅子。青年脱下长衫,北京人也叫“大褂”,搭在旁边的一张椅上,表示这张茶桌被占用了。很快茶水被送来了,老北京人兴“香片”,喷香的茉莉花香飘逸出来。

 

每个茶座都会有自己的报童,看见有新客落座,报童将满满的报袋捧送过来。总共二三十种报刊,当然不都是当天的,但大都是最近的。落座的青年人从中任意选了五六种报纸留在桌上,报童很快离去,又关注新来的客人。老北京的好处,你将这五六种报纸读完,然后全部又归还给报童,只需给一份报纸的钱——两个大子,双方都非常满意。

 

正因为十分熟悉老北京的报刊发行体制,当年还没有建立官方的“报刊发行局”,“报头”和“报童”在报刊发行推广中的位置十分重要。所以以后这个湖北小青年在晋察冀八路军的挺进报社当编辑,他叮嘱发行人员,要想办法把挺进报输送到北平市区,并告知了最可靠“报头”的联络方式。据北京史料记载,以后的年间,还真的在日伪统治的北京街头一度出现了八路军的挺进报。

 

当年在沦陷后的北平、天津,很大一部分工作还是沟通北平、天津之间的人员输送。由于在英租界区很大一部分英租界职员秉承公开的反日立场,天津沦陷后,这些反日立场暴露的中国职员出于安全的考虑,一度躲进由英国卫兵把守的英租界工部局大楼,享受英租界的治外法权的保护。每天三顿饭,由家属和自己的雇员送去,直到形势缓和才恢复自由。

 

 天津英國租界市政管理委員會大樓(俗稱英國工部局或戈登堂)解放后是天津市人民政府。1976年地震后拆毁。1937年天津沦陷后,包括张子奇在内的一批反日中国高级职员就躲进这座大楼,靠送饭为生。


那时,由于北平突然沦陷,很多二十九军及其他中国军队,比如中央军、东北军和晋绥军的眷属被困在北平,这些妇孺想脱离困境,摆脱日伪军的魔爪,于是一条地下通道由此形成。共产党地下组织方面也开始了往抗日根据地的输送计划,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电影演员张瑞芳母亲这样的抗日眷属,通过各种渠道转移出北平。

 

先农坛,由于周边有二十九军失散老兵及眷属,形成了一条从北平、到天津,再往南方的单独的输送渠道。除了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士,包括张自忠、张子奇在内,沿这条渠道回到了大后方,再加上眷属和其他人士就更多了。而亲近共产党的进步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一般就近融入附近的河北乡下,加入到八路军阵营。

 

如今每到夏季,这些安置在高大树木下的绿荫茶座依然存在,但茶资昂贵到令人咂舌,演化成“高消费”的一种。某年,家乡来人,在一处园林的茶座聚谈家庭往事,不过两个来小时,一结算,几个人四百多元,赶上吃顿饭了。茶座,原本大众消费的一种形式,现在却把普通百姓彻底赶了出去,你说是社会进步还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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