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3年晋察冀八路军内部矛盾谈起
1943年的上半年，一分区曾有过一段乱象，这就是发生在一分区的杨成武、徐德操之争事件。在这场杨、徐之争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很复杂的晋察冀背景，我曾用了几年时间，试图摸清这背后的矛盾脉络。这一次展示的内容就是我的摸索结果。
这一次要讲的内容，明显超出了一分区的范围，要讲的是有关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以及挺进军的一些内容。或者说，事情发生在一分区，根子却在晋察冀领导机关，时间的跨度也涉及到解放战争时期，所以不再叫“一分区史研究”，而叫“晋察冀史研究”。
这一次由于文字很多，几万字，我分几次来讲，每一次单列出小标题。
一位老朋友是阅史无数的老手，当然是属于那种自己不大动笔，却喜欢看、喜欢琢磨，也能琢磨到点子上那种“老奸巨猾”或“老谋深算”之辈。这位朋友说，你写的“一分区史研究”系列文章我都仔细都看过了，大致上都架得住推敲，堪当大用。尤其你对1939年、1940年、1941年一分区的几场大战斗所做的史学分析，整个论证过程基本上是可以令人信服的，但也仍有许多不足之处。
比如：1942年到1943年上半年的那一场一分区杨徐之争，最后以徐德操被调走结束了这场争斗。但杨徐之争，并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情，深刻映射出了当时晋察冀八路军上层的内部矛盾。你从来没有深入分析研究当时晋察冀八路军上层的内部矛盾。所以看到你的谈一分区的杨徐之争，就事论事，没挖掘背景，就显得有些薄弱与简单化。
朋友说，细观1942年、尤其是1943年上半年的杨徐之争，杨成武在一分区“斗徐”，不仅是为在平西受处分被撤职的黄寿发鸣不平，而且主要也是为了维护自己在一分区的根本利益，为晋察冀八路军上层的某些人对自己的“算计”鸣不平。李志民正是清楚看见了这些矛盾和这个不公正，所以在当时坚定站在了杨成武一边。
由此可见：杨徐的一分区之争，不过是晋察冀八路军上层矛盾的一个反映，一种表现。而且，既然是反映，是表现，就一定存在着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存在着一个晋察冀矛盾在一分区的焦点。因为这个矛盾和这个矛盾的焦点，杨、徐这两个人绝不能在一起共事了，所以非要将徐德操调走。
这个杨徐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到底是什么？或者这个反映着当时晋察冀八路军矛盾的焦点到底是什么？你可能谈了，但没有谈透，或谈的不够深入。
的确，这段历史我以前多次谈过，也许有些顾忌的缘故，我很少像“入木三分”那样深入分析去谈，只是点到为止。因为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这段一分区历史，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尤其是晋察冀八路军上层的人，实在太多了。比如当时晋察冀八路军的高层领导人聂荣臻、肖克、郭天民、程子华、刘道生，更不用说杨成武、黄寿发、徐德操了。深入去谈，会触及到一些矛盾的焦点，引起许多当事人后代的不快。他们中一定有人不愿意深翻这段历史。
你看看《聂荣臻回忆录》、《杨成武回忆录》、《李志民回忆录》、《程子华回忆录》、《肖克回忆录》、《王平回忆录》就知道了，当年的这些晋察冀八路军上层的内部矛盾斗争，都被紧紧实实的严密封锁着，回避不谈。这就是共产党回忆录中最具缺陷的一面：要维持共产党军队内部一个“团结”的形象。这也是有些历史过程可以泛泛地谈，点到为止，却不宜深谈的主要原因。因为深谈就暴露出了自己的“家丑”。
至于中下层干部不去谈这段历史，其实还有另外的原因：当年身陷在其中的许多历史人物，1942-1943那个年代里自己也是稀里糊涂的，身不由己。他们只是跟着领导的部署、跟着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发展随波逐流，自己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而晋察冀八路军的上层干部是不会将自己内部的矛盾暴露给中下层干部们的。所以中下层干部们相互搏击了许多时间，却浑然不知自己是上级干部内部矛盾斗争中的一枚棋子。很多事情是在许多年后，经过历史事件的拼对和反思才明白过来的。
当时的一分区内部，祖辈的家都住在方圆几里地之间的那三个湖北佬，彭、周、杨三人，1942-1943年都身不由己，被卷进了一分区那段八路军内部的矛盾漩涡之中。彭、周不用细说了，两个人都是杨成武的铁杆支持者，忠实部下；杨则是杨成武的对立面徐德操的属下，无意之中被卷进这场一分区内斗，成为一个被四处摆放的棋子。而他自己却对这几位领导人之间的整个争斗过程浑然不知内情。
此事发生的六年之后，1949年底，全国解放，解放军和平接收北平。彭、周、杨三个人在北平、后来的北京再次相聚在一起，并一起搭伴返回湖北老家。那时北方到湖北这一段刚解放，战争的硝烟还没有完全褪去，从北京到汉口这段平汉线铁路的沿线，炮楼、战壕这些战场遗迹随处可见。由于不断为南下的军用列车让路，所以这趟列车走得很慢，慢慢吞吞地走了两三天时间。
尤其火车经过高碑店到保定的那段铁路，他们三个人紧紧盯着车窗西边空旷的野外，心里百味杂陈，久久没能说话。
这个地方，他们在战争年代前后十年，多少次从这里通过铁路，多少次眼看着火车从眼前驶过，那时的平汉线列车还被控制在日本军队或国民党军队的手里，他们只能眼看着，自己却坐不上。现在，他们终于乘坐上了这列平汉线列车。
在这次一起回家的列车上，这三个人有了更多的交谈的时间。经过多次交谈，彭、周二人才将当年，1942-1943年一分区的这段矛盾斗争和内情和盘托出，告知丝毫不晓得这其中所以然的杨浩。
从湖北老家回来之后，1950年在北京，徐德操当时从六十八军调出，正在四处召集旧部，奉命筹建华北空军。此时杨浩有机会与当年抗战期间的老上司再次见面，再次谈起当年一分区的矛盾斗争后面的种种内幕，徐德操听后，一改往日直言快语的火爆脾气，闷头干坐了半晌，沉默不语——他的确像黄寿发一样，无力与杨成武和李志民支持的那些政治部的秀才们对抗。
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来分析，当年与杨成武的地位相差无几的徐德操参谋长，自己也是一枚棋子，但杨成武绝对不是棋子，他是棋手，是一个被迫应战，但极力反击并取得成果的棋手。
徐参谋长不是杨司令的对手，往好了说，徐参谋长不善权谋，所以才处处居于下风；往不好说，徐参谋长和杨司令这两个人，一个是棋子；另一个是棋手，在棋局上差着很大的档次。杨司令心里明镜似的，每走一步都是在细细部署之下进行；李志民副政委、徐德操参谋长，虽然都是当年事件中的主要当事人，是反映这场晋察冀内部矛盾的重要棋子。
棋子与棋手的区别，棋子是被动而为之的，自己并不决定自己的命运，一切听凭棋手的摆布；而棋手却是主动而为之的，棋手对自己的每走一步都目的明确，他调动的那些干部，有如调动一颗颗棋子。所以，李志民、徐德操虽身居高位，仅比杨成武差一个台阶，但他们二人却各自被背后的棋手摆布着。在这场棋局的对决中，杨成武、李志民是得胜的一方；徐德操是失败的一方，不得不淡然离开了一分区。
徐德操走，原本“徐系”的干部都被留在了一分区，被杨成武吸收消化，安置在各工作岗位上。如果当年徐参谋长坚持不离开一分区，不去参加延安“七大”的晋察冀代表团，那么1944年的一分区司令员非徐德操莫属，徐系的那批干部们将会在一分区范围内得到重用，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分区这段历史将被改写。可能也不会有今天我在这里的历史反思。
1943年徐德操离开一分区，标志着在这场晋察冀八路军上层的内部矛盾争斗中，杨成武在聂荣臻的支持下得到了初步的胜利。但矛盾并没有因为徐德操的离开而停止，以后还在继续展开，并有了一个新的面貌。
实际上今天回顾1942-1943年“杨徐之争”中的诸多矛盾，其实都在“可以容忍”之列，没有到激化的地步，杨成武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非要赶徐德操走不可。平西黄寿发被撤职，杨成武虽然难以容忍，但这事与已经调到一分区的徐德操无关，杨成武是明白人，不是混不讲理的人，他不会把对黄寿发事件的不满，转嫁到毫不知情也毫无关系的徐德操头上去。
这中间一定出了一件事，导致杨徐之间的矛盾激化，以致杨成武难以容忍，非要将徐德操调走不可。
所以这位朋友说我：你过去谈这段历史，好像在回避矛盾，把这段历史过程的主要点给淡化了，没有将“杨徐之争”的这件矛盾所真实反映的晋察冀八路军上层的矛盾交集点或矛盾焦点讲清楚，给这段历史留下了一个哑谜。好像为屁大点事，为了让黄寿发回来，杨成武突然非要把徐德操赶走不成，这背后其实一定另有深层次的故事。把“杨徐之争”背后的真正原因——晋察冀八路军上层的矛盾讲清楚了，你这1942-1943年这段一分区历史才算搞清楚了。
其实，这个杨徐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我谈到了，但没有拿出来单独谈，这个根子，就是1942年下半年的一分区满城县三团的领导权之争，以及1943年上半年的晋察冀军区领导对一分区领导位置的安排。
正是因为这两件事情的发生，触及到了杨成武可以容忍的底线，杨成武忍无可忍，没有退路了，这才导致杨成武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调动一分区政治部收集徐德操短处，然后向晋察冀军区聂司令密信上报。写信告状，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这个手段的目的只有一个：将徐德操调走，确保杨成武在一分区的这块地盘不受干预。
在这场内部的争斗之中，杨成武得到了当时一分区副政委李志民的坚定支持，这使得杨成武在这场内部斗争中得到了胜利。我从头细谈这件过程的始末。
本文的话题和研究内容不见于任何的晋察冀历史之中，但这些内容在晋察冀历史上真实的存在过。这一次我尽可能谈细一点，谈透彻一点。
作为民间学者和自由研究人，我的观点不代表任何官方机构，我只代表我自己，我这里仅是一家之言。而且，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所以缺点和错误应该不少。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所有人物，都只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研究对象，同我、我的家庭、我的先辈均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关系，所以我不会吹捧或攻击任何一方。
本文不对任何历史人物带有偏见和倾向，力求客观、公正，一碗水端平，忠于整个晋察冀八路军历史过程的真实面貌。
