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高士庄村——这里面的故事可不少
这部分的内容，被李小龙放在了“谢臣烈士”的栏目里。谢臣是易县人，1963年在洪水中为救助当地农民牺牲的一位英雄，我不打算评论这名英雄，我关注的是这位英雄牺牲的这个村子“东高士庄村”。
在李小龙满城之行的第一站，或者说李小龙照片中的最东边的一个村子，是刘家台东边的高士庄村。高士庄村有两个，分为东高士庄村和西高士庄村。为何叫“高士”？我不知道历史典故，没考察过，从字面上看，“士”就是文人雅士，原本是一位比较高级的文人雅士居住的地方，就叫“高士庄”吧？以后人口发展聚落成了村子。
虽然抗战期间八路军与日伪军的敌我分界线在石井村一线，但高士庄村已经属于“相对安全”的后方基地。当年从石井村到一分区大后方，沿途只有这一条山区公路，一路向西。日伪军每次进山扫荡，都是从石井出发，中间落脚刘家台，然后再向一分区腹地分路进军。
我以前介绍过，沿这条山区公路划分，路北靠着易县是三团侦察连的管辖范围；路南跟完县、唐县接壤的是三团十二连，改制以后是三团五连的管辖范围。
在石井村后面的河南庄，是满城县委领导的保满支队的前沿警戒哨，当年戈焰化装到敌占区去，每次出发地点就是这个河南庄。河南庄的背后是土门村，安排有三团的正规八路军部队——三团侦察连的一个排。
1942年5月，华北日军主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开始“五一大扫荡”的同时，为牵制一分区八路军在背后骚扰，保定日伪军对一分区满城根据地展开扫荡。这股日军在伪军的带路下，行进速度很快，为了迟滞日军的进军速度，给后方医院、机关转移的时间，侦察连连长王九成带领的一个排在土门村对日军进行阻击。
三团侦察连是一个很特殊的连队，这个连有两个连长、不分正副，都是正的。连长王九成，老东北军出身，从孟阁臣部队过来的。1939年底被任命为三团十二连连长，接替黄土岭战斗后被提升为副营长的前任陈连长。当时的连指导员高良玉，即后来的高粮。到1942年，王九成已经当连长两年多时间，是一个资历相当、经验丰富的老连长了。
侦察连另一个连长潘永堤，1939年是一分区政治部组织科青年股股长，河南人，红军干部，1940年底三团在东团堡战斗后人员损失很大，潘永堤补充到三团，任营教导员，又改任侦察连长。他们俩谁都不可能改任副连长，只好同时都是正连长。
侦察连另有一个连指导员，我多次介绍过，原来是一分区政治部组织科青年股干事，跟潘永堤一起支援三团过来的，来之后担任侦察连指导员。
侦察连三个排，三位连领导每个人带一个排，互不干扰。
土门村阻击战，是王九成带领他那个排打的。战斗中王九成身负重伤，被抬到高士庄村后咽的气，当时军情紧张，王九成连长已经牺牲，不可能抬着王九成的遗体转移，所以王九成应该被仓促葬在高士庄村附近。与王九成私交非常好的高良玉闻信，立即闯进三团团部，要求改名“高粮”，以永远纪念外号“大豆”的东北人王九成。
土门阻击战、或王九成牺牲的半年之后，1942年底，从冀中突围到一分区的十分区机关及所属人员，就被安置在条件较好、也相对安全的高士庄村。
1943年春节，杨成武、牛树才等一分区领导人前去高士庄村慰问冀中的同志，发现冀中的同志有年纪较小者在悄悄地抹眼泪。原本以为他们想家了，不知冀中的情况现在如何，等细问起来，这才知道，原来冀西山区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稍微有点“整齐”的粮食，都是一分区同志自己不吃，优先让给来自冀中的同志吃的。一分区自己在吃陈年黑豆和棒子核磨成的碎屑煮糊糊吃。
因为实在找不到白面，所以春节期间无法给冀中的同志吃上饺子，冀中的同志感觉寄人篱下，受了委屈，于是有小同志在悄悄抹眼泪呢。
杨成武一听，立即向陪同的三团领导下达命令，要三团侦察连无论如何，从保定搞到白面，让冀中的同志吃上饺子。
侦察连长潘永堤不是本地人，又刚调来不久，拿不出什么办法，最后，还是指导员王栋带几个侦察员化装进保定找老关系户，这才搞到了一些白面，让冀中的同志吃上了饺子。
高士庄村属满城县，来自冀中最富裕的十分区同志住到了这里，满城县委的同志就要尽到“地主之谊”，常带些农副产品来串门慰问。
一位满城县委的女同志四川人郭丽君与十分区一位河北霸县人女八路郝杰挺谈得来，成为了好朋友，她们两个人相约：咱们一起改名吧？成为姐妹。
于是，在1942年底那个极为寒冷的冬天，两个围坐在炉火旁边的八路军女兵改变了自己原来的名字。郭丽君改名为“戈焰”，郝杰改名为“戈扬”——火焰烧起来的样子，改名的地点就是这个高士庄村。几十年后的一天，这两位“戈氏姐妹”，一个在北京，一个在西安，再一次向我叙说了改名字的故事。
很长时间以来，我也曾质疑过老人的记忆力，一直把“戈焰”写作“葛焰”，认为两个人当时同一个姓氏，太巧合了。但戈焰的女儿告诉我，的确应该是“戈焰”，不是“葛焰”。
戈焰告诉我，那个送她和叶昌林到满城县委报到的那个司令部参谋，就是你的父亲，以后也被留在三团。他在三团两项主要工作中的一项，就是负责集训三团各连的班排长这些战斗骨干。那时三团在刘家台——满城县根据地的中心地区，不定期地举办班排长集训教导队，无非是训练各项军事技术，教一些最基础的军事基本技能等等。
1945年以后到了宣化，看到日军士官教导队的训练内容，才知道八路军训练班排长的基本军事技能与日军比较还相差得很远。1946年初冀察军政干部学校开办，主要培养一线主力部队的连长和连指导员，那一次校长李青川想起了抗战期间培养出来的班排长们，想召集这些人“回炉深造”，继续培养，但是在四旅一调查，才发现抗战期间培养出来的班排长们大部分都已经牺牲，这个“回炉”的计划只好作废。
几十年后，李青川还感慨说：那时候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吃苦在先、冲锋在先、牺牲在先，不像……
那个参谋在三团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文书工作，收集、保存、上报三团的人员、干部与武器装备的编制，起草战报及表彰有功干部战士等等。
刘家台与高士庄村为近邻，抬脚就到，那时候双方的走动是非常勤的。
这个高士庄村，最早出现在1939年底的黄土岭战斗之后，与红军干部张英辉的一篇回忆文章有关。
张英辉江西兴国县1930年参加的红军，1955年少将。张英辉1937年到红一师（后来的独立团）的经过十分偶然，因为他原本被分配到“一军团教导营去当指导员”：
“五月下旬的一天，我从延安出发到一军团去报到，路过正宁县一军团一师驻地时，遇到师长杨成武同志和组织科长王道邦同志。杨成武师长问我去哪里，我说去教导营报到，问明情况之后杨成武说：‘张英辉你别走了，就留在我这吧，我给聂政委（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打电话。’就这样我又回到了红一师。起初在师卫生队当指导员，队长是张杰。两个星期以后，三团政委带着三个连的支部书记开小差叛变投敌，我被调到三团三营四连任指导员、支部书记兼副连长。”
当时的红一师三团的政委是谁？——肖锋。
历史研究，不正是要从浩瀚的史料中寻找到历史的真相吗？
“为了服从抗日救亡的大局，红军进行了改编。原红一师改编为一一五师下属独立团，团长杨成武，政委邓华（注：邓华是独立团成立后的两个月调来的）。原红一师下属的一、二、三团改编为独立团的一、二、三营。我们连队的编制对外取消指导员，对内保存连支部和支部书记，按国民党的一长制不设副连长，但三个排长中一排长兼副连长角色叫“大排长”，我就任十二连（原四连）支部书记兼大排长。”
1937年10月，独立团在蔚县扩编为独立师后，“独立团队伍扩大了，又恢复为师编制，下面的三个营也改回到原来的一、二、三团，并且恢复了政委和指导员编制。我的老四连大部分人跟邓华的部队走了，留下我和几个班、排长作骨干重新组建了新四连，我任四连连长兼指导员。”
在张英辉的这个回忆录中，有一段记述折腾我走了不少弯路：
“黄土岭战役共歼灭日军900多人，加上雁宿崖一仗共歼敌1500多人，这两次胜仗加速了敌人冬季“大扫荡”的失败。从黄土岭撤出来，我们营驻到一分区和三分区交界处一个叫“东西牙子”的村庄，在那里整训。”
张英辉并没有写错，在杨成武《雁宿崖（原称“三岔口”）、黄土岭战斗详报》中，也记载着：
“独立支队、军分区直属队（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工炮连等，除骑兵营）经周家庄、沈家庄、屋子里到岭西以西之东西鸭子、峰泉集结”
在《陈正湘回忆黄土岭战斗》、《一分区大事记》等诸多史料中，都没有提到黄土岭战斗后一团的驻扎地点。那么这个“岭西以西之东西鸭子”究竟在哪里？
岭西村这个地方，老满城地图上还能找到，新满城地图已很难找到了，但作为满城县坨南乡的乡政府驻地，在历史上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从岭西村的山区公路往北，就是通向易县狼牙山南的交通要道。
1941年日军对狼牙山周边展开大扫荡，日军主力110师团110联队的所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将大队部放在完县与唐县交界的北大悲村；第二大队将大队部放在这个岭西村；第三大队的大队部与联队部一起，放在易县的南管头村，今天的狼牙山镇。
1939年11月初，为解救黄土岭被围困日军，从保定、满城县出动，占据了土门村的日军，经坨南村到达岭西村，然后沿岭西村向北进犯，一举占领了一分区狼牙山南的大片根据地。此时，从黄土岭战场撤离下来的一团，就隐蔽在与岭西村相隔一个村子的东西高士庄村，或许，当年这个地方还不叫“高士庄村”，叫“东西鸭子村”，是这样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因为历史的难题不会一下子就给出现成的答案。实话实说，人没有不犯错误的，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错把“东西高士庄村”当成了“东西鸭子村”。
继续从满城县的地图上挖掘，从东西高士庄村往南，与刘家台隔着一座九龙山，有一个极其隐蔽的小村子叫“雅子村”，这才是我们问题的答案。
历史上，这个村子真的叫“鸭子村”，而且有两个，分为“东西鸭子村”。只不过解放后嫌“鸭子村”不好听，被美化了，改称叫“雅子村”，反倒显得不伦不类。
1939年底，一团就隐蔽在这个几乎与外界隔离的小村子里，就“黄土岭战斗没有彻底解决战斗”进行“战斗检讨”。
看杨成武《黄土岭战斗详报》中“这次作战的经验教训”部分，在明确任务和上级意图、侦察判断敌情、通讯不畅、没有派出警戒部队、没有好好打扫战场、后勤笨重而受到损失、战后统计太慢、子弹消耗太大（9.9万余发）受到严厉批评。
检讨会尚未开完，祝捷的电报从延安党中央给晋察冀军区打来了，于是“检讨会”变成了“祝捷大会”。
这以后发生的故事我讲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