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狼牙山五壮士的幸存者“吃老乡两个萝卜”谈起
为解决粮食问题，一分区政治部在易县、涞源县交界的杏树台公共土地上开荒种田
首先说一句，我以前从不关心、也不介入什么“吃萝卜”之类的小事情，因为这类琐碎问题很容易被搅得纠缠不清，把主要问题上的注意力给转移了。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胸怀就会关注什么样的问题，一些专门关注“吃萝卜”的人一定会在主要问题上有所忽视。
一位跟我有过多年文字往来交流的易县朋友，出于对八路军的同情和解脱，提出了“萝卜是野生的”的观点，得到了诸多权威媒体的肯定，被大量转载并引用。因为野生的萝卜是无主的，你吃的是野生的萝卜就不存在“违反群众纪律”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为八路军开脱的说法是很牵强的，这位朋友对中国农耕社会传统的私有制经济，以及流传千年来的山区文化和山民传统几乎是不了解的。
先说中国农耕社会传统的私有制经济。
在中国农耕社会传统的私有制经济状态下，被开垦出来的可耕地基本上都是私有的，而房基地以及周边的菜园、池塘、小面积的山林，特别是坟地，基本上也都是私有的，可交易买卖，有地契为凭证。每一朝的皇帝就是当时最大的地主。
但除此之外，还有大片的山地、江河湖泊、交通要道，都属于“公共用地”，性质是公有的，属于“官地”，任何私人都不得占有。这些私有制社会中的“公有制经济”还包括公共的“义田”、墓地、公塾、以及大部分的庙宇、道观。
以河北省农村为内容的电影《红旗谱》满清末年的开头部分，地主冯家要砸大钟、强占河滩地，这被看作是丰产良田的河滩地就属于众人开垦出来的公共用地而不是私人天地，其田地的公共性质被铸在金属的大钟上面，砸钟的目的是毁掉凭证，变公为私。
在私有土地上种出的农作物，很明显带有私人的属性、归私人所有；在公共性质的土地上种出的农作物，带有公共的属性，在道理上可以被众人分享。如果一味强调在公共性质的土地上种出的农作物也归私人所有，就明显侵害了众人即公共的利益。
河北省易县的狼牙山就属于公共的性质，不是哪一家、哪一户所私有的。
再谈流传千年来的山区文化和山民传统。
起码在上千年数百年以来，居住在山间的人们，主要是当地农民，也包括依山而生存的道士、僧人、猎手、采药人，深知山区耕地的稀缺和食物水源的金贵和行路人的艰难，谁都会遇到饥渴的时候，于是出于为他人脱困解难的善心，在山里的山洼之处或稍平缓之地，会随意点种一些萝卜、南瓜、玉米什么的。
随意点种的，什么人都有，不一定只是当地的农民，可能还包括在山间道观寺庙修行的道士、和尚、药农什么的；点种的目的，是在“产权公共”的山间，不属于私人土地，不具有“私有性质”，不在于点种者自己能有所收获，而在于往来行人一旦需要，能救个急，解决个饥渴，甚至能救个命什么的，所以被称作“善举”。
中国山区这种随意点种而不求收获的传统，你在大江南北乃至东西的山区随处可见，这也是中华民族非常可贵的民俗传统，我在《道姑李莲翠》的写作过程中在山东、河北、湖北、安徽等地的山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北京在六百年前的元大都时期，已经是全真道教的祖庭之地，明清时期两度发展为高潮，所以北京西南的狼牙山周边，比如易、满、完、唐、涞山区的道教修行之地，比比皆是。道教修行，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养活自己”，道士在山间随意点种些菜瓜粮是很常见的。
也有可能种萝卜的就是棋盘陀道观中原来十来个道士中的某一个道士
受宗教信仰数百年来的长期熏陶、还有至少二三十代人的善念传递，狼牙山人的“随意点种”达到了顶点。这也是已经没有了任何宗教信仰的那些人，不懂得“善的文化”，而把私有制、把个人金钱收益看得很重的现代人所不理解的。
真正的“野生的萝卜”有没有？有。是什么样的？跟人的手指头的粗细差不多，怎么能跟人类社会培植数千年历史的萝卜相媲美呢？
客观上，抗战期间的确有八路军吃老乡食物情况的存在，这是毋庸否认的，过度否认反而显得虚伪。实际上，根据地老百姓想得很开：人家八路军为打鬼子，脑袋别在了裤腰带上，能活到哪一天还说不定，吃你点东西你就舍不得了？
最后讲一讲八路军应如何对待这个问题。
我用事实来讲，讲一个与此有关的历史故事，毫不虚伪、毫不做作的历史史实，当然还是出自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
一分区八路军的主力团，除了老一团之外，还有一个三团，准确地说应该叫“新三团”，因为老三团在1938年的2月由一分区政委邓华带到了平西地区，改编为挺进军六团和七团。杨成武于1938年的7月，在平西斋堂以原赵侗五支队成员为基本力量，组建起了新的三团，组建时新三团三千五百余人。
原赵侗五支队成员都被集中在新三团的一营和二营，而三营是肖应棠任支队长时带过来的涞源支队。新三团组建后经聂荣臻点名推荐，由纪亭榭担任团长，独立团过来的红军干部邱蔚任副团长，独立团过来的红军干部袁升平任团政委。
最初，五支队过来的一大批干部在三团担任领导职务，比如五支队除司令员赵侗跑掉；参谋长常戟武负伤，去北平治疗；政治部主任汪之力、王远音调晋察冀军区另有任用，其余如副司令高鹏、第一总队总队长纪亭谢、政治主任陈大凡，第二总队总队长宋明皋、政治主任杜伯华，第三总队总队长刘风梧、政治主任林一民，以及五支队重要骨干王建中、史进前、尚英等等，都被一分区委以重要职务。
唯独三团三营长由独立团红军干部肖应棠担任。
1939年4-5月，根据来自延安的指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下属组织部、宣传部、锄奸部都派人参与，在涞源县银坊的三团团部集中原五支队干部，对赵侗余党余毒进行清理。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高鹏、纪亭榭对赵侗的揭发检举内容，就出自这一时期的这次会上。
会议期间，发生一团为主的进攻大龙华据点的战斗，三团本应该参加，但由于这次肃清赵侗影响的会议十分重要，所以由五支队组建的一营、二营都留在银坊不动，只有肖应棠带领三营去了易县大龙华参战——在小龙华、梁各庄埋伏等候打援。
大龙华战斗结束后，三团的银坊整肃会议也到达尾声，三团的营一级班子也做了较大的调整，原来自五支队的领导干部大多被调出三团，1939年1月，通过与一分区二团交换对调过来的三分区十大队中的红军干部，被派到三团担任营级干部。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三团一营长赖庆尧、二营长郭延龄、三营长陈宗坤。在1939年1月从三分区十大队过来的干部中，陈宗坤的职务最高，是带队的大队参谋长，相当团参谋长。此时让陈宗坤接替肖应棠担任三团三营长，明显是降职使用。
来自原五支队的领导干部只有一个纪亭榭此时还担任三团团长。
三营原营长肖应棠调到团部任团参谋长。
我要介绍的，是那位新来的三团三营新营长红军干部陈宗坤的故事。
在新上任的三团三位红军营长当中，陈宗坤以率真性十足而闻名。有两件小事可以证明。陈宗坤是“川佬”，当年晋察冀八路军中对四川人的普遍称呼。一听这个籍贯，你就可以知道陈宗坤出自四方面军。
黄土岭战斗后的第二年，1940年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打涞灵战役，三团负责攻打日军据守的东团堡据点。这一仗打了前后将近三天，三团损失惨重，一营、二营此时都已经损失过半，尤其陈宗坤的三营，因为担任主攻任务，几乎都打光了。三营的前身来自于肖应棠带领的涞源支队，大多是涞源子弟兵，因为还能葬在自己的家乡，打东团堡时都豁出去了。
杨成武与三团长邱蔚电话通话时，陈宗坤就站在邱蔚的身边，一听是杨成武，忍无可忍，立即夺过邱蔚手中的电话，跟杨成武吵吵起来要援兵。陈宗坤越说声音越大，最后干脆吼了起来。在一分区的那些红军干部中，跟杨成武不合、闹别扭的大有人在，但公开对杨成武大吼，仅陈宗坤一个人。
据说，杨成武电话中答应陈宗坤，三营打光了，战斗结束后第一个补充三营。杨成武说到做到，东团堡战后，三团余下的人员勉强够得上一个营，于是将这些人都编进三营。
1941年反扫荡，驻扎在涞源县银坊的二十团遭受到日军的飞机轰炸，损失不小，杨成武当即派陈宗坤接替二十团团长李金才，要陈宗坤“像爱护三团三营那样爱护二十团”。
这是第一件事，再来讲第二件事。
二十团常驻在涞源县，一驻五年，二十团团长陈宗坤同涞源县委书记梁正中的私交很好，两家：一军一地两家机构常“合署办公”，吃住都在一起。
1944年底，晋察冀军区的二级军区冀察军区成立，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把二十团调到涞源县相邻的蔚县，组建起新的察南军分区，陈宗坤任军分区副司令兼参谋长。1945年抗战胜利，郭天民又在新开辟的地区组建起察北军分区，任命陈宗坤任察北军分区司令员。
想不到陈宗坤提出了一个要求：把一分区的梁正中调到察北军分区任政委，也就是说，地方党政干部改任军职。郭天民同刘道生一商量，同意了。梁正中从此成为八路军领导人，十年后的1955年授衔大校。梁正中说，不是陈宗坤，我还是河北省委掌管的干部。
最后讲最关键的故事。此故事出处在高粮回忆录《历史的脚印》中，当时高粮还名叫高良玉，任三营十二连连指导员。十二连连长陈玉书，东北军老兵，黄土岭战斗后被提升为副营长，新调来连长王九成，也是东北军老兵，绰号“大豆”，与连指导员高良玉关系很好。王九成牺牲后，为纪念战友，高良玉从此改名“高粮”。
1939年11月3日的雁宿崖战斗，由于三营教导员耿玉贵在战前被叫到军分区开会，没有回来，三营由营长陈宗坤统一负责。雁宿崖战斗的最后关头，是一团二营和三团三营共同攻上日军据守的最后阵地，全歼了日军。这同姜克实教授“雁宿崖战斗八路军并没有攻占日军的主要阵地”的结论是截然相反的。
战斗结束后，八路军打扫战场，天已经黑了下来。营长陈宗坤饿极了，于是叫通讯员去搞点吃的。通讯员说：没带，又一时找不到，这时，陈宗坤看到旁边老乡家（是不是雁宿崖村？）的院子旁还有晚秋黄瓜，于是叫通讯员摘一根来吃。
通讯员说：“那不是群众纪律吗？”因为在每次战前，八路军都要开大会讲纪律，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强调要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和战场纪律。
通讯员这句话，一下子把营长陈宗坤给顶得卡壳了，陈宗坤呆了好一阵才说出话来：“妈的，军事上需要吗！”
战后，陈宗坤在三团留下话柄，变成了歇后语，叫“陈营长吃黄瓜——军事上需要。”
一分区有一个立有多次大功的战斗英雄宁亚川，工兵排长，有一次因跑到老乡家的菜园偷拿了两根大葱，被杨成武发现，当即被叫住严厉批评，并赔偿老乡的损失。此人此事作为正面教员和反面教员在《杨成武回忆录》和《高粮回忆录》中都出现过。
那时的八路军是真的讲民主、讲军纪，否则一个小通讯员敢公然顶撞营长，这在今天是绝对不敢想象的。而且，实际上八路军跟老百姓的关系如同鱼水，是一家人，即使这样，军队吃了老百姓的东西在事后一定是要付钱的。
不排除八路军也会有违纪的现象存在，哪怕是晋察冀的标杆部队老一团。1938年7月老一团远征冀中地区，突然被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下令紧急召回，原因就是老一团有干部严重违反了军纪，回来后受到了严厉的处置。
雁宿崖战斗，当地老百姓也打扫战场发了财，最后，老百姓连八路军掩埋的日军尸体都掘了出来，从头到脚扒的一干二净。由于布质白净细腻，老百姓将日本人的兜裆布缝制成了北方农民夏天常见的“两片布小褂”，与三四十年后的“尿素衣裤”有得一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