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记忆——皖南屯溪、黄山和其它
远方的朋友思乡心切，写了篇父母在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的回忆文章，给我发了过来，要我谈谈我的看法。朋友的父亲是一地委党的领导干部，母亲是晋察冀边区的妇女干部，与我手头掌握的一分区八路军知识有所差距——但又不是完全不搭边。
我本想在我所了解的基础上，做个点评，但刚稍微尝试了一下，马上就发现自己是在自不量力——因为我对朋友父亲这一段历史几乎都不了解。不了解硬要说，就会胡说，还不如不说得好。可不说，有违朋友的一片厚意，骑马难下，还是要说点什么才好。
说什么呢？
朋友父亲的这一段历史，我以前多少听到过，人家只是附带谈到的，没有特意去谈，我也就没有深问，错过了这一段求教的大好机会。
朋友的父亲叫牛树才，担任一分区组织部长多年，1943年升任一分区地委副书记，书记由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担任，所以牛树才实际上是地委的最高负责人。杨成武1943年患病期间，牛树才代理书记，同时代行一分区八路军的政委职责，到一分区各团处理军队事务，包括主持各团的宣誓，曾到过满城县的三团。
这些战争年代的闲杂故事，我是听居住在西安的钱丹辉、葛焰夫妇讲起来的。钱丹辉从1943年新华社驻一分区的主任记者王子展牺牲后，从宣传科长改任新华社主任记者，从此成为牛树才的属下，此后近二十年，一直都在一起工作。直到发现当时大搞“极左路线”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主席把斗争矛头对准了他，牛树才急忙离开安徽为止。
话题从他们跟我父亲相识谈起，都属于当时不多的文化人，脾气相投，一起度过了1942年在满城县最艰难的那段岁月。那时钱丹辉作为一分区政治部干部，宣传科长，在岭东村；牛树才在一地委所在地易县周庄；葛焰在满城县委所在地北赵庄；我父亲跟着新上任的徐德操也在一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周庄，相距不远，早晚相见。
1943年的5-6月间，日军对狼牙山一分区大扫荡的前夕，一分区疏散无力进行战斗的文职干部，葛焰、章明等女同志离开一分区去了平西，两个月后，已经不属于一分区干部，接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的钱丹辉，跟着主管新华社工作的一地委副书记牛树才也离开了一分区，那时，我父亲调到满城县的三团在刘家台办教导队训练三团那些班排长们。
再见面，就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到宣化了，那时的宣化两个“大院”，宣化大校场驻扎的是冀察军区及其所属机构，都是军人；还有一个天主教教区大院，察哈尔省委、省政府、察哈尔日报社都在那里。在省委任职的牛树才、还有钱丹辉，以及从平北地区合并过来在报社工作的葛焰，都住在这个天主教大院。
那时作为察哈尔日报社的编辑和日文翻译，我母亲也在这个大院，跟他们在一起。
1946年10月晋察冀八路军从张家口、宣化撤退，在怀来-延庆渡河时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于是被迫分成了两支，已经渡河的大都是军人，跟着郭天民司令回到了冀察军区出发前的涞水县李各庄故地；没有渡河的，跟着政委、省委书记刘道生往东北方向去了赤城，组建冀热察军区及相应的党政机构。
再见面，到了1947年的夏天，原属晋察冀管辖的冀热察给了东北，牛树才、钱丹辉，当然还包括葛焰又回到了当时察哈尔党政军机关所在的涞水县。据说，在来到晋察冀的朱德的直接干预下，半年后的1947年底，这批被闲置一年的察哈尔党政军干部们被调出涞水县大山，重新走上各个工作岗位。
钱丹辉给我描绘据说是当年朱德的原话，朱德手持地图对当时的晋察冀主要领导说：你们给我指一指，看看原来被八路军控制的察哈尔省，现在还剩下多少地盘？既然主要地盘都被傅作义占领了，那我们还将这许多党政军干部闲在这里干什么？你现在这个察哈尔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有什么作用？我们可不搞什么“流亡政府”。
当时，据说察哈尔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多次向朱德要求调离晋察冀，说不愿闲下去了。为了将晋察冀领导机关搬出偏僻的阜平县，朱德亲自选址物色到了平山县西柏坡，并对当时晋察冀领导人的僵化思想进行了批评。在朱德（包括刘少奇）的干预下，原察哈尔省的领导机构都被裁撤，察哈尔军区与冀晋军区合并，成立北岳军区。
再以后，钱丹辉说，他们离开了晋察冀，在皖南，他的家乡安徽省落户。
话题转到安徽，钱丹辉话更多了，他说，解放初期的安徽，由于长江天险的阻隔，领导不便，当时分为两套领导班子。江北大一些，占安徽的三分之二，以安庆为行政中心，叫“皖北区”，由那位后来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主席的领导干部来负责；江南的三分之一，以屯溪，古代的徽州为行政中心，叫“皖南区”，由牛树才负责。
一“安”一“徽”，历史上的“安徽”省名由此而来。
在同钱丹辉、葛焰夫妇谈话过后不到两年，发生了那次震惊世界和整个中华民族、至今都不准提及的大事件。对一些人来说，这个事件的发生是一次升官发财和陷害同类的大好时机；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检验你是否还存有良心良知的非常时机。
你是当害人者还是宁可自己当受害者，全在于你内心的选择。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这一生中最引为自豪的东西。我最引为自豪的东西，就是在国家这段腐败到极点的历史进程中，我宁可当受害者，不去当害人者。我从未贪污受贿，从未与女下属、女同事勾搭成奸，从未迫害过他人、落井下石；反之，我被有着这些劣迹斑斑的人以最卑鄙的手段所迫害，但我从未低头过，也从未检讨认错过。
在我与钱丹辉谈话的那一年，曾任党的最高职务的一位领导人去世，据说他在去世前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曾经被迫检讨过——这使他几乎后悔终生。他的后任，接替他原来职务的那一位，也是被整肃下来的，但这位就抱定了绝不检讨、绝不认错的打算——到死也不去做违反自己意愿的事情，以免也后悔终生。
这事件过后，到我受到迫害整肃下来，我曾多次到过安徽，从最北边的淮北，古之“濉溪”一路向南，经道教圣地涡阳到阜阳。阜阳的东南有一个凤阳县，古称“濠州”，香港武侠作家金庸在他的《倚天屠龙记》一书中的后半部分，都是以安徽这个不起眼的小城“濠州”作为故事中的发生地。
大约在九十年代的初期吧？三联书店刚一出版金庸全套武侠小说三十六本，我就托人买了一套。那时全套几十本也不过百多元钱。
据俺们湖北老家的县志记载，元末时节，正是《倚天屠龙记》中的故事时间，濠州那一带因为出了个后来的“朱皇帝”，成为反元力量的中心。当年，濠州一位杨姓念书人在湖北应城作县令，待卸任归家之时，赶上了家乡的“朱皇帝”动乱，虽近在相邻，却有家难回，于是留在应城，在城西买了块地，盖起了房子，从此他的杨姓子孙成为了湖北佬。
为探寻这一段历史，当年，我曾溯源东寻，从湖北进入安徽，追寻到古濠州今天的地名风阳县。
从阜阳往东南走，过六安往东，就看见了相声中提到的两个胖子——合肥。合肥是个新兴省会城市，五十年代舍安庆建省会才选择的合肥，市区除了包公园，几乎无甚可逛，我于是一路再向南走。这一次过庐江、桐城、怀宁，到安庆。这一路如果往西南，过潜山、太湖到宿松，进湖北省境到黄梅、蕲春、黄石，就到了我曾挖掘过的那些地方。
我当年从安庆过长江的时候，还是坐轮渡过江的，建起安庆长江大桥还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情。在等待下一班渡轮到达的时候，我沿江边漫步，看看安徽的长江边与湖北的长江边有什么不同？那年月，江边都有一些农家小馆，有的是夫妻店，有的是合伙店，专门为等候过江人的饭食开办的。
在一座背后就是菜地的农家小馆，我看到了标准的安徽农家小炒，猪肉是早上现杀的，供给了沿江边的这几家小馆。掌勺的是个三四十岁的中等个瘦男人，显得干净利索，几片肉、五六味菜蔬，几乎同时下锅，大火翻炒，飞快装盘上桌。食客并不多，可以从容进餐，一小碗糙米饭就着这盘农家菜下肚，碗光盘净，刚好七八分饱，最舒服的肠胃感觉。
轮渡过江，乘车继续前行，我没有往西南的景德镇、婺源方向走，而是走池州、青阳，往黄山、徽州、休宁、屯溪方向走，进入了当时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小城屯溪。据钱丹辉说，他们在解放初期到屯溪，全城不过几万人口，我查了一下，果然，1949年的人口只有两万。
出于工作的需要，以后我又曾去过几次屯溪，但再没有乘车远行，都改为乘坐飞机。那时屯溪刚改名为黄山市不久，机场小而简陋，飞机是波音707到737，只能乘坐一百多人的中型飞机，偶尔还能坐到757，但都是中转机，只有一次是始发机，到上海的。
屯溪、黄山和太平湖
屯溪、徽州和休宁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屯溪很小，市区最高的建筑物是一座百货大楼，还有一条被称作“屯溪老街”的古董街道。我去的时候这条街刚被修缮完毕，商户刚刚入住，只有偶尔的几家开张营业。印象中，任何东西都贼贵，而且假古董到处都是，细想起来，人家商户刚支出了一大笔房屋修缮费用，急着要捞回来，难免不择手段。
几次去黄山，那时的游人就已经不少，黄山云海一变成“人海”，意境也就变了。对太平湖的印象很好，可惜是乘坐大型游艇，不是湖上泛舟的小船，可以从容不迫地慢慢游逛。当地购物，除了茶叶、香菇和手杖外，记忆中几乎没买过当地的其他东西。我爱喝茶，当地的茶叶制作很糙，大都是“黄山毛峰”什么的，也有“太平猴魁”，但绝对是假货。
好像喜欢水，更甚于喜欢山。黄山太平湖，尽在云雾飘渺中，人一生也是如此
安徽茶叶中有一种我的最爱，是红茶——祁红，我十八岁的时候第一次品尝的红茶就是祁红。那时的茶叶都不算贵，唯独柜台上装茶叶的玻璃罐，祁红的卖相最显眼：黑里透红的细长茶叶尾部有一处白点，像什么？我至今都无法形容出来。我后来也喝过滇红、闽红，但都赶不上最初的祁红印象，只是再喝祁红时，那种早年的欣喜感觉没有了。
黄山地区的香菇不值得一提，唯独那根手杖，不知是什么木的，黄杨木？我当年买时50元一根，我买回来后给母亲使用，以现在的物价和人民币的贬值，而且在黄山这样的旅游区，这样的手杖应该卖到三五百元一根了吧？
我以安徽为发生地，前后写过三篇故事。
很早很早，以淮北濉溪为故事发生地，写过一篇现代题材、十几万字的《修炼情缘》。这是将几个小故事结合起来写出的，故事讲淮北、合肥、皖南连在一起，甚至还有最后发生在日本的故事。这篇故事从未在国内发表过，因为一听故事的名字，很容易跟一个“××功”联系起来，其实真的跟这个“功”没任何关系。
此后以安徽与湖北接壤的宿松县为发生地，写过一篇约二十余万字的明代历史故事《大明逸事——言尚村的建立和它的故事》。故事借安徽宿松县一位明代进士言氏从朝廷被罢官回乡的经历，写出了明代官场与乡间的一些奇闻轶事。这个故事没有写完，由于写作时间也较早，底稿都找不到了，可能在海外的某个中文网站还能看见。
还写过一篇以皖南某地发生的道教故事，因故事的内容具有当代聊斋志异的特点，我起名叫《人鬼奇缘》，故事中虽然发生在长江边的某个废弃的造船厂遗址，但故事最后明确点名的地点有皖南的休宁县。写这篇故事的目的与蒲松龄差不多吧？以鬼世界来影射人世界，透露着小人物在大腐败面前的无奈和努力，最终只能借助于“鬼的力量”。
我还写过几篇有关安徽的随笔杂记，写得很杂，因拿不出手，所以从没拿出来发表过，只供作为写作参考用。
我有一位安徽籍的军医朋友，叫童名超，怀宁县吧？记不清了。他写过一本个人回忆录，其中的内容对我的触动很大。他少年时家乡发大水，几乎被淹死，然后吃不饱饭，艰难度日，他于是发奋读书，最后参军，当上军医。他是我的安徽人文民俗文化的顾问吧？
我查过他的科研成果，《病理展片最佳水沃》、《动脉硬化食疗六则》、《多原发癌11例诊治体会》、《幽门螺杆菌检查406例观察》、《冰冻切片病理诊断423例的体会》、《白芨粉栓塞门静脉制备犬门脉高压症模型的实验研究》什么的，都是很专业的实用医学研究。
还有过一位担任了军队某单位副院长的安徽朋友，宿松人，一次在理发室等候理发，从他的家乡口音开始，询问他的籍贯，于是就聊起了他的宿松家乡。聊着聊着，越聊越入港，竟然连排队理发都忘记了，他很诧异我这个“外乡佬”竟然如此了解他从小长大的家乡。
以后的几天，一次在街上理发师与我太太相遇，谈起那一次理发时，那位副院长悄悄向他打听：刚才与他谈起安徽家乡的人是谁？可惜我同他的交往没能长久保持下去，一是他的“官声”不好，正直的人对他口碑很差；二是由于他患癌，很快就去世了。
我以前评价过，有许多贪官污吏，出身最基层、也最普通的劳动人民家庭，其实人的本质品性都不坏，只是“贪”把他给害了。也许他本人一开始并不想贪，但那个阶层中几乎人人都在贪，你不贪就站不住脚，还会给你扣上屎盆子踢出局，所以只能贪，而且不能收手，也无法收手。这是制度的问题。
安徽的话题就讲这么多吧，我就知道这一点，都讲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