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现代史研究中的方法问题
前几天，在一次闲谈中，一位同样研究历史学的朋友对我说：现代史很重视对当事人的采访及当面交谈，因为当事人或历史见证人都还在，交谈中往往说的是真心话。而文字写出来的东西，由于受到各种外力因素的影响和限制，留在文字档案中的话与原意相违，是被扭曲或被认为歪曲后的历史，不完全可信。
朋友是搞技术出身的军队干部，在一个叫作“军队企业局”的机构长期担任驻军工厂的军代表，监督军工产品的生产过程。而搞技术一生的人，对细节的监督常常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其“较真”精神是一点都马虎不得的，否则那些拿上战场的军工产品的质量将如何保障？
朋友的这个“格外重视口述历史”的观点，与长期搜集口述历史的崔永元是一致的，也与搞“九一三事件”研究的军队作家舒云十分相似，舒云可以说是唯一对“平津纠察总队”的当事人进行过面对面采访的纪实性作家，我注意到萨苏也很重视利用口述的历史，但这个观点与科班出身鼓吹要“少搞点口述历史”的姜克实教授截然相反。
我对这一“重视口述历史”的观点持坚决支持的态度，是我对许多文字历史档案中发现的“大量不实”所决定的。文字历史档案，尤其是官方修订的文字历史档案，由于某种动机的作用，很容易被造假，自古以来的中国《二十四史》都是如此。今天，中国大陆的当代史由于受到党派意识形态的政治压力，在形形色色的历史档案中更是糟粕混杂，真伪难辨，你看看“叛徒、内奸、工贼×××”这个罪名以及“死不悔改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名就知道了，最后不是都被彻底推翻了吗？
所以，现代史、特别是当代史中的官方档案的记载充满了人为编造的谎言，往往是靠不住的。
与口述历史比较起来，文字历史档案只能算是第二手史料，要辨别第二手史料中的真伪，只能靠第一手史料——从口述历史中去提升史料辨别度。
我举一个实例来说明：回忆录是什么？大都是被美化过并精心包装的历史记载。即使有写作组集体撰写并发表出来的回忆录，即使并非有意造假，但其中一定会有不准确的地方。
《杨成武回忆录》作为一个地位十分重要的文字历史档案，无论在晋察冀历史以及在一分区历史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作用。但这中间的错误也是明显的，有的是“无意中”造成的错误，有些则是“有意中”造成的记述错误。
比如，1939年发生的所谓“摩天岭战斗”，被无数次引用并转载，但却从未有人自己研究过这次战斗和这个地名。
“摩天岭”这个地名，在易县和蔚县各有一处，但都是在地理位置十分偏僻的地方，当年占据着张家口的日军修筑通往涞源县城的公路，没有必要非绕道这两个十分偏僻的山区不可。反之，在张家口通过蔚县到涞源县的半途中，经过了一个叫“麻田岭”的地方，这个地方在今天成为一个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
1939年10月初的一个深夜，由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亲自带领的两个营八路军，经过从易县到蔚县的长途奔袭，在麻田岭这个地方趁黑夜袭击了日伪军护卫的民工筑路大队，并且在麻田岭和麻田岭以南的一个叫“草沟堡”的地方连打两仗，破坏了，起码在当时暂时破坏了日军从张家口到涞源县城的筑路计划。
日军修筑张家口至涞源县的公路十分重要，一旦这条公路修成，将与石家庄的日军110师团连成一线，不仅切断了一分区同上级晋察冀军区之间的联系，使日军可以将晋察冀军区和一分区各个击破，所以八路军总部命令，一分区必须尽快派出部队，打破日军的筑路计划。
为给一分区派出的部队负伤人员提供医疗保障，聂司令员特地派出了以白求恩为首的医疗队建立前线医疗站，医疗站的地点在涞源县王安镇以南，一个叫“孙家庄”的小山村里。
正是为了继续在蔚县麻田岭被一分区八路军袭击而中断的筑路工程，张家口日军派出大批部队增援到涞源县城，准备分三路进剿在涞源县东南、南方、西南的八路军部队，在这之后，雁宿崖、黄土岭战斗随即发生。
所以，晋察冀军史上的“摩天岭战斗”和“曹沟堡战斗”，准确地说应该更正过来叫“麻田岭战斗”和“草沟堡战斗”才对。
我在早期，出于对《杨成武回忆录》的绝对信任，我对“摩天岭战斗”和“曹沟堡战斗”的地名记载是坚信不疑的。但越是深入研究，我就越发糊涂：日军不是傻子，他们修筑通往涞源县城的公路，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兜一个大圈子走摩天岭呢？他们难道不知道越是在山势险峻的环境下，越能受到八路军和游击队的袭扰吗？
而且，在一分区八路军的战斗史记中，从没有在极其偏僻的摩天岭山区袭击日军的战斗记载，尤其是蔚县摩天岭，地理位置靠近日军大本营的张家口、宣化，背后又是日军的一线大据点西合营，一旦八路军在蔚县摩天岭作战，日伪军从南北两面一夹击，远离一分区的八路军连退路都没有了。
摩天岭不可能发生战斗，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经过再三核对，我找到了原因何在，原来是把地名给搞错了。从1939年发生战斗后到被我更正的半个多世纪期间，一直都在以讹传讹，没有一个研究者和当事人深究过这个问题。
这是无意中出现的地名错误，还有一种我认为是“有意中”出现的人为记述错误。
1939年初秋“雨季战斗”结束后出现的一分区两个新型作战单位或军事指挥机构“一支队和五支队”，我认为当时只有赵玉昆、王道邦为首的“五支队”，而没有陈正湘、袁升平为首的“一支队”，否则随后发生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将会是另一个结局，不存在战场上没有统一指挥权的问题。
在《杨成武回忆录》这部极具权威性的文字历史记述中，这是一段具有明显错误的表述内容。在那段历史现实发生的时候，杨成武只有二十五岁，产生“考虑不周”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八十年代写《杨成武回忆录》时期的杨成武，虽然年逾七十，但为了和“青年时期的杨成武”保持一致，仍坚持当年的不准确记载，给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造成困惑。
只有回到事实的真相，才能真正的解去困惑。
口述历史，对文字历史档案中所没有、也不可能有如此生动准确的描写，提供了巨大的史料支撑。
我举八路军医护人员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晋察冀抗战八年期间，八路军对战场伤员的救治程度究竟有多高？我始终都模糊不清。我本能从现在众多的宣传材料中认知到，负伤的八路军干部战士得到卫生部门的医治后，然后转移到老百姓的家中养伤，待伤愈后再回到战斗部队。
看看以冀中白洋淀抗战为题材的电影《小兵张嘎》就知道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最初都以为历史就是这个样子——八路军伤病员在老百姓家中养好伤病，最后归队——但这只反映了部分的实际情况。
实际上当年远不是这么简单，通过与抗战期间的一分区卫生部医生王磊、陈姨夫妇的交谈，我才知道只有大部分的轻伤员和极少部分的重伤员才能最后被治愈归队。而少部分的轻伤员和大部分的重伤员是根本就没有被治愈的机会的，由于医护人员普遍医疗技术的不足，加上药品缺乏，更缺乏的还有相应的医疗器械和医疗设备，更多的是依靠伤员们自身的抵抗力来获得自愈，那些无法得到自愈的重伤员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一个个死在病床上。
重伤员是如此，为什么少部分轻伤员也是如此？这是由于当年的旧中国普遍的卫生知识缺乏，一个寄养在农民老乡家的轻伤员，一旦因不注意卫生而使伤情得到感染，由于没有抗生素，破伤风的结局只有死亡。因轻伤但不懂得卫生护理而导致死亡，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结局，但当年普遍是文盲而不懂得卫生常识的中国农民就是如此。八路军是什么？不过是穿上军装的中国农民而已。
同抗战时期的一分区卫生部部长张杰的交谈，使我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
老部长首先嘲笑我受到太太工作的“误导”，一位当年八路军医院也是这个样子，可能医生的医疗技术略差一点、各种药品略少一点、医疗器械和医疗设备落后一点而已，但实际上和今天比真的是天壤之别。
老部长说，就连最普通的盐，用来消毒洗伤口的咸盐，我们也十分缺乏。那时候很多老百姓吃的都是土盐，从盐碱地上刮下来的盐碱土化水后熬出来的，又苦又涩，根本无法当盐水来冲洗伤口。大批从战场上抬到后方医院的轻重伤员，却无法得到有效的医治，这一景象在当时也是很可悲的，众人干着急却没有办法。
杨成武曾批准动用一分区的家底，用黄金白银去敌伪统治区购买医药和医疗用品，这中间损耗掉的费用是很可观的，可人家商人也是在玩命帮你买药品呀。一旦被日伪军发现，商人就没命了，他挣你这点玩命钱，应该！可你买得来有限的一点医药，却买不来医术高超的医生。1939年，如果不是白求恩、柯棣华在晋察冀卫生部担任主治医生，下令要一分区准备一千副夹板等医疗用品，一分区卫生部那些医护人员连用夹板固定战场伤员躯体这个道理都不懂得。
很多当代人可能想不到：当年，一线医护人员的无知和愚钝，是白求恩大夫经常对下面发脾气的主要原因。
张杰部长曾提到过，一分区成立之初，每个主力团要成立一个医疗队，每个连要有几个卫生员，要求找有小学二年级文化以上的战士来担任，可就是找不到。当年的八路军战士普遍都是文盲，有一点文化的还要担任连队的文书，以后被提拔为干部，所以卫生员要找个有点小学文化的人该有多难。
我太太的母亲1942年以前在冀中十分区，冀中沦陷后来到一分区，1942年底正式归入一分区卫生部，当时张杰部长找她谈话说，要她担任文化教员，因为许多护理员还是半文盲呢，连药方说明都看不懂。
张杰部长还说，当时卫生部为主力团选拔出来的卫生员进行培训，你起码要懂点在战场上要为伤员们该干些什么吧？其实就是三大项：清理伤口、消毒、包扎。必须经简单处理之后，才能把伤员抬下来医治。
但实际上被抬下来的伤员几乎都没有经过这三个最基本的医疗步骤，这也是使在前线医疗站的白求恩医生经常大发脾气的主要原因。
以后我看史料，二战中无论是美军还是日军，都严格按照军队配置的要求每个班设一名经过初步培训的卫生兵，以应对战场急救的需要。你让基本是文盲的八路军也达到这一军队的配置，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当年抗战期间，没有后勤、没有后方补给保障的八路军，连最起码的医疗绷带都极度缺乏，只能用洗净的布料来代替，八路军怎么会比得上美军和日军呢？
基于这个清醒的认识，我才敢于断言：1940年8月底的东团堡战场上，被就地掩埋的八路军牺牲者只是那一场战斗的少数，更多的八路军伤员都牺牲在了抬往后方卫生部医院的半途中和医院的病床上。
钱丹辉对我讲过的，当时他寻找卫生部医院所住的小村子（卫生部医院在日军的扫荡中是经常更换驻地的），无须进村查问，只要远远看到村头矗立着几座高大的集体新坟，那村里一定隐藏有卫生部医院。
真正使八路军卫生界得到大翻身、大发展的是在1945年8月以后的日本投降，冀察军区的所属八路军首先进入张家口，接收了日本察蒙司令部张家口陆军医院，大批医疗技术高超，且工作态度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日本医护人员，连同大批医药、医疗器械和医疗设备，一起加入到晋察冀八路军后勤卫生界的行列。
据综合史料，解放军（包括八路军在内）有效利用原日军的医护、技术、专业人员，总计四万余人，其中东北解放军得天独厚，独占三万多人，华北解放军几千人，以卫生界原日军、日籍的医护人员为最多。我至今交谈过的许多军队医院的老资格医护人员，许多都是当年由日籍老医护人员手把手教出来的。
日本的大和民族，有着同中华民族不同的民族特点，其中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在工作态度上认真负责，无疑走在了中华民族“差不多”精神的前面。所以，1946年到1949年的国共内战中，晋察冀野战军在战场上的伤员一旦被抬到医院，大多都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得到治愈。
比如怀来阻击战马泡泉战斗中，周自为因炮弹爆炸腹部受重伤，换在抗战期间，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在国共内战期间，因为日本医护人员抢救及时，护理得当，周自为很快得到治愈，并能长寿（1919-2005，享年八十六岁）。
很多中共一方的革命军人在国共内战的三年战争中负伤，最终能够得到治愈，跟这些“前日本军人”的精心救治是分不开的。在那些文字历史档案中，这些重要内容都被埋没了，但亲历者们的口述历史中却记得很牢。
我插进来的这些事例长了点，但说明相当多的中国现代史中的历史认识仅靠文字历史档案是不够的，其中的许多关键内容永远不可能为人们所得知，还要靠许多亲历者、当事人和知情人的口述历史才能得知。
看似一个简单史学方法的争论，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史学研究立场。如果你真的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砍掉了“口述历史”这一大块，八路军的历史还能剩下些什么呢？你把那些战争亲历者们该置于何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