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1950年春天的一张老照片
今年，2018年，是魏巍去世的十周年，魏巍的子女打算出一本纪念画册，于是请一位有经验的朋友前去谋划。朋友在魏巍家的老相册中，发现了一张1950年魏巍同我父母合影的老照片，照片背后有魏巍的题字：与杨浩夫妇合影。
魏巍在照片背后题记：与杨浩夫妇合影
记不得是谁说过的了：每一张老照片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我尝试着解读一下这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在我手头的所有父母亲1950年的老照片中，都是身穿军装照的，惟有这一张，与众不同，是身穿便衣照的——在1950年的老照片中，还有一张也是穿便衣照的，那一次是欢迎李振军的到来，带领四十七军英模报告团来北京开会。
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当时的处长杨有山——抗战时期的晨光，正中李振军
1950年十一期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英模表彰大会，十一前夕的26日上午，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分别召开，战斗英雄刘四虎、张英才、张明及女战斗英雄郭俊卿等发言。那位女英雄郭俊卿的领队就是李振军。
我以前介绍过，解放前后还没有实行薪金制的共产党干部，都是靠供给制为生的，折合成每个月多少斤小米子的数量，那时的干部们一个个穷得铃铛作响，每月几元钱零花钱津贴，勉强下两次街头小饭铺，但绝对连下一次正经饭馆请客的钱都不够，更谈不上买衣服了。
杨浩能留在北京，与上司张明河的工作职务变动有关。
1949年7月，先农坛“七一大会”开过之后，北平纠察总队的城市接管任务基本完成，纠察总队的总队队部、直属支队、担任市区执勤纠察任务的一大队、担任郊区执勤纠察任务的二大队，先后召开了先进表彰和立功受奖大会，工作进入收尾阶段。
此时担任北平纠察总队总队长兼政委的张明河，准备接受新的任命——接任傅崇碧的六十四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职务（傅崇碧改任军职，调任六十三军军长）。
194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张明河的老部队华北野战军四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四军，隶属第十九兵团建制。此时的六十四军，曾思玉任军长，王昭任政治委员，唐子安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傅崇碧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明河确定去替换并接任傅崇碧的两个职务。
接到任命，张明河从基本上完成接管任务的北平纠察总队组建了一个三十多人的工作班子，准备跟他一起上任，组建新的六十四军政治部。这个三十多人的工作班子的挑头人就包括杨浩，班子中的很多干部都来自杨浩的宣传科和教育科，此外还有组织科、干部科和保卫科干部。记得干部科是娄子恒挑头，保卫科是李洪涛——当年叫“洪涛”挑头。
李洪涛是张明河的河南老乡，在延安抗大工作时就在一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解放战争期间张明河留在晋察冀，李洪涛到了晋冀鲁豫，一直在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工作，是晋冀鲁豫军政大学教育长赵再生的手下，1947年底晋察冀军区准备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李洪涛跟着赵再生来到了晋察冀。
作为在战争年代中的老战友，李洪涛在文革中多次来到我家与我母亲回忆往事，并动员我母亲到他的手下工作。顺便提一下，李洪涛有一个儿子李冬民在文革中很有点社会影响。
正当张明河准备上任的时候，刚刚结束了几次庆功大会的北平纠察总队，还有些收尾的工作尚未完成，比如纠察总队以司令部名义给华北军区的总结，要把北平的接管经验向全国即将全部解放的城市推广。此工作不完，张明河一时也走不开，担任总结报告执笔的杨浩也脱不开身，华北军区要他们暂缓出发。
北京纠察总队司令部编[1949年2月-12月纠察工作总结]
这时，1949年的7月至8月，六十四军正在西北参加扶眉、兰州战役，9月，又参加了解放宁夏的战役。看到一时间走不了，张明河向聂司令提出要求，自1933年随红军远行，还没有见过家人呢；1943年初从皖北抗大四分校辗转到延安抗大，有一个刚出生不久的一岁孩子放在了当地老乡家，他想探家、接回孩子，一举两得。
聂司令同意了。
那一次张明河与河南老乡李洪涛同行，先皖北，再南阳内乡的老家，回到北京，此时已不叫北平了，立即向华北军区报到，领取正式的派遣令，此时的时间是10月底。原北平纠察总队已经被华北二兵团全部接收。
原晋察冀军区在1948年6月正式组建为华北军区，原晋察冀野战军在1949年2月总计编成为七个军，即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这七个军。其中，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这三个军组建为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余下的前三个军组建为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原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组建为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即六十、六十一、六十二这三个军。
除了上面这六个军，六十九军的情况特殊一些。有冀中军区七纵组建的六十九军，一度直接隶属于华北军区，以后这个军的几个师改编为空军。六十九军的编制被腾出，给了绥远起义的董其武第二十三兵团——二十三兵团编制被撤销。
作为原直属于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的华北步兵学校，也属于野战部队的一部分，在组建为北平、天津两个纠察总队之后，现在又回归到原晋察冀野战部队的旗下，隶属于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改编的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罗瑞卿、参谋长耿飚。
张明河被安排在十九兵团的第六十四军担任军副政委，也在这次对原华北步兵学校干部的统一部署之中。原华北步兵学校组建的北平、天津两个纠察总队被撤销后，转到十九兵团组建成十九兵团军政干部学校，校长李青川（原华北步兵学校教育长、北平纠察总队参谋长）、校政委陈继德（原华北步兵学校二大队政委、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政委）。
原定集体上任的时间是1949年的11月初，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二个月。
此时1949年的10月底，张明河探亲回来，找回了寄放在皖北农民家里的大儿子，还从河南内乡老家带回了两个侄子准备在北京念书深造。
几年前，两个侄子中的一个，曾在文化部任职长期担任驻外文化参赞的一个侄子，退休后住在安贞桥附近的文化部宿舍小区，向我详细讲述了解放初期的那段历史（据说另一个侄子早年担任冶金部钢研院党委书记，我没能联系到）。
回来后的张明河在华北军区干部部拿到了原华北步兵学校的集体派遣令，从干部部出来，正要出华北军区司令部大门的时候，遇见了刚被调回来的罗瑞卿。
这时的罗瑞卿，刚刚在华北二兵团政委的任上，被调回来担任新中国的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他见到还没有出发的张明河，大喜：“好了，老张，你不用走了，留下来，跟我组建公安部门……”
1949年10月的原华北步兵学校全体干部和部队，主要部分被十九兵团吸收，以李青川、陈继德为首，组建十九兵团军政干部学校，去了大同、西安。现在定居在西安的许多原纠察总队干部，就是在那一次过去的。
余下来的干部，被公安军和北京市瓜分，部分人以原一大队大队长吕展为首，留下来组建北京市公安总队；另一部分，以原政治部副主任郑旭煜为首，参加了罗瑞卿组建的公安部队，即公安二师。以后公安二师师政委郑旭煜同师长罗文坊合不到一起去，郑旭煜找到老领导王道邦，又回到了老部队六十五军。
除上面这几部分之外，原准备跟随张明河组建六十四军军政治部的干部，也都留在了北京。杨浩在这些人中间。
1950年十一期间，张明河班底合影。原准备跟随张明河到六十四军的骨干，就是照片上这一帮人。照片上那两位女性，一个是张明河夫人沈琦，另一个是杨浩夫人莫堤，正中那位深色军服的就是张明河。
还有一些领导干部，以个人身份被上级调离，到了其他部门，比如原政治部主任张迺更去了其他军；原供给部部长翟家骏去组建北京空军；原二大队长朱遵斌去了外地的公安部门，再早一些时间，以原二大队长红军干部张行忠为首，去了西北的十八兵团组建随营学校，以后随十八兵团进军四川留在了那里。
得知留在了北京，三个湖北佬一起结伴回到了湖北家乡探亲。此时的时间已经进入到了1950年，超出了我所研究的1937—1949年的十二年晋察冀战争史的后限时间。再回到北京的时候，战争年代结识的那些平西、一分区的老战友相继来访。这些老战友里面有两个人值得一提，都是原一分区政治部机关和政治部系统的政工干部。
谁？一个是原一分区政治部机关“技术书记”刘寿鹏，“技术书记”这是当年战争年代的一个职务，说白了就是“秘书”，统归一分区政治部总支书记，实际上就是“秘书长”领导。一分区政治部有三个“技术书记”，二男一女，男的是刘寿鹏和齐尧，女的是王琳，解放后恢复原名杨蔚华。刘寿鹏解放战争期间离开部队，在华北革命大学工作。
隶属于政治部系统的那位政工干部就是王栋，抗战期间长期担任一分区三团的侦察连指导员，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担任新二团政治处副主任。1949年底，被任命为六十五军后勤部医务处政委的王栋，坚决要求转业，进学校学习。那所学校？就是从河北正定刚搬到北京的原华北革命大学，此时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
此时的刘寿鹏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栋是刚入校的学生，或者叫“军队干部调干生”，很快在学习期间就被刚成立的新中国外交部任用，职务是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人事科科长。那年月最初没有“处”一级机构，“司局”——相当部队的师级干部——下面就是“科”——相当部队的团级干部。
前面说过了，当时实行干部供给制，战争年代过来的人一个个穷得叮当作响，衣服也跟叫化子似的，每人只有一身“见客的”衣服像点样子，其余的衣服大都是补丁摞补丁，只能在家里穿。
有关这次的会面，我以前讲过了，杨浩请客，管理员帮助搞到点猪板油和一些白面，还有几棵山东大葱，没有搞到肉，酒当然是更没有的，于是，就请这二位吃了几十年间都念念不忘的“脂油葱花饼”。
饭桌上，聊得最多的是“衣服”，俗话说，“人仗衣裳马仗鞍”，人没有像样的衣裳，走哪里都遭人白眼。尤其在大学和外交部那两个地方，这二人的感触最深。这二人走后，杨浩还对自己的夫人念叨了好半天，就像这二人没有好衣服是他造成似的。
50式夏季军装，团以上干部深棕色，马裤；团以下干部黄色
猛然间，杨浩想起十三年前，1938年底，自己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前，把几箱衣物寄存在了一户富裕人家，记得不久前有关部门还通知过他，北京有一户什么人家在打听他，问起他在战争年代是死是活？有关部门已经答复了那户人家：你们打听的人还活得好好的呢，就在北京。
想到这里，杨浩出面，与这户人家取得了联系。几天后又取回了十三年前寄存在这户人家的衣物。我母亲说，当年这些衣物赠送给了几个人“救急”，让他们穿得体面一点。
这张老照片，应该是刚取回衣物后，杨浩拿出一件自己十几年前穿过的老衣服“感怀忆旧”，只穿了一次，就转赠他人，以后再没看见他穿过。
衣物拿回，保管这些衣物的那户人家中关键的那个人也跟来了。是谁？这涉及到人家的隐私，也涉及到我父母的隐私，不提它了。总之，是一位很多年前就与湖北佬有过往来的人。我母亲当时很不愉快，除了家里吵架，还跑到“组织”那里哭闹了几次，呵呵，这件羞于见人的家丑都是我太太的父母告诉给我的。
战争年代，“组织”喜欢包办一切，其中尤其喜欢包办个人的婚姻问题。那时赶上抗战胜利不久，大批原日伪统治区的女学生跑到了解放区，又赶上国共和平谈判成功，风传要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不打仗了，于是好事者群起，纷纷给人们“配对”，我父亲和我母亲当时都被“组织”配给了不同的男人和女人组建家庭。
当然他们二人最终都拒绝了“组织”的好意，经过三年的辗转，他们最后走到一起来了。这段婚姻，反对者居多，支持者很少，但支持者中有一个关键分子，就是喜欢打抱不平的蔺柳杞。
我以前介绍过，代表“组织”出面给湖北佬杨浩做大媒的，是杨浩当时的好朋友李振军。已经有女朋友的李振军，通过他女朋友的牵线为杨浩也介绍了一位，但杨浩始终都没有同意。文革初期，林彪出事的那一年，在湖南长沙李振军的家里，李振军夫妇——当然是去世前的那位夫人，为我讲起了战争年代的那段往事。
那时候我母亲，当时被“组织”说合给另一位干部组成家庭，也因为日文的翻译教材问题经常到冀察军校去，被李振军一眼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杨浩为什么不同意他的介绍，原来这个湖北佬已经在暗中为自己物色到了心仪中的对象。
我母亲后来对我提起过当年的李振军：“他眼睛看人那个劲……”
冀察军区大院介绍对象之风盛行的时候，魏巍还在杨成武的手下冀中军区，但蔺柳杞在冀察军区，坚决支持我父母的自主婚姻和自由选择。而我太太的父母，在当时坚决持反对意见，对我母亲说杨浩的坏话：“那个杨浩有什么好的？黑不出溜的……”
这次看到湖北佬和东北女起了家庭矛盾，于是蔺柳杞约了老熟人来做说合。魏巍是其中一个。
我介绍过，魏巍与湖北佬的渊源颇深，湖北佬用“桐古”这个名字在日伪统治区和抗日根据地写文章，就是魏巍告诉我的。魏巍还告诉过我说，1939年11月的雁宿崖战斗的最后，天蒙蒙黑了，但日军还有最后几十人盘踞在一座小山包上，没有被歼灭。
那时大家都已经精疲力竭，尤其一团，前一天连夜行军，从易县东部的界安、林泉一带急行军到涞源县西部的雁宿崖地区，打了几乎一天仗，中午饭是老乡送来的，要优先给从唐县远道而来的二团先吃，所以一团近两千人，大都只吃了个半饱。
比起来，三团的情况就好了许多，因为三团的驻地就在这一带，从银坊到白石山之间，雁宿崖正好包括在内，所以免去了长途行军之累。此时临近傍晚，大家肚饥身乏，一屁股坐在地上就不想起来，眼看天就要黑了，天一黑就看不清敌友，不得不停止作战。
看见大家都累得瘫在地上，不愿动弹，一团长陈正湘急眼了，一向沉稳的陈正湘高声叫了起来，要干部们带头冲锋，带起战士来。于是战场上纷纷传送：“是杨司令着急了，喊了起来……”于是战士们不顾疲劳，奋勇起身作最后的冲锋。
魏巍说，他当时从地上捡起一支步枪，也平端着刺刀冲了上去，“我看见你爸爸抡着大刀，在三团冲锋的队伍里格外显眼。”事后袁升平总结：“战士们说，连杨教员、魏瞎子这些文人都冲上去了，我们哪敢落在后面。”
1941年以后，或者说，1940年百团大战以后，一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建有一报一刊，报，《杨成武回忆录》中说是《抗敌报》，与晋察冀日报的前身《抗敌报》重名，姑且以杨司令的回忆为准；刊，叫《工作通讯》，是一份只有几页的油印版读物。
魏巍说：“当时我化名红杨树，你父亲化名桐古，我们一起写了不少的文章。”
宣传科主办的这一报一刊，一共三个人担任编辑，总编钱丹辉，两个编辑魏巍、蔺柳杞。每天晚上，菜籽油灯下，这三个人白天搜集到稿件之后，晚上开始排版、编辑文章。最后定稿后，由誊印股股长万一篆刻蜡板，再由通信员马汉三、赵保华油印成小报和刊物，第二天发送到一分区主力各团及地方党政机构的地委、行署；各县县委、县政府这些部门。
因为熬夜，就要多耗费灯油，杨成武先是批准提供“菜油一斤”供宣传科这三位编辑使用。但一斤油仍不够用，于是杨成武特批：用菜油没有限制，随用随领。这一下坏了，管理员怀疑这三个人在偷吃灯油，总时不时就会闯进屋来查看，性格诙谐的蔺柳杞做出“偷吃油状”，逗弄这位认真负责到极点的管理员。
蔺柳杞是当时这些人中间身体最弱的一位，但也是最长寿的一位，当他的抗战同事们先后都去世之后，他于2015年初去世。就是这位蔺柳杞，是我父母的原始撮合人和坚定支持者。此时见我父母之间起了矛盾，他当然要极力化解，于是拉了魏巍过来，一起游颐和园。
照片上背景的小楼，是万寿山铜亭，照相的三个人面对着长廊，是谁在拍照？是蔺柳杞吗？是上午游颐和园的吗？他们在哪里吃的午饭？由于出自家丑，耻于言传，所以当年的很多细节没能保存下来，照片的主人魏巍也没有提起过。
老照片背景的铜亭，我前几天用手机刚拍摄的，但拍摄的具体位置尚未确定
照片上，十年前在雁宿崖战斗的最后时分挥刀端枪冲向日军的两个文人，一脸傻气地端详着眼前这个陌生的世界。
这次与魏巍合影之后，那件便衣又穿了一次，在接待李振军的照片上还可以看见，以后这件黑色的便衣不知所终。我母亲说，父亲当时很大方，看见转业到地方机关工作的熟人一个个穷兮兮的，没有衣服穿，就把自己的东西，包括衣服到处送人。
解放前夕和解放后的初期，为防止干部变质，中共曾在三四年时间之内搞了两场重大的政治运动，解放前夕搞得是“三查三整运动”，解放后初期搞的运动是“三反五反运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重点清查干部的腐败变质问题——从多吃多占到贪污受贿。
为应对这些清查，我们家的一些老物件根据来源设置了它的名称，比如“徐德操相机”——徐德操奖励的；“郑维山大衣”——冀察军区改组为察哈尔军区时，郑维山为稳定干部的人心，将张家口带回来的一些物品当众奖励给有功干部，这件狐皮大衣就是当时的奖品。
“徐德操相机”的结局下落不明，解放初期我父亲的照片上随身挂的那一台相机，是不是“徐德操相机”，不得而知？“郑维山大衣”，我母亲去世后的多年，我将这件沉重的狐腿皮大衣送给了门房，一个来自吉林梅河口的东北老乡，以感谢他多年来对我家的关照。
是不是那台“徐德操相机”？我不敢肯定
正因为当时的干部们普遍很穷，我父亲这笔意外之财又来自参加革命以前，所以他只将“革命所得”留了下来，“意外之财”大都送人。其中也有一些小物件，比如墨绿色和土黄色的两只派克笔，据说是王栋战场上所得，送给了杨浩，不知杨浩又给了李振军或什么人？
父亲去世后，我们家居住了多年的小院被公家收回，一些昔日的熟人也都远远避开，怕我们家落魄了，沾他们便宜吧？我母亲为此常念叨：人在人情在，人不在了，一切都没有了。中国是一个很势利的社会，人死灯灭、人走茶凉，就是这个势利眼社会的真实写照。
历史，是由一个个时间的片断，也是由一段段家庭的故事所构成的。但这些故事毕竟属“耳听为虚”之类，那些过去的老照片才是真实的历史写照。
从老照片上挖掘过去的故事，以告后人，这就是“历史的传承”。我们打心底深深感激以刘峰为代表的老摄影师功德无量，是他们留下的这些老照片使我们“眼见为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