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狼牙山五壮士的研究问题
发生在七十七年前的狼牙山五壮士的历史真相究竟是怎样的？中国大陆展开认真、细致的历史研究了吗？这一次我就谈谈这个问题。
实话实说，由于中国大陆长期的官本位体制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所以战争年代牺牲的战士们基本上都只是宣传的对象而非研究的对象。由此决定：我国目前对“狼牙山五壮士”的主题研究，还处于一个初起的阶段和很低的水平。
俗话说：“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我用近几年发生的事实来证明。
2015年8月，在署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的文章中，出现了“七连佯装成一团主力来吸引敌人主力”、“机枪组的两路火力吸引了敌人，敌人误以为山上仍有我军部队主力”的这些有违于历史事实的文字。
2016年6月，西城区人民法院对“狼牙山五壮士”案作出一审宣判，负责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讲述了也有违于历史真实性的这段文字：
“从9月25日早上开始，五壮士在七连其他战友们的配合下，利用狼牙山极为险要的地形，与日伪军展开了殊死战斗。他们利用机枪、步枪、手榴弹、地雷、滚石，在石门口、阎王鼻子（袖筒沟）大量杀死杀伤日伪军，最后且战且走，退至棋盘岭与七连主力会合。为了保证被围军民的全部突围，七连全体官兵在棋盘岭与日军展开了更为惨烈的战斗。日军优势炮火打得山石横飞，硝烟弥漫。七连顽强抵抗，誓死不退，利用有利地形，令日军尸积沟梁，损失惨重。激战数小时后，七连伤亡过半，连长刘福山负伤。在完成上级交给的掩护突围的任务后，指导员蔡展鹏决定率七连主动转移。为掩护七连主力和剩余干部群众转移，六班长马宝玉再次率全班请战。”
实际上，纠正这一段历史的不实其实不难，你只要稍认真读一读葛振林、宋学义在五十年代的回忆文章就知道了。他们二人在自己的回忆中都写到了：七连从狼牙山撤走的时候是在早晨，在走之前没有战斗。
作为大众化的旁证材料，还有一个鲜明的事例，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了？这就是1958年拍摄并上映的、迄今已上映了半个多世纪无数次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
忠实保持了抗日英雄原貌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
八一电影制片厂1958年拍摄并上映的、由史文炽导演的故事片《狼牙山五壮士》，此时距抗战胜利不过十三年，距狼牙山五壮士故事的发生也不过十七年。这部电影以邢野为首的三个编剧，在事前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虽说也加进了自己的一些创作内容，但“不着调”仅是极个别的地方，总的来说这部电影还是实事求是的一部作品。
编剧邢野是1939年参加八路军的老晋察冀，抗战期间一直在紧靠一分区南边的近邻三分区任冲锋剧社社长，邢野应当相当熟悉晋察冀八路军在抗战年间的一些基本规则。顺便提一下，一分区三团侦察连指导员王栋的夫人刘枫，就来自三分区冲锋剧社，抗战期间还是个半大孩子的娃娃兵。
邢野知道，晋察冀八路军自1938年底-1939年初以后就开始普遍实行的一项“战斗通报”制度：即一线部队主力以团为单位，地方部队以游击支队为单位，凡与敌作战，必须要向上级部门进行通报的作战汇报制度。“战斗通报”的内容，包括交战地点、作战规模、己方伤亡及损耗、敌方伤亡及损耗、以及有无战斗缴获等等。
我对黄土岭战斗后的一分区作战科上报的所有战斗通报进行过分析评论，可能是有“冒功的”，将没有发生的战斗说成有战斗（我多次听说过，一分区在现实中偶有发生：有些干部上报打过了某些战斗，但这些战斗在现实中和一分区战报中从未记载过），但从没有发生过战斗隐匿不报的。
如果1941年9月25日前后七连在狼牙山上发生战斗，一分区作战科不报或漏报属重大过失，这种情况不会存在。找不到相应的作战汇报资料，只能说明七连这场所谓的战斗从未发生过。
1958年邢野等三位编剧为电影《狼牙山五壮士》编写剧本，一定翻看了当年的有关1941年狼牙山作战的战斗通报，他们从未看到过有关“七连与五壮士一起在狼牙山上战斗”的史料记载，所以电影中只出现六班这五名战士单独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历史画面，而从没有“七连与五壮士并肩英勇战斗”的历史画面。
据说邢野本人曾当面采访过1957年因事故不幸去世的原一团长邱蔚，《狼牙山五壮士》电影中那位团长的讲话：“同志们，主力部队能否安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全看你们能否把敌人死死地捆在棋盘陀上!”创作电影剧本的邢野说：“这段话是采访邱蔚团长讲述当时情景时的真实讲话录音。”
我评论过这部电影中也有不那么“着调”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团长邱蔚竟然越过连排领导，直接对六班五名战士下作战命令，这是绝对不合情理的。邱蔚是对七连的两位领导下达作战命令的，至于后来派哪个班去执行掩护任务，团长邱蔚在事先并不知道，事后听了汇报才知道的。
有没有人想到过团长越过连队领导直接给六班下战斗任务不合规矩？
邱蔚也是在事后才知道：他最初派给七连的作战掩护任务，最后被六班这五名战士拼死完成。影片中只出现团长邱蔚直接向六班五名战士下命令的镜头，七连两位领导不在现场，这虽然不大符合历史史实，但巧妙回避了“团长原本是向七连领导布置掩护任务”的这个主题。
这部电影放映了半个多世纪，竟然从未引起过狼牙山五壮士纪念馆，以及具有研究能力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参与审判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案的法官们的警觉和重视，想想影片中为什么没有出现“七连在狼牙山上与日军激烈战斗”的画面，因为三位编剧、包括导演史文炽都认为这个情节与事实不符。
在上述不实文字出现后的两年时间里，我一直在静静地等待，等待哪一天出现一位真正熟悉这段历史的人，站出来指责说：“你们说错了，历史的真相应该是这样的……”
对于仅仅过去了七十多年的现代史上的这个错误，始终都没有人能站出来纠正，反倒应验了一句谬论：“谎言重复的次数多了，就成了真理。”
当然，假话横行，背后无疑有社会的原因，社会管理层政治的昏庸，整个社会长时间大范围的腐败，造成“说假话比讲真话要容易”，“说假话成为自然”，“只要政治正确，讲些假话有什么了不起的”。而对社会底层——草根阶层研究得不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解放后的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只有对狼牙山五壮士的广泛宣传、而调查研究工作严重不足。最近这几年有关狼牙山五壮士的争论焦点，大都集中在很肤浅、很枝节的表面现象，相当一部分人都在互相重复已知的观点，甚至用“国骂”代替研究。我说目前国内对狼牙山五壮士问题的争论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水平不高，原因就在这里。
狼牙山五壮士的支持者是这样，反对者也是这样。
姜克实教授的《狼牙山作战》研究具有不低的水准，但可惜未能深入进去，他已经明显站在了真理的面前，可突然停住了脚步，做出了错误的结论。
我认为姜克实教授错误的结论主要有三点：
第一是认为9月24日，日军已撤兵，界安、龙门方向已无日军，他所研究的日军冈山步兵第百十联队是狼牙山地区作战的唯一日军部队。
实际上界安、龙门的日军还在，9月24日夜间三团偷袭松山村，二十团偷袭上下隘刹和管头村，目的就是调动驻扎在界安的日军援助松山村，驻扎在龙门的日军援助管头村，给狼牙山北面、东面、西面让开缺口。
如果界安、龙门方向已无日军，狼牙山上的军民何由“被围困”一说，尽可以随意下山走了。所以，冈山步兵第百十联队只是狼牙山地区作战的日军三支部队之一，但冈山联队是这三支进攻狼牙山地区日军中的主要部队。
第二是认为是冈山步兵第百十联队在狼牙山上与八路军作战。
事实上冈山联队并没有登上狼牙山作战，在9月25日那一天，冈山联队从驻地管头村转向西南地区，追踪向这一地区转移的杨成武大队和前一夜、9月24日夜间偷袭管头村后返回涞源县的二十团。
登上狼牙山作战的日伪军是来自界安方向的赵玉昆带领的易县警备队。
第三是认为冈山步兵第百十联队的作战对手中就包括有“狼牙山五壮士”这五名战士。
与管头村日军巡逻分队交战的八路军部队是七连长刘福山带领的一排和三排两个班，“五壮士”所在的六班属于二排，当时跟着指导员蔡展鹏在另一个地区。
姜克实教授仅是研究部分日军的史料，并没有掌握战争全局的军事动向，出现认识偏差是正常的。问题其实并不出现在这里，而是出现在本体问题的实质上，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认同上姜教授另有他的看法。
好像在两年前，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姜克实教授曾问我：狼牙山五壮士在晋察冀八路军产生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是不是在搞什么政治运动？姜克实教授的言外之意我听出来了，他认为狼牙山五壮士的出现，很可能是晋察冀军区开展的政治运动的产物。
我记得当时我回答他说：怎么可能？当时还处在大扫荡中的晋察冀军区，整天都被日军撵得四处躲藏，几乎很难有立足之地，常常连饭都吃不上，首要的问题是解决自己的生存，生存第一，哪里有时间和精力搞什么政治运动？
由于姜克实教授所持有的鲜明独特立场，姜教授在国内被许多人骂，骂作是“汉奸”。其实姜克实教授是一个非常率真、表里如一的人，他有话直说，从不刻意去讨好什么人，什么机构、组织。姜克实教授的学问和人品都足以作国内许多教授学习的典范和楷模。
我认为，永远不要以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来划线站队，每个人都有自主选择自己政治立场的自由。在选择政治立场的问题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因为选择站在某一政党立场上就高人一等，有权决定他人的死活。
我与姜克实教授可能在立场上有很大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狼牙山抗战问题上运用他的研究成果，得出相似的结论。
姜克实教授的日军史料研究成果《狼牙山作战》，是研究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八路军敌后抗战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相比较之下，狼牙山五壮士纪念馆暴露出自己的最大短板一是学习能力很弱，对已经在社会上出现的狼牙山五壮士最新研究成果不闻不问；二是研究能力很弱，很长时间都只是在进行所谓的普及宣传，而没有拿出任何研究成果。
这就是专业史学研究人员同业余史学爱好者之间的本质差别。专业史学研究人员重视的是在坚实史料基础上进行研究，而业余史学爱好者由于文化水平的巨大差距，似乎对于无法查证史实根据的民间故事更感兴趣。
处在“教师爷”位置的狼牙山纪念馆，在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北京法官都来上门求教的地步，更应该有“高处不胜寒”畏惧心理，无时不刻不在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唯恐落在时代的后面。但实际上，这个纪念馆看似声名显赫，人流如潮，骨子里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其浮浅浮躁的展览宣传内容被许多一无所知的人如获至宝。
难怪姜克实教授这些专业史学研究者的质疑一打一个准，切中要害。
狼牙山五壮士纪念馆对姜克实教授的研究不予注意，倒有情可原：姜教授属于“敌人那一边的”。但纪念馆对属于八路军一方并且存在几十年的史料不予注意，这绝对属于纪念馆的“麻木和迟钝”。狼牙山五壮士纪念馆这个学习能力薄弱和研究能力不足的弱项，可以通过主动与军科院军史部寻求合作来弥补。
即使是战争亲历者的“口述历史”内容，由于文化水准的缘故，或由于某种“不甘寂寞”心态的缘故，有时提供的史料内容是非常不着调的，只具有“民间故事”的水准。
从1937年开始到1945年结束的华北八年抗战，一分区八路军有大批伤病残老兵在战后留在了自己流过鲜血的土地上。我听说的，一团、二十五团在易县、三团在满城县、二十团在涞源县、涞水县，留下了不少1945年因伤病残原因复员下来的干部战士。
1941年反扫荡中在狼牙山脚下身负重伤的七连长刘福山就是一个。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也是一个。可惜1946年易县在土地改革运动的政策中把握不好，将宋学义等一些原一分区抗战老兵挤走，像刘福山这样被接纳留下来的伤病残老兵很少。
1950年的四五月间，当时的华北军区曾派出军务部门会同卫生部门走访京郊、平西和狼牙山地区，统计还有多少准备正式移交给地方民政部门供养或赡养的伤病残老兵，据说！收到的统计数字与1945年复员留下来的老兵人数相比较，只有几分之一。
一直留在易县乡村的原一团二营七连连长刘福山是其中一个。
我为什么要提到刘福山，是因为刘福山版的一段有关狼牙山五壮士的“口述历史”内容令人喷饭。
刘福山说，狼牙山五壮士为什么被日军“误认为是主力部队”，其原因并不在于狼牙山五壮士纪念馆所说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和“一个人占领一条山沟”，而在于五壮士中的一名战士身背着一部电台。这种电台只有一团团部才有一台，由于电台上竖有一根高高的天线，所以被日军望远镜看到，认为一定是主力部队或者有“大官”。
刘福山的此说法已经被某部门采访后制成宣传视频，我是通过朋友的推荐看了凤凰卫视的视频知道的。刘连长的这个说法由于太奇葩，我猜想是一定是看了抗美援朝的电影《英雄儿女》才联想到的。但抗美援朝背的是步话机，不是电台，步话机上可以竖有一根天线，电台的天线可没有这样的，要高抛线架在更高的地方才行。
正因为刘连长的这个说法实在太奇葩，而且是后来才出现的，所以被包括狼牙山五壮士纪念馆在内的许多部门看作是后来的“创意”，弃之不用，不予理睬。当然，极端弱智的除外，对抗战时期电台与抗美援朝时期步话机的区别一无所知的人，也会坚信不疑的相信这个说法，否则我是看不到凤凰卫视拍摄的这个视频的。。
刘连长的这个说法纯属“孤证”，独此一家，迄今为止的所有一分区八路军的回忆者、亲历者，都不知道还会有这么一招，任何史料上也查找不到，真不知道刘连长究竟是怎么想出来的？连刘福山当七连长时的搭档连指导员蔡展鹏都没有响应。幸好史文炽当年拍电影《狼牙山五壮士》，没来得及用上刘连长后来才出现的这个创意。
否则“身背竖起一根天线的电台的狼牙山五壮士”，会让人分不清是英雄王成还是狼牙山五壮士。
搞清历史，也要“去伪存真”，尤其在今天中国这种国情下，编造历史如家常便饭，司空见惯，不打假怎么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