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0年初的晋察冀参谋会议谈起（下）
上一部分讲到1943年大扫荡前夕，一分区一些干部被精简或疏散到平西，其中包括此前在满城县工作的戈焰，还包括1940年12月跟随一分区部队离开平西的章明，1943年这次跟随开赴到平西的干部队伍又回去了。
有些读者感到不解：1943年的一分区再弱，也有四个主力团、四个地方游击支队的军事实力，而平西只有两个主力团、两个地方游击支队的军事实力，怎么面对日军的大扫荡，平西地区反倒显得更安全一些？
这个原因，在1941年的大扫荡对策中，晋察冀军区的指示讲得非常清楚：夹在平西挺进军和唐县三分区之间的狼牙山一分区，地域狭窄，缺乏回旋余地。相比较起来，反倒是北边的平西地区和南边的三分区具有更广阔的回旋地域。所以每逢日军对一分区大扫荡，杨成武不是往北跑，就是往南跑，南北都被封锁住了，就往西边的涞源县跑。东边有平汉线铁路、易县、满城县、保定的大批日伪军，是绝对去不得的，
1942年挺进军编制被撤销后，挺进军的两个主力团七团和九团都留在了平西。1942年一年黄寿发担任平西十一军分区司令员，他最大失误之一，是没能搞好这两个主力团之间的团结问题。七团出自原一分区老三团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其领导骨干来自一方面军一军团，所以与一分区的关系更近一些。黄寿发到平西担任司令员，一分区熊招来、此时改名熊奎，跟黄寿发一样也是福建人，被黄寿发带到平西，任十一军分区参谋长兼七团团长。
相比之下，由宋时轮支队组建的九团，来自贺龙部队，但主要成员都是“老陕”，陕西籍战士组成，与一方面军一军团组建的一分区没有任何历史交集关系和隶属关系。1943年，陈正湘从四分区来到一分区，接替黄寿发的军分区司令员职务。在陈正湘的指挥下，平西的形势有所改善，可惜好景不长，到延安参加“七大”的聂荣臻，组建了晋察冀代表团，陈正湘也是其中的一员。陈正湘走，同时带走了平西的九团作为沿途的护卫部队。
此时，1939年组建九团时的三千五百多人，眼下1943年只有八百多人，兵力卑微，哪还有个主力团的样子？为完成聂司令员的护送任务，平西的地方党政组织紧急为九团征集了两百多平西子弟兵，以凑足千人，送上开赴延安的道路。九团走，平西地区只剩下七团这一个主力团，此时，来到平西十一军分区接替黄寿发司令员职务的陈正湘，将平西地方游击支队升格为新的主力团，番号是晋察冀军区第四十四团。
即使这样，跟一分区比较起来，在日军的大扫荡期间平西地区比狼牙山一分区要相对安全了许多。
我再用事实来说话。
1941年大扫荡，杨成武原本是要率领一分区机关大队越过狼牙山北的易涞公路，转移到平西去的。但当时易涞公路被日军大部队严密封锁，杨成武大队无法通过，于是这才掉头向西，转移到涞源县境内隐蔽。
1941年底，风闻日军对狼牙山一分区的大扫荡再次展开，杨成武不敢大意，立即将伤病员、老弱妇孺和没有战斗能力的文职干部组建成“北上支队”，由一分区卫生部长张杰任支队司令员，卫生部政委朱利任支队政委，全支队四百多人在寒冬季节越过拒马河，隐蔽在房山十渡那个地方。
我太太的母亲，多次回忆平西百花山那个地方，还留下遗嘱，死后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到百花山。
我这个人犯过许多次错误，其中就包括对老太太这个回忆的误解：我认为是老太太记忆错了，百花山在平西，老太太在一分区，她回忆的应该是完县-唐县交界的花塔山。
但实际上是我错了，老太太提到的的确是平西房山与门头沟交界的百花山。
1943年狼牙山地区的“百日大扫荡”，比1941年的“六十六天大扫荡”更加残酷，一分区根据地几乎全部沦陷，被扫荡根据地的日伪军修筑了炮楼，大有“安家落户”的架势。丧失了根据地依托的一分区司政机关干部和部分主力部队，一路向北退却，就隐蔽在房山与门头沟交界的百花山上。百花山有两千一百多米高，比狼牙山还高出一千米。
1946年10月11日，冀察军区从宣化撤退，走在撤退最前面的冀察军区卫生部和照顾伤病员的大队遭到敌机轰炸。损失惨重的卫生部大队无力回到涞水县故地，于是就停留在百花山脚下，休养生息。
老太太两次到百花山避险，都是在金秋十月的黄金季节。百花山的宁静、安详与美丽，无疑给了这些从死亡和苦难中脱险而来的八路军以极大的精神抚慰。
百花山是平西根据地的最高山峰，景色壮观宏美
我以前说过，我是比易县狼牙山更早就了解平西的，我曾几次登上过百花山——从史家营往山上走。对百花山在挺进军和平西的重要性，我深有体会。
1944年郭天民确定冀察军区领导机关的所在位置，为什么要选定在平西、而不是兵力更雄厚、交通也更便利的狼牙山一分区，平西地区的安全系数无疑是郭天民优先考虑的主要原因。
在晋察冀八路军的诸多领导人当中，当参谋长次数最多、时间最长、资历最老的领导人是曾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的二分区司令员郭天民。而郭天民无疑是晋察冀八路军领导人中的一支“奇葩”，他是真正的“大炮筒子”，直言不讳，谁都敢顶。查阅整个晋察冀八路军的历史，杨成武从不与郭天民争，连聂荣臻也要让郭天民三分，在涞源会议上，郭天民咄咄逼人，寸步不让，没有了退路的聂荣臻最后只能以领导权压倒郭天民。
把时间从1946年往回拨过去六年，在1940年初的晋察冀军区参谋会议上，郭天民有关参谋工作的讲话无疑是一场重头戏。但郭天民到底都讲了些什么内容，今天已经很难找到了。但我找到了郭天民1946年初在冀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的讲话内容，中间有不少是关于参谋工作的，我看原记录本，上面是“郭司令讲课”。到底是讲话还是讲课？且不必管它，只要有这些内容就可以了。
由于年代久远，原学员的记录不完全，“郭司令讲课”同其他一些教员的讲课内容都混杂在一起，无法区别。但不管是谁讲的，不管郭司令的讲话内容有多少，不管郭司令1946年在冀察军政干校的讲话与1940年在晋察冀参谋会议上的讲话有何不同，起码反映了郭天民及一些教员对参谋工作的基本了解。
郭天民在冀察军政干部学校的讲话是有所指的，源起于一两个月前的1945年10月打响的第一次绥远战役。郭天民指挥的冀察纵队六旅——原一分区部队组建的主力旅，当时号称为晋察冀野战军第一主力旅，在绥远战役中表现的有失水准。
开战前，郭天民在怀安县柴沟堡，半个月前平西旅和一分区旅对马占山两个骑兵师取得大胜的地方，进行军队整编和战前动员。由于原一分区几个主力团三团、二十五团、四十五团都是1943年改制的小团，这一次将三个新编团拆散，编进了主力团。
不仅军队改编，也进行了干部调配，解放张家口立下大功的二十团团长黎光，这一次接任原宋学飞担任了六年团长的二十五团团长，新番号六旅十七团。给黎光的搭档是六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刘克宽，出自一分区，四十年后的六十五军军政委。
我没能找到黎光接替的原二十五团团长黄伯峰的下落，黄伯峰同原一分区四十五团团长陈焕一样，都是红军干部，来自抗大二分校训练部（军事部），徐德操的手下。黄伯峰来到一分区后曾担任副区队长、区队长、二十五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团长宋学飞接任马辉担任一分区参谋长后，黄伯峰接任二十五团团长。
黎光接任团长时，原团长黄伯峰、团政委邓经委、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张培信集体离去。我没能找到黄伯峰后来的下落，在哪里任职？当时一起被免职的还有四十五团团长陈焕。看抗大二分校校长陈伯钧回忆录，陈焕似乎有历史问题，在二分校时思想包袱很重，经常找校领导汇报思想问题。一个一分区子弟告诉我，他们家解放后在天津看到过陈焕，1955年定军衔时，他的军衔不很高，与他在1945年就是团长的身份不符。
邓经纬是红军长征干部，离开二十五团团政委后先是任六旅政治部副主任，以后改任一分区政治部主任，1955年大校，1964年晋升少将。张培信是抗战干部，徐水人，从这个地名就可以知道，是从赵玉昆部队的老底子二十六团出来的，1940年调到二十五团。张培信离开二十五团后进党校学习，以后在晋察冀军区工作，1955年上校，1960年晋升大校，1964年去世。
黎光接任团长，团政委刘克宽和团政治处主任王栋都是旅政委龙道权临时凑起来的，团政治处几个干事一应俱全。但团参谋长和几个配属的参谋成为空白。是来不及配属？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我至今都没能搞明白。
黎光上任，出师不利，隆盛庄战斗，在共军占优势的情况下，黎光团攻击部队出了岔子，被围困的守军傅作义部队俘虏了一个半连，两百来人。傅作义部队扒下这些共军俘虏的棉衣，自己穿上，从接防十七团的十六团——原一分区部队的眼皮子底下悄悄突围。冀察纵队和冀中纵队的联合攻击，最后只打下一座空营垒，隆盛庄的傅作义部队全部突围。
黎光绥远战斗最大的失误，还在于围困呼和浩特的行军部署中，他竟然看错了地图，致使全团多走了一百多里地的冤枉路，贻误了战机。
绥远战役草草结束，郭天民的冀察纵队各旅都得到了休整时间，唯独晋察冀这个号称第一旅的六旅得不到休整，又奉命赶往东线战场，紧急驰援在古北口苦战的赵尔陆纵队一旅。
一直在在冀东作战的赵尔陆纵队三个旅，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面前分化很大：由冀东地区本地农民组建的第三旅与国民党军队刚一接触就散了架子，本地人离家近，纷纷都往家跑，由胡耀邦“东干团”军队干部组成的“政治动员队”怎么拦都拦不住。由冀东起义伪军组建的第二旅，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面前一触即溃，只能步步后撤，但好歹还保住了军队的架子。只有冀晋军区——原郭天民第二军分区的老八路组建的第一旅在旅长李湘、旅政委曾美的指挥下孤军奋战，拼命抵抗。
古北口战斗结束，负责东线战场的领导人肖克、特别是政委罗瑞卿，用在延安抗大就熟悉的张明河替换下曾美，担任赵一旅代旅政委。以后赵一旅开赴张家口于晋察冀军区教导师进行合并整编，成为张家口教导旅，张家口卫戍司令部手下唯一的主力部队。
晋察冀军区领导紧急调一分区组成的六旅前去支援，六旅赶到古北口，赵纵队一旅已取得胜利。原准备反攻的国民党军队一是知道古北口防守的共军来了援军；二是重庆和平谈判签字的消息传了过来，于是从1946年1月到1946年8月的半年多的和平时期开始了。
从密云古北口返回到怀安县柴沟堡原驻地的六旅，途经宣化时被郭天民拦下，于是营以上干部都在宣化大校场兵营接受了郭天民这次讲话或讲课。
当年的宣化大校场，聚集着冀察军区所辖的几个机构，司令部、政治部、宣化警备司令部、冀察军区卫生部及总医院、冀察军校，还有一个不归冀察军区管辖的炮校（解放后的几十年间，正是这个从炮校发展起来的宣化炮兵学院独占了这个自明代就建立起来的大校场兵营），以及冀察军区直属警卫营、独立团都在一起。
沿高墙（城墙）建有几幢独立的小楼，郭天民这些领导及家眷就住在这里。出小楼有一长排葡萄藤架，春夏秋三个季节，常看见那些首长们在葡萄藤下接见下属，首长太太聚集在葡萄架下打牌聊天。郭天民在准备讲话之前，听说还有人，当年1940年参谋会议的参加者保存有当时的讲话记录，喜出望外，就是在这个葡萄架下面同几个当年的会议参加者进行谈话，并索要当时的会议记录。
1946年初的这次郭天民对包括六旅、七旅干部都在内的，以军校学员为主的讲话或讲课，其中涉及到参谋工作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讲参谋这个行当出现的历史，要参谋们主动做好领导的助手，团长看错地图，身边的参谋难逃其咎；另一个是讲参谋行当的主要工作内容，要参谋们多方面主动为领导出谋划策，参谋是人，不是毛驴子，不能只会被动“听喝”。总之，重点是讲参谋的“主动性”问题。
出于“再整理”的缘故，我增加完善了许多内容，并非郭司令（当时任冀察军区司令员、冀察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原话内容。
郭天民在冀察军校时说（大意是）：
参谋这个行业在中国的战争中古已有之，大家看看《三国演义》，“谋士”的含义就是“参谋”。但“谋士”是泛指，一切具有谋略头脑的人，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都被称之为“谋士”。而“参谋”就具有官职的意味，只有参与军队事务，被赋予一定职权地位的人，才可以称之为“参谋”。汉代有“参军”这个官职，“参谋军务”，马谡就担任过这个官职，跟老百姓参军没有关系。
东汉之前，春秋战国，直至楚汉相争，参谋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项羽身边有一个顶尖的参谋范增，可惜项羽不听其计，范增之死直接导致最后项羽兵败被杀。刘邦一方，顶尖的是三个参谋人物，张良、萧何、韩信。最后，萧何、韩信都担任了政界、军界的最高职务，离开了参谋的位置，只有张良一个人始终都留在参谋的位置上，最后得到了善终。
学计谋，有的人为“用”而学，追求带兵打仗，比如孙武、孙膑；有的人却教学生，比如鬼谷子，还有三国时期最初跟诸葛亮一起隐居的司马水镜先生。所以，有的人一辈子都可以被称为“谋士”，但不能被称为“参谋”，就是因为没有军中效力这个资历的历练。“参谋”这个行业最初都是由文人担任的，首先你要有文化才行，有文化无谋没头脑也不行。
三国那个时候，乱世需要人才，那时有担当的文人都以军事为目标，文人习武，成为热门。那时很多最后坐镇一方的地方豪杰都是参谋出身，从参谋干起的，最后才开始独立带兵。诸葛亮最初也是个参谋，靠实战的功绩才逐渐当上了“参谋长”，最后才被授予实权。孙权一方的鲁肃也是这样，他由意外去世的周瑜临终授命，由这个文人参谋来接任大都督职务。
刘备身边武将的实力并不弱，但很长时间就是打不下一片天地，打来打去还几乎落得无立锥之地，诸葛亮一语道破真相：那是你身边缺乏优秀的参谋人才，没有好的参谋为你筹划。曹操、孙权的地盘都很大，跟身边有一大群参谋集团为他谋划是分不开的。即使每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武将身边，也必须有几个得力的参谋为他谋划。
“谋士”是自由人，“参谋”则有一定的效力对象，即有了“主子”。教出了很多高徒的鬼谷子先生，还有高度赞扬诸葛亮、庞统的水镜先生司马徽，学识渊博，精通道学、奇门、兵法、经学，办学授徒，但他们始终隐居，不肯出山，不效力于任何“主子”，所以终生都是个“谋士”，不是“参谋”。
“参谋”不同于“部将”，属于“幕僚”的性质，依“主子”而生，但又有一定的自主性，与“主子”合则留，不合则去，另投明主。参谋虽是文人，上不得战场亲自杀敌，但参谋水平的高低却对战场的胜负关系极大。参谋强则战场胜，参谋饭桶，出了错招，战场上必输无疑，自己丢命不说，还很可能要招致“主子”丢了性命。
这就是参谋的重要性。
郭天民讲的这席话，似乎在验证自己的历史。他在这席讲话的半年多之后，被撤销所有领导职务，晾在一边而不被叙用。在坐了半年多冷板凳之后，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作组来到了晋察冀，郭天民被朱德解救，调到晋冀鲁豫军区任副参谋长，九年前他在晋察冀军区担任过的职务。这应合了参谋的特点“合则留，不合则去”。
郭天民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两次被撤职，一次险被张国焘杀==害，是朱德出面救了他。1946年10月郭天民在晋察冀又一次被撤职后，还是刚刚来到晋察冀的朱德救了他。
解放战争时期的朱德
郭天民还说，他当参谋长多年，观察手下的参谋应该有两大分类：一个是经验型的，这些参谋主要是行伍出身的老粗，给首长担任跑腿的；还有一个是知识型的，这一类因为是文人型的，所以这类参谋在红军、八路军里面数量极少。念书人参加八路军，都去当干事了，很少有几个人去当参谋。但中国古代的文人从军，基本上都是作参谋的行当，那时候哪里有什么“干事”这一行哟？
现在的参谋行当，五花八门，分得很细，作战参谋、侦察参谋、训练参谋不用说了，参谋工作的基本三大行当。除此以外，常见到的，还有通讯参谋，主力团设置一个“通讯主任”的职务，其实就是通讯参谋的翻版。还有警卫参谋，或者说参谋的警卫职能，那些司令员、副司令、参谋长出去，一起同行的参谋同时就具有警卫保障首长安全的职能。不可缺少的还有军务参谋。抗战期间晋察冀不叫“军务”，叫“队务”，抗战胜利后改称为“军务”。
一个司令部作战科参谋下到各主力团，一定会得到有关人员编制、干部战士伤亡及补充情况、部队武器装备的缴获、损失、补充的数字，还有每次战后的部队总结报告等等，这些材料和统计数字都会保存在有关参谋的手里，这些内容都叫做“军务”。作为部队的高度机密，军务机密绝不能丢失。还有在自己辖区进行动员征收新兵，对地方游击部队和基干民兵进行训练指导，将部队多余的武器弹药移交给地方，也都属军务参谋的工作职责。
这些参谋工作别看五花八门，热热闹闹，但只能有两部分人所组成，一种是经验型的；另一种是知识型的。
经验型的参谋都是行伍出身，从战斗部队中选拔出来的，很多人当过连排长（注：红一师没有“营”这一级，最早的独立团三个参谋，一参谋肖应棠、二参谋马辉，马辉改任特务连连长后，接任的二参谋熊招来，都是1955年少将），但这些经验型参谋很多都不大识字，只能被称作“武人”，不是中国历史上那种“文人参谋”。
知识型的参谋属“科班”出身，是从军校里系统学出来的，有资格被称作“文人”了。国民党正规军校分为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后勤）五个科目（还有一个特设的宪兵科），能系统掌握其中的一个科目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分区的抗战干部参谋，起码有三个参谋当过副营长，作战科李青川、李铁石、侦察科崔喜峰，都是有文化的干部）。
一个从科班走出来的军校毕业生，又能在基层部队干上几年，熟悉了战斗部队的指挥经验，这就是能文能武的优秀人才，八路军里，像这样的全能人才少之又少。你们的李校长（当时的冀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李青川）就是这样的全能人才。
其实在一分区，像李青川这样从国民党军校毕业，在战斗部队有过带兵经验的干部还有几个，比如在一分区当过教导队长和团参谋长的晨光，被郭天民任命为五旅副旅长。还有当过营长、团长多年的宋学飞，被郭天民任命为宣化警备司令。1941年梯子沟突围时牺牲的参谋、侦察连代理连长胡尚义也是军校出身。
郭天民说，行伍出身的经验型参谋我们不愁，不管他识不识字，让他在首长身边出个主意、跑个腿去传达命令还是可以的，尽够用了。但缺就缺在知识型的参谋很少，念书人参加了八路军，都去唱呀、跳呀、宣传去了，很少能有几个人参加到军事这一边来。
我们就是要给参谋这个行当挖来一些能懂军事的念书人，补上不足的这一块。
从青年学生中选拔合适的人才从事参谋工作，应该出自这一理念。
郭天民是不是也在1940年初讲过这一席话，我无法进行核实考证，我用他1946年的讲课内容去代替他在六年前的会议讲话内容，显得牵强。但能有这个思想，就足够了。
1940年6-7月间徐德操来到平西，接任挺进军参谋长，将杨浩从挺进报编辑调任挺进军参谋，是不是出自“知识型参谋”这一考虑？我不敢肯定，但是从徐德操对戈焰谈话的内容上看，既然谈到了他主持的晋察冀参谋会议，应该有这一因素在里面。
中国有句老话：“英雄所见略同”。郭天民和杨成武都是晋察冀八路军里的英雄人才，他们的许多观点是相通的。1946年1月，国共和谈在重庆签字后，聂荣臻司令员在晋察冀大张旗鼓复员军队，率先走“和平建国”的道路，当时只有郭天民和杨成武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搞大规模裁军。在参谋人员的任用上，杨成武也与郭天民出奇地相似。
其实在一分区范围内，杨成武早已经看到了过去的参谋没有文化的这个缺憾，但1939年的八路军里，已经找不到李青川那样从国民党军校出来的毕业生了，只能从参加八路军的学生中自己培养。杨成武在一分区作战科安排了周自为，从见习参谋干起；在侦察情报科安排了韦统泰，要他先去宋学飞的二十五团锻炼，这二人都是从没有打过仗的学生出身。
严格地说，后来在训练科李青川手下的杨浩，并不是一分区领导安排的结果，杨浩是在平西挺进军被领导安排当参谋的。一分区要来后安排在训练科，保证自己的部队和机关干部的军事训练。这样，一分区司令部下属的三个科，都各有一个学生兵被培养成参谋。1942年徐德操到一分区，所做的最大变动是将训练科与作战科合并为一个科，李青川任科长。
与中国历史相比，特别与八路军的对手日军相比，八路军重视参谋的作用远远不够。八路军的参谋往往是军事领导人“传令兵”的升级版，不过有了个干部身份。日军的参谋因为都出自陆军大学毕业的精英，所以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可以参与制定作战计划，因此对作战的细节了解得更加准确。而八路军的参谋在作战会议上是绝对不能“动嘴”的，只能听着。
日本的军制主要效法德国，非常重视参谋的作用，这一点与中国的古代十分的相似。日本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只有优秀者才可以被选拔去当参谋，而当参谋又是在未来被任命为高级官职的必要条件。日军大=本=营设参谋本部，各方面军（各军）设参谋长、副参谋长、主任参谋、高级参谋各一人，下面设参谋若干人，以资历依次递升。
世界各国（包括日本本国）在战后几十年对日本军史的研究中，几乎均承认战时中日军参谋提供的见解是决定性的。1939年11月日军在黄土岭战斗中被围困，最高指挥官阿部规秀被打死，日军空投下一名高级参谋来指挥日军的反扑突围。这在参谋并无实际指挥权的八路军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1938年，为了有效控制察蒙地区的防务，日军成立了独立混成第2旅团，进驻张家口。这个旅原设想自己是在察蒙大草原作战，但想不到还要接管110师团在涞源县和平西地区的军事防务。在同八路军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和平西挺进军交手之后，这个第2旅团发现自己对山地作战是个生手。
第2旅团当即派出几名参谋，对山地作战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对策，迅速编写出了山地作战教学大纲，在宣化大校场兵营对日军骨干进行培训。1945年底，冀察八路军占领宣化大校场之后，面对日军编写出的山地作战教材赞不绝口。当时八路军的参谋人员绝对不具有这个实地考察并迅速研究出对策的军事技能。
我再以有着“谋=略=大=师”的石原莞尔为例，他看问题冷静深远，他为关东军制定了侵占中国东三省的作战计划，一战成功；他坚决反对芦沟桥事变后扩大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提出了“日本再战必亡”的战争前景；早在1942年，他对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提出“没希望了”，他已经清楚看到了日本的末日。
当然，日军“成也参谋，败也参谋”，那些坚持侵略方针，志=大=才=疏、利=令=智=昏的日军精=英参谋最终占据日军参谋部，排挤走了石原莞尔这样的“清醒派”，制定下导致日军最终走向灭亡的侵略国==策。
考察晋察冀八路军的参谋工作，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好在我预先说过：这是一段不成功的史海寻踪的研究过程。由于史料的缺乏，我无法再深入进行挖掘下去，只能将目前已经到达的地步做一个展示，有待于后来者进行更深入地研究。
再次强调：我的观点和我所掌握的史料不一定准确，不能将我讲的故事都当作历史事实，上面谈的这些内容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