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史研究——从1940年初的晋察冀参谋会议谈起（上）

 您别笑话，这个皮挎包的皮带很长，我刚上小学时一度曾想用它来作我的书包，因为它比我那个帆布书包要神气得多。几十年之后我才知道，这是八路军参谋人员的标准配置，一把驳壳枪，从右肩向左斜挎；而皮挎包从左肩向右斜挎，这就是当年参谋人员十分标准的“十字挎”。我查了一下，只有日本军队和八路军的干部中有过“十字挎”，国民党军队中从没看见过有这么挎的。

 我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挖掘这段历史细节。

1940年，一位原本善于拿笔杆子的挺进报编辑，突然被领导上调去拿枪杆子当参谋，而且一干就是四年多时间，这本身就充满悬念——原因是什么呢？直到1944年，这个参谋的顶头上司，一个有着国民党军校毕业资历的作战科长改任教导队政委，这个参谋也随之改任为大队教导员，从此离开了参谋的行列。

谁都知道，在战争年代，军事职务和政工干部，体现在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就是参谋和干事，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职务系列，俗称“隔行如隔山”，这两个系列的干部是很难进行角色互换的。绝大多数的八路军干部，一开始被任命为干什么，以后终身都在干这一行当，改行跨出这个行当的也有，但为数极少。八路军组建一支主力部队，一般都是军事干部由军事主官来任命，政工干部由政工主官——即政委来任命，双方任命各自系统的干部，互不干涉。

在晋察冀范围内，这种情况特殊一些，因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是聂荣臻，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是杨成武，1940年以后的晋察冀五分区、1941年以后的晋察冀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都是邓华，挺进军的情况也是这样，由于被中央任命的挺进军政委陈漫远从未到任，所以在挺进军存在的三年间，挺进军司令员肖克一直在兼任政委的工作。

起码聂荣臻、杨成武、邓华都是政工干部出身，以后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所以他们看待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的分界线不那么严格，可以根据需要灵活任命。在司令员和政委是同一个人的情况下，最大的长处是可以自己一个人就说了算，而不必跟什么人商量。所以，最高军事和政治主官可以根据一个干部的长项，灵活调整他是当军事干部还是政工干部。

我以我比较熟悉的一分区为例，这种在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之间互换身份的干部很多，而且大都是红军资历的领导干部。

比如从连指导员晋升为营教导员的郑三生，从一分区政治部青年股股长改任营教导员的潘永堤，都是因为发挥出指挥作战的才能而改任营长。类似的情况，连长兼指导员的张英辉晋升为营长；不愿当团政委的陈海涵改任军事干部，担任雁北指挥所参谋长。到了解放战争期间，前线指挥员大量伤亡，政工干部接任军事指挥权成为很平常的事情，被石坚写文章批评过的指导员毕鸿恩，以后在担任营教导员时因营长牺牲接任营长，他牺牲后，营教导员姚雪森再接任营长。

注意到一个规律没有：基本上都是从政工干部改为当军事干部，掉过来的，从军事干部改为当政工干部的，仅有一例。谁？李青川。一个原国民党军校出来的宪兵（宪兵在国民党的军校里单列一科，与“步炮骑工辎”五科并列），原本只能任职军事系列，结果却阴差阳错，把他弄去了当政委，一个对他来说是“驴头不对马嘴”的行当。事实证明，他根本就不称职，他连什么是“政治工作”都不清楚，实际上真是白白糟蹋了那个职务。

这个从国民党军校出来的老兵因为是“科班出身”，又深得杨成武信任，所以从副营长改为当参谋，以后担任司令部机关的领导职务后，他手下也有一大帮参谋，这一次我就谈谈晋察冀八路军的参谋工作。

李青川“发迹”的时间是在1940年的春天，赵玉昆叛变后不久，李青川先是被发展入党，然后晋升为队列股长，专门从事一分区八路军各主力团的军事训练工作。

而有助于李青川从一个普通参谋晋升为股长，以后又进一步升为科长的动力，源自晋察冀军区召开的一次参谋会议。

由于这次晋察冀参谋会议的推动，1940年春天，晋察冀八路军各军分区参谋人员的配置都已经齐全，距狼牙山一分区不远的平西挺进军，一个原本拿笔杆子的编辑也被调进挺进军司令部改当参谋。

很长时间，我一直在寻找晋察冀军区以司令部名义在1940年初召开的参谋会议的有关详细记载，但可惜一直都未能找到。

有关这次参谋会议召开的信息，出自1943年春天，一分区参谋长徐德操对戈焰的亲口讲述，四十多年后，戈焰又亲口讲述给我。但搜寻史料来进行证实却成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找不到史料的根据。

晋察冀军区，由于1941年、1943年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两次大扫荡，八路军方面的原始文件丢失很大。为了轻装行军躲避过日军的搜寻，很多晋察冀八路军的文件都被埋藏在地下，所以，1943年以后的文件保存下来很多，1941-1943年之间的文件就没那么多了，1941年以前的文件尤其罕见，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出土文物”。

1943年春天，具体在五月份前后吧？详细日子讲述人戈焰自己也记不清了，但她在给我讲述时肯定地对我说：那个时间是在满城县日伪军进攻一分区在满城县、完县的根据地之前，她们这些文职干部被疏散隐蔽的时候。

由于对当时抗日根据地青年妇女大批出走进行说服无效，看到空洞的大道理敌不过现实的力量，戈焰承担的说服工作被杨成武果断叫停。戈焰原本就不属于满城县的管辖干部，她属于原西北工作团干部，经在华北联大、当年也叫“晋察冀联大”学习之后，接受晋察冀统筹分配的干部。她在一分区满城县的工作，属临时性派遣工作，暂时受满城县委的领导。她的这个工作不管成功与否，结束后，还要接受晋察冀的干部统筹分配。

当年的待分配干部，统称为“党管干部”，因为负责干部分配的组织部隶属于中共晋察冀分区。至于是分到军队——即晋察冀军区，还是分配到其他政府部门或党的各级系统，则要看自己的选择和上级的批准再定。当年的基本原则是，如果自己看上了某个部门，向组织部打个招呼，组织部一般都不加阻拦，会很快批准。

当时日伪军对满城县根据地的大举进攻迫在眉睫，战争的风雨欲来，满城县形势日趋紧张，到处都在调动部队积极备战，显然，满城县是绝对呆不下去了。

到哪里去好呢？

恰好在这个时候，戈焰在满城县很熟悉的一个参谋，向她推荐了自己曾工作过的地方——挺进报社。挺进报以前隶属于挺进军管辖，挺进军被撤销后，挺进报由冀热察党委代管，没有被撤销。那里是知识分子干部较多的地方，管理又较为灵活松散，不像在部队这么紧张，还在物资和粮食供应上受到上级部门的多方关照。像戈焰这样喜欢写作的干部，到挺进报一定会大有作为。总之：挺进报是个好地方哪。

接受了这个推荐的戈焰从满城县回到易县周庄的一分区司令部，她的分配调令还要向晋察冀组织部汇报。当时正在一分区司令部的参谋长徐德操，听说戈焰选择了要到平西挺进报去，于是又一通海阔天空地宣传：你的选择没有错，平西是个好地方哪。

几十年后的那个冬日的傍晚，在并不寒冷的西安市的陕西省委党校院内，戈焰模仿着那个参谋和参谋长徐德操的话音，然后是“咯咯”一阵笑：“还真把我给说动去了。”

其实那一次戈焰并没有留在平西，而是最终去了平北地区。因为挺进报社最终被平北地委接收，挺进报全班人员，除了原社长张致祥（当时任平北地区行署专员）带领少部分人员合并到晋察冀日报，张致祥留下担任晋察冀日报社副社长，其余大部分人员，包括戈焰在内，都从平西跋山涉水去了平北。正是在平北，戈焰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

满城县那位给戈焰出过主意的参谋有个外号，因说话办事为人直率没有心机人称“大炮”。巧合的是，戈焰的脾气性格也是如此，当年在一分区人称“小钢炮”（不知道以后她这个外号还是否存在）。直率且没有心机的人，说话就直截了当，于是戈焰就直接向徐德操发问：那位杨参谋在挺进报干得好好的，是个拿笔的材料，你们为什么不用其所长，而要他去拿枪杆子当参谋呢？

于是徐德操当时就说了1940年初，曾经召开过的“晋察冀参谋会议”那一席话，晋察冀军区要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大力发展完善自己的参谋队伍。戈焰说，这中间徐德操讲的许多军事安排和规划部署都是她所听不懂的，她只记了个大概，告诉给我。

作家杨沫曾说过，搞文学的人有个最大的长处，就是对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能记住其中的细节。这是其他那些没有经过文学修养的人所不具备的长处，同样经历过的一件事情，搞过文学或有文学素养的人会观察得更细致一些，记忆的也更牢固一些。

戈焰这些强健的记忆得益于自己的文学特长吧？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这次晋察冀参谋会议的详细记载，但除了在一分区史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历史印迹，在晋察冀军区、其他各军分区都找不到蛛丝马迹。

我至今知道的：1937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山西省灵丘县平型关战斗后，10月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向东边的河北省境内发展，一直都是在“摸黑”前进，原因是没有任何的作战地图。杨成武在蔚县一所中学里找到一张察哈尔河北省地图，于是这才结束了“摸黑”的阶段。

1939年5月的大龙华战斗，一分区缴获到了一批日军的文件，其中包括精细的日军作战地图：不仅村落完整，道路清晰，而且山地有等高线，河流有水源分布点网，连人口密度都有标注。

如果说这批日军文件在延安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那么这些日军地图在八路军总部引起朱德、彭德怀、左权这些军事领导人的高度震惊。当时八路军总部领导在身边的一二九师做了个调查，发现许多团营干部竟然不会看地图，为各级领导配备的参谋也是如此。

此时正是1939年底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之后，深感到自己部队参谋工作薄弱的太行八路军总部，向晋察冀军区发来指示，要晋察冀军区尽快召开一次参谋会议，然后向各军分区推广，以提高自己的参谋素质。

据说，晋察冀军区尚没有召开参谋会议的经验，于是由军区参谋长聂鹤亭（或者是副参谋长唐延杰）出面，向在晋察冀地盘上的抗大二分校求援。抗大二分校派出训练部长（抗大二分校校长陈伯钧也称作军事部长）徐德操，参加了这次在阜平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召开的参谋会议。

徐德操是这次晋察冀军区参谋会议的主要主持者。

曾经在参谋长位置上干过许多年的的郭天民，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据说主要是讲参谋工作的要点。

郭天民是湖北佬，湖北黄安人，据说是唐代大将郭子仪的后代，郭氏宗族的长房长孙。郭天民1925年参加农民运动，1926年考入黄埔第六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上过军校，郭天民成为“老参谋长”，先后当过教导队长、红八师参谋长、江西军区参谋长、罗炳辉第九军团参谋长兼第三师参谋长。郭天民在红军时期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三十军参谋长，军长程世才，抗战时期在晋察冀给肖克挺进军当参谋长；政委李先念。

有意思的是，不知道是不是巧合，1940年初的时候，当时正担任挺进军参谋长的程世才恰好也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谈工作，当时也赶到了会场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在这次开会的之后，兵力并不雄厚的挺进军拿出了老本，在自己三个团的家当中动用了两个主力团，甚至连军部警卫连都拿出来了，几次进军平北地区，开辟平北根据地。程世才改任平北军分区司令员，此时正在主持晋察冀参谋会议的徐德操，接替程世才担任挺进军参谋长。

参加这次会议的领导人还有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吕正操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这么多高层的晋察冀、冀中、挺进军领导人都聚集在这里，怎么那么凑巧？他们一定再商量什么大事？什么重要的大事，把这些八路军的顶尖领导人都聚集在一起？

这件不得了的大事，就是晋察冀军区和冀中军区组建远征支队，驰援晋东南的太行八路军总部，举行“反顽”战役，由军区司令员亲自带队。

挺进军因兵力匮乏，可以不必组建远征支队，但要组织兵力，在这个时间内啃下“平北地区”这块硬骨头，建立根据地政权。

从一分区回到晋察冀军区的陈正湘，据说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的参谋重要作用的讲话。

有关吕正操，还有一个细节要讲。

晋察冀和冀中八路军参加晋东南战役，吕正操和聂荣臻始终都在一起，已经离开了一分区的陈正湘继续在指挥一团作战。其间，聂荣臻向一团一个营长（张英辉）下作战命令，在地图上指出了几个地名，张英辉记住了这几个地名，然后敬礼要走。

刚参加了晋察冀参谋会议的吕正操奇怪地问聂荣臻：你的军官怎么连地图都不画？因为标准的参谋教程规定：上级按照地图下达完作战命令之后，下级军官要按照上级的地图标示在自己的地图上标出地名，以免出现误差。如果地图不够，只上级有地图，下级没有，下级要在白纸上标出地图的概形，特别要标出地名。

吕正操是东北讲武堂出身，日本军队的教程训练出来的，所以中规中矩，对晋察冀土八路这一套感到惊奇。于是聂荣臻急忙解释：“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工农干部，没上过学，你别看他没画图，脑子里记得清楚着呢。”

再回到晋察冀参谋会议。我至今对这一次会议的具体会址不详，具体召开的时间不详，参加会议的参谋人数不详。至于平西挺进军、一分区都派了多少人？哪些人？参加了会议，也至今都未能搞清楚。

我们所得知到的，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聂鹤亭参谋长在这次会议上讲了话，并布置各军分区的下一步行动。

杨浩跟着挺进军参谋长程世才参加了这次会议，但他的身份当时还不是参谋，是秘书，担任会议的记录工作，返回挺进军后向肖克司令员汇报。

杨浩担负挺进报的工作实际并不长，1939年底，到挺进报工作没两个月，就被当时担任挺进军司令部秘书长的杨春甫调过去，兼任秘书工作。程世才第一时间就凭着熟悉的乡音，认识了这个湖北老乡。两个人的湖北家乡相距不远，只隔着一条平汉线铁路，口音上都一样。这次来军区参加参谋会议，程世才把杨浩带着一起来了，为的是担任会议的记录工作。

一分区来参加会议的是参谋长黄寿发和参谋李青川，李青川担任会议记录。回到一分区后，李青川根据会议记录向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作了汇报。为了落实会议精神，一分区在1940年的3月23日，我猜应该在这次军区会议的一周后左右的时间，一分区也召开了参谋会议。会议的内容据说主要是传达和学习郭天民有关重视参谋工作的讲话精神。

 一分区随即召开参谋会议。认识到参谋工作的重要性，也认识到李青川是个难得的科班出身的参谋人才，会后的李青川好事连连：一、被光荣发展入党；二、提升为队务股股长；三、为一分区训练一支能拿得上台面的、能举行分列式的检阅部队。

平西挺进军召开参谋会议的时间也大抵与一分区相当，可惜没能看到有关挺进军召开参谋会议的文字记载，在一些挺进军干部的回忆录中也不见记载。

但我们知道的，挺进军随即在1940年上半年三次向平北地区进行部队渗透，挺进军司令部甚至连自己的警卫连都拿出来了。杨浩原本是准备上平北的，他的三个老上司都去了平北：程世才担任平北军分区司令员；杨春甫担任平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挺进报社长张致祥担任平北地区行署专员。

但关键时候，他被一个关键人物留了下来，正式担任挺进军司令部参谋，是谁把他留在了平西？

新上任的挺进军参谋长徐德操。

故事开头讲到的那个皮挎包，就是那时候发给他的。这个皮挎包很实用，皮挎包里首先装的就是地图，徐德操是“外来的”，他对平西的地理地形和部队分布，以及后来对一分区的地理地形和部队分布都不熟悉，离不开地图。这些地图有缴获日军的，有晋察冀军区油印发下来的，还有自己手绘的。

当时给他的一个最重要任务就是为领导“讲地图”。

实际上他也从未上过军校，可有文化就占据先机，很容易就无师自通学会看地图。不仅看，还学会手绘地图，影响到我，对地图的分析研究也是数得上的，在研究晋察冀战争历史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地图分析，而且要精确到每个村子。

除了地图，还有各部队，包括各主力团和地方游击支队的统计报表和情况概要。这些都是参谋长徐德操随时要查问的。

还有一个专门为徐德操起草命令、写战后总结的拍纸薄，也是缴获自日军的。我企盼有一天晋察冀八路军的全部历史文件能都解密，那时候我将会看到，有些挺进军和一分区司令部发给晋察冀军区的若干文件，虽然短短数言或寥寥数笔，应该是出自我老爹的手笔。

当然还有他为挺进报写文章的手稿，以及报刊中重要内容的剪报，这些手稿和剪报甚至比我父亲的寿命还要长久。

俺家老爹为徐德操的第一次效力未能长久，几个月后的1940年12月，平西地区发生大规模民众暴乱，身边只有一个团的挺进军危在旦夕。杨成武接到聂荣臻命令后，带着一分区主力部队冒着风雪星夜驰援，赶往平西。

暴乱平定后，杨成武返回狼牙山一分区，临走时，也顺便捎走了平西的一批“自愿到一分区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此时，在刚结束的涞灵战役特别是东团堡战斗中，一分区损失巨大，对人员的渴求是第一位的。

反观平西挺进军，当时，连自己生存都成问题的挺进军领导人肖克，正在军事、粮食、被服上有求于杨成武，所以虽然得知平西的许多干部被杨成武带走，依然选择了积极配合，不予阻拦的合作态度。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民政部副部长章明，就是那一次从平西来到一分区的干部之一。她形容当时的肖克和徐德操，对眼前一些知识分子干部的离去，是虽然得知，但“莫敢言语”。

以后，回到一分区的参谋杨浩，直接领导人是参谋长黄寿发，但顶头上司始终是科长李青川。

一年后撤销挺进军编制，肖克改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狼牙山一分区和平西十一军分区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徐德操与黄寿发对调，黄寿发属晋升，从军分区参谋长晋升为军分区司令员；而徐德操属略微下调，参谋长职务未变，但是从挺进军参谋长改为了军分区参谋长，下降了一个档次。

我一直都认为，这一高层领导人的人事调动是徐德操与肖克商量的结果，徐德操自愿选择把自己下调，到一分区来。徐德操把自己的选择告诉给肖克，由肖克在军区司令部推动实施。否则，如果按照晋察冀军区领导人的本意，会选择一种对各方面都惊动最小的调动方式，徐德操会留在平西原地不动，黄寿发也留在一分区不动。

在没有看到有关的历史证据之前，这一切只能是个推论。可惜徐德操去世的早，没能留下回忆录来，肖克更不愿在回忆录中细谈挺进军这段经历。我曾设想，如果徐德操能评选在自己军事生涯中身边的最佳参谋，俺家老爹绝对能以“全能”的优势入选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